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发出“创新史学”的呼吁以来，新史学就成为中国趋新学人前赴后继为之努力的方向和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1世纪。如果联系到新史学发生的欧美，则渊源更深，笼罩力更大。因为近代中国各个阶段形形色色的新史学，大都是欧美史学风生水起的折射。在此背景之下，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海峡两岸的学人还会坚持以建树新史学为标的。这一中心问题，当然引起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新史学为对象的述评、论文甚至专著，不在少数。只是除了讨论梁启超、何炳松的新史学外，大都是用后来新史学的诠释概念论列近代的史家及其史学，而被指定的新史家中，不少人认为史学无所谓新旧，因而从不谈论新史学，更不以新史学家自居。[12]与整理国故毁誉参半的情况不同，除了在一些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外，新史学几乎得到众口一词的赞同肯定。不过，仔细分别，各种以新史学自任的学人，其主张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截然相对，而后人对于新史学的认定，与所涉及史家的自认也有不小的分别。这种现象表明，在普遍认同之下，学人其实是各说各话，新史学已经成为他们表达各自期望和理念的集合概念。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发展变化的进程，不仅可以探视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观念的学人高举新史学大旗所欲达到的具体目标，而且可以了解当代被浓缩在新史学概念下的各种要素。由此理解近代中国的新旧史学及其相互关系，展望未来走向，可以更加深入一层。
一 创新与崇洋
关于新史学的论著为数甚多，可是，究竟什么是新史学，哪些人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新史家，新史学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各说分别甚大。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新史家及其新史学可以大别为三类，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
自称如梁启超、何炳松以及一些趋新师生的团体刊物，他们公开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并且旗帜鲜明地以建设新史学为己任。他指如王国维，王本人从未以新史学相标榜，而当时或稍后的学人却纷纷推许其为新史学的代表。张荫麟也大体可以算在这一类。后认则是后来学人综述近代史学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或撰写近代学术史著作时，用自己定义的新史学概念来指认的史家及其史学，范围相当宽泛。其中一些人或许并不认可新史学这样的名目，至少从来不以新史学自期。本文所论，着重于自称，也涉及他指，至于后认的对象，因为漫无边际，不作为取舍的依据。但是在本文所及时段内一些后认的行为本身，涉及当时学人对新史学的理解和认定，为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也在当论之列。这与一般讨论近代中国的新史学集中于梁启超、何炳松等少数人或是用新史学的诠释概念指认论列近代史家及其史学，有着明显分别。
虽然一切概念均为后出，层累叠加往往是自然过程而非有意作伪，可是随意使用不仅容易流于散漫，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来的定义之下，很可能将历史上实有的自称与他指排斥于范围之外，而将有意不以此为然甚至明确表示异议和反对者强行拉入，以己意剪裁史料，强事实以就我，造成历史认知的紊乱。所以，本文旨在依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勾勒自称与他指的脉络，也就是历史意义的“新史学”，至于诠释意义的“新史学”谱系，亦即后来由不断的取舍排序逐渐拉长上溯的条理系统，固然有定义清晰，易于今人理解（或许更加随意）的便利，却难免主观任意，隔义附会，导致关公斗秦琼式的似是而非。
此外，由自称、他指理解后认，还有两重意义，其一，或以为概念创新（包括新设与增加含义）往往由于后认，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上已有的自称与他指，难免误以拾人牙慧为开天辟地，无法真正做到言前人所未曾言。其二，后认包含积淀下来的种种歧义甚多的自称与他指，一旦约定俗成，使用起来看似不言而喻，实则各说各话，难以沟通，容易误解。为了避免随意取舍，尽可能地毯式搜索各种自称与他指的史料，按时序寻绎其内在联系。近代史料繁多，无法竭泽而渔，虽不敢说巨细无遗，但大体已备，除非另设后认的主观为准则，后来者或能有所补充，要想整体颠覆，非妄即枉。对此识者自可体察，其余可以不论。
尽管不是毫无异议，一般而言，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发端者还是首推梁启超。他刊登于《新民丛报》第1至20号（1902年2月—11月）的那篇划时代宏文《新史学》，率先高揭“新史学”旗号。梁启超的本意，不在学术的建树，而是以史学为用民族主义提倡爱国心的利器。这也是他放弃世界主义改信国家主义，试图催生新的少年中国的体现。不过，既然以“创新史学”相号召，梁启超就必须对新史学正面解说，对旧史学加以清理。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一般学人耳熟能详，研究新史学者大都会加以征引，即四病二蔽三恶果。所谓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蔽：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13]
对旧史学的了解算不上深刻的梁启超之所以能有上述认识，得益于他通过日本接触到一些通行的近代西方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新史学》以“中国之旧史”开篇，头一句就是“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梁启超看来，“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以此反观号称极盛的中国史学，从司马迁到赵翼，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史学发达二千余年，却一无可取。用一年前梁启超所撰《中国史叙论》的话说，“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不仅找不到现成的著作可以沿袭参照，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14]。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15]。因此必须发起史学革命以创新史学。
梁启超心目中的参照，不但是泰西学术，而且是泰西的近代学术。古今中外的历史虽然都是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但“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6]。按照这样的标准，梁启超提出了创新史学的界说，第一是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17]显然，在梁启超的进化论框架里，中国的史学被安放在近世以前的古代范畴，由传统而近代的途径，也就是由中国而泰西。而其所参照的泰西新史学，不过是浮田和民以博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史》等欧洲流行书为底本译著而成的《史学原论》。这不仅在欧洲并非史学经典，在日本也只是专门学校的一般教科书。
这样的途径与理念，当时的梁启超深信不疑，并且照此进行了一系列努力。20多年后，对梁启超推崇备至的张荫麟和不无微词的缪凤林分别盖棺论定，总结梁的成就。张荫麟指其此期的贡献除应时政论与爱国宣传外，还有介绍西方学问、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等三点。关于后一方面，他认为梁启超“始倡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其于《新民丛报》中，《新史学》，《中国史叙论》已发其凡；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及《赵武灵王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王荆公传》《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篇中，复示其例。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18]。
缪凤林更详细论列了梁启超“其研究以史学为中心”的著作，具体为：“《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则树立国史之新观念；《国文语原解》则从文字上解释古史；《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等，则为政治史之论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则为中国学术史之创作；《中国国债史》《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等，则为财政史之专著；《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等，则为历史上特殊问题之研究；《王荆公传》《李鸿章》等，则为长篇史传之创著；亚里士多德、倍根、笛卡儿、霍布士、斯片挪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伯伦知理、颉德、达尔文等之学案或学说，则为泰西学术史之滥觞；斯巴达、雅典、越南、朝鲜诸国之小志或亡国史，则为外史之撰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及噶苏士、罗兰夫人、克林威尔等传，则为西方传记之译著；而壬寅论中国、亚洲、欧洲地理大势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诸篇，解释人地相应之故尤详。虽其文多取材东籍，论列亦多谬误，然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界无数法门。”[19]
新史学筚路蓝缕之际，先知先觉的梁启超并非独行者。梁启超创新史学，源于他流亡日本后，接触到日本人士译著的一些反映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新书，有所感悟，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无独有偶，章太炎也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从《新民丛报》看到梁启超多论史学得失，“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不禁引为同道，且愿一身担当大任。其时章太炎的观念，与梁启超颇为相通，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虽然没有标名新史学，也旨在写出“新理新说”[20]。
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和经由日本转来的欧洲史学观念，引起一些留日学生和后来成为国粹学派的知识人的反响。1902年底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好，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21]。侯士绾翻译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1903年出版时特改名为《新史学》。同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新近史学译著文集，也以《中国新史学》为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打出“新历史旗帜”[22]。国粹派的刘师培则写了《新史篇》。这一派学人建设新史学的努力，以进化论为历史观，着重于写民史，参考借鉴各种社会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以及分门别类搭建新体系，与梁启超的主张大体一致。[23]
不过，尽管晚清学人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并且努力建设他们心中的新史学，可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并不在学术建树，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用。[24]除夏曾佑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外，后人进行具体研究时的学术史回顾，这一时期的著述很难进入视野。也就是说，虽然成为学术史考察的对象，却不构成学术研究的基础，今日的学人固然不大参考其作品，即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人，也很少以这时的新史学为前提。反倒是清代的考据学、浙东史学和今文经学，成为五四一代学人学术建树自认的本土资源。所以他们很少追述晚清新史学对自己的影响，提到相关人物时，印象深刻的并非他们的新史学，或者是意气风发的政论，如梁启超，或者是渊博而专深的旧学，如章太炎、刘师培，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不少的新成分或有了新外壳。当然，也不能排除五四学人有意回避清季的学术渊源，因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不少来自清季，或是清季已经有所议论，只是未必在新史学的框架之内。而超越上一代，又始终是趋新学人的抱负。
让五四学人忽视晚清新史学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是后者所依据凭借的西学知识过于肤浅，而史学的学术建树要求又逐渐大于政治功用，以至于对外国的了解大为扩张的新一代学人很难将一般性的常识当作学术发展的起点。周予同认为晚清的新史学尚未脱离经学的羁绊，其实更为重要的原因反而在于新史学观念的形成是由于中国学人对西学的附会与依傍，各种通史和专门史基本使用外来的现成框架填充一些常见却未经验证的本土材料，甚至干脆直接编译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著作，而且越是表浅越容易模仿[25]；一些论文也不过是套用外来的理论解说中国的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研究的结果。而他们所依据的新奇理论，在欧洲甚至日本已经成为常识乃至过时。
20年后的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尽管梁启超认为以今语释古籍原不足为病，还是强调不应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尤其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而且梁启超现身说法，悔其少作，承认此意“吾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告诫“吾同学勿吾效也”[26]。梁启超的经验之谈与蔡元培等人推崇胡适以西方系统条理本国材料为开启整理国故的必由之路适相反对，只是年轻一代学人在西学知识方面虽然可以傲视前人，却难以摸清中西两边池水的深浅，在留学生舶来的“新洋货”面前，还是不得不俯首称臣。这时梁启超的际遇，与20年前他所批评的“旧史家”颇有几分相似。
二 科学与艺术
经过民初的短暂沉寂，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使得中国的思想学术再趋活跃。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陶孟和的文章《新历史》，这是陶在北京高师附中的讲演，由学生记录后修改而成。该文首先指出新历史与旧历史相对，新历史的目的有三：“（一）可以得历史的新眼光。（二）可以略知研究历史的方法。（三）可以明研究历史的用处。”并历数旧史学的四种缺点：1.偏重文学；2.人名地名太多，于读者无意味，不能促发其兴趣和思想；3.偏重政治而排斥其他事实；4.常注意骇人听闻的事实，不能判别事实的重要与否，失去正确的历史眼光。新历史的发展是由于进化论的发现和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发展所推动，研究新历史应当取批评疑惑的态度，应当权历史事实之轻重，无论其经见、细微或隐晦，皆须注意，不可以事小而轻忽视之，应排斥神学的、怪异的、种种非科学的解释，“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象”。而研究历史是要给人以了解过去、明白现在的看法。
由于对象和专业的限制，尽管陶孟和指出了研究的重要，并提出了科学方法，但所说仍是一般性知识，并没有引起新史学的复兴。周予同认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崔适只是以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夏曾佑只是由经今文学转变到史学，梁启超也只是逐渐脱离经今文学而计划建设新史学。只有胡适，他才是了解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本质，接受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文化遗产，而能脱离经今文学、经古文学与宋学的羁绊，以崭新的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27]此话当然是后来者目光凝聚于主流的结果，而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否可以称为新史学的里程碑之作，尚有可议，至少他本人并未以新史学家自居，但胡适的确与五四时期的新史学关系密切，这可以从对新史学的发展与认定至关重要的两件事得到证明。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于1919年，尽管蔡元培等人赞誉有加，却没有从新史学发展的视角立论。与晚清一样，民国时期新史学的更上层楼，社会历史原因之外，凭借了一股强劲的西风。只不过前一次是过气的旧作，这一回却是应时的新品。
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鲁滨孙（J.H.Robinson）的《新史学》出版，这本由八篇文章组成的著作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见仁见智，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却再次引起人们对于新史学的关注。出版之初，中国正陷入政治动荡，无暇顾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北京大学的改造，使得学术建设提上日程。1920年，朱希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受德国学者关于历史的动力在全体社会观念的影响，主张研究历史应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对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一二年级先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再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与此相配合，原定的历史研究法一门请何炳松担任，何即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课本，据说颇受学生欢迎。于是朱希祖建议将该书译成中文，“使吾国学界知道新史学的原理”。
朱氏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而《新史学》一书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破坏旧的史学思想，因此“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不仅如此，《新史学》有限的建设性的话，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史家既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和指导者，又要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加以试验，历史的观念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等等，与朱希祖改革北大史学系课程的目标及方向基本一致。[28]
何炳松用《新史学》做参考，大概从1918年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本科二年开西洋史甚至更早为预科英文班讲西洋文明史已经开始。他说：鲁滨孙所说，虽然都是属于欧洲史，但可以做中国史学学人的针砭，“我在北京大学同北京高师里面，曾用这本书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同学中习史学的人，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但是这本书的原本，用意既然深远，造句又很复杂，所以同学中多‘叹为难读’”。怂恿其翻译者除朱希祖外，还有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1921年2月开始，半年完工。译成后由朱希祖、张慰慈和胡适校阅。[29]本来决定作为北大丛书的一种，后来延迟到192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延迟的原因，与胡适不无关系。
《新史学》商务版出版时，何炳松专门写了一段“译者再志”，讲述原委。据称：1921年夏完成后，将译本送给胡适看，后者发现并改正了几点错误，最后何再拿回来根据原本逐字校正。1922年春，胡适在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提出将该书列为北大丛书的一种，获得通过。“后来因为我等候适之先生曾经答应我的那篇序文，所以这本书迟迟没有出版。”同年夏，何炳松离开北京，到杭州办第一师范，出版一事搁置。1923年夏，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他很愿意代我着手做一篇序文；又刚刚遇到我的译本正在北大出版部印成讲义的时候，无从依据”。后来何炳松将讲义取回，寄往上海请朱经农指教，后者代向商务接洽妥当。何炳松一面感谢朱经农和商务的帮助，同时表示：“我仍旧希望适之先生的序文能够迟早之间发现在这本书的前面。”[30]
商务版《新史学》的“译者导言”中，并没有胡适表示要写序言的内容，“再志”所说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篇“译者导言”曾以《新史学导言》为题，发表于北京高师史地学会编辑出版的《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两相对照，文字颇有些改动，其中最后一段称：“后来我的同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适之博士再代我细细的校阅一番，并将他的史学观念表示出来，做了一篇文章，冠在这书的前面。”而商务版“并将他的……”以下一句话删去。
何炳松的《新史学导言》和《译者再志》所述的相关情节，在胡适的日记书信中找不到对应。不过，何炳松的文字既然公开发表，又没有遭到胡适的批驳，不应有假。在胡适秘藏书信中，有12通何炳松来函，其中一封属期为“二月二十四日”的来函称：“弟所译之《新史学》，前蒙惠赐序文并蒙送请商务书馆出版，感激无分。唯迄今半年有余，未蒙照办，不胜念念。究竟何日可以脱稿，可以付印，务恳拨冗示之，无任盼祷。”[31]是函当写于1923（或1924）年，上一年何炳松曾两度致函胡适，均未得到回复。后者允诺的介绍给商务出版，看来也食言。胡适素重承诺，此番失信于人，当别有曲隐。
胡适与何炳松的关系，就两人的相关资料而言，颇有些微妙。从何炳松方面看，似乎相当密切，1928年，他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中谈到与胡适的“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做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窥》。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十一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可是，何炳松眼中的那点“因缘”，从胡适方面看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何炳松所说与胡适的交往，在胡适现存的文字中找不到蛛丝马迹。不仅留美期间书信日记中未曾提及何炳松的名字，围绕《新史学》的因缘，也只有何的一面之词。此外，尽管何炳松表示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关于章学诚研究、尤其是《章实斋年谱》的编撰增订，还是他与胡适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他自认为对胡适和姚名达研究章实斋史学的经过“还配说几句话”的重要依据。何炳松说：姚名达的增补本完工后，交给胡适校正，胡表示认可，并说：他近来听见何炳松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何代他和姚名达再做一篇序，表示何近来的心得。何迟疑了几分钟，觉得很有理由接受，于是立刻答应。[32]而姚名达的序言却只提及胡适要他本人作序的事。[33]胡适文字中提及何炳松的名字，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1935年反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写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列在十教授的第二位，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此看来，两人虽然同为留美学生，又曾一度共事，但何炳松的态度显然较胡适主动得多，而且后来观念不同，关系也不融洽。
不过，胡适不为《新史学》译本作序，与何炳松关系的好坏应当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究竟如何看待鲁滨孙的《新史学》主张以及中国的新史学状况。胡适后来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鲁滨孙教授是他在历史系认识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选过一门全课，包括当时最驰誉遐迩的鲁滨孙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胡适看过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觉得极有用，却依然没有选修。[34]胡适在美国所受的学术训练，至少对史学的了解方面，倒是欧洲的正统方法[35]，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相对隔膜。他对《新史学》感到兴趣，是在审阅何炳松的翻译之后，印象比较深刻。他赞同鲁滨孙《新史学》中“思想史的回顾”一篇以及《创造思想》一书所表达的思想解放的主张，即“要使现代的思想合于现代的需要；要使人把许多遗传的旧思想打倒了；要使人用公开的态度来考察现代的问题，来谋现代的解决法”[36]。对于要将历史研究科学化亦无异议，但是对于鲁滨孙所强调的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所重视的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则未必完全认可。至于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观，更加不以为然。
就在与何炳松翻译《新史学》发生因缘的过程中，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推许崔述为“新史学的老先锋”，并且说了以下一段话：“况且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战国、秦、汉之书多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从这里进一步，我们就可问：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扫空了一切传记谶纬之书，只留下了几部‘经’；但他所信的这几部‘经’就完全无可疑了吗？万一我们研究的结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几部‘经’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么，我们的新史学的古史料又应该从哪里去寻？等到这两个问题有了科学的解答，那才是中国新史学成立的日子到了。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
胡适注意崔述，起于顾颉刚拟作《伪书考》跋文。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致函胡适，告以“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其中之一便是崔述的《东壁遗书》，问胡适是否有，并建议列入《国故丛书》出版。18日，胡适复函称：“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不久，胡适得到《畿辅丛书》本的《东壁遗书》，批点一过，虽然觉得“甚多使人失望处”，“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推许崔述“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并进而提出自己的古史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以后胡适与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讨论疑古辨伪和古史研究，并托青木正儿搜访从钱玄同那里了解到的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铅印本，还多方收集相关资料，准备编撰崔述的年谱。而顾颉刚则通过编辑《辨伪丛刊》，逐渐形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想要“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37]。
1922年8月26日，日本人今关寿麿来访，与胡适长谈，主题是中日两国史学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今关说：“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汪中的影响是以史治经。”胡适赞成今关所说的“崔述过信‘经’”，但认为“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他未免过推汪中了”。对于中国史学的状况，胡适的看法是：“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38]这可以进一步坚定胡适对崔述和新史学的看法。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很像是有意为顾颉刚的史学革命张目。他的划法不无蹊跷，以崔述为新史学的老先锋和出发点，又以超越崔述为新史学成立的前提，不仅将晚清以来的新史学一笔抹杀，更重要的是根本改变了此前新史学的方向，由重视社会科学和民史转向疑古辨伪和科学方法。就在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之时，顾颉刚也刚好形成了他的古史辨理论，而且同样是以崔述的疑古辨伪为出发点和超越崔述“经书即信史”的成见为目标。[39]胡适提携弟子，张大本门，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完全忽略此前中国的新史学，还是显得有些武断。况且他似乎并不知道顾颉刚想要公开发动史学革命。其中应当别有隐情。
抹杀晚清以来的新史学，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疑是梁启超。以崔述为新史学的先锋，而以超越崔述为新史学的成立，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之新，便失去了凭借，不再能够占据中国新史学开山的位置。而深受《新民丛报》影响的胡适不可能不知道被誉为“一代新史学巨子”[40]的梁启超在这方面的首倡之功，后来他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当推崇，而绝口不提新史学，应是有意回避，以免正面否定。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启超与胡适等人屡有争胜，在文学革命与输入新知两方面均失去先机，整理国故便再也不甘落后。对于梁启超的处处有针对性地争风，胡适相当恼火。他认为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其实就是胡适本人），“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尽管胡适声称“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表示欢迎[41]，实际上不免耿耿于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梁启超不大满意，写信告诉胡适“欲批评者甚多”，还担心下笔不能自休。[42]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讲演《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连讲两天。胡适认为梁启超此举不通人情世故，本来不想理睬，经张竞生劝说，第二天也到场讲话。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学术论争。梁启超逝世后，胡适在日记中提及相关各事，虽然时过境迁，还是承认当时双方都有些介意。[43]而在事发之际，胡适显然没有这般大度，对于梁启超追随新文化派改变对清代汉学的态度等事，涉及话语权的归属，实在是相当计较的。
在胡适和顾颉刚探讨新史学之路的同时，梁启超重新回到学术文化的建设方面，其努力之一，就是接续20年前的新史学口号，而具体化为指示创造新史的方法。他说：中国史书繁杂，但为人类文化之要项，“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这时梁启超的观念有所变化，而对旧史的批评和对新史的认定，基本还是延续前说。所谓“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殭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44]
不过，梁启超一生虽然鼓吹“新史学”，实际内涵却前后变化甚大，梳理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因，比起用新史学的概念来人为编织其史学观念和主张，更有助于研究事实，说明问题。今人所谓梁启超的“新史学”，若脱离具体的时空，即成为论者心中的历史，或者说是借梁启超发抒自己的史学。稍后梁启超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忏悔此前主张用归纳法建设新史学的路径，认为历史没有共相，不存在因果，只有互缘，归纳法只能整理史料，不能研究历史[45]，不再信奉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化的历史观。而新一代的“新史学”代表何炳松也主张史学纯属主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与胡适的看法差异较大。在这种背景之下，胡适避而不谈梁启超的新史学，肯定不是无心之失，坚持疑古辨伪和科学方法，显然意在坚持新文化派对于思想界的领袖地位。
注意到鲁滨孙的显然不止北京的新文化学人，1922年6月，署名“衡如”者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历史之精神》，依据鲁滨孙等人的理论，概述了欧美新史学的历史、发生原因、主要取向和代表人物，指出旧史学以政治史为主，注重帝王变迁，国势兴衰，战争胜负，以政治事实为编纂历史的唯一理据和决定历史性质及其发展的原因，与国家生活无关或关系不显者，均视为无研究价值。其所谓历史，一为道德伦理，一为激发爱国热忱，可称之为“国家之传记”。旧史学的政治史虽然有搜集史料翔实和考证方法精确等优长，但在发现真理与解释人类运动方面，却有明显局限。所反映的是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与爱国主义勃兴的时代精神。
随着产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空前创获，人类文化的根据为之大变，产生了全新的观念与意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成为推动新史学的重要原因。人们重新审视历史，认为国家至多不过是“许多人类之重要兴趣所以决定政治演进者之交换所，不足以云决定一切人类行事之机关”。作为综合史观的新史学，要将全体人类各个层面的活动有机考量，其目的在使现代人对于过去的事实有精确之了解，俾知现代文明状态之所由来及其原故；其范围以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胥为所应注意之点，尤其在时间（人类社会起源）、空间（走向世界史）和内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法律、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上明显扩展；而解释则有人物、经济、环境、精神、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的自由意志等七派，各派均有著名代表。作者认为：“然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表现新历史之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持、铁尔聂、鲁滨孙，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46]
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或明或暗地存在竞争的东南大学（南高）学人，在输入新知方面的影响虽然有所不及，态度却相当积极。陈训慈写了《史学蠡测》的长文，针对新史学之名称流行，而新史学的精神却不易把握的状况，着重介绍了社会心理的综合史观与新史学的关系，并且从史之范围、史之作用与其对人类关系以及史料之审别、史法之应用等五个方面，阐述新史学的精神。[47]尤其是讨论了史学是否科学以及史学的艺术性问题，与胡适等人的取向有所不同。
三 民史与考古
历来学人虽然多以疑古来为“古史辨”定位，顾颉刚在形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过程中，志向却是由学术史转向社会史。他说：“我从前只想做学术史，现在则想并做社会史，因为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知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无从作学术史。况且单做学术史也太干燥无味。”[48]可是随着古史论争的展开，却越来越朝着胡适希望的疑古辨伪、科学方法的方向走，部分有违顾颉刚做民众历史的初衷。直到1926年，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批评古史争论偏离了轨道，他说：
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49]
要形成“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这样的“新历史的系统”，显然必须改变以崔述为起点和超越崔述为目标的“新史学”，回到梁启超倡导的民史建树的轨道上去。魏建功的批评使得顾颉刚逐渐调整了方向，尤其是移席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之后。顾颉刚等人所办闽学会的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50]
这种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想法，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刊辞》中，表达得更加清楚。顾颉刚批评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容不得小民露脸，经史百家只有皇帝士大夫、贞女僧道的虚伪故事和礼法，占社会绝大部分的各类民众无穷广大的真实生活完全看不见。“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稍后他到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再度强调：“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51]与在此前后的其他民俗学刊物相比，顾颉刚以史学为中心的取向显然是另辟蹊径。[52]所以有学人指出：这篇发刊词很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已经不同，已大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53]。
尽管傅斯年反对“国故”的概念，按照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国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或文化史）。因此，整理国故的新国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史学。何思敬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风俗研究专号》所写的“卷头语”说：“现在各国勃兴的有许多学问，如新历史学、人类学、现代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都具有同种的倾向和目的，有时互相混淆其界限，而始终是互相连带的智识努力，热烈的知识欲都集中于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从本国的事实出发，不辞劳苦到世界的各时各地去找暗示，找比较，找类似，找差异，以致其努力成世界之研究，将为新世界史之综合。中国的新国学运动也是这世界学术的倾向之影响及暗合。”[54]这已经与年鉴学派发生的学术背景相联系。
赵简子翻译了H.C.Jhomas和W.A.Hamn合著的《现代文明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并选择其中部分以《新历史的范围与目的》为题，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9卷第97期（1929年9月），指出历史学因为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进展的影响，改变了以往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研究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资鉴和教化，其价值在使人对于他的周围的复杂世界善于理解。制度与风俗的重要性凸显，普通的材料与事实比特殊的更为重要。
欧美史学试图超越与创新的前提，是一般历史资料经过长期系统的整理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在中国，顾颉刚主张的另一半，也就是如何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建立信史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顾颉刚希望在中国建立学术社会，“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智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他抱怨人们不理解自己学术追求的目的与联系，搜集旧材料时看作复古，开辟新园地时又斥为矫新；为研究古史而搜集古书，考辨真伪异同，旁人就指为正统派的学问，故纸堆的工作，开倒车的举动，走死路的办法；而为了研究民俗而搜集歌谣、剧本和风俗物品，旁人又笑其猥鄙、管闲事、降低身份，甚至指为离经叛道的罪人。顾颉刚的建设方案包括两方面，一是民俗学，要无限制地搜集材料，开辟新国土，“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二是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以前人已有的成绩为出发点，“逐渐搜集新事实，创造新系统”[55]。
新史学不能做无米之炊，也不可能在原来史料认识的范围内仅仅通过观念变化与重新解释就能够形成经得起时间和学术检验的新系统。一方面是如何看待原有史料，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扩张史料，只有这两方面都得到解决，新史学才能真正从思想解放走上学术轨道。而从新史学的脉络看，在这个方向上最具代表性的学人是王国维和傅斯年。
早就公开宣称“学无新旧”的王国维，自然不会以新史学自我标榜，掉入“不学之徒”的陷阱。[56]可是王国维死后，却几乎成了举国公认的新史学大家。王国维逝世不久，弟子吴其昌总结《王观堂先生学述》，对于乃师究竟是什么家的问题详细辩证，认为王国维并非“汉学家”“哲学家”或“文学家”，“所得一句结论，则先师殆可谓为‘新史学’家，亦可谓为‘文化史的考证家’也”[57]。主张史学革命的顾颉刚称之为旧思想的破坏者和真古史的建设者，“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58]。1936年《王静安先生遗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弟王国华作序称：“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无独有偶，同年郭沫若写了《鲁迅与王国维》，也推后者为“新史学的开山”[59]。所以周予同说王国维和夏曾佑是中国转变期新史学家中的两位“畸人”。
不以新史学自居的王国维被视为新史学的开山，则此前民史建树和疑古辨伪的新史学都无立足容身之地。日本京都学人冈崎文夫说：“清朝末年中国学界里公羊学派盛行一隅，其前途穷窘，局面难以打开是很明显的，学界的新倾向是以征君（即王国维）一派为指导，我早就有这样的预想。”并且对民国时期“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而感到惋惜。[60]王国华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样总结乃兄的学术：“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
王国维的新，主要在于能得新材料之便。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开宗明义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61]中国近代为材料大发现时代，主要有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王国维均有机缘接触研究，并且做出重要成果。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2]以此为标准，王国维当然在预流之列。不仅如此，他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所有论著“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63]。
傅斯年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引起不少非议。不过他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却源于对近代欧洲史学新发展的认识。他认为近代史学的发展有两点，一是观点变化，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等事实，从前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进，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史料增多，“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尤其是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学，近代均有大的发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从这一观念出发，他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此前只有文学与史法，宋代则趋向于新史学方面发展，“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64]。
由此可见，傅斯年的史料学，其实是基于方法的改进，也就是说，史料学重在整理史料的方法。具体而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所以，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至于如何比较，比较什么，主要有以下两点：“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65]细读傅斯年所著《史学方法导论》等书，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求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尽管单一的近真取向还不足以发挥其最大能量，但若达到这一境界，疏通或许反而多余和无味。
傅斯年不仅深知近代史学之所长，对其局限也有所认识，只是两相比较，难以兼顾，不能不有所取舍。他说：“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66]唯有如此，史的观念才能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料学，著史才能由人文的手段变作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当然，这样不得已的取舍，也难免偏向，史料总难全，所以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带有先天局限，招致物议，后来钱穆、张荫麟等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不满于傅斯年的新史学，而另树新史学标准。
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战前蔚为风气，但也出现一些流弊。贺昌群总结《历史学的新途径》，肯定用近四十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于中国文化史上提出新问题或新解释为现在应取的新途径，同时针对学术界为争取发表新材料而玩物丧志的情形，特意指出入流与不入流，不应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学术思考上也有入流不入流之别，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思辨上有深彻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材料中提出大家不注意的问题。[67]即以陈寅恪而论，他首先强调必须熟悉旧史料史实，才能了解新史料，安放新史实。而王国维虽然不重注疏，也还讲究读书以发现问题，反对悬问题以觅材料，并不一味以发现新材料为然的。
四 释古与历史科学
1935年5月，冯友兰在北师大演讲“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他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来解释三派的关系，显然看成是历史的递进。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引述冯的演讲词后，更断言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其思想、学说已失掉了社会的信仰和权威，已成了今日时代的障碍，希望冯友兰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出来做思想的领导者。[68]不过，就史学界而言，学者与青年学生的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依然保持学术文化中心地位的旧都北平，一方面，学术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另一方面，面对学生的演讲如果不涉及社会性质之类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哄下台。亲历其事的陶希圣说，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69]。
所谓“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70]郭湛波也推许郭沫若“不止开中国史学界的新纪元”[71]。郭沫若后来被誉为新史学五大家的首席，确是渊源有自。按照齐思和的看法，“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72]。介绍唯物史观，李大钊有开创之功，开展社会史研究，则由陶希圣领先，并且引起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前后出了三本专辑，吸引了无数青年的注意，一时间成为时髦的话题。
凡事有利必有弊，由政治社会动荡激励起来的思想波澜，在学界难免滋生流弊。早在1929年，已经有人对一味趋新的潮流表示不满：“在中国今日学术界里面，史学的确呈露出一种危机。几千年来做了政治的附庸，好容易跟着新思潮得了解放，这时候大家换了一副脑袋，一对眼光再向着冥矇的已往重行追溯，……新思潮带来的是西洋科学宝贝，又新奇又实用，当然大家都争着向前去抢，‘旧纸堆’更少人注意的了。随着是政治的变动，昨天闹‘革命’，今天闹‘训政’，人家说是‘天地更新’，……赶跑了不少株守‘旧纸堆’旁的人，由读历史而造历史去了。随着又是社会思想底大变动，一班皮鞋跟上带回来欧美尘土气的智识阶级，天字一号的廿世纪新人物，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异口同声赞美西洋底物质文明，死诅这些祖国笨虫不会跟他们一齐竞走。……这一呼，那一逼，旧书摊上不免多买进好些人家不要的旧史书，史学家者流不免纷纷‘改行’了。稍精明的便放弃了那‘死的考据’而多讲究些史的理论和哲学，不往‘杂货箱’里做整个考证的工夫，而往大处落墨，侈谈其所谓新史学精神，廿四史还数不清，偏也爱谈创造新史学。这些现象都是新思潮新时代和先知先觉底赐与，是史学界的危机，也是学术界局部的不幸。”[73]
思想的浮躁使得青年学生和一些激进学人的新史学追求含有一股戾气，由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研究会于1933年1月25日创刊的《历史科学》杂志，自封“本刊为唯一主倡新史学的有价值之刊物”[74]。其第1期的《创刊之辞》声言要“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掀起一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运动”。主编丁迪豪等人认为民国以来的史学发展状况表面异常勃兴，实际上“不景气”。他们批评“许多人还未认清历史是什么，把古书当作是历史，寻章摘句的埋头作考证，结果，离开了历史的本身是十万八千里”；指责“另有一种人，把历史当作是他们玄想的注脚，拾来一些江湖卖艺的通行语，也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他未尝不以他是俏皮巧妙，其实正表示他粗鄙浅薄与理论的贫弱。历史之有合法则性，这一点自由意志者是根本不懂的。以自由意志来高谈历史，是有产者灵魂的跳舞”；并且讽刺“一些从来未摸着历史之门的，而偏要赶时髦的作家，把活的历史填塞在死的公式中，在他们那种机械的脑袋里，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所以各人都努力向这里找，找着一个时髦的名词便划分一下历史发展的阶段。然而，他们这种猜谜似的论战虽是像杀有介事的，可是，这样瞎猫拖死老鼠的乱撞，便由于缺乏高深的研究。”将跃居主流地位的所谓“史料学派”，疑古辨伪的古史辨派和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主张自由意志的何炳松，主要以史观立论的官方史学，乃至“冒牌的唯物史观”等各派新史学的史家一网打尽，全盘否定已有的学术成就。
该刊进而宣称：“以上这些我们是没有半点满意，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而我们更要努力于历史之传授——历史教育之研究，以作历史大众化之准备。”[75]为了“使本刊能逐渐成为新史学知识底总汇”[76]，准备在日、法、美聘请特约通信员，以沟通欧美史学的消息，“一面介绍新史学之理论与研究作品，一面在鼓励吾人以新方法作成有价值之新著”[77]，并计划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等专号。
《历史科学》的呼吁，在部分青年中激起了一阵波澜。有人来函鼓动丁迪豪等人“加倍努力，腐败的中国史学者，才是你们的建设新史学的障碍物，非根本拆除不可”。在沉寂的学术空气中，勇敢地揭起科学的历史运动之旗，是学术界一个火星的发现。“虽然几个青年人的血与热，要和腐烂的中国史学者交锋，外面看来这些昏庸老朽们，都是占据要津，已经树立了卑污得说不上口的威权，而几个青年人在喊着新史学的口号，无异是只枪匹马在和他们在挑战，但你们不要怕，这些老弱残兵是敌不过新的科学的武器，最后的胜利是属之你们的。”“希望兄等以科学的史的唯物论之方法，积急的作些批判的工作，只怕没有凿空辟地之勇和犀利的刀斧，……具有了勇气和方法，还怕什么不成。则现今史坛上的牛鬼蛇神，一经批判，哪有不原形毕露。”[78]其矛头已经不是指向传统史学，他们眼中“腐烂”或“腐败”的中国史学者，正是此前主张新史学的各派代表。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改变旧史学，而是扫除以前的新史学家，以便将新史学的桂冠由前人头上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背后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可争议，学术上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态度，更难以得到公认。同样立志为建设新史学而奋斗的青年同道，看法与做法都不尽相同。1934年5月，吴晗等人组织了“史学研究会”，也想“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一年后，他们主办了《益世报·史学专刊》，由吴晗主笔、集体讨论形成的《发刊词》，宣称他们的主张是：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藉，虽然他们所拣的容许有很多的石子土块在。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地都有参考价值。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亦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是求真”。为此，一方面要注意过去被忽视的领域，“这里面往往含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另一方面，也要审慎地搜剔原有典籍，发掘本来意义。而他们心目中的新史学，即“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希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朝着这一新方向切实地努力推进。[79]这基本是延续梁启超“新史学”的精神，要写出社会民众史。但在追求专精的方面，则与梁启超的大而泛全然不同。[80]在共同信奉新史学之下，该会的主张与丁迪豪等人的历史科学研究会也明显有别，而一度被后来的史家认为尚未跳出旧史学的窠臼。
与此同时，朱谦之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一班青年史家如陈啸江、王兴瑞等人发起“现代史学”运动，于1933年1月创刊《现代史学》。陈啸江在厦门大学时就提出过“新兴史学运动”的口号，主张建立历史的社会（非国家的或政府的）、科学和实用的基础，因而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有将此作为中国史学新旧界限的朦胧意识。[81]现代史学也就是新史学，具体主张则与主流的新史学有所不同，而与《历史科学》遥相呼应。朱谦之自动代表“愿为转型期史学的先驱”的“青年史学家”立论，主张对于一切现代史学要广包并容，对于过去的史学则不惜批判，“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把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82]。其所谓过去的史学，主要不是传统史学，而是指已经跃居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傅斯年一派的主张。朱谦之代理文科研究所主任后，针对从前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宗旨改革历史学部，一、语史所以为史料学即史学，现在只认为是史料整理。二、语史所将语言与历史连成一气，为文献言语学派，现在将二者分开，历史独立，以研究整理历史文化为目的，为文化学派。三、文献言语学派其弊流于玩物丧志，现在则具有浓厚的讲学精神。[83]
本着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学说，朱谦之认为“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他写的《现代史学发刊辞》，强调现代史学的三大使命，其一，“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即将一切历史看成是现在的事实；其二，“现代治史方法之应用”，即社会科学之下的历史进化法与历史构成法，稍后朱谦之又称现代史学的方法是考证考古（正）和史观派（反）之后的合；其三，注重现代史及文化史之下的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该刊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史两期专号，文化评论和史学方法论两期特辑，改变了以前谈社会史者牵连到政治文化方面的漫无边际，“明白提出作为社会核心的经济史加以研究”，并且注意材料的搜集和专门精深的探讨，改变论战时谩骂的态度。据说后来《中国经济》《食货》等杂志的风格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其史学方法提倡史的论理主义与心理主义之综合，历史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文化学提倡南方文化运动，文化人类型说；社会经济史提倡佃佣社会说，以解释中国之所以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婚姻史、文学史、艺术史等方面，贡献亦不少。[84]这与《历史科学》的丁迪豪等人致力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探检、专制主义之诸问题、明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革命史、义和团运动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一样，在方向与侧重上，对后来史学的变化与重心转移不无启示。
此外，何炳松虽然介绍宣传鲁滨孙的新史学甚力，真正将鲁滨孙的新史学变成学术研究实践并加以推广的反而是蒋廷黻。他是鲁滨孙的再传弟子，个人的研究固然遵循宗师的路径，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后，通过一系列大幅度的教学科研改革，更加积极地贯彻鲁式“新史学”的宗旨和主张，因而架空了陈寅恪的地位。[85]
面对来自社会科学影响下的新史学的挑战，已经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学人并未轻易动摇，他们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信念，偶尔也不免利用手中控制的学术资源和权力。胡适与傅斯年对于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认字及解说部分予以承认，但是对他过度用来解释古代社会形态，则多有保留。[86]冯友兰认为释古派使用材料先入为主，谈理论太多，不用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以事实迁就理论。钱穆将革新派史学分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三期，对于后一派尤其不满。周予同虽然认为此说过虑，指出释古派也有进步，而且追求的目的在于把握全史的动态而深究动因，与钱穆所主张的“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没有根本的冲突，还是批评“国内自命为释古派的学人，每每热情过于理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87]。
至于朱谦之等人的批评和做法，傅斯年更加不以为然。1942年5月，傅斯年审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历史类的申请，对陈啸江的计划审读之后，还“亲听其解释”，结果却认为他“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因此提了一个“怪题”，而且“空洞无当”，报告董事会“似不必考虑”。反差明显的是，对于“未附任何文件，研究计划亦言之太简”的吴晗，却依据平常的了解评为甲等，许为最有研究能力，要求给予特种助人金。[88]傅斯年对吴晗的好感可以理解，单从结果看而不考虑程序的合法性，选择也不能说错误，而对陈啸江的态度，除了学术观念的差异，显然不能完全排除个人恩怨的影响。当然，吴、陈二人的取径大方向并无二致，傅斯年厚此薄彼，主要还不在观念与做法，而是在他看来，两人的学术水准相去悬殊。
五 新系统的通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学术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此前各方针锋相对的争论，暂趋平静，壁垒森严的分界也有所调和，吸取各自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在战时环境下，学人一方面颠沛流离，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进行，另一方面受到国破家亡的刺激，纷纷总结和反省战前史学研究的利弊得失，新史学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抗战期间较早对近代史学进行总结的是金毓黻，他从日本占领下的东北逃脱，辗转加入中央大学，发奋著述，自1938年2月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1939年9月改定，其分期前后有所变化（先分为六期，后改为五期），但不论如何调整，清季民国以来的“革新期”，都是论述的要点。“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89]书稿修改过程中，1939年2月，金毓黻曾将论述革新期史学的第10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寄往《新民族周刊》发表。[90]新中国成立后修订出版时，金毓黻将第10章删去。[91]2000年再版，该篇作为附录补入。
金毓黻认为，虽然王国维宣称学无新旧，但因为时代和环境关系，不能无所偏重。距当时四五十年前的学者大抵笃旧，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不尽适用，转而鹜新，民国以还尤甚，多数学者，以新自泽。因此，最近史学之趋势，分为两端，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前者也就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说的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有人称之为中国旧学之进步，金毓黻认为：“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因为考证学只是研史过程中的一种方法，方法日新，则学术日辟新机，凡百学术皆然，而史学为尤著。换言之，这也是新史学的一方面或一种新史学。
至于新史学的建设与新史的编纂，“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倡言者“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而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通史的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专史有断代史、国别史以及各种专门史。金毓黻列举了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关于新史体例的意见，尤其论述了近顷颇盛行的主题研究之法，亦即专题研究，认为主题研究为比较近于科学方法之研究，而以王国维、陈垣两人为代表。同时指出：“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盖为人而作传谱，为事而立标题，皆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统有组织之通史专史，亦必各个部分咸有精确之断案，然后造作通史专史乃易于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较完善之新史。所谓新史之创造，其方法亦不外此。”关于疑古和考史，则认为不可轻于信古，亦不可轻于疑古，应当考而后信，乃能得其正鹄。而考史之失有二：“读书不多，举证不富，轻为论断，则失之陋；列举多证，以伪为真，轻为论断，则失之妄。肯虚心者，或患读书太少，而读书太多者，或未必肯虚心。故陋之病尚可补救，而妄之病每至不可医也。”
梳理论述了近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之后，金毓黻总结道：“综观上文所述，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92]金毓黻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分析各家是非得失的基础上，试图博采众长，求同存异，跳出门户偏见，指示一条综合协调的新史学之道。这一时期的总结评论者，由于大都不在各派的门户之中，所以基本都取这一态度，只是对于各派的看法不一，利弊得失的把握自然有所不同。
与相对温和平实的金毓黻相比，钱穆的态度要鲜明得多。钱穆战前即对中国史学的主流各派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反对各种偏颇之论。迁徙到西南后方，钱穆依据原来北大通史讲义资料写成《国史大纲》，为了说明写书旨意，别为引论一篇，先期在《中央日报》发表。据说此文一出，学术界和师生议论纷纷，毁誉参半，陈寅恪许为大文章，毛子水愤而欲作文批驳，傅斯年则不以为然，一时间激起不小的波澜。[93]
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在于钱穆对中国近世（即一般所说的近代）史学做了全面的批判和评论，他将近代史学分成传统（或记诵）、革新（或宣传）、科学（或考订）三派，认为传统派主于记诵，熟悉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科学派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与传统派同偏于史料，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两派均缺乏系统，无意义，纯为书本文字之学，与现实无预。记诵派稍近人事，即使无补于世，也还有益于己。考订派则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不见前人整段活动，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
至于革新派，钱穆虽然承认“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以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可是他同时批评该派对于历史“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以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钱穆对革新派史学的意见，是因为其所谓革新派史学，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新史学。钱穆将革新派史学分为三期，清季为政治革命，将现实一切问题，归罪于二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因而将一切史实，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继起者为“文化革命”，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归于思想文化落后，要扫除二千年思想之痼疾。再继者为“经济革命”，认为经济是基础，主张先改造社会经济形态。虽然记诵派和考订派对其缺乏依据的放言高论表示学理上的不满，可是一般国人只需了解大体。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所攻击的专制黑暗和孔老思想，都很难再引起国人的共鸣，而经济革命派将现实解释为封建社会延续的说法，使得有志于革新现实者风靡而从。可是钱穆断言：“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这不仅是对梁启超以来所有的新史学全盘否定，而且将中国无史的原因归咎于新史学，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学人不断提倡各式各样的新史学，才导致中国出现历来最没有国史知识的状况。
将新史学一网打尽之后，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学标准。关于这一问题，钱穆战前已经有所思考。1937年1月17日，他以“未学斋主”的笔名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10期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的文章，认为历代都会从旧史中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中国当有史以来的巨变，尤其需要新史学的创建。而新史学的大体，“要言之，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而求其能有极平易的成绩，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统系而自能照映现代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已往之动态，历史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也。求识历史之动态，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他特别批评单一从经济角度看历史，误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即停滞不前的观念，是未能深究国史内容而轻率立言。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进一步提出：新通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94]。
1942年，钱穆借悼念张荫麟之机，撰文论述《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他说：“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亦必能如此而后于世事真有补。”据此，他提出今日中国人所需之新史学，必须合乎上述标准，而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而后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否则记注之官，无当于史学之大任。”
在钱穆心目中，能够成为新史学家的理想人选，张荫麟无疑首屈一指。钱穆提出的标准，很像是为张荫麟度身定造。据说1934年钱穆与张荫麟相识，两人共有志为通史之学，钱穆“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并且对张荫麟的英年早逝痛心疾首，而寄希望于来者。[95]
钱穆以外，战前已有人将张荫麟与新史学相联系。张的《中国史纲》出版后，汤朝华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表书评，认为中国历来史学发达，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才开始一个萌芽的时代，希望保持原有的风气，继续发达这门重要的学问。并且批评新史学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仍然不能产生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如果按照专家的意见，要等各个断代史研究成熟才能写出好的通史，起码还要三五十年。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得大中小学和国民的历史教育成绩不佳。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是史地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因此对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出版感到无限的快慰，对该书写作上的生动活泼和亲切感人大力表彰。[96]钱穆的看法比汤朝华复杂得多，尤其是背后的是非恩怨，牵扯广泛，他也未必完全同意汤的意见。不过两人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对战前中国的史学状况相当不满意。这也是抗战期间学人回顾战前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普遍趋向。
汤朝华等人急于编撰通史的意见，未必能获得专家的广泛支持。黄肖兰所写《现代史学之新趋势》，依据鲁滨孙等欧美学人的著作，认为19世纪以来，历史学走上了新阶段，新史学从三方面将历史的范围扩大，一是人类利益活动的种类加多，二是人类有史时期延长，三是历史的空间向世界范围增大。同时方法远较旧史学严谨，注意材料的性质、鉴别和取舍。因为历史家的目的，不再是娱乐读者，维持道德或爱国心，而是以过去时代之庐山真面目介绍于现代，使理解现代文化成立之经过原因，然后能知道我们文化中的重要实质与进步，以及原始时代遗下阻碍进步的残余，以便利用过去来谋划现在。新史学视文化为一大有机混合物，重视人类行为的任何方面，但力求注重于人类生存发展有最大影响的几类利益和活动，如流行的思想态度、工艺学、自然科学、经济与社会关系、政治法律宗教制度等。由于范围的扩大和方法的严谨，研究的趋势是分工合作，“有专题的研究，然后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97]。
1941年初，周予同在《学林》第4期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将中国史学分为萌芽、产生、发展、转变四期，前三期为旧史学，第四期为新史学，而新史学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一是专究史料方面。“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虽然李济等人能由新史料而产生新史观，一般而言，仍可分属两派。其史观派又分为儒教史观派（经典派）和超儒教经典派，前者包括古文学和今文学两支，后者包括疑古、考古、释古三派，并着重于今文学对新史学出现的影响。这些派分法，尤其是大别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对于后来近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影响相当深远，由此产生的偏蔽也很严重。史料与史观，本为治史不可或缺，高明的史家或有所侧重，却不会偏于一端。虽然二者关系如何判定，各家说法不一，当在史无定法之列，但没有史观如何处理史料，没有史料史观从何而来？因此一般只是断为近代史学发展的两个方面，未以派分。不可分而强分，难免主观太甚。近代学术由经入史，周予同从经学史看一般历史，本来不错，可惜受晚近成说的影响，过分强调门派之争，要想概括晚清民国的学术脉络，也不易得当。战前他本来打算写一本《中国的新史学与新史料》，据说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可惜毁于战火。在缺少参考文献和安定环境的条件下，只能写出此文，不能尽量叙述，令人遗憾。[98]
周予同批评钱穆苛责前人，认为各派主张的终极目标并无根本冲突，分别只在工具和路径，而且在相互争论中不断有所改进。抗战以来，“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其实钱穆只是认为前人不当分别太过清晰，导致此疆彼界，畛域自囿。他批评各派的目的，便是综合各派的优长。他提倡新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99]。
金毓黻、钱穆、周予同都是从历史教学的实践出发，为了便于大学生对中国史学现阶段发展的把握，对新史学进行总结和评点的，因而可以全面综合平衡。可是，各派学人的最终目的虽然大同，其路径和态度却迥异，意见分歧并不易调和。况且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范围广泛，而各人的主客观条件有限，难得全才，以臻理想境界，不得不权衡取舍，分科分类。欧洲学术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支，进一步加强了彼此分界。由于实际做法与追求目标相距甚远，针对前者的批评很难令人信服。
主题研究者对于综合协调的意见仍有不同看法。钱穆悬的甚高，要求各方面兼备，已经很难找到胜任愉快者，包括他本人在内，傅斯年就对其“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极不以为然。[100]这也是后来钱穆长期受到歧视的重要原因。1941年沈兼士在辅仁大学史学会讲“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虽然声明是外行人，却凸显北京大学在史学革新方面的作用，认为“近代史学之新发展，多借助于考古学及民俗学（前者是静的，后者是动的），纵横经纬，合起来便成一种新的史学”。强调以新材料新方法重证民族信史。[101]顾颉刚等人撰写《当代中国史学》，将近百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后期的史学颇为新颖，可是放弃使用新史学的笼统概念，更不用派分划界，而将目光着重放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实际进展上。
六 转折与再兴
抗战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对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总结，还有一些学人继续从事。曹伯韩的《国学常识》第6章有两节介绍新史学的产生及其业绩，一节主要介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一节则从史料、研究工具、通史和专史著述三方面介绍研究进展。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从中西史学发展的对比立论，在肯定梁启超、何炳松两人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的同时，也指出梁启超颇为肤浅空泛，对西方新史学没有正确的认识，不知道近代西洋史学建立在依据史料的专题研究之上，不明了通俗著作与研究著作的分别，所依据的教科书和外行人的著作，不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其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并无成绩，其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何炳松虽然介绍西方史学最努力，可惜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102]这些话很像是回应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批评，至少二者的取向有着很大的分别。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傅斯年等人的做法，在一些学人看来更加贴近西方史学发展的正轨。
也许受时局的影响，这时学人对于社会史的关注和肯定有所加强。曹伯韩介绍了郭沫若和吕振羽一派“新史学家”关于古代社会与历史分期的论点，认为他们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较仅仅存疑者进了一大步，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他们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神话和传说，其古书新读法，“是从来一般国学专家所不曾发见的”[103]。齐思和含蓄地批评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者多为学术界的无名英雄，并引述他人意见，希望未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者不要只根据一两本讲义或教科书立论，不过还是肯定“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并介绍了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研究及其进展，指出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由初期的创造进入成熟时期。[104]
1949年4月，王亚南在《新中华半月刊》第12卷第7期上发表《政治经济学史与新史学》，其中谈到：“新史学原来是无产阶级求真理求解放的一种学问。19世纪中叶前后，这种学问虽然已由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向人类贡献出来，成为此后人类社会研究历史科学的锁钥，但在阶级利害障碍之前，资产阶级的学者，愈来愈不敢接近它，愈来愈需要回避它，所以到结局，这学问，这锁钥，便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学者的专用品。在这种限度内，一切有科学性的学说史，就只能期之于社会主义史学家了。”[105]这样的认识逻辑，似乎在预示随着政治上的改天换日，学术风尚也将天翻地覆。
这一天不久果然到来。1949年7月，汇聚北平的史学界学人要求组织中国新史学会，在发起人会议上，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以及向达、陈中凡等“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06]。后来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07]至于如何建设新史学，可以从1949年10月1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六大学（北大、师大、清华、辅仁、燕京、中法）史学联合会联席会议看出端倪，主席侯外庐说：新史学的研究为实行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对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是个打头阵的工作。会议议题包括：一、新史学研究会出版专门的历史书刊和通俗刊物，编定优良的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大学通史课程；二、组织全国各地研究历史的人，通过举办讲演会、教学与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宣传、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08]其建立新史学体系的努力，尤其体现于组织北大、清华、师大、辅仁、燕京等校的史学教师编辑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配合大学课程的改革。这部资料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些省份的新史学会分会对于创造新史学相当积极，如河南分会主办了《新史学通讯》，主张把史学研究与大中学的历史教学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一方面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109]一些个人也就新史学的建设发表意见，赵俪生于1949年10月提出当前建设新史学的三项任务：一是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二是批判与继承乾嘉以来的历史考据学，三是更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展开田野考古。新历史建设的具体表现是写定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的专史，尤其以创作一部新通史为目前的首要任务。为此，他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来完成上述任务。[110]
经过两年的努力，新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遵照林伯渠的指示，改名为中国史学会。会上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的讲话，对改名一事有所解释。他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摸索出的新方向，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的转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因为大家都已转向到新的方向，所以在史学的研究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新旧的区别，已经无须在史学会的上面挂上一个‘新’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原来的名称‘新史学研究会’的‘新’字去掉的原因。”范文澜则通过新史学会的工作成绩将“转向”具体化，其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每个同人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二，将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努力想定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可望产生初步的定稿。其三，搜集资料的工作对近代史研究很有贡献。其四，大规模编辑亚洲史的目录已获批准，还计划编辑少数民族史料和亚洲各国史小丛书。其五，组织采访编写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回忆录。其六，举行了一些专题报告会。
按照林伯渠和郭沫若的意思，中国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或者说已经都在从事新史学的研究，所以没有必要继续强调新史学。不过，尽管郭沫若认为上述变化“是很好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转变”，但同时指出：“这六种转向应该说是初步地转向”，还需要巩固和扩大。范文澜就“转向”问题进一步发表意见：“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份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份呢？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想，不管转了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向那边转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可以保证一定能够全转过去。”
至于如何才能全部转向，范文澜的意见是把郭老指示六条中每条的前半段完全去掉，另外把吴老指示的四条全部实现。“今天就是我们大家转向告一段落的一天。如果还没有完全转过去的，希望以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转向。”吴玉章在《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讲话中所说的四条，一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劳动生产者自己发展的历史，不是什么帝王将相豪杰英雄活动的历史；人类社会除原始共产主义没有阶级以外其余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用唯物史观才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注重现实，近百年史要研究，近三十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历史更应当首先很好的研究。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两个营垒的高度研究历史与现实。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已经冲破了国界。四是反对党八股，要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研究，以正确的方法研究现代史和古代史。
新史学会的“新史学”，其实是将此前除唯物史观以外的所有史学，包括近代以来的各种新史学全部划入旧史学的范畴，并与之分清界限。从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开始，史学研究就应当完全在新史学的框架之下进行。按照陈翰笙的说法：“这个成立会，表现着中国真正史学工作已在开始进行。……本会的工作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整个史学史上也要展开一个新阶段。”不过，关于新史学是否已经建立，以什么为标准，建立的程度如何，具体内容如何，各位大家事先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其表述在基本方向一致的大同之下，还有不少小异。例如研究的重点时段，多数认为在近代史，也有主张在当代史，陈翰笙则认为应当集中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要担负这研究封建社会史的责任，而有所贡献于全世界”[111]。
无论差异如何，进入新的时代应有新的史学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这种新史学只能以唯物史观史学为基础，不符合这一方向的学人应当转向这一方向。这等于否定了其他各派的新史学，将原来各派之一的新史学变成新史学的整体。但这未必能让所有的学人心服口服。因为此前唯物史观内部意见不一，各派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毕竟还存在不少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为学界存疑。1946年，童书业在上海《中国国民》杂志第1卷第4—6期连载《“新史学”批判》的长文，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新史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性批判，他说：
“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呼声，近年来是愈喊愈高了。不但是一般公式主义者是这样呼喊着，就是过去已负盛名的史家和许多有志的青年，也有在这样呼喊着的。“科学的史学”，这个名称是多么冠冕好听，“以社会科学治史”，也是多么时髦有劲。我们并不反对“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口号，但我觉得一切事总须名符其实，既称为“科学的史学”，则其实质也必须是“科学的”“史学的”；既称为“以社会科学治史”，则其实质也必须是“社会科学的”“史的”。无奈现在一般公式主义者所称的“科学的史学”，其实只是“科学”其名而“公式”其实，“史学”其名而“宣传”其实。他们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其实也只是“社会科学”其名而“主义”其实，“治史”其名而“鼓吹主义”其实。这样名不符实的口号，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童书业将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的显著异点在于，一、唯物史观太看重物质，把活的人类历史的发动力看作是死的物质，近于一种机械论。民生史观同样看重物质，但把人类求生存看作历史的重心，人类求生存是一种活的动作。二、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上各集团经济利益相冲突，于是发生斗争，有斗争社会才有进步。民生史观不否认斗争的必要，但认为是不得已的手段，揭示人类互助的必要，主张为大多数谋利益才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三、严格的唯物史观多不承认地理对于历史的限制力量的伟大，以及种族性对于历史的限制，民生史观则相反。四、唯物史观有一套固定的社会进化公式，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民生史观则没有公式主义的流弊。
毋庸讳言，童书业写这篇长文有一些特殊背景，据说当时因生活所迫，经人介绍，“为国民党写‘新史学批判’反动著作”，还为一些国民党团刊物写了不少反动文章[112]，因此文中出现了一般学术论文少见的恶意攻击唯物史观的话，以及将学人普遍鄙视的国民党正统的民生史观抬得很高。他指责公式主义用宣传欺骗方式来统制思想，使五四时代的进步精神完全消灭，使中国的学术走上绝路。尤其是史学，统制得最厉害，因为史学能使人智，而他们要使人愚，要以主义的公式统制中国的历史，使中国成为无史的国家，并把这些“新史学家”称为“毁灭中国历史学的恶魔”，要与之抗争。他称社会分期为“新‘五德始终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经学上的问题”，无疑都超出了学术的范围。
不过，除了政治上的攻击，文中的一些意见在学界也普遍存在。如对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相当肯定的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吾人阅毕郭氏之书，颇难得新见，而郭氏之所矜为新见者，如以孔子为乱党，亦多非哲学问题，且多有已经前人驳辨，而郭氏仍据以为事实者。故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113]。
安志敏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对其治史精神不胜钦佩，“而于其内容，则觉错误累累，触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著者用力之劬，固令人佩服，惜依据资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兼以个人主见甚深，致歪曲事实颇多，对中外学者研究之结果既未充分利用，而个人之见解又多无所根据，遂致虚耗精力，徒费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欤”？[114]须知齐、安二人并非带有偏见，专门针对郭、翦所著苛言相责，这两期《燕京学报》刊登的评论陈寅恪、陈安仁、徐炳昶、陈恭禄、童书业、劳榦、金毓黻等人的著作，也是态度鲜明，标准一致。此外，朱自清看过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认为“具有新的立场，但深度不够”。而对翦氏的《杜甫研究》则指出：“彼强调杜甫之社会因素，但作为一位学术研究者，其学术性不足。”[115]在他们所指出的缺陷未得到适当解决的前提下，用理论的先进性来勉强统一，很容易导致掩盖存在的种种问题，而难以令人信服。况且，新史学五大家的水平参差，同一人在所涉及的领域和方面程度各异，得到的肯定自然有所分别。
在目标一致的要求下，“新史学”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不免变成牺牲品。郭沫若宣布中国建成新史学之后的20余年间，史学发展的状况显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史学危机”之说。改革开放后，欧美的新史学重新涌入中国大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代年鉴学派学人重新倡导的新史学（或新新史学），对中国学人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总希望新的世纪有新的史学，或者说希望自己与20世纪的史家所从事的工作有所不同。[116]中国的新史学百年之际，召开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近来更有标名《新史学》的刊物问世，至少从队伍的组成看，已经相当新颖。在新史学的大旗之下，各自的主张千差万别，大都希望独领风骚，而最多只能百家争鸣，那种争相趋新、唯新是求的景象，使得后学者目不暇接，而令原来的“新史学”家不免有落伍之感。
海峡对岸稍得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了《新史学》，虽然发起人对“新史学”名号的倾向性有所顾虑，明确表示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要尝试各种方法，拓展各种眼界，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而要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创造21世纪中国的新史学。[117]不过，因为有意无意地要与国际沟通对话，无论研究的领域、方法还是路径，多少给人以别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感觉，而且“别人”的标准究竟如何确立，不无可议，未能真正解决是否用外国的间架条理中国的材料或事实就可以称之为新的问题，更无法面对中国人治中国史与外国人治中国史应否一律的尴尬。
七 结语
纵观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历程，以及各种主张起伏变化的脉络，不难发现，除梁启超外，后来各种新史学的抨击对象基本不是所谓传统的旧史学，而是以我划线的前面的新史学。而且标榜新史学，大都是学人少壮时的反叛与自期，待到他们步入成熟，一般都不再一味趋新，而是试图将借助新史学所开拓的疆域巩固转化为各自的领地。其实际目的，主要还在动摇前人，抬高自我。也就是打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各家的所谓新史学，背后都有外来新史学或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往往是将史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扩张为史学发展的整体，造成一个时期的史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的偏蔽。更有一些学人，凭着对中外学术的一知半解，尚不掌握史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就急于在教科书的层面批判前人的“旧史学”，以无知为超越的前提，真的以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面向浅学后进所倡导的“新史学”，往往是舶来的陈货或前人的唾余，甚至是早已被纠正的谬论。
史无定法，即使在新史学的大旗下，也不可能一统江山。但治史要志向高远，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创新的前提是温故，不必以眼空无物颠覆前人，不能以凿空蹈隙填补空白。一味趋新往往浅薄，所以趋时者容易过时。虽然偶有盲人摸象似的附庸蔚为大国，更多的却是短暂喧闹过后即销声匿迹。要想创新史学，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史学不好，创新的努力必然南辕北辙，充其量只能是欲辟蹊径而蹈覆辙。
提倡新史学甚力的何炳松1939年撰文指出：清季以来中国史学先后受日本东洋史和欧美史学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异，形成与以往史学不同的体系。新体系的史学或简称新史学，虽然还没有形成和以往史学（简称旧史学）显然分期的典型，但在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著述体制，即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上，已与旧史学迥然不同。新旧史学的异同，消极方面是脱离旧有经典的羁绊，附庸蔚为大国，积极方面则由侧重个人、英雄转向民族、社会，由偏重政治、战争转向全部文化。不过，“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但是这巨大的文化工作，在今日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与短促的时期内所能产生。所以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史学家或努力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或埋头于专史的计划与撰写，而且也都已有不少的成绩继续地向社会呈献。这些基础性的打桩工作显示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向上”[118]。
认识到整理中国史的工程浩大与艰巨，需要学人分头努力，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应该是学术进步的体现。现代西洋史学界“从来没有大胆的人敢负起研究英国史或美国史全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他们现在所以能够有各国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纲，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因为已经有许多专篇著作可备参考，可备取用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如果大家都抱着一手包办的野心，那末这部中国通史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119]。
史学的社会功能始终存在，近代社会变动日新月异，迫切需要适合时势的通史，在动荡的局势下因陋就简也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由此形成的风气，难免影响到后来，以分扰乱相的心态，为承平安定的学术，所得自然有限。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中国史学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各种各样的成果也不可谓不多，可是，新史学的总体成就，不要说取鉴于外国，即使参照新史学所批判并大力改造的旧史学，也未可乐观。以新史学的最后目标通史而论，各种标名为通史的著作林林总总，但要想与《通鉴》媲美，至少目前还不易取得共识。而断代史方面，《史记》《汉书》固然望尘莫及，就是要超越备受争议的《清史稿》，也并非轻而易举。其间的问题，究竟出在个人包办还是琐碎无系统方面，抑或新史学的立意本身就存在偏差误导，值得所有学人（无论主张新史学与否）认真反省。
近代学人努力求新，大多源于对史学的不同理解，而那些对史学认识较深的学人，则似乎并不受中西新旧的困扰束缚。这昭示后人应该超越中西新旧的分界，集中精力向着史学的高深境界探寻。治史必须先因而后创，就此而论，能够“新”史学的前提是掌握前人的已有知识，其后仍有余力余兴，才能从事新史学的创造。也就是说，无论整体还是个别，治史都应是先旧而后新。近代中国学人的新史学之路却大体反是，少壮时附会趋新，待到读书渐多，深入堂奥，反而倾向守成，悔其少作。换言之，“旧”史学越高明，“新”史学才能越有实效。所有的实际贡献，都将是新史学的有机构成，而那些针对前人浅见、一味求新的喧闹，虽然可能一段时期内吸引众多浅学者的注意，最终留下的不过是一堆容易过时的口号。就此而论，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之后的新史学，也面临同样问题。天赋与功力不足，难以整体达到布罗代尔的高度，于是各承一艺，不断扩张，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以及力有不逮的掩饰。将局部放大为整体的“新”史学，虽然极欲成为史学发展的总趋向，格局却至多只能补偏救弊。至于在以西为新的过程中，究竟是固有学术的确不好，还是用西式滤色镜难以欣赏品味，如果是后者，那么受此支配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中国史书，更应该仔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