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翻译处的日子
毛主席与翻译
1963年8月23日，我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第二天一早，组长王荩卿同我进行入部谈话。他这个人不讲虚的，不说大话，而是对我这个新兵，讲了一些“档次颇高”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我，毛主席、周总理估计，两三年后我们中国就要进入联合国，让外交部储备大量翻译，随时可以派到联合国去；两位老人家提出，要提高外事翻译的地位，可设个“翻译大师”称号。这位组长还对我说，部里的高翻分三等，一等的才可以上天安门城楼当翻译，首先条件是“根正苗红”，与部级领导干部一样，入选需中央组织部批。
当时，中共与苏共两党论战正酣，中苏国家关系开始恶化。“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社会主义邻国，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来华访问的苏方团组少得可怜，一年总共也就几起。我们俄文组的口译任务极少，而我却有幸赶上了几回。
好几位给毛泽东主席当过翻译的外交官，向我谈起过给他老人家当翻译的感受。毛主席与外宾交谈时，宛如一块大磁铁，牢牢将对方吸住，形成一个奇大无比、压倒一切的气场。高翻们告诉我，毛主席与外宾只谈大问题、大战略，有时也谈哲学，其思维是跳跃式的，善于不经意间“点穴”。他总是谈笑风生，语惊四座，令人赞叹不已。对此，一些外国人也有同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是位伟人，既令我敬爱，也让我敬畏。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毛主席有时一句话，让我琢磨好几天也琢磨不透。
一辈子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两个词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华访问，周总理特意会见了这位“稀客”，还嘱咐请他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焰火表演。在城楼上，毛主席与外国来宾一一握手致意时，向这位苏联客人说了句：“你好！”图里科夫用双手紧紧握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在自己一生的口译实践中，我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一个汉语词“你好”和一个俄文词“您好”，虽然如此，这对我这样一个刚进外交部大门的“普通一兵”来说，无疑是个“最高奖赏”。
“老虎屁股”需直译
在笔译实践中，我多次参加过毛主席对涉外文稿修改的翻译工作，其中一次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1965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发表声明，声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毛主席在外交部“大秀才”乔冠华草拟的声明稿上，加上了几句话：有人说联合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特意对我们翻译处的人交代说，“老虎屁股”四个字是主席他老人家专门加的，一定要把这个形象给直译出来。当我们看到毛主席的这个改稿时，子夜已过。俄语定稿者与我，还有另一位初译者反复琢磨，如何把老人家所加的几句话译得神形兼备。
在国内外工作期间，多位不同语种的翻译前辈，深情地向我谈起过主席对外事翻译工作的关怀，以及为他做翻译的特殊经历，现选出几例介绍于后。
译员读书要广泛一些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有一次向他提出，可从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一些来，编个集子公开发行，毛主席当即表示亦有此意，遂向斯大林提出，希望派位哲学家来华，对拟入选的文章，从哲学的角度帮他推敲。为此，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尤金特地来过中国，1953年春又被派来华出任大使。毛主席与尤金曾一度过从甚密，除一起商讨中苏两党两国的大事之外，还谈到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一次在闲谈中，毛主席突然谈起遗传学来，说有个大学问家叫摩尔根，担任翻译的张子凡一听“摩尔根”三个字就懵了，无奈中只好坦率地说：“主席，遗传学我一窍不通，实在翻不了。”毛主席听后诙谐地说：“是啊，遗传学并非尽人皆知，看来，我得先给你这位高翻‘扫扫盲’！”于是，他老人家便真的“扫起盲”来了，说你是学俄语的，知道米丘林、李森科，摩尔根是个美国人，你对他也许不太了解，此人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在遗传学领域屡有建树。我问这位俄语高翻：“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他讲的话你都能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主席讲得比较慢，对翻译是很照顾的。”
这位翻译前辈忆及此事时，愧疚地对我说：“因为我的无知，主席这次无法与尤金就遗传学进行交谈。”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要看一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的。”听了这个“扫盲”故事后，我立即查看了《苏联大百科》的相关词条，知道摩尔根在20世纪上半期曾描绘出染色体图谱，还出版了《基因论》一书，为深探人体奥秘作出了杰出贡献。
大高翻巧译中国俗语
毛主席1967年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期间，情绪极佳，多次在会上发表讲话，有时还是即兴的，常常“指点全球江山”，语惊四座，赫鲁晓夫也让他三分，独领风骚好些天！在各种不同场合，他巧用了许多中国俗语，比如：东风压倒西风（此语原本出自林黛玉之口，借用来概括当时的国际形势）；蛇无头不行（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荷花虽好，需绿叶扶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后三种说法均暗示赫鲁晓夫要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搞好团结）。我向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请教，碰到这些俗语，在那一瞬间是如何处理的。他说：“一般来说，俗语为一种语言所独有，要贴切地即时口译成另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能慌。就拿主席当时所用的俗语来说吧，在脑子里如能立马出现相似的俄文俗语最好，否则，也不必拘泥于中文俗语的原有形象，而要设法用简明易懂的俄语进行意译。”之后，又补充说：“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场翻译俗语时，速度要放慢，而且，最好在前面先来个‘中文有个俗语说’，以便把听众的兴趣与注意力调动起来。”
我特意问李越然，“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一句，他当时是怎么翻的。他说：“这个俗语在《毛泽东选集》中就出现过。该选集翻译成俄文时，任务是由中苏两国的语言专家集中在北京一起承担的，当时苏方派来了二十多位俄语语言学家。翻译这个俗语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直译，另一种是意译。苏联专家坚持用直译，只在‘诸葛亮’之前加‘智者’一个词，还把‘臭’改为‘糟糕的’即可。经中苏两国专家反复推敲，最后采用了上述译法。”这位前辈还说：“读《毛选》俄文本时，‘三个糟糕的皮匠，胜个智者诸葛亮’这样的译文完全可以看得懂。但在大会上如果即时这样口译出来，听众一下子就反应不过来，可能会被‘臭皮匠’‘诸葛亮’这些形象、人名弄得一头雾水。主席在世界共产党首脑大会上一说出‘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相似的俄文俗语，叫‘一个脑子固然好，两个脑袋就更妙’，便照此译了出来，与会者一听就懂了。”
毛主席与外宾交谈时，往往喜欢引用典故或中国古诗词，译员懂得的概率极小。我国英语界高翻前辈冀朝铸、过家鼎等人都对我说过，遇到这种情况时，主席就亲自或请身边的秘书，把典故或诗词写在纸上，译员如果还看不懂，他就耐心地三言两语讲个大概，让译员听懂了再给外宾译出。
翻译质量应与国家威望相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用多种外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友人，看到某种译文后觉得，该译文的质量与这一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声明”的分量很不相称，遂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意见。对此，老人家十分重视，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翻译的质量问题谈过多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他还明确指出：翻译的质量应与中国的威望相称。
60岁以下的外交人员要强迫学外语
1971年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毛主席很高兴，诙谐而深刻地指出：是黑人朋友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他预料到中国外交很快就会有一个大发展，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切实加强外事翻译干部的培训；外事干部要切实加强外语的学习：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还说：培养外语人才，要从七八岁的娃娃学起。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与督促下，“文革”开始后中断已达六七年之久的外语翻译培训工作，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毛主席很关心高翻们的文学修养，多次鼓励他们多学点古文，从中吸取营养。
平易近人 风趣幽默
1957年11月，毛主席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前，特意把贴身警卫李银桥和俄语高翻李越然找去，诙谐地说：“你们二李是本人的哼哈二将，一李是我的保镖，另一李则是我的耳朵和嘴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会见外宾前或期间，有时也与译员亲切聊天。有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朝鲜语高翻张庭延，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休息时，向我们几个人谈起了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当老人家得知他是北京人后，便举起桌上的火柴盒说：“那我就考考你，北京话这个怎么说？”这位年轻译员立即答道“火柴”，主席摇了摇头。他又说“洋火”，老人家仍作否定状。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一刹那间突发了灵感，想起了一个北京土语，就说：“取灯儿。”主席听后点了点头，笑着说：看来，你是个真北京人哟！陪见的中方人员随着也笑了起来。张庭延感慨地说：“主席真是太博大精深啦，连北京土语都知道，差点儿把我这个北京人给‘考倒’了。”我在不同场合，与这位翻译前辈及其夫人谭静分别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还记忆犹新，兴奋地回忆起“取灯儿”这个故事的细节。谭女士还特意对我这个南方人提醒，“取灯”一定得儿化，读成“取灯儿”。
毛主席晚年请过几位“老师”给自己讲读英文。他与外宾谈话或发表讲话时，偶尔也风趣地插上一点儿外语。他几次指着译员说：“My teacher（我的老师）！”有一次，主席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握手致意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总统的名字好啊，第一个字就是‘铁’——iron，硬（意指铁托当年在某些问题上敢不听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作者注）！”又有一次，他讲到“世界各国……”时，怕译员听不懂其湖南口音，便随手写下world（世界）一英文词。还有一次，1957年11月，主席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期间，在莫斯科大学向留苏学生发表讲话时，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之后，又加上一小句：世界——world。当时，在场的留学生大多听不懂英文，他便问坐在身旁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世界”二字俄语怎么讲，刘晓答道：“МИР，音为‘米尔’。”主席随口就补了一句：“‘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工作，在管理国家，‘米尔’也是我们的。”再有一次，主席与罗马尼亚客人谈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时，就用了个英文词Social-imperialism。
毛主席晚年因视力太弱，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芦荻给他讲读诗词歌赋。第一次见面时，他问芦荻，“北京大学”英语怎么讲。这位老师听此一问，感到有点茫然，便顺口说：Beijing University。主席听后说：你的英语发音不怎么样。
毛主席的语言自成一体，寓意深刻，用典甚多，亦庄亦谐，往往出其不意，不经意中暗藏着奥妙，有些话即使准确译过去，外宾听起来也不易理解，“毛式”语言对译者是个大考验。我听几个大语种的高翻们说过，二十六七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去世）来，能为主席出色地完成口译任务的，在我国实在是凤毛麟角：英语的有冀朝铸、唐闻生；法语的有齐宗华、董宁川；俄语的有李越然、阎明复。
周总理的人性光芒与人格魅力
周总理以其盖世伟业和高风亮节，给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感人故事。他那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渗透到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
1963年9月，我入外交部工作，听老同志讲过总理无数的“最”，其中“三最”在脑海里的印痕最深：全中国睡眠最少的人；作风最切合其姓（周）的人（指待人最周到，想事最周全）；记忆力最强的人。
“做苏联人民的工作”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我国访问，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那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被接待单位借去当陪团翻译。该部门的领导打算请周总理见一下这位苏联客人，但感到没有把握，于是，便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试探。“总理办”很快就做出了答复：总理说，这几年，来我国的苏联人少多了，他要见一下这位作曲家，这是做苏联人民工作的好机会嘛！总理还特别交代，国庆节那天，要请这位苏联客人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礼，还要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我这是陪外宾第一次登上这个闻名于世的城楼——新中国的“名片”，感到十分兴奋。
国庆节一过，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会见前，苏联客人感到有点紧张，对我说，他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来没有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他又说，不知道周总理会问他些什么，他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这么一说，紧张的心情才得到了缓解。
周总理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先与中方陪见人员见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交谈。他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问，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说，这一两年来，中苏间人员来往已经很少了，每年才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总理说，这种办法好。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一般的苏联客人，虽然他十二三年之后才离开人世。从1965年起，中国与苏联逐步陷入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的局面。本来“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邻国，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20年，双方仅仅保留着“两个馆三条线”：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国际航线、国际列车线（每周各开一班、一列）和政府“热线”。
周总理会见苏联作曲家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李—景—贤。”我转头一看，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便顺嘴叫了一声：“谢尔盖·谢拉西莫维奇（其名字和父名，尊称）！”两人见面时都很激动，感慨不已：20年过去了，他竟然还记得我那相当难念的姓名；我也记得他那很不好记的名字与父名！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说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记忆力惊人地好
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周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广泛进行接触。当他与使节们交谈时，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的译员们都紧跟其后，当需要时（周总理懂英、法、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了这项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见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拉兹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又说：“夫人好久没有见了，她好像不太像俄罗斯人。”原来，这位代办夫人那天把头发吹得很高、很松，像只大鸡窝，即使按当时的国际标准看，也相当超前。苏联代办用汉语夹带着俄语进行解释：“总理，她是俄罗斯人，是的。不过，她来自俄罗斯东部，是东方人，所以，总理才觉得，她有点不太像一个纯俄罗斯人。”还有一次，周总理与苏联使馆另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还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夫人？”
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司局级干部，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周总理碰见时一眼就可认出，还能直呼其名。连人家大使因事暂离使馆回国的时间，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我们外交部高翻们的心目中，周总理是位“超人”。其“超能力”之一是记忆力特别神奇，借用季羡林先生赞一友人的话来说，周总理所见过的每一个人，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点，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另有两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日本考察团前与中方陪见人员交谈时，发现有位新同志，便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原来他是从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过后不久，周总理会见了另一个日本考察团，江培柱也参加这次会见，坐在会见厅的后排，准备当总理问问题时，好立即做出回答。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发现了他，便说：“江培柱同志，请坐到前面来，这样，谈情况就可以听得更清楚。”还有一次，江培柱在驻日本使馆工作期间生病住院，总理偶然从一名外交部官员那里得知后便说：“你说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嘛！他生的什么病？请转告他：好好治疗、休息！”
有一次，周总理给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敬酒时，指着身边并不太知名的女译员说：“这位女同志是外交部苏欧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后小声对她一个人说：“可不要再生啦！”原来，总理在另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宾之前，与在场的中方陪见人员逐一交谈时，了解到这名译员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我的女儿晓梅常给我讲她所看到的有关周总理神奇记忆的故事，并与我一起探讨这种“神奇”的原因。记得她曾说过这样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归根结底，这源于总理对人，对他所见过的每一个人的尊重。
对译员的关怀无微不至
周总理对译员们关怀备至，开会研究重大的外事问题时，让译员也参加，以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有好几次，他发现译员没有在场，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翻译同志来参加会？人家不了解情况，怎样给你翻？！”
周总理对译员体贴入微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外国领导人正式宴请外宾时，不让译员上正座，而是让其坐在甚至站在身后翻译。总理早就说过，这个例我们新中国要破，宴请时，请译员也上正座。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谈起给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告诉我一个感人细节。周总理有一次在宴请朝鲜外宾过程中，几次为他夹菜，亲切地说：“你也吃嘛。”有时甚至还有意停顿一两分钟，好让张庭延能吃上几口。
法语翻译前辈，百岁老人董宁川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又讲给自己的亲人们、朋友们听，他们也特别受感动。有一次，一位刚果特使来访，周总理亲自陪同他乘坐小轿车，从长沙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宾主交谈时，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总是转过头来翻译。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总理觉得译员这样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车子的前排，请译员与外宾坐在后排。这位译员感到，总理如果坐在前排，与外宾交谈时，他也得转过头来讲，心里就想，累我可别累总理，于是，怎么也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总理执意要换座，这位高翻只好服从。结果，老人家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车子前排，总理就是不答应。这一路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位高翻一路念叨着：“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董老先生每每向我忆及此事，总是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世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
有一段时间，在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见人员的姓名，总理特别交代，译员的名字可别漏掉！
周总理对译员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他一再强调，翻译必须准确。他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他还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与此同时，周总理还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他说，对领导同志所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译员在翻译时，周总理总是认真地听。
在一个夏日的中午，来华访问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刘少奇主席、周总理等多位领导人应邀出席，领导安排我给刘主席当翻译。周总理致答辞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每位译员在翻译时，他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真有点纳闷，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当俄语译员刘莎译完一段话之后，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刘莎“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个闷热天之后，令人感觉特别之爽。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蛮好的”。刘莎把“蛮好的”直译了出来：“奥庆-霍罗沙亚”（“很好的”）。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着她摇了摇头。刘莎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国翻译界的顶级人物，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冀朝铸，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译员传授翻译经验时，“开篇”总是讲自己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出“洋相”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56年秋天，周总理设宴招待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过程中，脱稿讲了一段话，这位高翻当时思想却开了小差，照念翻译好的英文稿，周总理听了几句觉得不对，便小声打断：“小冀，不对，这是我临时加的话，你怎么还照念原来的英文稿！”还说：“小冀太紧张了，一个高级翻译怎能这样！请换一名译员。”这位高翻当着我们这些年轻译员的面，给自己揭“丑”时，脸上显露出一片真诚和对总理的无限崇敬。他恳切希望我们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还告诉我们，总理对他这个疏漏并没有怪罪，说知错改了就好，第二天仍旧让他当翻译。
周总理与外宾谈到日本问题时，常常提起日本的人名、地名，问题在于，其汉语发音与日语发音往往相差甚远，对此，译员们都甚感“头疼”。有一次，周总理与朝鲜外宾交谈时，用了“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地名，译员一听就懵了，翻不出来，周总理只好亲自把这些日本名称，用日语发音告诉了外宾。会见后，周总理批评了这名译员，说日本的人名、地名，下次如果再翻译不出来，那可不行！他还对陪见的外交部负责人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尽快编出一本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对照小册子，并在日文之后再注上英文译法，好让各语种的译员认真地背，牢牢记住其英语发音（各大语种的日本人名、地名发音与英语相同），这样口译起来，才不至于出问题。
周总理要求译员们不断扩充知识面，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古文。他知道冀朝铸是在美国长大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少一点，便一再建议他下功夫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天天还在翻阅。”这位翻译前辈告诉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资治通鉴》他认真地读过，增长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这对日后给主席、总理当翻译大有裨益。
风度、仪表、言谈举止
周总理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言谈举止超群，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传为美谈。法语高翻杨桂荣，有一次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回忆起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对这位伟人的风度做出如下精细的描述：
“我头一次见到总理时，一下子就产生出三点直观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满着智慧与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里，让人产生一种威严而沉稳的感觉；三是，他行走时脚下生风，使人感到他的精明与活力。”我们这些当年跟随总理当翻译的人也深有同感。
我们翻译处的人都知道，周总理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衬衣，可以穿得补丁打补丁的。他身边总共只有两套中山服，一件灰色的和一件黑色的。在招待会上，当我与翻译室另四大语种的译员，跟在总理后面做翻译时，每次都发现，他所穿的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
周总理以浓眉著称，他的胡子长得也浓且快，一日得刮两三遍。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处的卫生间，拿出刮胡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每当我有机会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时，总是看到那刚刮完脸所留下淡淡的墨绿色痕道。
据我在多种场合观察，周总理与外宾握手时，绝不像某些人那样敷衍了事，甚至双目走神，而是目光炯炯，直视着对方，手握得非常有力。我每每在想，单从总理一注目一握手中，就可以感悟到他的人格魅力。
周总理特别注重言谈举止，有几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会见外宾之前，他总是先听中方陪同人员汇报。有一次，汇报完后，礼宾官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现在可以去叫外宾了吗？”周总理一听此话，就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严肃地纠正说：“什么‘叫’！？应该说‘请’！请你现在就去把外宾请进来！”周总理见到自己人时，总是以“同志”相称；需要别人做什么事时，总是先说一个“请”字。
周总理经常找外交部人员去研究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些人员中，除了部、司、处三级领导外，根据总理指示，还必须有主管科员和高级翻译。一见面，他就按照部里提供的名单点名。被点名的人员一个个站起来应声报“到”，周总理总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视，随即说一句“请坐下”。对于不认识人员，他往往还与之聊聊家常。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交部一份请示件中，看到“小国语言”这样一种说法，立即用笔把这四个字划掉，改为“非通用语言”。他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国语言’这样的说法，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语言’才好，请通知各有关部门：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在口语中，都一律不许用那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说法！”
替人代过
1954年7月21日晚上（日内瓦时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周总理兼外长向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官员交代：为了赢得时间，尽早把会议最后宣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会上每通过一段，就立即发回国内。于是，这位官员在下榻的旅馆，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摊在办公桌上，一段段剪了下来，等候着发回国内。在会上每通过一段，身在会场内的中方人员就打电话告诉这名新闻官，他便把该段话发回北京。10点钟左右，会议最后宣言的全文就发完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子夜刚过，周总理的秘书陈浩打来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国内来电话说，你发回的宣言稿漏了几段，总理正在发火呢！总理见到这名新闻官时，面部仍有怒色，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气生过了，火也发过了，现在不想说什么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电报。他看了总理亲笔写的电报后，感到无地自容，亦被其高尚人格感动不已：总理这是替他代过啊！原来，总理在电报中说，对所发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求中央处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第二天，即7月22日晨六七点钟（北京时间），新华社总编室把上述新闻官一段段发回的宣言全文播发后，与西方几大通讯社所发的稿子进行核对，发现少了几段，感到前方发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误，便打电话请我代表团核实，同时请《人民日报》立即停印，而此时，该报已印出了20多万份。
从前方发回的稿子竟然会漏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我新闻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来摊在办公桌后，因为桌子临窗，当时又有点小风，有几段就被风悄悄吹走了。结果，阴差阳错漏发了几段话，他竟然还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因为前方新闻官的过失，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迟至中午才出版发行，真可谓欲快反而慢！
由于这个不可饶恕的大过失，上述那位新闻官心情极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总理处罚。没曾想，总理反而安慰他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好，你不必背什么思想包袱。这位以大度著称的中国总理，继续让他参加原定的各项工作。
有个例子更是让我感动与感慨。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受毛泽东同志之命，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以期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与苏共中央新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谈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插话说，苏共中央的对华政策与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此话引起毛泽东同志极大不满，他指示周恩来同志下次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严正指出，苏共新领导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恩来同志立即严格按照这一指示办。但我代表团工作人员在发往国内的会谈简报中，却没有写上这句极为重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一般会指出撰写简报人的不是，然后再补上漏写的话。可是，周恩来同志并没有这样做，审改简报时就想：这是主席指示要讲的话，我怎么会忘记对勃列日涅夫讲呢？但又一转念，既然记录人员没写上，也许我当时真的没有讲，便没有把这句话给补写在简报上。事后，经查阅我方俄文速记稿，发现周恩来同志确实把这句要紧的话对勃列日涅夫说了。试想，在发往国内的简报中，不写上毛泽东同志特别指示他讲的这句话，可能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周恩来同志当时并没往下深想。他一生中，忍辱负重、令人潸然泪下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一再蓄意诬陷他，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批他，但这位伟人却心里滴着血，默默将委屈，甚至不白之冤藏于脑海深处。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十三四亿海内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忆一段段已经渐渐远去的岁月，重温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可以不断感悟到，甚至触摸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超人魅力，体验他那成为万世师表的不朽一生。
陈毅元帅外长的风采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一共产生了十一任外交部部长，其中有五任由国务院领导人所兼。继周总理之后，陈毅副总理兼第二任外长。他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位开拓者，有“元帅外长”“诗人外长”之美誉。陈毅同志既有金戈铁马的人生传奇，又有青松不怕大雪压的豪放气质，还有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犀利风趣的外交风采。
毛泽东“布子”，陈毅踌躇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部部长一职就由周总理亲自兼任。但他的政务活动过于繁忙，又事必躬亲，劳心、劳力、劳神。大约4年过后，毛主席为减其负，萌生出“外交换帅”的念头，并暗中“布”下一“子”，将其“锁定”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陈毅同志身上。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心目中，陈毅同志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既有战略头脑，又有外交才华。1954年秋天，陈毅同志从上海市市长的岗位上被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一职。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毛主席将让他接替周总理所兼任的外长一职。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一中全会上，陈毅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其副总理的分量明显加重，由他兼任外长，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陈毅副总理并没有立即挑起这副重担，这事出有因。当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突然晕倒，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便向中央告假，疗养了一年。疗养期间，他提出请外交部派名英语干部帮他进一步掌握英语。担当起此重任的江承宗，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时问他如何学，他“轻松”地说：“我们就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学吧！”江承宗就住在他家里，他一有空就跟着练英语，其夫人张茜同志也从这位翻译那里掌握了英语。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才开始兼任外长一职。
面对毛主席亲自点将，一向心胸坦荡的陈毅同志曾一度忐忑不安。他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对能否挑起、挑好外交这副重担，觉得心里没底。一是因为，作为新中国首任外长的周恩来同志，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被公认为全世界罕见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二是因为，陈毅同志深知自己有一个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觉得这种不良习性对一个外长来说是致命的，担心会因此“砸锅”，误党和国家的大事。在接过外交这副重担之前，他曾坦荡荡地推辞说：“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对其夫人张茜同志，他说得就更直：“我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错误，第四个是得大病。”
陈毅同志在“中国外长”这一岗位名义上工作了十三四年，直至1972年辞世。但是，在“文革”开始后，他就逐渐被非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只有七八年的“有效工作时间”内，这位元帅外长，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周总理一样叱咤风云，为新中国外交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他原来所预期的第一个“结果”。
元帅外长铁骨铮铮
我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幸做过他的俄语翻译，还有机会在许多场合零距离目睹了这位元帅外长的风采。将近50年过去了，敬爱的陈老总那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主席提出，请陈老总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当时，他正在外地，得知主席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紧张地准备了起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外交部翻译处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语种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进行同声翻译，领导让我也到“前方”去体验和学习。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宣布记者会开始后，就请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讲话。他首先欢迎外国记者们来华采访，随即调侃道：各位记者阁下，你们要警惕啰，这次到中国来，存在一次被洗脑的危险！话音一落，就引得我们这些在场的中国人哄堂大笑。
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他几乎都是即兴讲，时而阔论世界大势，时而推挡刁钻的问题。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见他对国际大势、国别关系与我国对外政策之精通。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老元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陈老总的话音一落，在场的所有中国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振奋之情。老元帅在“一切都报”这句老话后面特意加一个“销”字，加得实在之妙：总有一天，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虫”，统统都给“报销”掉！据说陈老总的记者会一开完，工作人员就给中南海送去录音带。当毛主席听到“一切都报销”这五个字时，不禁击掌称好，说：“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啊，是位真正的外交部长！”
2008年春，央视播放了一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大型专题片，其中有一组回顾周恩来同志与陈毅同志兄弟、战友情深的镜头。我看着看着，没想到银屏上出现了上述记者会的画面，而且，还对陈老总当年“一切都报销”那声怒吼刻意进行了渲染。这位老元帅是位诗人。“诗如其人”，诗人那首脍炙人口的《青松》，赞美的是中国人民“压不垮”的英勇气概，也是这位元帅诗人的自我写照。
陈老总这次记者会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涉及问题之多，答问之精彩，影响之深广，全国人民受感染之浓烈，在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我在这个记者会上听俄语高翻李凤林的同声传译，感到老元帅的骨气、陈式语言的那种“虎气”，全都给译出来了。
要“快刀斩乱麻”，不要“钝刀子切肉”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陈老总突然来到我们翻译处。处领导把他请到最大的一个办公室。碰巧，陈老总就在我平时坐的靠窗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此前我多次见过这位开国元勋，还给他当过翻译，但坐在他身旁零距离听他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
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十分钟。他对我们外事翻译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跃然“嘴”上，深深地印在我这个刚刚踏进新中国外交“门槛”的新兵脑海里。下面，就引述几段我早已烂熟于心的话：
——一年365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嘴”和另两只“耳朵”。如果没有这张“嘴”和这两只“耳朵”，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和“聋子”。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主席、总理把我摆在这个位子（指外交部长——作者注）上，一晃就是五六年。总理太忙，外事这一大摊，我替我这位兄长分担一点。功劳谈不上，苦劳兴许还有一小点。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外长，一直还是我们的总理。我们国家还没有解放，他早就已经是我们党的“外交部长”了。
——你们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你们这些“虎”呀，“龙”呀，如果给我翻得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最要不得！
近来，人们到处讲“又红又专”。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我常常引用“艺高人胆大”这句老话。对你们这些高翻来说，“艺高”就是你们“手里”那把“快刀”。
所谓“快刀”，其实是一把“利刀”。对诸位来说，“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在“艺高人胆大”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胆大人艺高”。我发现，有些高翻胆子太小，一见到我就害怕。我陈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会吃人！没有翻你就怕，还能发挥得好！？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就大胆地给我翻！
——我在部里常常讲，一年365天，我天天管着你们，不管你服还是不服。但是，我想，一年下来，总得给半天时间，让大家也管管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我就坐在诸位面前，让我们来“换一下位子”，请诸位也来管管我，给我提提意见。
陈老总的语言有鲜明的个性，被誉作“陈体”，它鲜活、犀利、一针见血、虎虎有生气。他的上述讲话便是一例。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上面所引“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那句话，陈老总是有感而发的，话中有话。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春天，他在广州的一个座谈会上，面对知识界人士当时所受极左思潮的压抑，受周总理委托，发表了一篇三万余言的“脱帽加冕”讲话。当时，陈毅副总理向在座的知识界人士“掏心窝子”，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的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针对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不敢说话这种反常状况，陈老总动情地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种作风不改，危险得很！”这篇后来被打成“大毒草”的“爆炸性”讲话，激起了全场60多次雷鸣般掌声。
我是1956年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的。在校学习7年（本科和翻译班）期间，陈老总时不时地单独到我们外院，或者到北京西、北郊十大院校（联合）做报告。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听陈老总作报告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每次话匣子一打开，少于一个上午或下午是关不上的，而且都是即席讲，桌面上连一张小纸片也没有。大家最爱听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作报告。那种场面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人几乎屏着呼吸在听，简直是一种享受。陈老总每次的报告，与上述在翻译处的讲话一样，都打上了鲜明的“陈氏”印记。他那宽阔的视野、入木三分的见解、坦荡的胸怀、独特的幽默、不可复制的语言，都给我刻下了一道道深深忆痕。
最后一次巨大贡献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在1969年，这位元帅外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乃至为对内方略的改变，作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贡献。
这一年的3月份，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两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国高层有人把这一形势渲染得很严重，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为慎重计，毛主席委托早已“靠边站”的陈老总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重新审视我国的对外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在七个多月时间内，四位老帅开了24次会。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不为一片“打”声所左右，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四位老帅提出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设想，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在座谈中，陈老总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还主张“用非常规手段”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春天，毛主席真的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大门。当时已重病缠身，仍处于逆境的陈老总，得知毛主席接受他的建议后非常兴奋。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观点与设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我国高层某些人在“战”“和”问题上的干扰，最终为毛主席所采纳，为他后来调整对内大政方针以及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纵横捭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大秀才”乔冠华
在新中国，“二乔”长期称雄于笔墨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和乔冠华。前者是位“大笔杆”，“主内”；后者是位“大秀才”，“主外”。二人被海外华文媒体称为“大陆两文胆”。
把对手硬逼到墙角
我刚到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就赶上一场“硬仗”：翻译中国政府发言人一项声明。此事发生在邓小平同志当年7月在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之后不久。在二者当时一次谈话中，赫氏提出苏中两党“休战”（停止意识形态论战），小平同志不允，说：你们写了那么多东西批评我们，我们才回答了一小点。于是乎，这场笔墨官司，在中共与苏共之间就继续打下去。1963年8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硬说中国人要通过发动一场热核战争在全球取胜，人类即使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毛主席让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我们外交部的人习惯称他为“乔老爷”）写篇文章进行反击，以这篇苏联政府声明为靶子，把板子打在赫鲁晓夫身上。乔老爷领命后冥思苦想，在几名助手的协助下，写出了一篇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这篇文章写得很大气，洋洋洒洒一万七八千字，共分八大部分，把赫鲁晓夫的种种论调、劣行都“晒”在“纸背”上。乔老爷以相应的国际事件为背景，用锋利的文字，对苏联政府声明逐条加以批驳，有一种把对手硬逼到墙角之势。这可是30页左右A4纸的篇幅啊，却页页妙语连珠，尽显大手笔之辩才，我们一边翻译，一边叫绝。
听领导说，这篇声明深得毛主席的赏识，特别是乔老爷引的一个典故（指《庄子·秋水》中“惠子相梁”的故事，寓意是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读后赞不绝口。还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毛主席就很赏识乔冠华写的国际时评，称其文“可敌两个坦克师”。
在上述政府声明中，“惠子相梁”这个故事被全文引出，共107个字，占了不少篇幅，这在我国政府的对外文件中是很罕见的。我和许多同事因古文根底浅，弄不大懂这个故事的意思。乔老爷得知后，即请一位老先生把这篇古文译成白话文。有了“译文”，我们再翻译成俄文就容易得多了。
1963年9月1日，我国政府发表了上述发言人声明，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形”之不在，“神”将焉附
1965年1月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退出联合国，原因是该组织接纳某一国家成为新会员。此举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国政府决定发表声明声援印尼。
1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告诉我们翻译处，毛主席的定稿下来了，让立即派人去改稿（当时尚无复印设备，只能用手改）。英、法、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语种的代表和我，匆匆赶到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办值”的人告诉我们，声明稿有“重大改动”，刚刚让乔老爷给拿去了。我们于是急忙往二楼的“乔办”赶。还在上楼梯的时候，远远就听见乔老爷连声在高喊：“主席真高！主席真高！”我们立即赶上前去，看到了声明稿上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墨迹似乎还没有干。原来，毛主席在稿子上加了几句话：“有人说联合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
我们几个人看到毛主席加的话也十分兴奋，相互间不断嘀咕：这个“屁股”怎么译才好？要不要把它译出来？含蓄些还是干脆就让它直露？你不“直露”怎么办？这可是主席的原话！但“直露”了又太不雅，外国人看了会不满的……乔老爷听到我们这番鬼鬼祟祟的议论后，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这帮小鬼头，怎么就这样害怕‘直露’！你们要晓得，主席加的话，妙就妙在这个‘形’上！‘形’之不在，‘神’将焉附？”
于是，我们几个人赶紧小心翼翼地把毛主席加的话抄了下来，相互间还反复核对了好几遍，生怕抄错、抄漏点什么。在翻译过程中，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仿佛在耳边回响：“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
不过，这一“形象”的俄语直译还真闹出一场不愉快来。事隔不久，我跟随俄文组组长方祖安去华北饭店参加一篇“批修”文章的翻译。有一天，我们与几位在苏联出生、长大的专家闲聊时，一位女专家叫娜塔莎（大名为杨蕴华）的用俄语冲着老方发火：“一份极为严肃的政府文件，你们外交部怎么可以译得如此低俗不堪！”我一听就猜到，“俗”就俗在那个“老虎屁股”上。老方一向为人厚道，不愿当面争辩，又不好点明，这个“形象”是出自毛主席之笔，直译出来乃奉乔老爷之命，只好站在一旁愣着不吭声。在场的另几位专家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外交部的翻译这次闯了什么祸。听人说，那位女专家后来对俄语那个不雅之“形”一直耿耿于怀，怎么也不肯“饶”过我们。都是“俗”译惹的祸！
乔老爷之“神”
说到“形”，我想起乔老爷一个特“神”的小故事，这位“大秀才”的豪放性情从中可见一斑。
在笔译中，如遇到把握不准的问题，五大语种就会派代表去向乔老爷请教。他总是有求必见，有问必答，奖掖后学，耐心进行指导，有时还亲自敲定一些语句的英文译法，其他文字则参照英译本再译出。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带着一个问题去向乔老爷请教。一到“乔办”，只见得这位“大秀才”右手拿着烟卷，昂着头在那宽敞的屋子里踱着步转圈。我们知道，乔老爷这是在冥思苦想，于是就站在门边默默等着，不敢惊动他。这位“大秀才”有个习惯，当一句妙语呼之欲出的紧要当口，他总要喝上一两盅，好让茅台的“神力”“助产催生”。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只见乔老爷用手把左边裤兜翻了出来，然后急忙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倒了杯茅台一饮而尽，接着又转起圈来。不一会儿，只听见他得意地大喊：“有啦！有啦！美国佬把手伸到蒋介石的破裤兜里！”我们一打听才知道，乔老爷正在琢磨一个有“形”的提法，来说明老蒋靠不住，美国人利用他反华的图谋一定会落空。
乔老爷爱喝茅台，这在外交部是尽人皆知的，其“海量”则与他这个人同样“有名”。最邪乎的“统计数字”是：有一次在宴会上，他用装三钱酒的杯子，一共喝了四五十杯茅台。这可能有点像“民间创作”。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乔老爷在雅兴来时或冥思苦想时，总是离不开茅台的。
把“恶球”给“踢”回去
乔老爷以“急才”出名。我记得在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中，他的这一特质再一次得到了“显灵”。中苏军队1969年3月在两国边界上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双方坐下来谈判。我方团长由时任副外长的乔冠华担任。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谈判艺术。乔冠华在内部反复强调，中苏两国间虽依然剑拔弩张，但在谈判桌旁，也不必总是恶言相对。他说：“骂人还不容易，谁都会。没有本事的人才会骂人。要学会绵里藏针，‘软刀子杀人’。”有一次，苏方团长库兹涅佐夫在发言中，竟然用了一句恶语，与“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意思相近，但没有具体点我方的名。乔冠华团长听后强压心头怒火，鄙视地说了一句“这真是不伦不类”，之后就立即把这个“恶球”给“踢”了回去：“依我看，这句恶语骂在某些人的身上才正好合适！”
在中南海同声翻译苏联电影
1963年秋至1967年春，我在中国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这期间，在中南海时不时地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一些苏联原版“内部参考片”，有《雁南飞》《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常往观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没有到场看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俄语组、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以及其他一些涉外单位，轮流派出俄语翻译进行同声传译。
高翻出高招
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在苏联电影中逐渐出现一个“解冻期”，产生了一批宣传“普遍人性”的故事片。我国高层对这些片子很反感，但在内部放给领导人看，供批判用。
中南海中央外事办公室的一个会议室，临时当作放映厅。这个会议室不算大，也就四五十平方米，在前面摆着两排沙发和茶几，在后面随便放着四五排椅子，总共可以坐二三十人。放映机是两部移动式的，显得比较旧，片子放起来嘎拉嘎拉响，音响效果不怎么好。每次放映时，厅里都坐满了人，不少人还是“买”了“站票”。
记得有位高翻叫李越然，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俄语干部。他翻得特棒，每句对白都不拉下，而且翻得绘声绘色。有一次，画面上出现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耳语，他当场竟然也“整”出好几句“对白”来，逗得“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捧腹大笑，打趣地说：“好嘛，小李子，你这个高翻的本事好大哟！连人家小年轻搞对象说的悄悄话，你都能听得出来，而且还听得那么真！要得！”
现场翻译俄语电影特别难，对白的速度往往很快，翻译的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而且有些对白还听不清、听不真、听不懂。说实在的，翻原版电影是件苦差事，除李越然外，很少有人能翻得棒的，所以，同声传译电影，几乎每次都是摊任务。有一次，我向李越然请教如何提高俄语的听力，他倒是没有介绍什么经验，只是不好意思地说：“当年学俄语，有个挺赖的办法。”那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哈尔滨的公园里，每当夜幕降临，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这位后来的高翻，常常躲在椅子的后面，“偷听”白俄老头、老太太“唠嗑”。他说，现在条件不同了，你们年轻人学俄语用不着像我当年那样“赖”。还说，现场多练练翻译俄语电影，这是提高听力的最好办法。
李越然多次鼓励胆小的我“大胆上”，说一开始不要怕憋，翻它个十场八场，憋出几身冷汗来就好了。他还具体教了我几“招”。比如，要全神贯注，抓住影片对白的逻辑重点，不求一词一语的得失，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又如，对听不清、听不真甚至听不懂的对白，不能愣在那里傻待着，而是要根据画面的情景和对白的上文，立马做出合理的逻辑推断，“大胆”地“整”出几句“对白”来给观众听。
第一次同声翻译电影
在这位高翻的鼓励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第一次翻译的电影是《雁南飞》。彭真、杨尚昆、廖承志等同志在场观看。这部片子我曾看过，内容是懂的，但由于中央领导人在场，神经中枢也就自动拨到“紧张”档上，脑袋直发木，浑身一阵阵冒冷汗。电影一翻完，李越然就给我打气：“不错，挺不错！一回生，二回熟嘛，多翻几次就好啦！”后来再译片子，我就先把苏联原版参考片的脚本都找了出来，一一细细地反复读，还看了苏联影评人写的一些文章。有几次，外单位的翻译托辞不愿翻时，李越然要我“大胆上”的嘱咐，还有他教我的那几“招”，无形中产生一种力量，“推”着我上去翻。邓小平、陈毅等同志都听过我翻苏联原版电影，看后说了一些鼓励性的话。电影每次放完后，我都没有听到领导人发表过什么议论。
毛泽东喜看传记片
20多年之后，李越然有一次到苏联访问，当时，我正好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使馆领导让我全程陪同。一次晚餐后，我回忆起当年在中南海学习翻译俄语电影的情景，很感谢他对我这个“后学”的鼓励和具体指点。李越然说，你现在有体会了吧，现场练习翻译电影，这是提高俄语听力的一个好办法。他还说，其实给领导人翻译俄语电影，在我国已经有好几十年历史了。接着，这位前辈向我讲了以下一些往事：
还在延安时期，师哲就给毛泽东同志翻译过《列宁在十月》等片子。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逗留的时间很长，有三个多月，空闲的时间不少，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哈”国宾别墅，调看了苏联电影库里几乎全部传记片，写彼得大帝的，写拿破仑的，写库图佐夫的……毛主席最喜欢政治、军事题材的传记巨片，看了许多许多，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的，常与随行人员谈论影片中的情节，有时还拿别人开玩笑。有一次，在宾馆用餐时，毛主席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对面的我方一名警卫说：我看，他有点像拿破仑！他还颇感兴趣地看了斯大林特别推介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据他的秘书叶子龙说，毛主席看了这部纪录片后兴奋地说，这次莫斯科没有白来。当时，这些片子由随行的俄语译员师哲翻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志的养女孙维世也常去帮忙。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李越然还讲了给苏联领导人翻译中国电影的一段趣闻。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为各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舞台纪录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苏联代表团团长、外长莫洛托夫因有事而未能看成。周总理决定为他放个专场，事前特意交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对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声对译；在用俄语写的电影简介上，在梁山伯、祝英台两个名字之后，要加个注明：“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天，莫洛托夫外长兴致颇高，一到周总理住处就高声大喊：“周恩来同志，我现在‘讨债’来啦！”
电影放映时，由高翻方祖安与欧阳菲作为“男女搭档”，为梁祝的唱词、对白用俄语“配音”，放映的视听效果都很好。莫洛托夫看后高兴地对周总理说，从前只知道你们中国人谈情说爱的方式与我们欧洲人不同，今天看了这部片子才晓得，你们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谈得是如此神秘，结果又是那样神奇（指梁祝最后“化蝶”）！
这位前辈曾在许多重要场合给毛主席当过翻译。他深情地向我回忆起老人家对他本人的关怀，对外事翻译工作者的尊重与信任。一个个例子使我深深感到，外事翻译的责任真重，又真光荣！
十万火急翻译李宗仁声明
我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期间，经历过不少事件，有一件往事一直记在心头，挥之不去。
1965年7月20日上午10时过后，外交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让我们翻译处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语种，各派两人去紧急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我们10个人在处里集合，猜想什么事如此“紧急”，而且又这样“特殊”。世事难料，实在猜不出来！过了大约10分钟，我们被带到办公主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
过了不一会儿，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来了，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李宗仁先生回来了。他目前正在祖国领土的上空。他所乘坐的专机正从广州飞来，估计两个小时后就能在首都机场降落。”他告诉我们：周总理届时将率领党、政、军、群一大批领导人前往迎接。这位领导还说，李宗仁一下飞机就要宣读他本人的一项声明，声明的全文刚从广州那边传了过来。之后，他即宣布了两项要求：一、各语种要尽快把译文拿出来，送文印处复印供散发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所在的房间，如有人需上卫生间，办公厅将派专人陪同。我们晓得，这是执行“绝密”任务的一种特殊安排，相互间便交头接耳了一番，思想上感到很紧张，因为任务很重，而给我们翻译的时间不足两个小时。
对于李宗仁，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桂系名将，曾在台儿庄大败过日军；蒋介石当年见大势已去，被逼宣布下野时，让他当过一小段“代总统”；老蒋兵败逃台时，他不愿跟随，而选择经香港寓居美国。对他这位国民党原头面人物的回归，我感到既意外，又兴奋。
李宗仁的声明篇幅不大，也就一页A4纸多一点，但写得相当精彩，内容广，含意深，情真意切，极具感染力。声明稿以白话文为底本，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文叙述，读起来文不文、白不白的，颇感独特。李宗仁的话主要是说给蒋氏父子听的，他要“寄语留台的国民党同志”：美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
在声明中，李宗仁还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误再误”。他最后说：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唯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声明短但容量大，不了解背景是译不好的。而且有些词语深奥，用字生僻，像我这种汉语根基浅的人根本就看不懂。可是，给我们翻译的时间却很短，大家当时实际上又处于一种“被隔离”状态，连查一查工具书都几乎不可能。正在我们犯难的时候，一位主管领导赶来“雪中送炭”，花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向我们扼要介绍了李宗仁此次回归的来龙去脉，讲了中央对原国民党头面人物回归的政策，还对一些不易懂的词语进行了释义。五大语种的翻译们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就静静坐在被“隔离”的房间，等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关李宗仁抵京的实况转播。大家对能为这一历史性事件尽一小点力，感到无上光荣。一听完了广播，我们十人就兴奋地离开了“隔离室”。
1965年7月20日下午，李宗仁以74岁高龄，终于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首都北京，从而实现他那“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夙愿。他的回归，在台湾岛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好些年过后我才得知，李宗仁的回归之旅真是荆棘丛生，策划工作耗掉了足足10年时间。
早在1955年，周总理就利用李宗仁就台湾问题发表正面谈话这一契机，亲自运筹帷幄，好让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能早日回国。10年来，为此目的，在北京、香港和瑞士的苏黎世等地，他通过李宗仁的原政治秘书程思远先生及其夫人郭德洁女士、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以及中国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还四次约程思远秘密到京进行具体谋划。李宗仁这次是从美国经瑞士回国的，他的回归旅程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挥下，由于我国特派人员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得以躲过台湾当局策划的一个个暗杀计划，于7月18日平安地飞回到广州。仅仅从瑞士到中国这一段，他就飞飞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