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近年所治，一般以为所谓学术史，鄙意则宁可名之曰学人的历史。二者之间，分别显然。前者偏重于专门史的画地为牢，后者则力求破除分科治学的畛域，以及种种后出外来的条理系统的成见，将对象作为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不仅由学人见学术，也见其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活动及联系；前者以今意己意揣度前人言行及相关事物，后者尽可能约束因缘近代教育和知识转型而来、从习以为常变成天经地义的先入为主，努力回到时空特定的历史现场，把握各类乃至各个特定人物的思维行为方式，并以历时演化的态度方式看待前人前事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缘由有三：

其一，了解前人已知，以及如何知，为何如此这般认知，避免以不知为无有，或拾人唾余，或重蹈覆辙，或以凿空捣隙为填补空白，或以横逸斜出为创新超越，以致无知者无畏。沿着前贤开辟的大道正途，接着往下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如此取径，看似迂远艰难，放眼长量，恰是捷径坦途。

治学的大道，是继续前贤的未竟之业，聚沙积薪，继长增高，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登高望远。所以接着做比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却是治学的必由之路。历史上能够披沙拣金留下来的人物大都天赋异禀，兼有奇缘，又下苦工，读完书再做学问，功力深湛，体大思精，见高识远，接近理解诚非易事，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守成亦难，遑论超越。妄者不察，不能为己之后为人，先因而后创，存心以立异为捷径，一味读前人未见之书，治前人不治之学。看似开天辟地，实则趋易避难，而美其名曰创新进步，为突过前人，岂非贻笑大方。

社会变动的加剧加速，使得学术取径由先因后创转向推陈出新，标新立异成为哗众取宠以致众从的有效手段，学术难免偏离正道常轨。1919年3月，王国维写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认为清代三百年间学术凡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国初、乾嘉之学的开创者为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三人，而“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搏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

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别有评议，这番话更多的是夫子自道，借以阐述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取径，希望循此继往开来。不知有心还是巧合，一个月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刚刚问世，这本书被后来的学人指为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甚至学术的典范。无论此说是否成立，至少从接受的范围而言，胡著所展示的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比沈曾植提示的治学之道影响要广泛得多。王国维的有感而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后来者很少经由沈曾植所指示的治学之道，尽管王国维断言这是“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沈曾植的淡出学术舞台，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世风与学风大幅度转移的影响，不能完全归因于学术本身的变动，无独有偶，治学几乎得到新旧各方一致推重的王国维本人，结局也是大同小异。陈寅恪盖棺论定，认为王国维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所有论著“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

在为其他知己友好撰写序跋时，陈寅恪也不断借题发挥，表明其治学理念，指示或力图传承古今中外治学的大道正轨。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称：“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1939年为刘文典《庄子补正》作序，仍不忘针砭时弊：“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3]

可是，陈寅恪所说的这些轨则准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非后进普遍遵循取法的办法途径。而王国维、陈垣等人的影响，也远不及胡适等引领时趋之人。或许如钱穆《国史大纲·序》和《新亚学报发刊词》所指摘，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不能领导思想潮流，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此，钱穆有意标举高的，其著述“将勉奉以为诏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自谓差免门户之见，或有塗辙可遵”[4]。可是，尽管钱穆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其著作还是被认为程度太深，不适合中学生[5]，与胡适等人著作的影响层面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以今日港台学术界的时趋风尚，来者不能不慨叹，已经作古的钱穆遭遇到前贤同辈一样的尴尬。

也许学问之事，本来就是二三荒江野老的志业，无论社会全体还是学界内部，多好随波逐流，升降浮沉，只有少数沉潜者，愿意并且能够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心灵沟通。风物长宜放眼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谓转移风气，示来者规则正鹄、准绳途则的断言，若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空标准衡量，未必落空失效。而所谓影响，要看对哪些人在哪些方面起了何种程度的作用。所谓典范，也是相对于何人何事而言。从者多寡，何足道哉？传媒时代的受众越广泛，个性越模糊。所以学术只能自由，不宜民主。若是多数取决，无疑越是等而下之者越是易致众从。因为学问之事，要求天赋、勤奋和机缘的凑合，途径方法越高明，理解运用应当越困难。后出的方法，果真能够超越前贤，必然吸纳融合已有的各种良法，学习运用，不仅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而且能够进到哪一重境界，还要看各人的造化（包括天赋、勤奋、机缘），不可强求。那些截断众流，号称多数人能够跨越式轻易掌握的方法途径，好也有限。一味针对少年后进，欲将金针度与人，无非自我标榜，挟众自重，到头来大都误人子弟，将来者教到不可再教的地步。

治学须温故知新，先因后创，守成有余，继以创新，历时久而艰辛甚，当然不为抱负极高的新锐少年所甘愿忍耐，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肯守拙，唯好取巧。能以不破不立始，以复归本位终，已属幸运。除了一辈子参野狐禅而不自觉者外，近代不少学人经历过年轻时前卫趋新，后来则沉潜守成的转折，高明如刘师培、王国维，甚至章太炎等也不能免俗，以致后来新进少年叩问他们早年所治趋新之学，往往亡顾左右，笑而不答。这一变化，若以进步与保守视之，断为倒行逆施，拉车向后，显然不得要领。根柢浅则随风摆，易趋附，大体基本茫然无知，而自诩取法乎上，岂非天方夜谭？一张白纸固然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画者决不能如一张白纸。白手起家的日新月异，不过起始初阶。如此，之于本人的新与之于全体的新，截然不同，若将小儿学语学行许为后来居上，青胜于蓝，同样不伦不类。

其二，由人而知学。历史的中心是人，而人有思维行为两面。据说在海外攻读中国史的博士学位，若选不到适当题目，最后便择一前人未做过的人物下手。实则人物研究看似容易上手，做好却极难。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为各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亦即所谓人尖子，尤其是著名史册者，无论帝王将相，圣贤智哲，还是大奸大恶，均有非比寻常之处，要想具有了解之同情，实属难事。加以时空距离遥远，身份差若天渊，研究者大都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经验，不了解习惯做派，不易体察其行为心境。于是人物研究，往往愈治而愈觉得对象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以致于不知不觉中以其是非为是非，甚至以其好恶为好恶。所谓高山仰止，非但无法逐渐接近，反而日益疏远。而一味远观仰望，如何能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了解其人其事，论学论人，难免隔靴搔痒。其实，很少有历史人物经得起后人的反复研究。反差过大的原因，无非两种情形，其一，所选对象确系不世出的高人，难以接近；其二，研治者取径有误，南辕北辙。前者屈指可数，却无法抗拒，不妨另选适合自己程度的对象，而不必勉为其难。后者则须转换观念，改变方法，至少要方向正确，才能逐步靠近。

至于学人，尤其是通人异士，天赋、机缘、工夫，均不同凡响，若不能与之心有灵犀一点通，只得依据自己的“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横看成岭侧成峰”，凿空逞臆地瞎猜乱点。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有专精，直入前贤的文本，无非见仁见智，难以心领神会，恰到好处。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不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看朱成碧，指鹿为马。

学问或有不受时空影响的至理，此节于思维可以形而上的文化系统或许无碍，而中国文化少有纯粹的抽象，论学讲道，多由具体语境而生。人的思维行为互为关联，研究学人的历史，不宜将学与行截然分别。以学人的历史包括其所治学术为事实，有一大难事，即所及问题多为观念精神层面，看似虚玄，难以捉摸，非将思想还原为事实，以实证虚，不易把握。今人所写学术思想家评传，好将生平与学术思想分离，以为便于架构编排叙述，实则不过方便用后来外在系统，条理解释固有材料，无形中以今人观念揣度解释古人思想。即使治学向来不大严谨的梁启超也说：“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6]

不仅如此，学人论学所指称的事实，不过其对于历史的认识，正如后来者描述其学行，难免附加传衍的成分而非及身的影像。即使学有根本，能够执简御繁，还是难免门户家派的偏见。也就是说，所指称的史事、如此这般指称所指史事以及这样的指称加于来者的影响，相关而不相同。或者不察，传授之间，习以为常，每每不能分别，自觉者也难免扑朔迷离，懵懂者更加纠葛混淆。所以材料相对于史事，决不仅仅直接间接、一手二手、主料辅料那样简单。善用者无非恰当而巧妙地把握所指能指的时段、层面和方向。此外，学人撰著之际，心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端，这些考虑，必然影响其行文，遣词用字，或曲或隐，反转周折，甚至夸大张扬，均别有深意。仅凭文本，又带主观，则不易仔细分辨，只能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态度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人事，误读错解本意，在所难免。史学为比较的学问，所论人事，都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所谓理解，即恰如其分，关键在于恰当把握所处的时空位置。此即由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亦与当下的语境说近似。具体做法，则须将合本子注扩而大之，不仅比勘文本，而且比较本事，把握头绪，了解同情。

研究历史，若治某人某事即以某人某事的直接材料为范围，难免导致研究某人即偏爱之，甚至以其好恶为准的，结果势必眼界狭隘，孤立无援，不得不以主观己意下判断。所谓“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杨树达用司马光长编考异法作《论语疏证》，“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因而能为治经者开辟新途径。[7]以事实证言论，以文本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若是全局在胸，古今中外，来龙去脉，渊源流别，如数家珍，进而把握具体，品评人事，自然得心应手，得其所哉。

当然，凡人大都经不起反复研究，高明者察知玄奥，故意不留证据，以免后人琢磨。清季广东大儒朱次琦一脉传人，遂多不留文字，令后人难以下手。而近代学人不留学术著述以外的文字，用意也应在此。如果自以为是，有意保留材料，试图使历史叙述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化，永远留在历史的中心位置，或是故布迷局，文过饰非，淆乱视听，将后人引入陷阱，也难逃智者的法眼。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大都非同寻常，心思过人，若道行不足，或是稍有不慎，容易误入歧途。一般而言，了解越多，认识越深，则越能接近研究对象，所谓家人眼中无伟人，即以其亲近之故。若是愈治而愈高大，显然与所研究对象之间差距过大，不能平等交流对话，更无法心灵相通，一味高山仰止，绝无真正认知的可能。两相隔膜，所作论述，如何能够恰如其分？

其三，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以及新式学堂教育的制约，分科治学，已成体制。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其实分科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还有待研究。但要因之一，则为人的智力体力有限，而知识无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分门别类，缩短战线，使人力足以负担。可是如此一来，本来浑然一体的学问被肢解为彼此独立的系统，久而久之，不仅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绝，每个学科内部也日益细分化。以史学而论，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专门史，大都不过治史必备的条件，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研究历史，若用分科眼光，势必以后来观念看待前人前事，符合后出外来的学科轨则，却不理解前人的习惯做派。历史本为整体，各部分有机联系，近代学人重写历史，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能以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为通史之一体，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将历史割裂肢解，历史的无限联系被人为斩断，具体时空被抽离。既然历史人事并非按照后来的分门别类进行发展，以分科分类眼光看待和研究历史，难免有强古人以就我之嫌。而分科治学之下的所谓跨学科，则往往是坐井观天，自我放大，或踉跄跳跃，不守规矩，以局部求通论，以归纳代贯通，势必以偏概全。

研究学人的历史，既可由此一点入手，延伸探察整个历史的各个层面，又能揣摩考察学人对于历史和时势的观察论断。史家亦为社会一分子，既有一般体验，又有独特感受，其思维行为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牵连广泛，与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况且国人治学，旨在经世，近代受西洋观念的影响，虽有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只是为了抵御公私权力的干预，从来没有锢蔽于象牙塔内。史家见识各异，研治史家或学人的历史，固然难免是非正误、高下得失的判断，更重要的却是将各家的见仁见智当作历史的事实，观念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智者千虑一失，愚者千虑一得，得失之间，高下有别，但无论得失，都不过历史事实。作为事实，认清征实即为判别。诚然，在梳理脉络，贯通无间的同时，个人主观势必参与其中，只是主观能动的取向，却是最大限度地限制主观随意性，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历史事实。

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而进入之前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学问为一整体，分科治学，本来因为人的天赋机缘有限，智力体力不足，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而一旦形成专家之学，遂无通人眼光，无从比较衡量，久而久之，专业成为小众的领地。如果没有贤能引领，难免等而下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高明，和者益寡。近代以来，学问由学校传衍，以媒体传播，遂益发不可收拾。

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相应，史学无疑应是综合的学问，通史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跨越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的难关。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时贤批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有归纳无贯通，可以两点为例，其一，以欧洲中心所见世界通则为据，条理中国史事；其二，以局部研究所得通论，扩及其他部分乃至整体。无论那一种情形，材料的有限性（不完整和真伪的部位程度）都难以体察把握，勾连贯穿。

以贯通为至高境界，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贯通。此节本来不易求证，更难求全，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1.由博返约。今日通行的教育体制，教人先读教科书，然后进入专题研究，基本没有学习教科书或讲义以外的真正读书。由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学人，往往好以自己的成功经验，传授弟子，鼓励其择一前人未着手的领域，长期钻研，名曰占领制高点。可是因为没有整体观念，不能衡量其高低当否，难免误以洼地为高坡。退一步讲，开垦一座荒山，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否就是占领制高点，也大有可议。萧公权谈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主张在假设之前应有一放眼读书的阶段，否则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在占山为王的取向下，对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味找前人不见的新材料。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利用新材料。凡此种种，都表明博而后约不能逾越。如果省略，后遗症越久则越重。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久远，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且愈近愈繁，晚近各类史料，总量约为历代之和的百倍，连善于史料功夫的陈垣也叹为观止。以目录学为门径，可以把握规模门类，探究渊源脉络，分辨主次轻重，收执简御繁之效，得固本明道之益，以期学有根底，以免望洋兴叹。

2.由专致精，由精求通。博而不精则泛，达不到通的境界。而要精深，专或为必由之路，所以钱穆说非碎无以立通。但要由专而精，不是由专而偏，须有前提条件，其一，以专门为整体的部分，或以专题为通史的一体，能够将具体的专门研究置于整体中的适当位置，并给予恰当的理解把握。其二，不能局限于一隅，若始终以专家自命，畛域自囿，绝无由碎立通的可能。须在众多关键的部分深入，然后才有由精求通的机会。其三，注意各个专题之间的事实联系，求其时空演化进程与形态。

由于分科要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速求通的进程。而所谓通，不仅在于求形式上时空纵横的完整，更重要的是把握能够贯通所有时段层面治乱兴衰大事要人的纲领脉络，集众的研究如果没有立意高远的取径，以抄撮为著述之外，同样不能克服分门别类的局限，甚至会产生集体偏见或误解。

此外，还要谨守一些戒律。由局部所得，若仅以为个别则无妨，欲为通论，则相当危险。历史更多体现个别性，见异大于求同，历史的规律即普遍联系，当于事实联系及其时空演化中寻求，而非由近似性来比较没有事实联系依据的异同，进而以为通则。可惜史家每每好将局部经验放大为整体准则。即使态度谨严的验证，也难免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偏概全。从局部看整体很容易或很难避免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或以局部的成见观照整体。若以专门为整体的部分，则不要占山为王，以免落草为寇。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而且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尤其是晚近史料繁多，超出人力所及，近代史虽然已是断代，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逐渐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

3.切勿横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称：

通人之名，不可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各有其不相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

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则如徐生之礼容，制氏之铿锵，为补于礼乐，岂少也哉？无如彼不自知其横也，君子亦不察识其横也，是礼有玉帛，而织妇琢工，可参高堂之座，乐有钟鼓，而镕金制革，可议河间之记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斯无恶矣。……

横通之人，无不好名。好名者，陋于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师旷之聪，辨别通于鬼神，斯恶之矣。故君子之交于横通也，不尽其欢，不竭其忠，为有试之誉，留不尽之辞，则亦足以相处矣。

章学诚举例说明：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于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江湖挥麈，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所谓学无根柢条贯，道听途说，游谈无根，而以为见仁见智，乱刀切瓜，横七竖八，总及核心关键。殊不知漫无头绪，胸无成竹，一味误打误撞，瞎猫捕鼠。而横通之论，乍听石破天惊，醍醐灌顶，易致众从，后学者尤其应当警惕。顾颉刚本来对自己幼年读书多相当自信，20岁时看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横通》，觉得自己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从此才想好好读书。不久在陈汉章的影响下，又欲由目录进窥学问，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8]

近代以来，为学不仅须贯通古今，还要沟通中外，于是又有新的“横通”。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9]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罗万有，本不分科，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10]，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极大的考验。以此为准，章学诚本人恐怕也难免横通之讥。

金毓黻早年以为凡学问无非纵横二者交相为用，不同意梁启超以纵断废横断的主张，并对章学诚讥横通不以为然，觉得横通实不可废，“唯一志于横而无纵以贯之，乃不免取讥于君子耳”[11]。这样的纵横观与章学诚所指摘的情形不大一致。这时金毓黻还着重于反对博而泛，赞成专精路线，与后来的观念大不同。治学首在明道，即渊源流变的脉络，能够横断者，每一专门的纵贯也要了如指掌，才不致于道听途说，横逸斜出。

反观今日治史，有一相当普遍、且日趋强烈的偏向，即不愿受历史人事具体时空关联的约束，每每欲图解脱事实联系，为后来的观念驰骋腾出足够的空间。此种现状，积累而成。梁启超提出中国无史论，甚至史料也难求，傅斯年主张不读书只找材料，认为材料越生越好，不含前人主观。两人所说，别有所指，可是流弊之一，便是导致将无主观误认为无意思，理解本意变成以后来观念解释材料，加上社会科学的泛化，更进而视为天经地义。积衍成习，这样的取径做法，与学人自身的知识来源及结构相当契合，似乎便于驾驭，因而很容易被普遍接受。可是也极易流于望文生义、隔义附会和横通之论。

本书相关问题的研究，得到各位师友资料方面的帮助，文中标明之外，王奇生、李细珠、刘巍、潘光哲、陈以爱、王信凯、孙宏云诸位贡献尤多。各篇先后在各学术刊物发表，然后根据研究进展和资料披露，陆续有所增改。吾友蔡军剑将全文校对一过。近代史料繁多，人事复杂，解读不免错漏，还望高明教我，以便日后修订。

桑兵

2007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