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苏外交风云录
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决裂
从“蜜月”到决裂
1949年10月2日，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副外长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龙飞凤舞的亲笔信。王稼祥同志被认为是“最牛的新中国大使”。在上述信中，他身兼三职，甚为奇异：既是驻苏联大使，又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管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具体事务，还是中共中央代表，负责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联系。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中苏关系进入10年“亲热”时期。印象最深的是对斯大林的悼念。1953年3月初，我正在上初三，连续几天从学校广播里听到斯大林的病情公告，其中包括医疗组人员名单以及各种体征数据。5日，斯大林辞世。9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那天下午三点钟，镇上的大喇叭响起了哀悼声，赶去会场的同学们在半路上原地立定默哀三分钟。
1957年四五月份，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身份，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此时北京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同学们，有幸站在北京饭店前面欢迎苏联国家元首。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大家看得真真切切。
好景不长。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主席将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一些重要设备和提供贷款。
“大论战”被搬到谈判桌上
从1960年到1969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冷，两国军队在边境上三次兵戎相见。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培训期间，正赶上中苏“真假马列大论战”。毛泽东同志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越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别浓。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同学们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
1963年9月，我到外交部翻译处实习，但算参加工作。从那时起，中苏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其他部委当时已不配备俄语翻译，需要时，便向翻译处俄语组借口译人员，但这种机会也不多，每年两三起而已。领导为了培养我，便给我“开小灶”，出差当口译的任务，几乎全由我承担。
1964年2月至8月，我作为翻译组的成员，参加了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这次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把那场政治大论战搬到桌面。我方团长有一次念发言稿，从上午十点读到下午两点，批判的火力很猛。当年初夏，毛泽东同志预感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气数”将尽。10月14日，正如毛主席所料，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此前，“批修”文章已发表了九篇，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双边来往彻底中断。
没完没了的“抗议”
从“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小点儿贸易”，每年只有两百多万瑞士法郎。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登门”一说。
从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后，我“造反派”多次包围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惩办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口号，“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之声此起彼伏，并举着写有同样内容的标语牌游行，有人还当众烧毁这两名苏联领导人的稻草人模拟像。
相应的游行也在莫斯科发生了两次。每次都有两三百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在北京那么狂热。我和同事们在使馆楼上看热闹。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臭鸡蛋，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
“文革”开始后那两三年，中苏两国经常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几乎每次在会上，中苏领导人讲话时，都狠批对方，我方称之为“反华”，苏方则称之为“反苏”。讲话中，一遇到这个“反”字，两国使节就立即退场，以示抗议。有一次，某西方通讯社发消息说，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攻击中国时，中国大使刘新权退场前，向大会主席团鞠了个躬。当时，我国外交部由“造反派”掌权，其头头发电报把刘大使狠批一通，并要他立即发回深刻检查。刘大使一看到电报，气得脸色发青，把我找去，气鼓鼓地吼道：“老子参加过万里长征，是从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连死都不怕，竟然向苏修低什么头，鞠什么躬，简直是胡说八道！”又说：“你当场给我当的翻译，请为我作证，立即辟谣！”原来，刘新权大使离场前，故意在原地挺立了两三秒钟，以便让在场和看电视转播的苏联群众看清楚，他是堂堂正正地退场以示抗议的。
中共苏共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本是同根生”，都“姓马”。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一直“鸡犬之声相闻”，后来却长期相互为敌，“老死不相往来”，“相煎”得很“急”。我把个中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中苏两党对马列经典的不同解读，两国根本利益的冲突，个别西方大国要给中苏关系打进楔子的图谋。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使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变得脆弱起来，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后，便产生巨大“裂变”，一发不可收拾。
大花篮里藏着的大政治
1960年1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毛主席，说要转达赫鲁晓夫对他的生日祝贺。毛主席当日正好满67岁，但这次生日并不逢五逢十，况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已过了11次生日，而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贺寿的举动。赫鲁晓夫这次突发奇想，自有其特殊缘由，对此，毛主席本人最清楚不过了。
为了讲清此事的前因，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58年夏天，毛主席当时下令军队炮击金门。对这一牵动远东局势的不凡之举，赫鲁晓夫这个盟国首脑并不知情，于是乎，便恼由心生。毛主席则称，此乃中国内政，事前无需让“外人”知晓。而在此前后，还发生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苏方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持“中立”态度等重大事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相互心存芥蒂，但各自出于种种需要，并不希望把关系搞僵。1960年底，就在毛主席这次生日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正式往访苏联，劝赫鲁晓夫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赫氏对此表示赞同。此访给外界造成一个中苏团结一致的印象。赫氏此番又来了个贺寿之举，显露出向毛主席进一步示好的意向。而在此时，中国的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远未消除，外部环境也不怎么好，毛主席自然也就乐意接过赫鲁晓夫伸出的这一“橄榄枝”。
毛主席如约在中南海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他郑重地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生日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了一个大型花篮。这一“国礼”非同寻常，在它里面所隐藏着的政治用意显而易见。
在会见中，毛主席高兴地对苏联大使说，在他生日的时候，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本人的一大荣耀。他请大使向赫鲁晓夫转达谢意，并也祝赫鲁晓夫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毛主席同苏联大使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除了国内形势、国际共运内部的问题外，重点谈了他“退居二线”一事，而且谈得很深，反复地讲，真可谓推心置腹，连苏联大使听了，也都感到很意外。比如，毛主席说，他希望仅仅做一名政治局的“普通委员”，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还说，此事他还没有同党内任何人说过，连在座的杨尚昆同志也不例外。毛主席对苏大使开玩笑说：“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
上面既已讲了事情的前因，下面接着说一下后果。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强调要与苏联搞好团结，停止与苏方论战。苏共中央也做出了相应的表示。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主席，提出要借给中方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蔗糖。这一大批“沉重的干货”，对当时粮糖奇缺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可惜的是，此信在译成中文时，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错，致使毛主席、周总理无法准确理解赫鲁晓夫的原意，我方因而只接受了50万吨食糖援助。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好景不长，当年底，中苏争论“硝烟”再起，过后不久，意识形态争论就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导致中苏关系最终恶化，而且，这一超反常状态，持续了将近20年。
邓小平与对苏“葬礼外交”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为邓小平所指派，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勃列日涅夫受冻去世
1982年9月20日，我第二次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11月11日晨6时（莫斯科时间，下同）刚过，我像往常那样，打开了苏联央视一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简直把我给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四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勃列日涅夫还好好的，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他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敬酒，他很高兴，谈笑风生，显得相当精神。我作为译员，陪同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见证了这些场面。听苏联人说，那天红场上零下十五六摄氏度，勃列日涅夫因而冻出一场急病来。一个76岁的老人，心肺一下子受不了，没几天也就过去了。
11日傍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一事发来的三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读了国内的来电，我和使馆的同事们都很振奋：几个令人伤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20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我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我们很快就获悉，这些令人意料不到的决定，都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授意下做出的。这是老人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手笔”，意在抓住这一突如其来的机会，使长时间紧张的中苏关系能逐渐和缓下来。
12日上午，国内通知使馆，黄华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员有四人，还让使馆派三人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我担任代表团联络员。
含有深意的“书面谈话”
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考虑到黄华同志赴苏联参加葬礼有“中国特使”这样一个特殊身份，又肩负邓小平同志的重要使命，况且当时北京—莫斯科之间的航班很少，不便于往返时间相衔接，便提出破例派架波音737专机送黄华去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提议。不过，黄华外长觉得，11月14日一早，有中国民航班机去莫斯科，中午即可抵达，赶得上当日晚举行的悼念活动。于是，他就决定坐班机去，给国家省点外汇。对此，他向上述那位领导人作了报告，但没有惊动小平同志，觉得这样做并无什么不妥。14日上午10点左右，小平同志参加完一个会议之后，对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坐的专机今天起飞之前，请他发表个书面谈话。”他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为了给国家省点钱，不愿坐专机，而改坐我国民航班机去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前就已经起飞了。”小平同志立即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胡乔木同志拟稿。像往常一样，小平同志只点出文章的主旨，三言两语交代需写的要点，给撰稿人留出很大的写作空间。胡乔木同志对小平同志的指示心领神会，只用了半个小时便交出了稿子。此稿经小平同志修改后，即以黄华特使“离京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播发。胡乔木同志对小平同志的用意领会之透彻、对当时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关系理解之精细、“谈话”稿遣词造句之贴切，实在令人赞叹！
胡乔木同志这次受邓小平同志之命所做的“急就章”，倒是勾起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毛主席为胡乔木同志本人也做了一次“急就章”。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斯大林对此很恼火，向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提出，苏中双方各自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谈话进行驳斥。毛主席表面上虽然表示同意，但内心却另有打算，他当时想起了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决定以他那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篇谈话。19日，毛主席给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发回只用了三四十分钟写就的“胡乔木谈话稿”，挖苦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因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痛斥艾奇逊之流一天“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一天“就不能活下去”。这篇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稿子，次日即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真可谓：一个大“笔杆”的“文字”，由另一个更大的“笔杆”“捉刀”，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处之一。斯大林对毛主席“言听而计不从”的做法甚为不悦。其实，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懂得个中奥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毛泽东同志，感到“官方声明”会让他束手束脚，骂艾奇逊之流骂得不够痛快，只有通过新闻官员嘴，才能将其讥讽得酣畅淋漓。
接着上文说。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黄华外长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细细地品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
“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小平同志又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个生花的妙笔。一个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另一个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就开始对苏共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这块“老姜”好“辣”
14日上午11时，杨守正大使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慢条斯理地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位老外交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他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当看了一下我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大使站在黄华特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对于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他感到非常振奋。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特使和大使，似乎努力在猜，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这是位哲学家，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改任苏联副外长。他与中国五名副外长谈过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10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治理文化”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那么精通。此时，他虽“吃透”了中国特使那篇“谈话”的深意，但恐怕很难料到，其来历却如此之奇特。
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5日上午9时在红场上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遗体告别。18时50分，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19时，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在此处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致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各国领导人所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大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
15日8时20分，黄华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员抵达红场，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总理1953年春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我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后面，一排排地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在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侧，苏军将领们则一字排开，站在观礼台右侧。
9时葬礼开始。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各界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当日天气很冷，大约在零下20摄氏度，在每位讲话人的面前，飘着一层层非水非冰的薄雾。9时50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遗体的棺椁，由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多名士兵，抬到列宁墓左侧的墓穴旁，随后即举行隆重的下葬礼。
14时55分，安德罗波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准备集体会见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紧紧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欢迎。黄华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说这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对于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波夫深表感谢。他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而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黄华特使住处，同我方译员核对他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这次特殊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黄华特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相对来说，这个级别并不算高，只能算个中档。但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特使摆在高档来宾的位置上。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读”懂了小平同志“葬礼外交”之深意，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能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还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中苏友好时期，大事都是通过党的渠道决定解决的，根本到不了两国外长这一层面。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双方全部来往彻底中断。这是20年来中苏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我们当时称之为中国特使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在会见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两国外长着重就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苏联外长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他这么一说，立即回敬了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讲各的，互不相让。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在两年四个月时间内，两位年迈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相继去世。小平同志又分别派万里、李鹏两位副总理参加葬礼，于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又得以多次进行接触。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场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它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于是，“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这个“乒乓外交”，撬开了中美关系“紧闭之门”。11年半过后，小平同志又发动对苏“葬礼外交”，意在改善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举动，它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这是中国外交，乃至整个改革开放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38年，其中20年在本部，18年在4个驻外使馆。我有幸目睹中国、苏联—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主要领导人的风采，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但见证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才是终生最引以为豪的。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0年全方位友好，到10年意识形态对立，再到10年军事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在长达十七八年时间内，双方人员来往全部中断。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勃列日涅夫，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如何缓和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一个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改善对华关系是其核心内容。小平同志一下子就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虽只讲了短短三句话，总共才77个字，但讲得很妙，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与中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截然不同，经小平同志审定的这三句话，把落脚点放在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上。从此，中苏双方开始长达8年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磋商。双方慢慢地相向而行，两国关系“绝处逢生”便露出一点曙光。
经过小平同志与苏联四任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山重水复”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中苏双方商定：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中旬访问中国，与邓小平同志举行会见，这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
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1989年初，钱其琛外长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对于苏方人员的称呼办法提出意见。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以“同志”相称，毛主席曾诙谐地说过，我们同苏联人是一家，都“姓马”（指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基于策略考虑，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1950年3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就改以“同志”相称。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就严重恶化了，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仍可称“同志”，因为苏联依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还是共产党。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一二十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的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邓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邓办”把这一指示告知李鹏总理办公室。李总理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并做出决定：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会见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我方曾把“不拥抱”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00，戈尔巴乔夫见到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实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2月初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他还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李凤林、宫建伟。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啦，要想个办法，让戈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好让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一方领导人听本国译员用母语翻，容易弄得明白，在50年代初并不罕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邓戈会见前，苏方主翻百订林在人大会堂东大厅见到我时，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生硬的京腔说：“我知道肯定是你这小子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儿在头儿（指戈尔巴乔夫）面前显摆（指当翻译）的机会！”
中苏关系“半正常化”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做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宫近4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对到访的钱其琛外长说个不停，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我在场听见此话，甚感意外与惊讶。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到这句言简意赅的话，真乃兴奋、羞愧、佩服“三味杂陈”：我们为他老人家写了许许多多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一两万言，却顶不上这再普通不过的“八字组合”！
小平同志有个机智小幽默，也让我印象深刻。在会见中，苏联外长提出，戈尔巴乔夫拟于5月中旬访华，称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打了个马虎眼，想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以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一些问题。但老人家已从陪见的钱外长那里得知，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分歧仍较大，尚未商定此访日期，便识破了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事儿由你们两位外长继续谈，“我听你们指挥”！
邓小平同志事后指出，中苏两国外长互访，标志着中苏关系“半正常化”的实现。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从9:00起，陪见的中央领导人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着，恭候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谁都知道，“中苏关系正常化”这7个字，与“邓小平”3个字是紧密相连的。
9:35，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即邓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一字不落地记录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45，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俗称“总统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砖头”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邓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他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两次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55，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点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足有八九米的天花板。
10:00，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两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还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邓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他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做出过正式表态。小平同志这次代表我们党我们国家首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我觉得，小平同志所言“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特别英明，因为对于中苏关系那段不幸岁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承认苏方有“过错”，小平同志也替中方承担了相应责任，如果不“一风吹”，再翻旧账，一是争不出个我是你非来，二是给中苏关系发展造成新的障碍。
12:00，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老人家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人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一环：下午1时邓小平同志午宴，2时戈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20，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兴奋地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30，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三十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还想略为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当场表现。他进入东大厅后，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见此状，我不由得一笑：在邓小平这位“小个子东方巨人”面前，紧张乃人之本能。戈尔巴乔夫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邓小平同志这位曾震撼过全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在听老人家讲话，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去见邓小平同志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陪同的苏方官员说，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
会见当天晚上，我立即将邓戈交谈内容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我精确地算过，当天自己站在和坐在他老人家旁边的时间，总共有两小时五十五分钟，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介绍我给苏联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萧榕还告诉我，她父亲会见戈尔巴乔夫不久，收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托人送来的三张唱片，上面录有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老人家很喜欢，常让家人放给他听。
向总理、总书记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当日12点半，邓戈会见结束后东大厅的门一打开，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就立刻给钱外长送上一张条子，他看后交给了我。原来这是个电话记录，下午两点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让钱外长尽快派人去钓鱼台国宾馆汇报邓戈会见的情况。钱外长让我赶紧前往。当我快走到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的时候，大会堂一名工作人员匆忙赶了上来，交给我一个塑料袋，袋子沉甸甸的，摸着有些烫手。他说：“这是30个小包子，是钱外长让我从厨房拿的，他让你带着在路上吃。”我心里热乎乎的：还是老首长“疼”我，晓得干这行的人“挨饿”之苦，而且，30个包子，够我吃上五六顿的！不过，在坐车前往钓鱼台的路上，我紧张地为汇报打腹稿，压根儿就忘了那30个包子。
在钓鱼台12号楼，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介绍一下邓戈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做出评价时，他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中苏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ВИНА）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说得还是比较重的。”
汇报完后，已经是差10分钟两点了。接着我还要参加李鹏总理在钓鱼台18号楼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因为有少许空余时间，钓鱼台管理局的王副局长便让我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由于饭点早过了，思想又一直很紧张，饿意已全跑掉了。我胡乱吃了一点西兰花、白斩鸡、酱牛肉，大约各两三块、片。桌上所摆的美味佳肴乃钓鱼台的名厨制作，我虽然只享用了不到两分钟时间，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久的。
当我到达18号楼时，钱外长问我“见到了总书记没有”，我说，才向李鹏总理汇报完，是同他一起坐车从12号楼过来的，钱外长听后没说什么。这下子想起来了，他向我交代过：尽快向下午5点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当面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况。当宾主在会谈大厅入座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外长就坐了下来，占了陪同团团长、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的位子，将其往谈判桌左边侧挤了过去。陈部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坐下后，立即拿出了邓戈会见一摞记录本以及纸、笔，写出“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纪要”一行字。我大约用两三分钟就写出了第一页，然后交给右侧的钱外长。他略为改了一下后便请人尽快送出去。我每写出一页，就立即送给钱外长审改。后来听一位知情人讲，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在会谈大厅外一直等着这份汇报提纲。他让“中办”的司机分着送，第一页先送，之后，两三页一送，司机往返跑了四趟。这番“动静”虽不大，但引起不少在场人的注意，他们大概会猜到，钱外长正在处理一个特急件。
会谈一结束，被我“蛮横抢占”座位的陈敏章部长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早就听说，钱外长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日得以亲眼相见，真乃三生有幸！”听得出来，话里透着一种真诚。我听后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这短短一两句话，是对我们这些“钱外长手下的兵”最好的褒奖！其实，这位部长并不晓得，我当时为何这样“雷厉风行”。大约两周过后，我再次见到陈部长时，才告诉他那天“抢占”他座位的原委。他听后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干外交这一行很光荣，但也很辛苦！”
与原苏联十四国建交纪实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政局动荡不已，如何正确应对，是邓小平同志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在苏联解体之前与之后，如何处理好与俄罗斯及其他原苏联十四国的关系，则是我国外交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的副司长，主管苏联—俄罗斯的工作，对小平同志如何准确判断形势，从容应对，巧妙驾驭复杂的局势，高屋建瓴地采取一系列重大对策，有一定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政局就开始动荡。对此，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他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们一直密切关注苏联政局的动态，并采取这样一种方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与苏联的关系。
与波海三国代表的建交谈判
抓住时机急赴波海
1991年9月初，波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宣布独立。就在此前的七八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连采取了极为不寻常的行动：下令解散苏联内阁、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下令停止所有政党在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
9月6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承认波海三国独立。
7日吃午饭时，苏欧司司办一位同志在饭厅找到我，告诉田曾佩副部长让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一趟。我撂下饭碗就往“田办”赶。田副部长告诉我，李鹏总理刚刚来电话说：波海三国宣告独立，戈尔巴乔夫昨日已经承认了。在9月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估计这三个国家将会提出入会的申请。要趁着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派人去三国商谈建交事宜。李鹏总理还指出，台湾当局利用苏联东欧剧变之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削尖脑袋往里钻，一定要赶在台湾之前，把与三国建交这件大事给“拿下来”。
田副部长还告诉我，钱其琛部长让他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带着我乘最近一趟班机飞往莫斯科，之后立即转赴波海三国。他当场交办以下五件事：一、立即拟出一份上呈件，写得要很扼要，四五百字即可；二、草拟建交公报，核心内容是对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三、请条法司协助速办政府代表委任书；四、估计波海三国之间的交通联络不够顺畅，时间又紧迫，研究出在这三国间乘坐交通工具的办法；五、提出其他随行人员的名单。
我领到任务后立即回到司里，正好朱安康司长、白寿绵副司长用完午餐后都在办公室。我们三人花了一刻钟拟出请示报告后，又议出了以下办法：一、由我与苏联处三位同志草拟建交公报。二、由苏联处出面请部条法司速办政府代表委任书。三、由苏联处提出在波海三国间乘坐交通工具的办法。四、请驻苏联使馆派以“精明能干”闻名于“苏联圈”的张喜云、张延年两位二等秘书随团工作。
“三项承诺”的草拟
关于波海三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我们决定从基础性工作做起。我与苏联处三位同志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工作。我这一组两人到部档案馆查档，另一组两人到部台办查找近些年来我领导人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以及国台办发言人和部发言人的有关表态。
7日中午12点半，我打电话给部档案馆负责人，说明部领导交办的任务。他当即表示派位副处长配合我工作，还说：“要查什么，就找什么；要查多久，就候多久。”我着重查看了1989年以来与巴林、纳米比亚、沙特、新加坡等国的“建交档”，了解有关台湾问题表述的具体考虑。我还特地调看了“尼克松访华档”，以便弄清《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写法的来龙去脉。
晚上6点过后，档案馆那位副处长告诉我，办公厅领导刚打来电话说：“我国目前正在与文莱、以色列和韩国进行建交谈判，建议苏欧司领导向亚洲司、亚非司的领导了解相关情况。”我请助手即与这两个兄弟司的负责人联系。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从家里赶到部里，分别向我介绍了在建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述的磋商情况，并把建交公报的中方草案交给了我。
两个小组碰头时，差不多已经是夜里11点了。两个小组收获颇丰，从部台办那里抄回来十七八页有关讲话和口径。
我与苏欧司上述两位领导把两个小组抄回的内容归纳后，就建交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拟出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对方作出三项承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二、作为回应，我方作出两项承诺：对于对方在经贸、文化方面与台湾进行纯民间的交往不持异议；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努力。
当我拿着司里这个方案到田曾佩副部长那里时，已过午夜。他看后表示“大体上可以”，还说，在对方的三项承诺中，关键是第三条。之后，他就带着我去见钱部长。钱部长看了方案后，作了重要指示。
从钱部长办公室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点儿头飘脚轻，立刻意识到低血糖又在发信号。可不是吗？昨天午饭只吃了一小半，晚饭也“错过”了。于是，赶紧回到办公室，取出常备的饼干来充饥。
对于田副部长交办的另两项任务，经请示部里是这样定的：
一、考虑到波海三国之间的航班少且飞得不正常，请靠近上述三国的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总领馆派两名司机，开两辆轿车送田副部长一行到三国谈判。
二、由驻苏联使馆张喜云、张延年两位二秘分别担任俄语译员和处理此行的具体事务。
我后来还想到，波海三国的人对俄语不感兴趣，有可能提出要用英语与我方谈，就建议部翻译室派一英语译员一同前往。对此，钱部长说：“就省一张北京—莫斯科往返机票吧，让波海三国附近的某个使馆派一名英语译员即可，人选由苏欧司定。”我想起了多年前在部翻译处英文组工作的周兴宝同志，他那时正在驻英国使馆任一等秘书。
田曾佩同志的中国政府代表委任书，条法司8日上午就已火速办妥。
8日又忙活了一天一夜，不过，三顿饭吃得倒是饱饱的。
第一站：毫无悬念
莫斯科时间9日中午12时，我陪田曾佩副部长乘坐民航班机抵达莫斯科。当日从下午4时开始，田副部长与驻苏联大使于洪亮同志就苏联局势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交换意见，我一直陪着，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
10日晚6时，我和张喜云、张延年两位同志陪田副部长乘坐苏联民航班机飞往第一站——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7点半抵达。驻列宁格勒总领馆的领事官员、两名司机和先期已到达那里的周兴宝同志在机场迎接。
我在机场贵宾室把建交公报我方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往迎的爱沙尼亚副外长。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与田副部长一行在“塔林”饭店共进晚餐。饭后，他把我留下，说要“谈一谈”。我说，如果要谈建交公报，我就报告政府代表。他说：“不必惊动他，我们一起谈就行。”我立即到田副部长住处做了汇报。他说：“客随主便吧，你跟他谈也好，先听听他有什么意见。”还开玩笑说：“他去年还在苏联驻外使馆当参赞呢，你与他谈，也不算不对等。你也来当一回‘政府代表’吧！”
爱沙尼亚副外长对我说：“我们刚刚独立，外交程序性的事情不懂。你们的建交公报草案，我给外长看了，他让我弄清两个问题，现在可否问一问？”我答：“请讲。”爱副外长问，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公报的文本，特别是台湾问题，是否都这样写的？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又问，爱沙尼亚如果现在与中国建交，中国是否会支持爱沙尼亚几天后加入联合国？我表示这个问题很大，要报告政府代表，但又说：“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成为问题。”过了几分钟，田副部长让我代表他，向爱副外长正式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此时，晚上11点已过。爱沙尼亚副外长告诉我，他要立即向外长报告，让我在会见厅等着回应，还说：“那是一瞬间的事！”结果，我在原地等了个把小时，第二天零时30分左右，他兴奋地告诉我：“总统刚刚看过中爱建交公报的中方文本，当即就开了‘绿灯’。”爱副外长建议明天上午10时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中俄英三种文本，还有爱沙尼亚文本都签。他还开玩笑说：“爱沙尼亚文本，你们也许看不懂，但我们不会骗你们的，每个词都与你们的俄、英文本一样。”末了，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中文本我们也看不懂，彼此彼此。不过，中国人诚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这么说。”
此时，我在兴奋之余，脑子里泛起了一丝困意。可不是吗？从7日中午开始，80多个小时过去了，几乎没有合过眼。当我把对方的爽快态度向田副部长汇报时，他高兴地说：“很好啊！你倒成了谈判代表啦！”又说：“这是个好兆头，但愿在后面两站也能这么顺。”
11日上午10点，中爱副外长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他们还就发展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
既然在爱沙尼亚谈得这么轻松，就顺便讲点挺有意思的花絮。
爱沙尼亚刚独立，还没有本国货币，全境仍用卢布，美金很吃香，一块顶一千多卢布用。我们带去的正好是美金，结账起来占了许多“便宜”。
我们入住的“塔林”饭店，把仅有的两个“总统套间”都让田副部长和我住了。10日晚，我一进入旅馆房间，便吓了一大跳。客厅足有五六十平方米，两大套沙发“隔海相望”，在厅内简直可以踢足球。还有，两间卧室，两个卫生间也大得可怕。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这下子可让人家给“宰”啦，回去怎么报账？没成想，为这两个“总统套间”，总共才付了26美元。我当时就想，这样便宜，也许是用美元之故，也不排除主人因为款待中国贵宾而给了个大折扣优惠。
11日，因为时差还倒不过来，早早就醒了，5时许，便出旅馆遛弯。我这是第三次到塔林。9月中旬的塔林已相当凉，空气格外爽，吸一口有沁润心肺的感觉。旅馆位于旧城的山坡上，那天早上万里无云，往下一眺望，沿着芬兰湾走出几十公里远的新城尽收眼底：万绿丛中点点红（一两层的德式红顶房子）。过了一会儿，田副部长也出来散步。他说，这是养老的好去处。7点钟左右，张喜云来到我们两人身旁，说：“过一会儿给两位首长（这是他的一个口头语，用来称呼职位比他高的人）一个惊喜。”
大约7点半，小张招呼我们上了车，在他所坐的车子里，还坐着一位当地老人。过了一会儿，两辆车子在一个餐厅旁停了下来。
小张把当地老人介绍给田副部长，说：“这是我们旅馆的‘门将’，刚下夜班，旅馆餐厅8点半才开门，我怕两位首长饿着，便请他带我们到这里来用早点。”田副部长请老人与我们一起用早餐。
餐厅不大，但很干净，座位基本上都空着。服务员送上了菜单，小张说：“不用看了，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通通给我们上！”服务员一一点出：荤素冷拼、煎火腿片、摊鸡蛋、炸德式香肠。小张还问有无鱼子酱。我一听就急了，说：“小张，你疯啦！？”他却说：“两位首长这几天在北京少睡少吃的，今天得补一补，这顿饭钱嘛，财务司如果不给报，就由我来买单。”结果，这顿“一凉三热”的“早点”吃下来，美金才付了15块，我们8个人，平均每客只用了1.87美元。小张兴奋地说：“家里穷，我都快四十啦，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今天终于做了一回阔佬！”
11日中午12时，爱沙尼亚外长邀请田副部长参加海鲜宴。宴会在芬兰湾边上的“滨海”餐厅举行。在特大的宴会厅内放着一张U字形大长桌，可坐四五十人。
宾主一落座，爱沙尼亚外长就对田副部长说：“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界代表，特别是企业界人士，得知中国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后，都很高兴，纷纷找外交部，提出要同你见见面，谈一谈。因为你在我们这里逗留的时间不到一天，只好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你见见面。今天在座的有40多人，但还有50多人没有请上，人家对我意见大啦，得罪人哪！”
大约三四分钟过后，似乎一声令下，从宴会厅三个侧门走出了三排身着深蓝色制服、长得一般高、一米七以上的男侍者，估计有20多人，他们到位后一直站立于U形桌的外侧，到筵席散尽。
紧接着，又走出三大排身穿红上衣、黑西裤，打着花蝴蝶结，长得一般高，一米七以上的男侍者，共有四五十人，一个挨着一个，手托中号菜盘，按事先制定好的路线走到每位宾客的身旁，提供“一对一”式服务。不到一分钟即服务毕，又似乎一声令下，三队人马反方向齐刷刷地往三个门外撤。北京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格勒玛林宫的宴请我都参加过多次，但服务得如此“壮观”，还是头一回见。
宴会进行期间，这种“一进一出”式服务总共进行了五遍，先后端上：荤素冷盘、欧式蔬菜沙拉、白灼龙虾、煎三文鱼加配菜、点心水果。整个宴请只用了35分钟，时间破纪录地短。真是：小国也有高招！
第二站：未谈而果
9月11日参加完午宴后，我们乘坐两辆车子，在爱沙尼亚外交部一辆车带领下，沿着风景如画的滨海路走了大约10公里（算是游览市容）之后，就上了通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国道，行程约有二百五六十公里。看路牌离目的地只有50公里时，我有点不安地对田副部长说：“里加我去过两次，这次下榻的‘里加饭店’也住过，但这个城市大，而且撒得很开，要找到‘里加饭店’有如大海捞针。”同车的张喜云却说：“两位首长尽管放宽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俺老孙’。”我知道，自己这位老搭档——张“悟空”的“招”又多又绝，心也就放了下来。当车子开到里加城边时，小张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下车后在路边招了一下手，一辆小轿车就开到了他的面前。只见得小张跟此车的司机说了几句话后就回到车上，说：“开路！15分钟后保准到达目的地。”原来，小张“雇”了那位当地司机，由他开着车带我们去“里加饭店”。在路上，当我们看到高空中用英、俄文写着“里加饭店”的店牌时，小张得意地说：“只花一美元就搞定了，两位首长可得给我发个奖！”
下午3时左右，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住处。半小时过后，拉脱维亚一位副外长来到我的房间，略作寒暄后便说：“爱沙尼亚的朋友们已经把上午签署的中爱建交公报用传真发了过来。你们双方这两天谈判的情况，我们大体上也了解。”接着，我把中拉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他。拉副外长看了俄、英文本后说：“初步印象是，文本的内容与中爱公报的文本一模一样。”我说：“是的，只在几处换了一下国名。”他接着说：“你们来波海三国之前，我们三国外交部的负责官员之间多次进行了沟通。爱沙尼亚的朋友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们三国政府当前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几天后就要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作为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是否支持我们三国加入联合国。”又说：“已经看到了爱沙尼亚朋友的通报：中国政府代表对此已作出了明确的正面回应。”还说：“中国政府代表今天晚上如能正式向我们作出同样的表态，我们将感激不尽。”对拉副外长的上述谈话，我立即向田副部长进行了汇报。
晚上，在拉副外长举行的宴会上，田副部长向他明确地说：“双方这次如能签订两国建交公报，中国政府将支持拉脱维亚加入联合国。”拉脱维亚副外长听后高兴地举起杯，“为拉中建交干杯！”
12日，双方原定上午10点签署中拉建交公报的中、俄、英文本和拉脱维亚文本。但10点差一刻，拉副外长向我提出，要更换俄文本上两个词，并解释说：“只是换两个词，丝毫不改变文本的原意。”还说：“这是条法专家提出来的，我们总统建议改一下。”我立即报告了田副部长。他同意俄文本换两个词，还说：“中、英文本也相应改一下。新的俄、英文本经双方审定后，由对方重新打字，中文本只好手抄。”
到了10点整，因为四种文本还没有准备出来，两国副外长先就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周兴宝、张延年两位同志与对方在重新核定俄、英文本。10点一刻左右，立陶宛一名副外长打电话到会谈的地方告诉我：立陶宛总统兰茨贝吉斯将于当日下午3时在总统府会见中国政府代表。他强调说：“在未来的三天之内，总统只有今日下午3时至5时这个空当。”我表示立即报告政府代表，请他不要挂电话。田副部长让我回复：下午3时将如期去拜访立陶宛总统。立副外长让我告诉我们一行所坐车辆的车型、颜色和车牌号。他说：“进入总统府的一切车辆，这三样东西都对得上才能放行。”
10点半左右，中、拉、俄文本已准备好了，但英文本打字时老出错，怎么也打不出来，因为按照当时联合国有关文书书写办法的要求，外交文书的正本打字时，哪怕只有一个橡皮擦痕，打出来的整一页也就宣告作废。田副部长问从里加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开车得走多长时间。我说：“这段路约350公里，五六年前我坐车走过，路况不太好，走了大约5个小时。”田副部长说：“现在是10点半，只有4个半小时了，中拉建交公报的文本一时又签不了，你看有什么办法？”我脑子里当即闪出了这么一“招”：已准备好的中、拉、俄文本由两国副外长先签字，至于英文本，双方代表可在空白纸上签字，一式两份，留下来，然后再把英文本后面几段文字打到那两张已签过字的空白纸上。我说：“从形式上看，这也许不够漂亮，不过，中文本是手写的，也不算规范。”田副部长听后说：“也只好这样了。”回国后我向部条法司的一位专家谈起此事时，他说：这种奇特做法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独特的签字仪式结束后，田副部长与我、张喜云同志乘坐的车子，立即由拉脱维亚外交部一辆车带上了通往维尔纽斯的国道。周兴宝、张延年两位同志留下处理后续工作。一路上，路牌标得很清楚，有一段路又是新修的，笔直笔直，约有70公里长，在这段路上，司机把车开到了150公里/小时，我心里不由得暗自高兴：“路助我们也！”下午3时差一刻，我们的车子快到维尔纽斯时，只见道路两旁各有一辆警车在发信号：不断闪灯和按喇叭，小张见状兴奋地说：“兰茨贝吉斯总统派人来接我们了！”
第三站：谈得很“苦”
我们的车子在两辆立陶宛警车一前一后带领、护送下，很快就到达总统府区。此时，我发现在道路两旁各有一条深沟，沟旁拉着铁丝网，堆满沙袋。我们的车子被领着走了几百米后，在一幢三层楼前停了下来。此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等候我们。她带着我们先到地下，转了一阵后，乘电梯到达二层，又转了一阵，走楼梯上三层，把我们都快转晕了。到三层一看，简直把我给吓呆了：过道上也拉着铁丝网，堆满沙袋，卫兵一个挨一个站着，足有二三十人。那位中年妇女见我面有惊色，便解释道：“我们刚独立，形势严峻，总统不能不防。”见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钱其琛外长有一次（1990年11月12日）去见萨达姆的“奇遇”。他告诉过我，伊拉克安全部门派车载着他，在一个营区里到处乱奔，中途还换了两辆车，才让他见到了身穿戎装、腰间别着一把手枪的萨达姆。
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兰茨贝吉斯，这个有“波海独立之父”“苏联民主斗士”之称的立陶宛总统。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文质彬彬、面容消瘦，两只深蓝色眼睛炯炯有神。立陶宛总统与田副部长进行了简短的友好交谈。他说：“建交的事我可不管，那是外交部的事。”会见后，我把中国与立陶宛建交公报中方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立陶宛一位副外长。他表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朋友们已经给他通报了与中国朋友们商谈的情况，并强调说：“立陶宛与中国建交，一定会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中国建交那样顺利。”
下午4时，兰茨贝吉斯请田副部长共进晚餐。他一落座就说：“我一天只吃两餐饭，‘朝九晚四’，这是向中国古人学的。‘胃不负重’，这是贵国先人的一条养生之道。”晚餐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肉食。兰茨贝吉斯只喝了一小碗清汤，吃了一小盘“马马雷克”（玉米面糊）。
在餐桌旁交谈时，兰茨贝吉斯对田副部长说：“有人说我是个哲学家，这顶‘帽子’我可不敢戴。不过，对于哲学，兴趣倒是有的。”他还强调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餐后不久，立陶宛副外长告诉我，建交公报的中方草案已经请总统看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中国朋友们要我们作出三项承诺”。我建议两国副外长明日上午就两国建交之事举行会谈。但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对方还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打电话给立陶宛副外长，催问会谈一事。他说：“总统交代说：对于中方草案，要认真进行研究。”我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前两站两个大“易”之后，在这个第三站将会有一个大“难”。14日上午9点三刻，立副外长对我说：“我们总统注意到，你们要我们作出三项承诺，但自己却没有作出什么承诺。”我说：“我们也作出了两项承诺（对于对方在经贸、文化方面与台湾进行纯民间的交往不持异议；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努力）。”他说：“总统认为那是空的。”我说：“不空，写得实实在在的。”他说：“总统请中国政府代表也作出三项承诺，过一会儿在会见中我再转达。”我立即向田副部长作了汇报。他估计这同立陶宛当前局势有关，也可能涉及该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10点整，田副外长与立副外长的会谈开始举行。在会谈过程中，立副外长逐一转达了兰茨贝吉斯要中方所作的三项承诺：不支持立陶宛国内敌对势力旨在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不给在中国的立陶宛人提供政治避难、支持立陶宛政府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立陶宛的立场。对此，田副外长反复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不能作出上述三项承诺。在田副部长有理有据的分析、说明后，立陶宛方面感到理亏，终于放弃了上述三项要求。我当时听双方代表谈判就感到，立陶宛总统这三个问题，从他的角度讲，提得相当“专业”“有水准”，要即时回答好，让对方难以再纠缠，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知识、政策、应对等方面的扎实功底。田曾佩副外长这种谈判艺术，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14日下午4点半，立陶宛副外长按照我方提供的文本内容，与田曾佩副外长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苏联解体后，从1992年1月2日起到1月20日止，我国政府代表田曾佩副外长和王荩卿大使，先后与原苏联另十一国的代表签署了建交公报（我国与俄罗斯不存在建交问题，因为双方商定：原来的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继承，中俄两国的建交日仍为1949年10月2日）。这些公报的内容与我国同波海三国的建交公报相同，十一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明确作出了三项承诺。
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根据拉脱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提议，对建交公报进行了一点非实质性改动。由于条件所限，与上述两国所签订的公报中文本无法重新打字，只好手写书就（据我所见，与沙特的建交公报中文本也是手写的）。
历史性过渡
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的“野牛林”里秘密会晤。8日，三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宣称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欢迎其他共和国加入。1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21日，原苏联十一个共和国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很明显，长达69年的苏联历史眼看就要终结。
针对这种局面，钱外长决定不等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就派主管苏联事务的副外长田曾佩同志去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独立的波海三国除外），就建立双边关系事宜预先交换意见，特别是与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商谈发展国家关系问题。不过，在田副外长出发前夕，考虑到苏联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解体，直接去谈国家关系问题不太适宜，李鹏总理决定改为经贸开路，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组团，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同志任团长，田曾佩副外长任副团长，前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其代表进行接触。中央为此特批了一架波音—767包机，因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当时的航班往来不太顺畅，这架包机大大方便了代表团的行程，节省了路上往来的时间。
我国代表团由30多人组成，除外经贸部和外交部的官员外，还有一批企业家。钱其琛外长让我留在国内，负责与前方代表国联系。12月25日上午，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于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我人员刚刚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安顿下来，晚上7时就在电视上看到，“丧失了全部国土的国王”——戈尔巴乔夫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权。半小时过后，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下，升起了历史上存在过的俄罗斯三色旗。第二天，即12月26日，苏联议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立即承认原苏联国家（已独立的波海三国除外）独立，并尽快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由于俄罗斯不存在独立问题，我国无须与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把原先的中苏关系转为中俄关系即可。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27日上午，李岚清团长会见俄罗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了我国领导人的口信，通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俄接替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俄方的反应很积极，除了一再表示感谢外，当即安排外长宴请，由其副外长库纳泽与我副外长田曾佩举行会谈。我方的指导思想是：力争中俄关系全面继承中苏关系，保持自戈尔巴乔夫访华以来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进一步有所发展。在会谈中，中国副外长提出，由于中俄关系继承了中苏关系，中国驻苏大使就改任驻俄大使，苏联驻华大使也相应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所以，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库纳泽副外长对此表示同意。
在会谈中，我方建议签署一个会谈纪要，并向俄方提交了纪要草案。29日，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这个纪要从法律上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代表团联络员与我通了二十多次电话，彼此进行了及时沟通，无论下情上达还是上情下达，都很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政府代表团的王荩卿大使，当时既非驻苏大使，也非驻俄大使。王大使是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因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国书，苏联就不复存在了。12月下旬，苏方告诉我方，叶利钦总统将尽快接受王荩卿大使的国书。这样一来，就需要履行新的法律手续，将王荩卿由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王大使赴任时携带的我国家主席致苏联总统的国书业已过时，只好补办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新国书。我外交部领导得知此消息后很着急，指示要火速把新国书呈送杨尚昆主席签署、钱其琛外长副署，之后尽快派专人携带新国书，乘坐最近一个航班飞往莫斯科。为保证此事办得迅速、稳妥，部领导还指定几个有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共同督办”。我和另两位“督办人”心里很慌：叶利钦总统要是明天就见王大使，那可怎么办？有人说，那倒好办啦，就立即申请派架包机专门送一趟国书。不过，大家否决了这一“昂贵”的方案，倾向于采用“先见（总统）后交（国书）”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两天后，新国书由专人乘班机送到了王荩卿大使手里。叶利钦总统因立国之初国务缠身，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接受了王荩卿大使的国书。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王荩卿同志拥有两个“大使”衔：一个是“候任驻苏联大使”，另一个“现任驻俄罗斯大使”。这种特例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王大使曾经幽默地说，以后退休没事了，要写一本书，讲一讲为何没有当上驻苏联的大使。
与原苏联其他十一国顺利建交
除俄罗斯外，我代表团还访问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此后，拟即刻前往中亚五国商谈建交事宜。但独联体国家首脑12月30日将在明斯克聚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国内，对方恳切希望代表团改在元旦后成行。为此，田曾佩副外长专门给我打来电话。李鹏总理得知后说，前方的李岚清、田曾佩两同志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们辛苦啦，就近回乌鲁木齐过年吧。钱外长让我先给新疆外办主任居马红通个气，居主任听到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在电话中大声喊道：“这是中央给我们新疆人民送来的一份意外的新年大礼！”12月29日，代表团飞抵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领导下令杀牛宰羊，盛情款待这批不速、却备受欢迎的来客。
次年1月2日，代表团中亚之行的第一站是乌兹别克斯坦。该国盛产优质棉花，被誉为“白金之国”。其首都塔什干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与前几站自费访问不同的是，乌方按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的规格接待。卡里莫夫总统接见，外长会见宴请，主管副外长对口会谈。乌方衷心感谢我国在该国独立之初就给予承认，认为这是对它的最大支持。乌外长还告诉我们，外交部已为中国大使馆物色好了馆址，请中方尽快派先遣组来建馆。
3日，代表团一行飞抵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哈文名叫“阿尔玛-阿达”，“阿尔玛”在哈语中是苹果的意思，该地以盛产苹果著称。哈萨克方面的接待相当正规，会谈气氛很好。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见代表团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的成就，认为中国政府派团来访是一项富有远见的决策，并对发展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寄予厚望。
4日，代表团一行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个国家处于帕米尔高原上，被称为“高山之国”。塔总统拉赫蒙诺夫（现称“拉赫蒙”）在会见中，表示感谢并赞赏中国这个伟大邻国对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个小国的支持，表示要永远与中国结好，并提议日后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命名为“北京街”。
5日，代表团一行飞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吉副总统和内务部长到机场迎接，还铺上了红地毯。阿卡耶夫总统在与李岚清团长交谈中，说对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感到非常高兴，并几次提到圣人孔子的“教导”。还说他作为学者，曾两次访问过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更适合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情。
最后一站是土库曼斯坦。两千多年前，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过的大宛国，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会见李岚清团长时，强调中国的支持是对土库曼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还兴致勃勃地与我团长一起探讨拓展两国经贸关系的远景蓝图。
代表团访问中亚五国期间，一天与一个国家签署建交公报。过后不久，我方又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方面顺利地签署了建交公报。
从1月2日至5日，我与两名助手一直住在办公室，与前方保持着畅通联系。因为前方谈得很顺，我与同事们在后方并不忙，心里甚爽。
在与上述十一国的代表会谈中，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我方介绍了台湾问题的由来，阐述了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对方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此，十一国政府都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就这样，在四个多月时间内，我国与原苏联十五国都顺利地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随后，我国就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开设了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