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掌权行印说公章

“拿印把子”就是当官掌权的代名词。不同的铸印材料与印绶颜色表示权力大小和官阶高低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三国演义》里，不少精彩的情节都拿它做道具：关云长封金挂印；诸葛亮乞印行令；司马师咬烂被头与死神抗争，为的是捱到乃弟司马昭从洛阳赶到，亲手“以印绶付之”……凡此，都可称是对其性质的形象的诠释。

夏商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权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王族为主体的由诸多贵族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络，血缘关系的本支亲疏便是权力分配和行使的依据，不必另有凭信。所以，设官授印的制度，大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各国的政权组织逐渐向庶民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墨子•号令》谓“还授其印，尊宠官之”；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脍炙人口。这些史料记载，恰好同至今尚未发现战国以前官印封泥的事实互相印证。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成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秦末，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叔侄共商应变之策。项梁指挥项羽拔剑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及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是“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是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印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如北朝制度：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等等。此外，印绶或印囊只授给治事官吏佩带，像光禄大夫、大夫、博士等散官或加官之类，尽管品秩不低，但皆无印绶，这是汉代定下来的规矩。两晋和北魏都有制度规定，凡没有印绶的官员或代理有印绶职务的官员（即临时掌印者），都不给佩囊，以免混淆视听。相反，如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倒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所谓“半通”，是相对于“全通”而言的：汉制，凡二百石以上的官印，“皆为通官印”，意思是具有发号施令的法律效力；“半通”呢，就当做具有一半法律效力来理解了。所以，刘邦领一个泗水亭长的“半通之铜”佩在腰间，摇来晃去，也挺神气。

官印非官员之印而是官府公章的观念转换，直到南朝时才出现，更趋完备的制度创立于唐代

官印又称印章，因为印上都刻有文字，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汉武帝时，五行学说盛行，印信制度顺应时尚，推行“数用五，定官名”，凡官印上的文字均以五为定数，遂成“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印”、“中郎将印章”等格式。不过我们看《封泥汇编》上的汉印文字，倒是四字为多，因为到东汉时儒学已奠定正统地位，就不再僵守这个定数了。另外，官印虽然由御史台统一制作授予，但印文书写并不一致。光武帝时，伏波将军马援曾就此问题上书皇帝，并举城皋县县令、县丞、县尉三颗官印上“皋”字写法不同为例子：县令之印上的皋字是上“白”下“羊”，县丞是上“四”下“羊”，县尉是上“白”中“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东汉会要》）。为此，他还特意向皇帝推荐“晓古文字者”进御史台工作，整理郡国印章。

然而我们由《封泥汇编》所见，此现象依然存在。原来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况且“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宋书•孔琳之传》）。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是出名的，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的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虽然在习惯上仍旧以“摘印”来指称罢官。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更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是发生在唐代。先举个事例对照：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正、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以致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但是到唐初政体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因为官印只代表官府权力，而非官职，所以连左右仆射、侍郎郎中这等内阁首相、部长司长一级的高官，也无官印佩带。直到武则天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相似的情况在其他部门也存在。唐德宗时薛之舆任谏议大夫，是隶属中书门下的正四品高官。因为并非一级行政机构，也无印信。薛以保密为由打报告给皇帝：“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这话听起来像是伸手讨权，还含有同中书门下闹独立的意思。未几，此人被平调到中央大学做校长助理（国子司业）。反之如翰林学士院，早先虽有“北门学士”之誉，侍从皇帝，应对顾问，又掌制诰，但不是独立官署，没有印信。自德宗以后，内参密命，职权加重，号称“内相”，最终形成了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制”“外制”的格局，作为一种标志，便是在宪宗初年的翰林院单独置印。总之，官印脱离个人职级而完全成为施政机关的公章，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过程，从此，政出多元、职司重叠的麻烦大为减少。上述数例还说明，观察古代政治体制变化和各种机关的权力消长，有无官印及规格高低，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儒林外史》中潘三爷用块豆腐干便能刻制假印，伪造公文。层出不穷的诈伪方法促成印制规格和使用方式愈趋严密

说到官印的规格，也有一个从紊乱到齐整的整饬过程。我们看《古玺汇编》中战国时的官印，一颗编号为0007的“君之信玺”的边长才两公分半，另一颗编号为0227的“左禀”印章的边长，倒有三公分。再看《封泥汇编》中的两汉官印，不仅低级官印大于高级官印的多多，其印面形制也呈“百花齐放”，有的极为方正，有的近似长方，有的四角呈弧形，还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估计多为因材治印，逮到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样的印面。至于印文的书写以及自左分行还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样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当它们以整体形状出现时，固然可从金银材质、青黑绶色上区别规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无可避免的。贾谊著《治安策》，揭述矫伪者诈取国库近十万石粮食，冒征六百余万钱赋，骗乘官车驿传周游郡国，应该说都与这些印制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处都是，甚至连离任或去世者曾经用过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胆敢妄为，辨别真伪还真不容易哩。

从官印设置从严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规格也趋向周密。诸司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宋承唐制，中书门下的印为两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及尚书省各部的印为两寸，节度使署的印为一寸九分，以下各级衙署的印为一寸八分，呈依次递减（《宋史•舆服志》）。这个以印面大小区分级别高低的办法，又为元代所继承，如“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衙门］用两台银印”等（《续文献通考》）。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钤印的形制，即所谓“印把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由礼部铸印局统一刻制，且有详细的铸、换、辨、验条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辩其印信真伪”。当然也不能说这样一来便能杜绝诈伪，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当差的吏目潘三爷，为帮助财主掠买妇女捞取酬谢，让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纸乐清县署的公文，“家里有得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不过这些花样只能在基层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结的条件下生效，要想去设有铸印局可辨真伪的京师行骗，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即制度周密的好处。

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公章使用现象，古代官印在国家行政机制运转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书印盖上。秦汉时代，公文书于竹木简册，但不能在上面盖印。用印的办法是用熟牛皮条将一件公文的简册按顺序编串起来，装进特制的布囊，其开口在中间，颇似现代的公文包，用两根绳子捆紧，再拿一团胶状紫泥放在绳子打结处使之粘结，当泥巴将干未干的时候，用官印在上面揿压，便能刻出一个清晰的官印——这就是晚清以来时有出土的“封泥”。封泥的意义，一方面同如今用火漆密封文件、随后盖上印章的保密措施相似，一方面又表示公文主发与签署者的身份。官印的发明，使得中国自秦汉起就有一套成文的公文主发和签署制度。如汉朝规定，各级官府行移公文应由机关首长主发。如长官不在，可由“近次”者代行长官职权主发文书，但代行者只能用自己的官印发文，表明责任。如前所述，凡文书封泥上有二百石以上印鉴的，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通官文书”，假使是二百石以下的“半通”印鉴，其效力相应减半。近现代出土的汉简中，经常可看到属掾、令史即吏员代替长官主发文书的现象，这种情况与一官一印的制度正相吻合。

东汉已有纸张发明，但因技术未臻精良的缘故，还未被采用做公文材料。《三国志•吴书》记，刘备去世后，吴蜀重建同盟，凡孙权主发的报答蜀汉的外交文书在封缄以后，都先让人送给驻守荆州的大都督陆逊过目，只要他认为不妥当，“便令改以封行之”，为此而“并刻［孙］权印，以置其所”。可见直到这时，官印的用法还是“封之以泥，抑之以印”。大约从魏晋之际开始，纸张成为公文载体。东晋以后，一般公文用白纸，重要公文用加工处理过后可防虫蛀的黄纸。这在公文制度上是个划时代的转折，同时也引发了官印制作和使用方法的重大变革：在此之前，官印的印文多为阴文，钤于紫泥上后呈阳文，宜于辨识。迄纸入公文后，印章直接用朱红印泥盖在纸上，印文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多用阳文了。这个变化，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南北朝以后的玺印样式看出来。北魏明帝时，尚书左丞卢同审阅吏部呈送的军功授勋名单，经过与中兵局的奏案对照，发现有假冒嫌疑者达三百多人，遂上书皇帝，建议今后制作这种名册时，由吏部和中兵局两个单位派人会同办理，“若名级相应，即于黄素（就是黄纸）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这条资料，也许是佐证官印使用方法转变，即用朱红印泥钤盖于纸的最早的记载之一。卢同还提出名册宜“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北史•卢同传》）。由“揩洗”等语可以看出，彼时的印泥调制技术也有待改进。《隋书•礼仪志》中又提到，北齐时由国家财政部门掌管的户口册，都有“印籍缝”，就是在两纸连接的地方盖印，以防抽换和散落。这大概又是关于“骑缝章”的最早记载之一吧。

印章使用方法的改变，还带来了印文书体和钤印格式的新问题。《旧唐书•段秀实传》记，唐德宗时，泾原兵变，皇帝逃往奉天，正想篡位的凤翔节度使朱泚趁机占据长安，又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伪迎銮驾”，实欲杀害。司农卿段秀实获知其阴谋后，情急中“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就是伪造一份要韩旻立即返回长安的命令，又因为没有朱泚的节度使印，便用他所管机关司农寺的官印颠倒钤盖在伪令上，“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从保护皇帝安全的角度讲，这是一份大功，但也暴露出直到中唐时期，官印上的文字恐怕还是篆籀古体一类，不易辨识，钤印格式亦无严格规范。据《文献通考》记，北宋英宗时，曾命知制诏邵泌和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这两位老古董“皆通篆籀”，搞出来的印文不称旨意，“寻复废罢”，大概再改一次后，方便大家辨认了。与此同时，官印的钤盖格式也开始讲究起来。《宋史•王旦传》说，王旦为中书省任相，主发一道文书给枢密院，“印违诏格”，枢密使寇准马上向皇帝举报，结果王旦受批评，办事员（堂吏）“皆被罚”。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公文发送中书省，“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王］旦”，以为报复寇准的机会来了。可是王宰相肚里能撑船，吩咐“送还［枢］密院而已，［寇］准大惭”。

钤印格式最趋细密的要数明清时代。如清代《各行事件》规定州县衙署盖印方法：凡上行文件都要在正面上方盖“天印”；凡下行文书都要在年月日上盖“正印”，并以“斜印”骑缝；凡检验尸体的“尸格”，每一页都须在文书下方盖“地印”，填注致命伤痕处的要用“连印”；凡收纳地丁钱粮的凭单串票（近似现在的三联单、四联单），骑缝用“斜印”，盖印时还要将串票倒放，谓“倒用印”等等。这些讲究，准备考进士考举人时没有专修过，资深的吏胥反而要比机关领导还精通。不过局外人要想伪造公事，就不容易蒙混过关了，应该说有其可以借鉴的长处。懂一点古代用印知识，于收购官文书之类的“古董”时也有好处。

印信保官是重中之重。胡连长（百户）只因把关防寄放在别人家里，被明太祖发配到边陲充军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俟时集中销毁的。总之，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因话录》称：“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悉纳值厅，每郎官交值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可见守夜值班护印之严。清制，在京各机关印信封储在署，如有窃失，当月专司监守的值宿官员革职，机关首长革职留任。如能自行拿获者，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地方各级机关印信存储在署，或出差官员印信存储行寓，如有窃失，有印官革职。若能自行拿获，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

朱元璋《大诰武臣》中，有一篇《寄留印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印信是个关防，军职衙门的更是紧要，必须十分掌得仔细，如何可将寄放在别人家里。百户的印信，干碍一百户的军马，倘或人将去印几纸文书出来呵，好生不便当。这等人，利害也不知，他如何做得那管军的官人？所以将他发去金齿充军了。

可见，即使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违犯规定的印信保管行为，也要治罪。

官印的使用程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有一篇唐代的墓传文字，传主叫邵才志，前文提到唐德宗逃往奉天的故事，他就是跟着“蒙难”的堂头，铭文称他“执持堂印，随驾奉天，重围之内，苦历艰危，克服之时，功勋崇奖，遂迁五品”，估计原先的官阶至少是从六品。再看清代《钦定工部则例》中关于工部衙门使用堂印的规定：“每一月专派满、汉司官四员，按日挨次轮流监用堂印。每日笔帖式请领堂印钥匙，到时即开。用［钤］寻常稿件后再用［钤］题本，用毕将堂印钥匙暨印单仍交承值笔帖式呈送。”清代的司官起码也是六品。由唐及清的监印级别，都表明了对“公章”使用的慎重。

用印为什么要有专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防止作弊，特别是以吏胥即具体经办人员为防范对象。如唐代前期，吏、兵两部分掌文武官员铨选事务，大概不时有丑闻上达天听，故唐玄宗有诏责备两部首长说：“……不能自亲，并委猾吏，恣成奸滥，为蠹尤深”，要求今后概定专员亲自作业，尤其是“印记不得委其胥吏”（《册府元龟•铨选部》），因知此前的教训多与胥吏盖印缺乏监督有关。不过“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他们对付监印制度的办法是暗中配就印匣钥匙，需要用印作弊时，自己偷钤。《南部新书》说，裴度任宰相时，某日，忽然发现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里，一时大家惊惶。裴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大家酣饮到半夜，左右忽报印信又回来了，于是极欢而罢。事后，裴度解释说：“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这件轶闻，一直被当做宰相有临事不挠的雅量来传颂，其实折射出当官的无奈。因为印信窃失，首先追究值班官员责任，连带机关首长也受处分，所以只好装聋作哑，不予追查，坐等偷印者用过后再物归原处。

这种“淘糨糊”的办法，似乎也是历代相传的。《挥麈录》说，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称印匣而后开”。如称出来印匣是空的，索性不开，免得报失印信，大家连累。据说蔡京任相时，就碰到这么一回，“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于是蔡相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称，分量正常，遂开匣用印。蔡京的解释同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得。”这种为逃避处分有案不报的因循敷衍，后果必然是姑息养奸。又因为历代制度关于官印失窃的规定，都是首先追究领导和专员责任，所以也有吏胥借偷印来挟制报复领导的。《渊鉴类函》上有一段故事，也发生在北宋：某部失印，皇帝欲从严惩治郎官何洵直。宰相吕公著说：“洵直失印诚有罪，然重谴之，则［以］后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结果何洵直仅受薄惩。看来吕相同裴相、蔡相一样，都是经过三昧真火修炼的。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宣宗初，胡濙任礼部尚书，久任三十余年，其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皇帝看在他过去深受明成祖宠信，又是三朝老臣，前两次都放他一马。到最后一次失印时，终于下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此也见得一旦发现公章丢失，不能大张旗鼓地追查，否则就不会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