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未来哲学的可能形态：技术—生命—艺术的哲学

无论是海德格尔从前期的“大人”方案转向后期的“小人”方案，还是他对实存—本质关系、思—诗关系、思—信关系的三个“重构”，一方面都可以被理解为海德格尔对尼采所揭示的“虚无主义”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尝试，另一方面都隐含着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世界和技术困境的深度思考。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出于两个基本动因：一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史的解构；二是对当今人类生活世界状况的洞察。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批判工作的基本结论是：哲学—科学—技术—工业—商业体系已经获得历史性展开和全球性完成，而人（今天是全人类）已经落入技术圈套之中了。着眼于今天人类生活状况，海德格尔看到了现代技术无所不在的支配性和控制性力量，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最核心的驱动力，而且，人类已经从通过技术加工自然进展到通过技术加工人类自身，也即开始加工人类的身体自然了。海德格尔未能看到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的全面进展，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他就预言了这一点。14

人类原是自然的一部分，生于自然而归于自然，就像花开花落，自然而然；现在，现代技术把人类与自然隔离开来了，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接“地气”了。海德格尔对此是有深切感受的，甚至于产生了一种对于“无根”（即“去自然化”）的恐惧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海德格尔说：当他看到美国人从月球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时，他竟有一种恐惧感，感觉人类已经被“连根拔起”了15——这话现在不免让人笑话。如今登上月球，大家有的只是喜悦和欢呼，哪里还会有“去根”的感受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已经疏远于技术的原初含义，即古希腊的techne的原初含义。首先，古希腊的techne［技艺］的原始意义是“精通”，是“精于此道”，是指向操作、实践的“知道”（Wissen）。它虽然也是一种“知”，但这种“知”与episteme意义上的“知识”或“科学”是有区别的。相应地，所谓的technikos也不只是工匠或艺术家，而是一般地指有所精通的“高手”。其次，古希腊的techne［技艺］是“技”与“艺”不分的，当时也还没有工匠与艺术家之职业分别。再者，古希腊的techne［技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当时所谓的“模仿”（mimesis），根本上乃是一种“应合”，传达的是一种敬重自然的人生观和一种以和谐为重的“自然观”。

现代技术（Technik）则完全变了样，是与古代技术大有区别的。关于现代技术，海德格尔大致形成了如下几个基本想法：1.现代技术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本质的展现，尤其是以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要是没有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观念前提，现代技术的出现还是无法设想的。2.现代技术已经与艺术分道扬镳了，虽然艺术也并非不受现代技术的影响。职业艺术家的出现当然也是这一进程的后果之一。3.在现代技术中达到了一种形式性与实验性的结合，即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从而区别于古代的techne［技艺］。这是近代之初发生的大事。数学的形式性就不用说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质点、力、加速度等）都是完全形式的规定。在今天，几乎全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都以形式化/数据化为准则和目标，舍此便不成“学”了。而问题在于：完全形式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实质化？“普遍数理”的形式科学是如何可能被实验化，或者说被转化为实验科学的？这些似乎还是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未解的课题。4.现代技术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在近代形而上学中确立起来的主体—客体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本身已经是一种强制姿态。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事物探究越来越成为基本的，甚至唯一的，技术成为人类控制自然，到最后也控制自身的支配性力量。16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用自创或者说改造的一个德文词语“Ge-stell”来规定现代技术的本质。已故学者熊伟把这个Ge-stell译为“座架”，流传甚广，也有意思。我把它译为“集置”，完全是一个基于字面的翻译，因为该词前缀Ge-就是“集”，而词根stell就是“置”。什么意思呢？我想此词虽然费解，但也未必把它想得很玄乎，它其实也没有人们描述的那么玄乎。海德格尔的意思是，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全面“置弄”事物的方式，比如在观念层面上，人要“置”事物为“对象”，这就是哲学上讲的“表象”（Vorstellen）——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表象”这个译名并不合乎字面义。德语Vorstellen的字面意思是“置于面前”，因此我们似乎更应该把它译成“置象”才好；在生产上，人要“置造/制造”（Herstellen）事物；又比如，在某处发现了一个新油田或者新矿床，但我们现在还开采不了，技术手段还不够，不过以后迟早是要开采的，于是我们已经预先把它掌握了，已经把它“置订/订置”（Bestellen）了。凡此种种，都是“置”（stellen）的方式，合在一起就是“集置”了。海德格尔以“集置”（Ge-stell）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事物都被技术人所“置弄”和“摆置”了，而全人类都已经进入这种“置弄”和“摆置”活动中了。17

当代世界的基本面是由现代技术决定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心思和身体、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眼下都被技术控制了，都被技术化了。而且，技术问题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所谓全球性的问题了。现代技术成了今天全人类最大的福祉，也成了人类最大的患难和危险，成了人类整体的“命数”。海德格尔所思的“集置”（Ge-stell）是从存在/存有历史的角度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规定，同样传达了人类被技术所“置”而进入技术统治之危险中的状态。

就现代技术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重塑和改造而言，20世纪出现的技术首先要数我所谓的“三大件”，即飞机、电视和计算机（互联网），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日常生活和经验方式。在这“三大件”中，除了计算机网络，海德格尔经历了前两者（飞机和电视）18。而就我所谓的现代技术“四大风险”——即核能核武、环境激素、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而言，海德格尔同样未能经历全部，恐怕也未能完全设想现代技术的不断加速度进展，但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已经敏感地洞察到了两点：一是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二是人类身体进入非自然化（技术化）和人类心灵进入计算化（技术化）的必然趋势。

所谓技术的统治地位，我也把它表达为：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实际上，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即传统哲学和宗教衰落时，他已经表明传统“政治统治”时代的终结。政治统治是自然人类约2500年“文明社会”的基本统治方式，其核心的组织力量是哲学和宗教（哲学偏于制度，而宗教重于心性）。尼采的先知先觉在于，他预感到了这个以哲学—宗教为主体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衰落。而真正地确立技术的绝对统治地位恐怕要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即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原子弹以其绝对的暴力宣告了一个“转折点”的到来，即技术工业全面获胜、技术文明得以真正确立的“转折点”。海德格尔以隐蔽的方式把它描述为“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的“转向”（Kehre）。

我们已经看到，核能核武还只是现代技术的极端风险之一，虽然它是最直接、最显露、最具暴力摧毁的力量。而其他三个风险要素就要隐蔽得多。主要由化工产品和药物造成的环境激素，通过水和气的全球流通，已经使整个地球成了污染球，正在整体上摧毁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自然繁殖能力，而且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人类自然力的崩溃已是指日可待。然而，基因工程却不断告诉我们人类自然寿命的技术性延长的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基因工程将对人类自然生命进行彻底的加工改造，人类将活得更长久。一方面是人类自然力的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是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的可能性，两者看似矛盾，但其实都源于技术化，都是自然人类身体的去自然化（技术化）的同一进程的表现。

在人类精神和思维方面，我们面临的是更为显赫惊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精神/心灵的非自然化或技术化（算法化）。在人工智能的三个等级中，今天的技术水平大概只处于从“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简称ANI）到“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AGI）的发展阶段，根本还没有到“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简称ASI）的等级，但已经引发了不无恐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人—机关系，即到底是人—机共生还是人—机对立？悲观者如刚刚去世的物理学家霍金，他预言人类还有一百年，终将亡于机器人；另一个悲观派巴拉特把智能技术称为“人类最后的发明”，并且认为灾难已不可免除。

总而言之，在上述四大高风险技术要素的规定下，人类已进入身心两方面的去自然化（非自然化）和技术化（计算化）的进程之中了。人类需要重新定义自己（人类恐怕正在变成我所谓的“类人”）；人类的生命形态、生命本性、生命结构、生命意义需要重新规划。对于正在到来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剧变，人类尚未做好准备，这时候光有科学技术专家已经不行了，需要各方势力的介入，尤其需要哲学家和思想家出场了。

但哲学能做什么？未来哲学能做些什么？未来哲学可能具有何种形态？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大概只能做一些想象和预感。

其一，从人类向 “类人”19、从“自然人”到“技术人”的转变和过渡中，技术哲学将是未来的“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20。不断衰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是自然人类的精神状态的表达和需要，而现在它们已经不再能对新的文化和新的现实发挥有效的构造作用和组织力量了，未来新哲学（思想）面对由现代技术所规定的文化和生活现实，所以首先必然是一种技术哲学。

其二，面对自然人类生命本体的颓败、类人生命（技术人、硅基生命21）的产生，未来哲学要担当起新生命规定和规划的任务，成为一种生命哲学。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已经让人产生了对未来生命的可能方向和形态的普遍担忧。当生命本身成为一种技术和技术对象，而技术有可能失去人类的控制时，这种担忧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在人类生命在未来实现长生以后，生命的规定、意义、方向、节律以及生活世界经验及其尺度，都需要根本性的改造和重建。我愿意说，这属于未来生命哲学的任务。

其三，未来的类人社会如果还有个体化的问题，将需要一种艺术哲学。在未来技术世界中个体有可能被极度放大，在虚拟空间中被平均化、同质化和形式化（数据化），但因此也可能被极度缩小，被缩小成一个没有任何实质的绝对孤独的点。抵抗技术同一性制度的强制，保卫个体存在的意义和自由，将是未来艺术哲学的使命。

其四，未来哲学的首要的和根本的课题或许在于：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或平衡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和加速进展？前述的技术哲学—生命哲学—艺术哲学都将服从于这一基本课题，旨在形成一种适合于未来类人社会（技术人类社会）的“大政治”（全球类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