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 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分化已有客观分析和认识，却因为蒋介石长期坚持“剿共”政策，很长时间内把抗日和反蒋相提并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共中央逐步改变原有“抗日反蒋”方针，认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通过艰苦的斗争，逼蒋抗日，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

一、西安事变：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1.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拒绝。当西安民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时，蒋介石先后赴西安、洛阳部署“剿共”，并扬言最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率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令张学良、杨虎城十分矛盾，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均遭到斥责。

1936 年 12 月 9 日，西安城内一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时，深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10 日、11 日，张学良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唯有“兵谏”，再无他路。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孙铭九带领东北军一部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西安城内的第十七路军包围西京招待所，拘禁了在此下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调元等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等 18 名高级将领联名发表《对时局通电》，陈述发动事变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是停止一切内战。三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是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是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2.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之策

政治支持。西安事变爆发当日，中共中央获悉后，立即复电张学良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并于 1936 年 12 月 13 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研究应对方针。15 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大规模内战，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难的政策，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等问题。18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时，中共中央先后致函阎锡山、曾万钟、唐淮源，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军事配合。1936 年 12 月 7 日晚，周恩来率代表团一到西安就立即举行私密会谈，双方商定红军主力南下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12 月 21 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南京国民政府军队作战。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从定边、环县之间南下。23 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钳制胡宗南南下。

发动群众，舆论声援。中共中央在号召西安及周边各县民众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同时，还指示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八项抗日主张。1936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发表《为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转变告同胞书》。16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要求广泛宣传停止内战、国民党中央军退出陕甘等方针。19 日，经徐彬如安排，周恩来邀请杨明轩、熊博韬等 20 余位知名人士座谈，希望他们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事变朝着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此外，还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成立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等方式，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心和勇气，一定程度上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行动产生了威慑，为双方和平谈判创造了条件。

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于 1936 年 12 月 20 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及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端纳到西安谈判。23 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和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申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六项条件，中共、红军帮助其统一中国，一致抗日。24 日，三方继续谈判。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分别与宋子文、宋美龄、蒋介石直接对话，阐述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12 月 25 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 26 日同去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虽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后来杀害了杨虎城一家；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政策的实现。在全面抗日的前提下，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多次谈判：努力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为此，中共中央于 1936年 12 月 27 日在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逼迫蒋介石践行诺言。28 日，针对蒋介石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言论，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其“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

193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并保证国民党若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937 年 2 月开始到 7 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方面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虽然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