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信，却不自负

1、不要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

领导者一般都有比较自信。当自信心升到一定程度，便很容易变质，而成为自负。这时，他便容易犯固执己见，顽固不化的错误。我们最容易从许多伟人的生活中得到验证。

历史上许多皇帝也并不是希望国家混乱，并不是喜欢奸臣。谁不希望长治久安，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昌盛？昏君之所以爱奸臣，归根结底只是因为奸臣顺应自己的意见，顺应自己的意志罢了。我们普通人，谁不愿意听好话，谁不愿意别人的意志顺从自己的意志？即使你的判断能力不是很高，你也总会认为你是正确的。

喜欢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不喜欢别人逆着自己的意志。其实是人的本性，谁都会有这个毛病。关键在于，我们在提升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以后，一定要明白自己有此本性，力图在思考任何问题，作出任何决断时，要摒弃自己的这种秉性，还问题以公正，还事物以真理。惟如此，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尽量做到正确；惟如此，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成功；惟如此，我们在领导别人的时候才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2、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

大凡古今中外的厚黑者都非常善于“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

清朝名臣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实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

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匣额”砸毁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一日消失干净。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渐怍”。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演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

不失去主见才能“黑”，不要固执己见就是“厚”，这是许多中外历史上的成功者依靠别人的力量“发迹”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