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生产者

所有社会都会对自身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这激励着它们“不断进取”：发现有损它们面貌的疤痕、疣体和其他瑕疵，然后找到治愈或抚平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对那些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的人来说，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左右两派的政治家都认同工作的这种历史价值。有一种信念是“工业社会”与生俱来的：参与工业生产的工人将不可阻挡地增长，工业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健全的男性都在其中被生产性雇用。全民就业虽然尚未实现，但它代表着未来的形态。依据这种规范，没有工作即是失业，是不正常的，违反了规范。“来工作”和“去工作”是双生的劝语/魔咒，希望同时解决个体问题和社会弊病。这些现代的口号同时回荡在分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鸿沟两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关于未来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也是完全基于工厂的模样构建的。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换句话说，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正是这个“独立变量”让人们塑造自我，并准确预测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确定了工作类型和职业规划，其余的事情就水到渠成，需要做什么也基本确定下来。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再看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根据罗杰·苏（Roger Sue）的计算，在1850年人们70%的可支配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在这里，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至少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社会性格）。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第二条生产线并不突出，也很少被提及，但绝非附属。相对于工作生产物质财富的显性功能，它确保了一项更基本的功能——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在现代社会，每当突然性出现消息，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工厂工作或服兵役，都会引发恐慌，由此说明了这个潜在功能有多么重要。无论怎样证明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体弱多病和精神障碍都被视为一种威胁，令人担心，因为他们会把当事人遗弃在社会秩序所依赖的圆形监狱之外。失业的人变成了无根浮萍，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任何惩罚性规制约束。难怪在19世纪，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疗科学定义的健康典范，是够胜任工厂工作和兵役的男性形象。

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养家糊口”的）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工作伦理的布道者通常也是家庭美德以及不可撼动的户主权力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在家庭内部，丈夫/父亲被要求扮演监督/管教的角色，类似工头在工厂中，或校尉在操场上发挥的作用。正如福柯坚持的，现代的规训权力，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和延伸，将心脏泵送的血液传导到生物体的每一个细微组织和细胞。家庭的父权将秩序生产和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无法触及的人群。

最后，在政治家惯常提及的社会生存和繁荣问题中，工作被赋予了决定性作用，并以“系统再生产”之名进入社会学的讨论。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对（同样是自然的）资源进行再加工，最后产出“财富”的过程。这种再加工是由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组织，通过雇佣关系实现的。因此其延续性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是否能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加入生产过程。

产品是财富扩张的基本资源，其数量取决于“活劳力”（living labour）直接参与生产劳动并服从于生产劳动的逻辑；生产角色（productive roles）是这个体系的基本单位。政府的强制力（coercive powers）主要用于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换句话说，用于实现财富作为资本（即用于生产更多的财富）的潜力，以及社会成员作为“增值”（value-adding）劳动力的潜力。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总而言之：在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外，正是借由工作，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因此，现代化体系的实现过程中，工作伦理居功至伟。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日常运作和持续发展而言，资本和劳动的共同参与必不可少。工作伦理把这种共同参与视为所有成员（更确切地说，所有男性成员）的道德责任和使命。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心甘情愿地、欣然地、热情地拥抱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新经济的实践者在新国家立法者的协助和合谋下，竭尽全力提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困境。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必然，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对外来的、痛苦的、强加的新规则的抵抗。在工作场所，工人的自治权是不被容忍的。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1]R.Sue（1994）Temps et Ordre Social.Paris：PUF.根据罗杰·苏的计算，自1850年以来，平均工作时间系统性地下降了，到这篇文章写作时，清醒的时间只有14%用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