2.5　既然逃不出三难困境，那么接受哪一种？

三难困境不是哲学“结论”，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类有理性与知识，这毕竟是生活的常识。如果一个哲学思辨的结论居然违背常识，肯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可是，三难困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由于延伸、循环与终止穷尽了链条延伸的所有可能，我们不能说：“天无绝人之路，还有第四种可能。”相反，我们只能在三种情形中任选其一，并说明它为什么可以接受。三害取其轻。

对于如何在三种情形中选择，哲学家们也相应分成了三派。一派叫“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认为理由的链条应该终止；一派叫“融贯主义”（coherentism），认为链条应该循环；一派叫“无限主义”（infinitism），认为链条应该无穷后退。

现在，我们分别介绍这三派的主要想法。为了方便，我们先考察他们对“知识”结构的说明，随后再回到“证明”与“争论”的公共语境。

2.5.1　基础主义：知识是一座大厦，地基就是起点

顾名思义，基础主义认为知识存在基础。

在基础主义者看来，延续的链条最终会遇到牢不可破的理由。这些理由极其清楚，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会对它们欣然接受，根本问不出“为什么”。就算问了，对方也能立即合情合理地回答“就是如此啊！”基础主义者把知识理解为“大厦”，而大厦的地基就是知识的起点。通常，基础主义者把这些起点称为“基础辩护”（basic/foundational justification）。

究竟什么是基础辩护呢？哪些具体的理由强大到连“为什么”都问不出？很多哲学家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就是其一。当你的意识进行反思，“我在思考”的证据就完整地呈现在你面前。面对一个正在反思的意识，你还问得出“为什么”吗？对于“正在思考”这个简简单单的事实，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在基础主义者看来，当一个证据极完整的时候，就算对方的“为什么”符合语法，也不算真正的提问。

除了“我在思考”这个抽象事实，意识的各种内容都享有基础辩护。

比如，当你在意识中看到鲜艳的红色，“我仿佛看到红色”就极其清楚。关于“看到红色”的全部证据都呈现在你的意识里。或者，你在感到剧痛时，就获得了关于“我疼”的全部理由。此时的你大可喊出，“我真疼啊！”没人会嫌你思虑不周。相反，如果你在剧痛中还认为自己的理由不充分，对于自己到底疼不疼还得继续研究，那才是真疯了。（见图2-4）

不仅意识的感知内容，数学命题同样可以为基础辩护所支持。

前文提到数学公理的证明：学生对平行公理半信半疑，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半天，最后两人双双放弃。这是否意味我们没有完美的数学知识呢？基础主义者并不认输。这个例子顶多说明不存在完美的数学证明，而数学知识依然可能有坚固的理性基础。比如这位辛苦的数学老师，他自己懂得平行公理，认为这条公理简直是“自明的”（self-evident）。对这位老师而言，当他在脑中理解平行公理时，也就获得了关于平行公理的全部证据。学生不理解，强求证明，那是学生的问题。学生问得出“为什么”“怎么证明”，是因为他脑中并没有对公理的透彻理解。一旦他理解了，平行公理就将和“我思考”一样完整而清晰，“为什么”也就变得毫无疑义。

当然，几何学发展出了不同的体系。平行公理并非在每个体系中都成立。但这是后话，也不影响数学老师关于几何公理辩护的基础性。

一方面，老师在课上讲解的始终是欧氏几何，而平行公理在该体系中的确成立。另一方面，即使平行公理有疑问，其他的公理也可以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很多并非公理的简单数学命题也同样清晰。比如“二加二等于四”。你盯住这个等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绝不会出错。你完完全全地用理智把握了这个等式成立的原因。关键是你相信它成立的原因并不来自更基本的数学解释。诚然，我们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因为二加二等于三加一，而三加一等于四”。可你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的原因不必依赖“二加二等于三加一”。对五以内的加减法你实在太熟悉，每次都得一百分，不需要任何演算推导。

通过“我思”和简单数学，我们能够发现基础主义回应三难困境的策略。那就是：回到意识之中，从意识里寻找最基本的理由。忘掉外部的公共争吵，也别给学生写证明，只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追寻自己的理由链条。

一旦选定了这个视角，“我思”和简单数学的基础性就会适时呈现。

2.5.2　融贯主义：知识其实是一张网

基础主义虽然为三难困境提供比较可行的解决途径，也有很多人持不同观点。

融贯主义认为：知识的真实结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不存在独立的端点。基础主义把知识想象成大厦，融贯主义却把知识看作一张网，其中的每个节点都关联着很多线索。当我们对某个想法问出了“为什么”，永远找不到所谓独立的基础辩护。任何理由，都只能在理性的网络中相互牵制。

那么，为什么意识中的红色感知无法构成“我仿佛看到红色”的基础辩护？红色的感知为“我仿佛看到红色”所提供的理由，又能如何被重新编织到理由的网络中？融贯论者提出了不止一种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方法由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提出。

塞拉斯是20世纪中期著名的融贯主义者。他认为，红色感知之所以无法提供“我仿佛看到红色”的完整理由，主要是因为当我们把这种感觉解释为“红”时，早已使用了“红”的概念。而“红”的概念看似简单，掌握它却并不容易。

怎样才算掌握了“红色”的概念呢？

仅仅对红色的感知经验说“红”这个字还不够。想掌握“红”的概念，你还必须懂得许多关于物体、光线与空间的知识。在看见一只红杯子时，你如果理解“这杯子是红色的”，就需要懂得杯子在不同环境下的特点。比如，我们都知道：如果天黑以后不开灯，你就什么都看不见。而什么都看不见，不改变物体本身的颜色。所以，如果你在天黑时因为什么都看不见就说“这只杯子变黑了”，你也就不懂什么是有颜色的物体。相应地，你也就未能掌握“红”与“黑”等概念。或者，如果你的家人在红色杯子前摆了一株绿色植物，你竟认为“这只杯子又变绿了”，你的家人一定百感交集，觉得你或者是伟大的诗人，或者精神出了问题。

塞拉斯的论点究竟是什么？

原来，当我们追随笛卡尔退回意识的领地时，所使用的语言却依然来自外部世界。理解“这是红色”，就要理解“什么是红色”。而后者要求掌握很多关于意识之外物理世界的知识。简言之，“这是红色”将不再是基础。

所以，当笛卡尔信心满满地说“我看到红色”时，你可以问他：“凭什么你这么确定？你真懂‘红色’这个词吗？”笛卡尔只得回答：“懂啊，因为我看到红杯子时会说‘这是红杯子’，哪怕半夜关灯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绝不改口说‘杯子变黑了’。你看，我懂‘红色’的意思吧？”听笛卡尔这么回答，塞拉斯一定非常满意，“好，你懂，可是基础主义也就输了。”

哲学家们曾就塞拉斯的批评讨论了许久，我们不再深究。这里亟须澄清的，是融贯主义和“循环论证”的关系。

循环论证是理性的灾难。如果我们接受循环，任何人都将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爸爸是玉皇大帝。即便正确的想法—比如“使用暴力是不对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该相互循环地论证支持。融贯论者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如果知识是一张有限的网，那么如果不用“为什么”把人从一个节点逼向另一个，对方早晚会回到之前的某个节点，构成循环。

对此，融贯主义的经典回答是：循环确实不好，但错不在融贯主义，而在“为什么”这种提问方法。

阿格里帕着重讨论的“为什么”是一个线性的问题。线性问题的特点是：一个提问只对应一个答案。“为什么相信枸杞养生？”“因为听到很多人这样说。”“为什么相信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因为某次……”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为什么”时，你只能说出一个“因为”。这是对话的线性规则。

然而，如果网络才是知识的真实结构，相信一件事情的理由就会有很多。比如，当你看到一只红杯子，你相信“这是一只红杯子”的理由不只有“我仿佛看见一只红色杯子的形象”。你的理由还将包括：“我眼神好”“我没闭眼”“当时光线正常”“我懂‘红’这个概念”“杯子出现在桌子上而不是空中，所以这不是幻觉”“我刚才还用它喝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你相信“这是一只红杯子”的原因。单个的“为什么”远远不能揭示这些复杂的理由结构。

而且，正如融贯主义者所言，这些理由之间本就相互支撑。如果你眼神极佳，却看到杯子出现在空中，那很可能是幻觉。或者，如果你看见桌子上有杯子，当时光线却极差，你也难以确定那就是杯子。（见图2-5）理由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原本就是生活的常识。循环论证的问题，在于坚持用一个个“为什么”简化这些关系，硬生生地把一张网拧成了一条绳。

可是就算融贯主义能化解循环的尴尬，也要面对其他难题。

再以“我的爸爸是玉皇大帝”的循环论证为例。就算我们把这个循环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也拯救不了这个命题的荒诞。不管是循环中的一段，还是网络中的一点，错的就是错的。何况我们看到，再荒唐的观点之间都可能彼此连贯，相互托底。设想，甲在相信“枸杞养生”时还认为“我爸是玉皇大帝”，并补充道，“我妈是后土娘娘”。哪怕天天看到妈妈在普通的公司上班，他也坚信妈妈掌管地上的一切。每当被问到枸杞为什么养生，甲会说：“是掌管地上一切的妈妈决定的。”至于妈妈为什么能决定一切，他又会解释，“因为妈妈是玉帝的妻子”，“而我的爸爸是玉皇大帝”。总之，甲的想法不可理喻，却彼此撑腰，构成了一张因为关系混乱反而无比坚固的网。但就算如此，也没人会佩服甲的睿智。我们绝不会赞许他“特别理性”“思想特别深刻”。毕竟，甲的绝大多数想法都毫无理由。

融贯主义最终错在了哪里？

刚刚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观念系统“是否融贯”和它“是否反映现实”是两回事。而只有恰当反映了现实，一个观念才能够是理性的。融贯论者误以为观念间的连贯就是理性的全部。可惜，“网”可以遗世独立地飘在任何地方，根本不向现实负责。基础主义的“大厦”则不同：大厦不仅为知识提供牢固的地基，更把知识扎根在现实之中。

2.5.3　无限主义：千万不要低估人心，人心是无限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无限主义。

无限主义是解决阿格里帕困境三个方案中最小众的立场。无限主义者拥抱无穷倒退，他们认为能够倒退至无限才是理性的光荣。如果甲是著名学者，长期研究枸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枸杞养生”，那么当他反复被“为什么”逼问的时候，就应该不断给出新的回答。反之，如果甲的回答止于某点，或陷入循环，就不算真的有理由相信“枸杞养生”。

道理我们都懂—阿格里帕早就指出终止和循环的问题。可难道无限主义就能因此宣告胜利？我们就该心甘情愿地接受无穷倒退？不要忘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心灵是有限的，有限的心灵装不下无限的理由。既然我们人生中任何一个时段内所想过的事情总是有限的，也就不可能为观念提供无限的理由。

无限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不要低估人类心灵的力量！

的确，我们认认真真有意识想过的事情总是有限的。可人类能在有限的规则中生成无限的理由。当代著名哲学家索萨（Ernest Sosa）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我们都学过自然数，知道怎么数1，2，3，4……也知道1，3，5……是奇数。自然数是无限的，奇数也是无限的。现在假设，有小朋友问你：“世界上有奇数存在吗？”你说：“有啊，至少有一个奇数存在。”对方问：“为什么呢？”你又说：“有一个奇数存在，因为至少有两个奇数存在。”对方不服气又问：“那为什么呢？”你继续回答：“因为至少有三个奇数存在”，以此类推。

在这个对话中，你是沿着下面这个理由链条进行回答的：

· “至少有一个奇数存在”

· “至少有两个奇数存在”

· “至少有三个奇数存在”

· ……

在这个理由链条中，后一项为前一项提供理由。如果至少有两个奇数，那么至少有一个奇数。如果至少有三个奇数，那么至少有两个奇数。当然，这个回答链条比较奇怪。小朋友问有没有奇数，你举例说“1是奇数”就够了。何必欺负小朋友呢？

不过，尽管你的回答不够友好，却不荒唐。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链条，它无穷延伸，每一句话都由后一句话支撑。更重要的，虽然这个链条很长很长，其中大部分句子你从未想过，但你却已经“有理由”相信它们。只要学过算数，知道有“无数个”奇数，你自然就有理由相信“起码有二十七个奇数”“起码有六百八十九个奇数”。

这很像是：当你乘坐地铁时不仅知道自己坐地铁，还有理由相信你坐的不是轮船，不是飞机，更不是航天飞船。当然，你坐地铁时大概在低头看手机，或者睡觉，根本没想自己坐的是不是轮船或飞机。但无论怎样，你依然“有理由”相信这些。如果有其他乘客问：“你现在坐的是飞机吗？”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是！”

总之，无限主义者并不认为有限的心灵容不下无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