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姜敬爱的生活与创作

有关姜敬爱生活与创作情况的资料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没有为读者留下详细的传记资料，笔者只能通过其小说、随笔和同时代人对她的回忆与记述进行大致的勾勒。

姜敬爱（1906—1944）于1906年4月20日出生在黄海道松花郡松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地主家做长工，淳朴正直、话语不多，却勤劳能干，年龄很大时才娶妻生下女儿。可惜1909年姜敬爱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1910年，柔顺而体弱的母亲实在不堪忍受饥饿的困扰，带着姜敬爱改嫁给邻郡长渊郡的崔都监做续弦。崔都监已过了花甲之年，身有残疾，膝下有儿女，他们都比姜敬爱年长。母亲在他家的角色其实就是免费的女仆，家务劳动全部落到母亲身上。在作家童年记忆里，母亲整天忙碌着，无暇照顾自己的女儿。继父脾气比较暴躁，只要妈妈洗衣服过了钟点，便生起气来。他还常常责骂幼小的敬爱：

他拿那双可怕的眼睛乜斜着我，我稍一有点错，他便打我。就是现在已步入中年的我，还时常回忆起他那对乜斜着的眼睛。(1)

不仅如此，继父的亲生子女们也时常挤兑和欺侮这个外来的异姓妹妹。对此，作家在随笔《自叙小传》中这样记述道：

我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五岁时就得孝敬继父。继父有自己生育的儿女，他们不知怎么那么强壮，成天打我、骂我，或掐瘦小的我。他们摁住我的头，揪住我的衣服，我根本不敢呆在家里，所以只要母亲去洗衣服或者有事出去不在家的话，我总是哭着被赶出家门。这时我就爬到后山上，呆呆地等待着母亲归来。我已年过三十，可是对母亲回来的那条小路仍记忆犹新。(2)

可见，这段不幸的童年经历给作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成为她永远抹之不去的阴影。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女性贫穷凄惨的生活境遇，也体会出正是与继父及其子女的矛盾冲突，姜敬爱才对母亲怀有深深的爱恋之情。

1913年，8岁的姜敬爱偶然看到了朝鲜民间小说《春香传》，显然，这是继父或其子女们看过后随手扔掉的。然而，《春香传》却成为姜敬爱学习识字的课本，开启了她学习朝鲜国语的大门。此后，她陆续读完了《三国志》、《玉楼梦》、《赵雄传》等旧国语小说，并常被村里的爷爷奶奶们叫去给他们读小说。因为她聪颖，读书多，又擅长讲故事，因此博得了“橡子小说长”（即小小说家）的雅号。1915年，在姜敬爱再三恳求和争取下，继父才允许10岁的姜敬爱进入当地长渊小学校学习。可是因为穷，她无法缴纳学费，也无钱购买学习等用品，无奈偷了旁边同学的钱和学习用具，为此挨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她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学校教育制度的缺陷和无人性的现实，她将这一生活体验写入《月谢金》、《二百元稿费》等小说和随笔中。

1921年，姜敬爱15岁时，继父去世。在继父家姐夫的资助下，她进入平壤崇义女子学校学习。这是一家由美国北长老教神教会精英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学死板，校规极严。但是，社会启蒙思想的风潮也影响到该校，姜敬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等活动，不断地积累自身学养，树立个性解放的思想。1923年10月，3年级的她因“同盟休学”事件(3)被学校勒令退学。所谓同盟休学是指1923年10月15日在该校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目的是反对校方过分干涉学生行动自由和宿舍舍监对学生的苛刻限制。这年中秋节，一位学生倡议为死去的同学扫墓，几名寄宿生便向舍监老师罗真经请假，遭到拒绝。激愤的学生们涌进校长美国人宣佑理的办公室，恳请其准许她们外出，也未得到同意。学生们平时常受舍监老师的虐待，感到就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被控制，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平之气愈积愈烈，适逢学校创立纪念日也即将到来，于是一致举行了同盟休学运动，而姜敬爱是主要发动者之一。

此前，即1923年3月，姜敬爱在长渊遇到了同乡梁柱东。他是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生，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毁掉婚约，为此受到家乡人的非议，被迫退出留学生会。退会那天，他做了一场文学讲座，姜敬爱也前往听讲。她被梁柱东的文学才华深深地吸引，当晚就去拜会了他，并向他请教文学写作方面的事宜，两人谈得甚是投机。不久，他们双双坠入爱河。关于这段恋情，姜敬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而梁柱东却这样追忆他们最初相识的情景：

那时乡下对年轻男女学生的自由交往与拜访也会给予非难的时候，这个意想不到的大胆的少女，在漆黑的夜晚，冒着哗哗下着的大雨，像只单身的被浇透的野鸟来找我。她不分青红皂白地劈头说道：“先生教我点英语吧！还有诗、文学，我是中学3年级学生，什么也不懂，但是很有文学素质，请教我吧。”(4)

尽管姜敬爱给梁柱东留下胆大、冒失的第一印象，但也赢得了后者对其文学热情与执着的赞叹之情。同盟休学事件后，也就是1924年春，姜敬爱跟随梁柱东来到汉城，与之同居在清津洞72号。当时，梁柱东在《金星》杂志社担任主编，姜敬爱也插班到汉城东德女子学校3年级继续完成学业。与梁柱东接触后，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姜敬爱广泛涉猎了《近代文学10讲》、《近代思想16讲》、《资本论》、《孟子》等书籍，并于1923年5月，以“姜珂玛”(5)的笔名在《金星》上发表了短诗《一本书》。9月初，她与梁柱东分手，关于分手原因，姜敬爱只字未提，梁柱东在《人生杂记》中解释为“志趣不同”和“因为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而最终分手”。但是1931年，姜敬爱在评论《梁柱东的新春评论——为反驳的反驳》中批评梁柱东的折衷主义文学论时说道：“君站在超然文坛左右派之高位，仿佛以一种优越的态度，能够用两手任意摆布两派似的。”(6)可见，姜敬爱非常反感对方的自我炫耀和无所不能的作风。回到长渊后，姜敬爱暂时寄居在姐姐经营的书仙旅馆。对姜敬爱与梁柱东恋爱、私奔到汉城而又回来的行为，传统而保守的亲友和邻里投以嘲讽和斥责。姐夫也深感失望、丢脸和愤怒，于是狠命地抽打了姜敬爱的脸腮，结果造成她耳疾后遗症。此后，该病时时困扰着作家，使其听力下降，创作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中期(7)，姜敬爱在家乡长渊为穷苦家庭子弟开设了“兴风夜校”(8)，一边亲自教授学生，一边进行写作练习。作为受到启蒙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姜敬爱努力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不断抗争，走自己的路，可是因为认识的局限，这种反抗更多地带有自发性、狂热性。在实践中，姜敬爱不断地探索自己所要走的路。她曾这样写道：“我在平壤崇义女子学校为反对寄宿舍间而参加了同盟罢课，因此被退学，此后进入汉城东德女子学校，中途又退学去了故乡长渊。我家后面是树林茂密的大山，上山可以听到知了的叫声。草木和禽兽各有特色，声音各异，我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一再下着决心，一定使我的存在更有意义。所以我要通过小说创作……我就是这样想的。”(9)从她此时创作的几首习作诗《秋天》(10)、《熨斗里的炭火》(11)中，我们也能看出作家意在表达个人心境的思绪，即面对贫弱不堪、饱受外族欺凌的朝鲜民众，作家强烈地感到无力改变现实的痛楚，因而寄希望于创作，力图通过创作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她教孩子们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年多。直到1929年，她参加了“槿友会”，成为该会分支长渊分会的成员，才逐渐接受了“卡普”文学思想的影响，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韩国姜敬爱研究专家李相琼教授统计并整理的“姜敬爱年谱”里，1926年初至1928年冬这段时间，没有任何关于姜敬爱形迹与活动的记述？姜敬爱1925年11月在《朝鲜文坛》发表诗歌《秋天》后，创作便中断了。直到1929年10月，她才又在《朝鲜日报》上发表了评论《读廉想涉君的评论〈明日之路〉》。此后，无论是诗歌、评论，还是随笔、小说，她都笔耕不断，直到生命最后。而且，从评论《读廉想涉君的评论〈明日之路〉》的内容看，思想成熟，笔锋犀利，绝非思想单纯的平庸之辈所为，并且创作体裁也迥异于初期创作的习作诗歌。这种前后创作上的巨大反差充分表明，姜敬爱在这3年里，一定经历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使其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那么，姜敬爱这段时间在哪里，在做什么，与哪些人接触，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作家第一次来中国东北的时间，对此，现有下述几种说法：1926年，1929年，1931年。

首先，“1926年北满说”。中国青年学者崔鹤松教授认为，姜敬爱1926年第一次来中国东北的北满地区。他在论著《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12)中指出，1926年，姜敬爱因无法忍受家乡人的非议和嘲讽，来到中国北满的海林、宁安（时称“宁古塔”，距海林约60里地）一带地区，与前辈同乡、共产主义运动家、进步刊物《新民报》的主要创办人许圣默（1891—1931）关系密切，从他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同时，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证明，这一时期，姜敬爱曾与一位名叫金奉焕的共产主义者同居。金奉焕又名金一星，庆南密阳人，本是东莱梵渔寺的和尚，因参加“三一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来到北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他来到北满海林，与已在宁安县某农村一家幼稚园做教师的姜敬爱相识并同居。1928年冬，他们因在《新民报》上发表带有“赤色倾向”的文章而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逮捕，不久被释放。据说，释放的原因是金奉焕叛变，其后（1930年1月24日），他主导并策划了暗杀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佐镇将军的重大事件(13)。总之，被日本警察署释放回来后，姜敬爱便与金奉焕分道扬镳，并于同年冬天回到故乡黄海道长渊郡。从时间的衔接上看，“北满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一点从姜敬爱在韩国最早创作的两部小说《母与女》和《破琴》中也能找到痕迹。在《母与女》中，英哲先生来京城看望玉，谈起农村的破败景象和生活的艰难时说道：“……反正生活比以前是更难过了，很难办。你家前边的铁石家去年秋天去了北满洲，今年春天还有10户家庭要去满洲。”(14)在《破琴》中，亨哲爸给儿子写信说，因为粮价大跌，无法偿还巨额欠债，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想投奔满洲宁古塔的一个亲戚去”(15)。小说后记中，作家暗示，亨哲一家去的“满洲”地方正是中国黑龙江省海林、宁安一带地区。两部小说写到“满洲”时同时指向宁安一带的中国北满地区，说明作家并非道听途说，随意拉扯，似是有着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只是不愿过多谈及，所以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崔鹤松的这种观点主要依据的是李康勳的证言，在韩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6)。然而，尽管崔鹤松教授认为姜敬爱初次来中国的时间是1926年，目的地是黑龙江省的海林、宁安地区，可是不同意姜敬爱与金佐镇将军被暗杀事件有直接关联。他说：

姜敬爱去过北满，也去过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但是很难说她与金佐镇被暗杀事件有直接关联。金佐镇被暗杀事件本身还是一个谜，否定姜敬爱可谓是草率的结论。假设在特定条件下，姜敬爱与金佐镇被暗杀事件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那也不至于否定姜敬爱的文学作品。姜敬爱文学是韩国近代文学作品中始终反抗日帝的最前沿的书籍。(17)

可见，这段史实是否真实、姜敬爱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问题，因为缺乏直接有力的史实资料作为证据，很难辨别真伪。假使日后有资料证明此事确真，那么可以想象，这3年在海林和宁安的生活对姜敬爱的人生而言是一段多么痛苦而不堪回首的往事啊！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矢志追求人生理想的进步青年，姜敬爱在这3年里得到了初步的信念的历练。然而，作为一位年轻、孤身的弱女子，姜敬爱与金奉焕的交往是其不可原谅的错误选择，反映出其政治觉悟比较单纯、盲目，从而导致作家一生都可能不愿回首这段痛苦的往事。或许，这可以解释姜敬爱为何这几年中断文学创作，不发任何声音，此后也不写自传的理由，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

其次，“1929年龙井说”。金宪顺等朝鲜学者持“1929年龙井说”，其在文章《姜敬爱论》中写道：“1929年冬，姜敬爱冲破故乡环境的阻碍来到中国间岛(18)。在国内工农运动持续高涨时期，中国东北一带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特别是“东满”地方不同于别的地方，反日气势更盛。姜敬爱在龙井一带近2年左右都担任教育机构的临时教员，过着时常断顿的穷苦生活。”(19)此说与“1926年北满说”相比，不仅时间节点不同，而且金宪顺教授强调姜敬爱第一次来中国东北所到达的目的地是龙井，而不是黑龙江省的海林、宁安一带。

再次，“1931年龙井说”。持此种观点的人比较多，韩国姜敬爱研究专家李相琼教授最初也认同此说。这种观点的根据来自于姜敬爱的文学创作。姜敬爱在小说《二百元稿费》和几篇随笔中多次强调自己初次来中国东北龙井的时间是1931年。譬如，她在随笔《离别间岛》中写道：

1932年6月3日早晨。……我从无数乘客的缝隙中挤出来，一抓到座位，便靠着车窗回头看着渐渐远去的龙井村。这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去年的此时，我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情景。(20)

这篇随笔描写作者于1932年6月3日早晨离开龙井回国时，透过车窗望着渐渐远去的龙井，回想自己一年前首次来龙井时的情景。其中，作者明确提出她是1931年6月第一次来到龙井的。

在随笔《间岛》的开篇中，她说：

虽然我在间岛待了不过两年，可是我想向人们夸耀……(21)

这篇随笔发表于1934年5月8日，期间（1932年6月）她回过故乡，停留约15个月后，于1933年9月返回龙井，由此推算，她初次来中国东北龙井的时间应在1931年。

在另一篇随笔《图们江礼赞》中，她又写道：

我第一次接触图们江正好是1931年春天，一个万物生发新绿并充满阳光的日子。(22)

图们江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言明自己来中国时所看到的图们江，时间再次指向了1931年。而且，6月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正是春夏之交，也可理解为春天。

此外，在《故乡的星空》（“离开故乡已经3年了”）、《异域月夜》（“尽管2个月前的那个月亮是我在家乡看到的”）等随笔和小说《二百元稿费》（“我来到这儿虽然已经迎接了4个寒霜”）等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通过作家记叙的时间标记和作品创作时间的切换，推算出作家第一次来中国龙井的时间确是1931年6月。

笔者认为，姜敬爱于1931年6月第一次来到龙井的观点是正确的，以上事实可证明。但是，这并不是说姜敬爱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就是1931年。笔者同意崔鹤松教授提出的“1926年北满说”，因为如果认为作家是1931年来中国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姜敬爱在1926年至1928年这段时间的行迹为空白，为什么作家在1929年前后的政治观点和创作文风如此突兀般地成熟等种种现象。尽管至今缺乏史料的证明，但是这几年应该发生了对作家整个人生和思想都造成了极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对此，李相琼教授也修正了自己最初的看法，她在最近给笔者的信中就姜敬爱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问题这样答复道：

若从结婚说起的话，我想金宪顺的《姜敬爱论》和崔鹤松教授的推论是有根据的。最近，我根据所看到的新资料，姜敬爱在1926年—1929年间约2年左右的时间应该住在中国海林。姜敬爱行迹中，发表诗歌《熨斗里的炭火》（《朝鲜日报》，1926年8月18日）以后至参加长渊“槿友会”活动前（《东亚日报》，1929年5月10日，“槿友会”长渊分会成员）这一时期是空白。

论起这一时期（1926—1929）2年左右的时间，姜敬爱是在海林市。此后，1931年6月左右—1932年6月，在龙井;1932年6月左右—1933年9月，回到朝鲜长渊;1933年9月左右又回到龙井，直到1939年为止。这期间也因事去过几次长渊或者首尔（时称“汉城”——笔者注）。

但是与金佐镇将军被暗杀事件（1930年1月24日）的关系仍旧难以断定。我认为，姜敬爱尽管在北满呆过不长时间，但是与金佐镇将军被杀事件应该没有关系。

可见，李相琼教授也承认姜敬爱1926年在北满生活过这一事实，但是不认为姜敬爱与金佐镇将军被暗杀事件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推想，姜敬爱也许因为此事件受到过牵连，此后不愿谈起，力图抹去这段记忆，因此造成这段时间作家行迹的空档。

1929年10月，姜敬爱加入“槿友会”长渊分会。“槿友会”是由左翼女性运动家发动的全国性的女性民间组织，成立于1927年5月27日。它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宗旨，主张废除对女性的社会、法律、教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团结朝鲜广大女性，争取女性的各项合法权益。它特别提出，私有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只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才能消除性别差异，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消灭旧秩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唯一阶级，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体现。遗憾的是，1931年“槿友会”解散。姜敬爱参加“槿友会”时，正值其活动处于高潮时期，有关作家在该会的活动，资料记载非常有限，仅1929年6月17日的《东亚日报》上有一篇与“槿友会”相关的报道《长渊槿友支会野游》。

在槿友会长渊支会礼堂，……10日上午9点左右，20余名会员，其她数十名家庭主妇集会到本镇学校大圣殿后面的东山上举办盛大的野游会，按顺序，本会庶务部长姜敬爱君发表了意味深长的开幕辞，后录音，……下午5点左右，聚会结束。(23)

可见，姜敬爱当时在“槿友会”长渊支会担任干部“庶务部长”，还致开幕辞，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她在《朝鲜日报》上以“读者投稿”的方式发表的《读廉想涉君的评论〈明日之路〉》(24)和不久后发表的《朝鲜女性的必由之路》(25)以及《梁柱东君的新春评论——为了反驳的反驳》(26)等评论，批判了廉想涉和梁柱东的折衷主义思想，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女性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标志着其政治上的成熟。这一时期，她在《朝鲜日报》“妇女文艺栏”中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破琴》(27)。小说讲述年轻的知识分子亨哲在国家灭亡、家庭举债和自己无法继续学业之际所产生的精神苦闷与危机，最后，他与家人一起移居中国东北宁古塔，并参加了该地区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最终被捕，英勇就义。

1931年，姜敬爱与毕业于水源高等农业学校并担任长渊郡厅书记的张河一(28)结婚。因为张河一抛弃了早婚妻子，与母亲寄居在姜敬爱家里，为躲避前妻闹事，他带着姜敬爱离开长渊，先在仁川打短工生活，这段生活体验被作家写入代表作《人间问题》中。同年6月，他们移居到中国延边龙井。经文人朋友金璟载(29)介绍，张河一得以进入龙井东兴中学担任教师，同时负责《朝鲜日报》龙井支局的工作。姜敬爱则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在龙井的生活很清贫，特别是开始因姜敬爱不擅长做家务，夫妻间经常因意见不合发生争吵，但是基本上保持着生活伴侣和志趣相投的同志关系。作为第一位阅读姜敬爱文稿的人，张河一是以忠言相告的好读者，这在随笔《初次朗读文稿》中表现出来。作家每次一写完稿子，就拿给丈夫看，丈夫读后不满意，便沉默不语，如果修改后满意了，他的嘴角边便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从1931年8月至1932年12月，姜敬爱在《彗星》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母与女》，这是姜敬爱在朝鲜国内创作并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河一委托金璟载帮忙而发表的。对此，金璟载记述道：

去年夏天，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其内容是寄来的《母与女》小说原稿，说是让我看看并评价。这对于不是小说家的我来说真的是很难担当的请求，但是我想帮助发表这篇不认识的女性的力作和处女作，所以请求我的朋友（文艺家），求得他的评论，又请他帮助发表。这样，长篇小说《母与女》经朋友之手在《彗星》上发表了。这以后，那位不认识的女性又寄来各种体裁的稿件，我也主动请她多次赐稿。于是我与她通过信件成了熟人。她就是我现在在此谈到的姜敬爱君。(30)

《母与女》从女性视角描写了母与女两代人的生活与命运，展现了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所受到的阶级和性的压迫。以美丽、珊瑚珠等为代表的母亲一代饱受经济剥削和性的奴役，尽管美丽懦弱无知、沉沦堕落，珊瑚珠自强不息、个性独立，但是两人最终都以悲剧告终。相反，代表女儿一代的玉（美丽之女）却能从母亲和婆母的悲惨处境中，以及在自觉为革命而牺牲的英实哥哥的精神启迪下产生精神觉醒意识，决定不再遵照婆母珊瑚珠的遗言做丈夫贤惠顺从的妻子，而是毅然答应丈夫奉俊的离婚请求，离开家庭，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小说塑造了敢于冲破封建压迫和家庭羁绊的女性玉的形象，通过她表达了力图摆脱宗法社会的压迫和精神束缚的思想。

同年底，她还创作了一首诗《答复哥哥的信》（《新女性》，1931年12月），以妹妹给哥哥写信的方式，描写在参加革命运动的哥哥被捕入狱后，柔弱的“我”经历了种种磨难，克服怯懦心理，终于成长为一名劳动者（制鞋女工）。并且，“我”决心追随哥哥的志向，坚定地与厂主进行斗争。

1932年1月，姜敬爱在《新女性》上发表随笔《一个大问题》，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战争的即将爆发，提出“我们要防止这场战争，以便从死亡的威胁中将人们拯救出来。”(31)6月初，因日军入侵龙井地区和中耳炎病发，姜敬爱离开龙井回汉城治疗，9月左右又回到龙井。她在8月和10月的《东光》杂志上发表《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表达自己离开龙井地区的感想。此后，她虽然中间偶尔往来于汉城或者长渊，但是基本上都住在龙井。为了学做家务，姜敬爱亲自顶水洗衣服，做饭，操持家务，这在后来的随笔《漂母之心》（《新家庭》，1934年6月）中表现出来。9月，姜敬爱在《三千里》杂志上发表了以中国东北龙井地区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那个女子》。小说描写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丽娅从汉城来到龙井正华女子学校做教师，受校长委托，前往二头沟基督教堂为农民演讲。她自以为高人一等，学历也高，便没有把农民们放在眼里，结果她的傲慢的话语和优越的举止彻底激怒了前来听讲的农民。农民们联想到自己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种地和自己的姐妹受苦受难的情景，于是群情激奋，推倒了教堂的立柱，造成人压人的混乱局面，玛丽娅被挤倒在地，衣服也被刮破。小说通过玛丽娅的形象，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和炫耀心理。

同年12月，姜敬爱在《新东亚》和《新女性》上分别发表了随笔《初雪如花朵》和诗歌《愿您成为真正的母亲》。《初雪如花朵》表达自己身在家乡百无聊赖的心情：“松软的雪花下着，我的心里好像也在下着雪。我似嗅非嗅地嗅着雪的清香，觉得鼻尖一阵清爽。”(32)《愿您成为真正的母亲》以书信体形式，表达抒情女主人公听到做女佣的母亲被从地主家赶出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向母亲讲述自己参加“××会”的喜悦心情，也希望母亲参加农会，成为真正的母亲。与《一本书》、《秋天》和《熨斗里的炭火》等初期习作诗相比，《答复哥哥的信》和《愿您成为真正的母亲》表明姜敬爱对女性解放认识的深化，即女性应克服自身弱性，勇敢地参加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成为坚强的女性。

1933年3月，姜敬爱以故乡附近的梦金浦渔村为背景，在《第一线》发表了短篇小说《父子》。小说通过被渔场主全重解雇的父亲金壮士和被农场监督解雇的儿子石头两代人的不幸遭遇，揭示了渔场主对渔民的剥削与压迫，表达了有组织的反抗与斗争的重要性。6月，她在《新东亚》上发表诗歌《树丛里的农夫》，表现锄草的农夫的精神成长。他不单纯是个农民，而是怀揣着秘密使命的同志。同年9月和12月，她还在《新家庭》上分别发表了以龙井地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菜田》和《足球赛》。《菜田》以秀芳在家庭中受奴役、虐待，老孟和老秋等雇工反抗地主的阶级对立两条线索展开情节，秀芳虽是地主之女，但是与同父异母妹妹友芳相比，宛如使唤丫头一般，不仅上不了学，而且穿得破衣烂衫，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由她做。这种地位与家里的长工老孟、老秋和老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她从父母和家庭中得不到任何温暖，反倒从老孟等善良的长工那里得到同情和帮助。一次，她在睡梦中隐约听到菜田主夫妇的毒计，即一种完白菜，趁冬季来临前就解雇老孟等雇工。经过激烈的思想矛盾，秀芳最终将这一秘密告知给老孟等人，结果使老孟等长工由被动接受被撵出去的命运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斗争，与菜田主谈判，赢得了自己的利益，而秀芳却在几天后悄然死去。小说通过可怜的秀芳的悲惨命运，揭示了残酷的阶级压迫。

《足球赛》以青年学生承浩和姬淑为主人公，叙述许多同志在日帝大缉捕时被抓进领事馆，被这种白色恐怖所笼罩的D学校一派死寂。为了提升进步学生的士气，振奋其反抗日帝的信心，他们决定以参加Y市举办的足球赛为契机，让人们知道反抗力量的存在，进而鼓动人们的斗争热情。为了筹集参赛的经费，承浩带领男同学去吉会线铁路工程做苦力，姬淑则与女同学一起在位于赛场旁边的赛马场卖票、做女招待。由于饮食跟不上和训练不到位等主客观原因，比赛未能取得胜利，然而学生们有组织地反抗日帝的斗争精神却得到了检验。小说结尾描写，比赛结束后，走在唱着行进曲前进的D校学生们行列前头的、高举校旗的是承浩，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潮涌般的群众。

此外，1933年，姜敬爱几乎以每月一篇的数量完成了《间岛之春——文人激动人心的春天》（《东亚日报》，1933年4月23日）、《我的童年时光》（《新东亚》，1933年5月）、《初次朗读原稿》（《新家庭》，1933年6月）、《夏夜农村风景素描》（《新家庭》，1933年7月）、《异域月夜》（《新东亚》，1933年12月）、《送年辞》（《新家庭》，1933年12月）等大量随笔。这些随笔有的描写表面平静实则飞机不间断地在空中盘旋的龙井现实，有的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母亲的辛劳、与继父儿女的冲突，有的是对农民特别是农妇们整日操劳不得休息的同情与喟叹，都发自作家内心，是其细致观察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4年，姜敬爱先后发表《有无》（《新家庭》，1934年2月）、《盐》（《新家庭》，1934年5月—10月）、《人间问题》（《东亚日报》1934年8月1日—12月22日）和《同情》（《青年朝鲜》，1934年10月）等小说以及诗歌《今天突然》（《新家庭》，1934年12月）等，从而步入创作的高峰期。《今天突然》抒写“我”秋日思乡的心绪。小说《有无》采用第一人称“我”讲故事的方式，描写一天晚上，很久未见的福纯爸突然来到“我”家，向“我”讲述他的噩梦。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被一个长相凶恶丑怪的人“B”强行拉到黑暗的魔窟中。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幅血淋淋的屠杀场面：孩子被B们当着妈妈的面挑死在刺刀尖上；脖子上套着铁链的同志被奔驰的汽车活活拖死；福纯爸的心脏也被B们“刺中”，吓得他惊叫着醒来，才知这原来是一场噩梦。事实上，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B们”影射的是强占朝鲜和中国土地、杀人不眨眼的日帝及其走狗，福纯爸是一位反对日帝的斗士。他因此被日帝逮捕又被放出来，而这期间他的妻儿也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盐》是一部描写移居到中国东北龙井地区的朝鲜人悲惨生活和抗日武装斗争故事的中篇小说，着重塑造了坚强面对悲惨生活和残酷命运的朝鲜移民女性的形象。女主人公奉艳妈一家因日帝强占朝鲜被迫离乡背井来到中国东北龙井地区，租用了中国地主房东家的土地。他们尽管辛勤耕种，可是仍然摆脱不了窘迫的生活，连盐也买不起。不仅如此，龙井地区局势动荡，各种势力纷争较量，去房东家的奉艳爸无缘无故被“共产党”枪杀，儿子奉植安葬完父亲后也杳无踪影。走投无路的奉艳妈带着年幼的奉艳来到房东家做了老妈子，却遭到房东的蹂躏。房东夫妇以奉植参加共产党为借口，将怀孕的奉艳妈母女俩赶出了家门。奉艳妈在冰冷的夜晚在借来过夜的中国人的仓房里生下了女儿奉姬。为了养活女儿，她被迫到人家当奶妈，而奉艳姐妹因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先后患病死去。现实的苦难并没有摧垮奉艳妈，她要活着，于是跟人一起去私贩食盐。贩盐路上的艰辛与苦楚难以言表，却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为首之人“钢铁般雄壮的声音”和亲切的问候感动了奉艳妈，她重新审视共产党的形象，认为地主房东说共产党是匪贼的话是错误的，丈夫也不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儿子奉植肯定参加了共产党。这样，她的思想认识急剧转变，认识到共产党是不祸害老百姓的好人。最后，回到家的奉艳妈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被闯进家门进行搜捕的巡警以私自贩盐的罪名抓走。

《同情》通过底层女性山月的悲剧，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和人情的冷漠。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我”为治病听从医生的建议，每天清晨都去龙井海兰江边喝井里的泉水，结识了也来这里的山月，并得知了她的不幸身世。山月出生在黄海道丰川，12岁被父母卖掉还债，几经转卖，沦为妓女，经常挨打受骂。“我”非常同情山月的悲惨遭遇，鼓动她逃离虎口，并许诺一定帮助她。可是当山月真地跑出来，寻求“我”资助路费时，我却退缩了，以种种借口回绝了她。第二天清晨，传来山月投井自杀的消息，“我”不禁悲伤得哭泣起来，并自我谴责道：“导致山月这么快地死去，不就是因为我空口说白话表示同情吗？否则，她能死吗？”

此外，姜敬爱在1934年还创作了3篇随笔《间岛》（《朝鲜中央日报》，1934年5月8日）、《漂母之心》（《新家庭》，1934年6月）、《作家的话》（《东亚日报》，1934年7月27日）和一篇评论《图们江礼赞》（《新东亚》，1934年7月）。《间岛》通过作家在龙井短暂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买柴被骗”的小事，透视了当地农民的真实心态。《漂母之心》描写“我”因为不会做家务常与丈夫吵架、动辄回娘家的尴尬以及跟邻居妇女学顶水、洗衣服的过程，赞美了劳动妇女的勤劳、淳朴和对家庭的热爱。

离去的妇女，刚来的妇女，我的眼睛迎着日光的照射，注视着走过去的妇人的衣筐。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洗得多白的衣服啊！简直令人炫目。霎那间，我感觉那些白衣服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那是在阳光下更显得熠熠发光的衣服啊！它似乎凝聚了那位洗衣服的妇人真诚而纯洁的心。想到挚爱着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们，洗得那么漂亮的衣服，不正代表了母亲和妻子的心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春光仿佛透露出了她们多情而温暖的心。(33)

《作家的话》指出，人类社会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人也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奋斗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然而，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谁又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人呢？这段短小精炼的文字也成为作家代表作《人间问题》的卷首语。在《图们江礼赞》这篇评论中，作家基于朝鲜官方话语视角叙述了图们江的历史传说、发源、名称由来以及“间岛”所辖地域等自然、历史与现实概貌，中国读者阅读时应注意明辨。

1935年，姜敬爱发表《母子》（《开辟》，1935年1月）、《二百元稿费》（《新家庭》，1935年2月）、《解雇》（《新东亚》，1935年3月）、《烦恼》（《新家庭》，1935年6月—7月）等短篇小说，此外还发表了随笔《故乡的星空》（《新家庭》，1935年5月）、《渔村素描》（《朝鲜中央日报》，1935年9月1日—6日）和评论《致张赫宙先生》（《新东亚》，1935年7月）等作品。同年秋天，姜敬爱被“北乡会”聘请为顾问，开始参加“北乡会”的活动。“北乡会”是由移居龙井地区的朝鲜文人金俞勋、李周福、千青松、安寿吉和朴英俊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北乡”意为朝鲜人的第二故乡，成立于1935年10月。其同仁杂志《北乡》的发刊（1935年12月），标志着中国朝鲜人文坛的正式形成(34)。姜敬爱开始积极参加“北乡会”的活动，不仅在文艺演讲会上发表演讲，而且悉心指导求教者，还在《北乡》第1号上发表了诗歌《这片土地的春天》（《北乡》，1935年12月）。但是，后来因身体欠佳等因素的影响，她很少参加“北乡会”的活动，她的小说也从未发表在《北乡》杂志上(35)。

《母子》以龙井地区抗日游击队活动因日帝围剿而由高潮转入低潮为背景，描写游击队员的家属承浩妈母子俩的艰难困境，批判了人心的转变和冷漠。“满洲事变”发生前，承浩大伯时亨非常照顾承浩一家，可是“满洲事变”一爆发，龙井社会时局突变，承浩爸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英勇牺牲后，时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他非但置患百日咳的侄儿承浩于不顾，还绝情地断绝了与弟媳侄儿的往来。大雪纷飞的日子，穿着单薄的承浩妈背着咳嗽不止的小承浩，艰难地跋涉在齐身腰的雪地里，无处安身。回想起丈夫临行前说过的话，她决定去丈夫活动的山里寻找丈夫。因为她相信丈夫所做的事情是对的，“父亲未就的事业将由儿子来完成”。小说通过承浩妈的悲惨遭遇，揭示了抗日武装斗争退潮时期龙井地区民心的转变、人情的冷漠和烈士家属陷入绝望的境况。

《二百元稿费》采用“我”给弟弟“K”写信的书信体形式写成，带有自传性。“我”因为在某杂志发表一部长篇小说而获得二百元稿费，围绕这笔钱应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与丈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小到大，“我”始终处在贫穷中，没钱交学费、买学习用品，更没钱买奢侈的穿戴，因此意外得到这笔钱后，“我”决定给自己买毛外套、围脖、皮鞋、金戒指、手表，并给丈夫买一套西装。结果“我”的提议遭到丈夫的反对，他要用这笔钱帮助患心脏病而久治不愈的英豪同志，并探望身在囹圄的洪植的家属。在冲突中，丈夫打了“我”一巴掌，并将我推出门外。徘徊在冷风里的“我”经过仔细反思，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是虚荣心在作怪，应该听从丈夫的意见，把这笔钱用在更需要它的同志身上。于是“我”真诚地向丈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丈夫的谅解。

《解雇》通过主人公老金被地主赶出家门的凄惨遭遇，揭示了严峻的阶级矛盾。老金从小失去父母，无依无靠，被地主朴初时带回家当作长工。60年来，纯朴而勤劳的老金为主人家如牛似马地开垦荒地、置办家业、扩大产业，毫无怨言，耗尽了体力，可是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时，却被朴初时的儿子、新任面长解雇，用5元钱轻易地打发了他。至此，老金才终于明白自己受了骗，老地主朴初时曾经许诺要给他娶妻生子的话是假的，认识到“自己被老主人的话麻痹了近50年，好像白活了一场”。小说表现了老金最终的精神觉醒，最后以他狠抽责备其的面书记的耳光结束。

《烦恼》以对话体方式，描写男主人公“R”向“我”讲述自己暗恋同志之妻，由此产生烦恼的故事。“R”入狱7年，出狱后龙井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他无处投身，意外来到还未出狱、家在明东的同志家里，受到同志母亲和妻子的热情接待。此后，他便寄居在这里，并做了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员。为了感谢她们的容留，他自愿担当起“丈夫”的职责，每天早早起床、扫地、锄草、担水，把挣得的工资全部交给同志的母亲。渐渐地，他暗恋上了同志之妻继淳，为此理智与感情产生了激烈的搏斗，最终感情未能战胜理智，他决定采取行动。然而，他的这种恋情却遭到了外柔内刚的继淳的坚决拒绝，他也从一时的感情冲动中醒悟过来，离开了同志家。小说借此表现了革命退潮后，龙井地区人心变化的现实和抗日革命家所感到的幻灭感与复杂的情感矛盾。

诗歌《这片土地的春天》采用象征手法，抒发了作者对日寇践踏他国土地、导致民不聊生现实的愤懑情绪，同时用“只有一棵谷苗在雨中生长”暗示革命力量的增长。随笔《故乡的星空》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描写“我”不谙女红，唯有对文艺情有独钟，抒发了作者的乡愁和对母亲的怀念和依恋。随笔《渔村素描》描写“我”借归乡探亲之机游览旅游胜地梦金浦的观感。梦金浦美丽的大自然与生活在岛上的四五户渔民的贫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从而表达了作家对穷苦渔民的深切同情。

1936年1月，姜敬爱在《北乡》第2号上发表了诗歌《断想》，抒发抒情女主人公在革命形势恶化的条件下仍坚守自己立场时的艰难与痛苦的心情。在寒冷的冬日，鹅毛大雪悄无声息地下着。“我”披散着头发，徘徊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忆起“先生”踏上这条不归路的情景。3月12日至4月3日，作家在《朝鲜日报》发表了《地下村》，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性很强的中篇小说。主要描写身有残疾的七星一家与邻居盲女大丫一家等生活在地下村里的人们的穷苦、黑暗与渺茫的生活。七星在爸爸死后，与妈妈和弟妹相依为命，因为他手脚使不上力，干不了地里活，只能沿村乞讨，饱受他人嘲弄和欺辱。妈妈每天累死累活地劳动，操持家务，可全家还是挨饿，住漏雨屋，吃橡子面。更让七星不解的是，村里的儿童大部分都是残疾儿，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七星暗恋着邻居美丽的盲女大丫，他想靠自己乞讨来的钱买一块裙料送给大丫作聘礼，可是等他费尽辛苦和屈辱拿回布料时，大丫已被家里卖到镇上大户人家做妾去了。他因乞讨被有钱人家的恶狗咬伤腿，又遭暴雨淋袭，幸遇一位瘸腿男子的帮助才摆脱困境。在对方的思想启迪下，七星终于明白了自己和地下村里的人们为什么如此贫穷，为什么残疾，于是对社会发出了愤怒的诅咒。

6月，姜敬爱用日语创作出小说《长山串》，发表在《大阪每日新闻》朝语版上。小说以黄海道梦金浦贫穷的小渔村为背景，通过朝鲜渔业工人亨三与日本渔业工人志村间的友谊和生活，反映在日帝垄断下的渔业组合中工作的朝鲜与日本劳动者的悲惨处境，表现了底层人民所面临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共同命运，提出国际工人阶级应团结起来的思想。同时，揭露了日帝独占资本宛若章鱼的触须无处不在以及殖民掠夺政策的罪恶。1937年2月，这部小说被收录到日本文艺刊物《文学案内》中，1989年12月，在《韩国文学》上被翻译发表。

1936年8月，姜敬爱在《新东亚》发表了短篇小说《山男》。小说同样以第一人称“我”写成，表达了无奈的悔恨之情，谴责了违背约言的人们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在回乡探母途中，路遇暴雨，所乘汽车陷入悬崖绝壁之上，非常危险。情急之下，副手找来住在此山里的力大无比的山男帮忙，条件是送他生病的母亲去医院诊治。山男冒着摔下山崖的危险，用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拉出了汽车，然而司机、副手和乘客们却违背约定，抛弃山男扬长而去，留下了绝望而郁愤的山男。

这一时期，姜敬爱只创作了一篇随笔《致佛陀山C君——怀念故乡》（《东亚日报》，1936年6月30日）。正如随笔标题所示，作者以给C君回信的方式，先是回忆他们一年前登杜鹃山，眺望佛陀山，并谈论文艺的情景。

我们并肩伫立，然后向杜鹃山登去。长长的青草扫着我们的衣边发出沙沙的声音，随之飘来伴有浓郁草香味的熟透了的泥土的芳香。我们的脚尖柔柔地没入矮草里，仿佛步入了溪流中。草里边响起了虫鸣声，宛若咝咝地抽着绸丝的声音，蚂蚱扑棱棱地飞着。(36)

然后转入对故乡的思念，仿佛看到了正收工回家的农夫们白衣随风飘动的样子。随后作者又如梦初醒，回到真正的龙井现实中来。

1937年，姜敬爱在《女性》1—2月号和11月号上分别发表小说《黑暗》和《鸦片》（《麻药》），同时发表随笔《作家作品年代表》（《三千里》，1937年1月）和《留在记忆里的梦金浦》（《女性》，1937年8月）。《作家作品年代表》是对有关作家创作情况问卷调查的回答，包括作品名称、发表刊物、发表时间和作品篇幅4项内容。从中可知作家如下信息：姜敬爱喜爱的作家和作品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比较亲密的文人朋友有朴花城、崔贞熙和金子惠3位；她爱好音乐、散步、运动和家庭生活；她出生在黄海道长渊，时年31岁，现居住在中国东北龙井地区。

《留在记忆里的梦金浦》与《渔村素描》都是描写故乡旁边的旅游胜地梦金浦的。作家回忆两年前回故乡时游览梦金浦的情景，思绪不觉飞到了那里，蓝蓝的天空，茂密的松林，结着花骨朵的道拉吉花，松脂的香气，梦一般的西海，渔船的白帆，出海的渔女、岸边开得正艳的海棠花，这一切都牵动着作家的情思，引起她的遐想。但是另一方面，作家也敏锐地观察到，与优美的大自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梦金浦渔村里的穷苦渔夫的悲惨生活。由此，她联想到自己身为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是啊！作家的使命是什么呢？不是比谁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现实，并由此取材，通过作品向普通民众表现所见到的现实吗？艺术若是脱离民众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37)

《黑暗》是以“间岛共产党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所谓“间岛共产党事件”是指在中国延边地区从事抗日斗争的朝鲜共产党秘密组织五卅暴动，遭到日帝的残酷镇压，18名朝鲜共产党员被日帝以违反治安之杀人、放火等罪名判处死刑。1936年7月22日，度过7年铁窗折磨的他们在西大门被日帝残忍杀害。这件事震惊了中朝两国，但是慑于日帝的高压和淫威，鲜有作家表现这一史实。姜敬爱大胆地以此为素材，凭借敏锐的政治觉悟与文学才能通过小说《黑暗》再现这一残酷斗争，可见其超人胆魄和远见卓识。诚如同时代韩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林纯得所高度评价的那样：

其实姜敬爱君的《黑暗》揭示了我们脑海中还留存着鲜活记忆的“事件”，……将来史家能够从这部小说中了解到30年代社会现实的真相，而依据历史却感受不到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的呼吸、脉搏、气氛、感情、思索及其转机与波动。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那一“事件”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除了《黑暗》是见不到的。(38)

小说通过女护士英实听到哥哥被枪杀后的痛苦心理、无处排解乃至精神错乱的描写，揭示了因延边朝鲜共产党事件而被杀害的抗日革命活动家遗属的苦闷与悲伤，批判了以医生为代表的转向者变节后的丑恶嘴脸。

《鸦片》以保得妈的视角描写丈夫为吸食鸦片，而将妻子卖给中国布商做妾，导致妻子惨死的悲剧。小说气氛沉郁，批判的矛头直指日帝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正是日帝所推行的鸦片明禁暗销政策才导致底层人民的贫穷与悲剧。

1938年5月，姜敬爱在《三千里》杂志同时发表了小说《黑蛋》和随笔《迎春的我家窗户》。《黑蛋》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描写淳朴正直的社会主义者K老师因为不想迎合日帝统治秩序而产生的思想矛盾与困惑。因为追求反抗日帝侵略的社会主义思想，K老师被日帝逮捕，7年前从西大门监狱出来，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龙井×中学做教师。在日帝不断到学校缉捕进步学生，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许多师生相继离开学校的情况下，K老师不仅坚守岗位，还带领剩下的学生亲自动手维修破败的教室，铺设坑洼的操场，修建围墙和校门，恢复了校貌。因此，K老师受到学生的拥护与爱戴，有望升任校长。可是，时局稳定后，由K老师介绍来校并且思想转向的崔老师却暗中活动，坐上了校长的位置。他向K老师施压，使其放弃与日帝斗争，安于教学，面临抉择又受到日帝监视的K老师由此陷入了矛盾中。小说呈现了一个开放的结尾，即K老师该如何选择呢？这令读者思考。

《迎春的我家窗户》描写白雪纷飞的冬日，我坐在窗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细细观察着对门人家院子里的白杨树和在树上飞来飞去的麻雀们。对可爱的麻雀的喜爱与观察被小乞丐讨钱的声音所打断，映入“我”眼帘的是“令人生厌而疲惫的脑袋、脏兮兮的面孔、褴褛的衣衫。我下意识地皱起了眉，为了快点让他走，我便从钱包里掏出一分钱扔给了他”。“我”之所以生厌，是因为小乞丐惊扰了“我”观看麻雀觅食的快乐心情，然而，他的乞讨与麻雀的觅食不都是为了生存吗？

1939年，姜敬爱担任《朝鲜日报》延边分局长。然而，从3年前即1935年开始，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影响了她的对外交往活动。1939年某月某日，安寿吉的妻子在路上遇见了姜敬爱，听她说自己“因为病身体浮肿，头疼，什么事也不能做，很是痛苦”(39)。在这种情况下，姜敬爱被迫回到故乡长渊，丈夫张河一稍后也回国。1940年2月，姜敬爱入汉城帝大医院接受治疗，也去过元山三防药用矿泉水之地疗养，但是病情始终未见好转，创作也时断时续，难以坚持。诚如作家所言：“近3年来，因为身体有病，我不得不同病魔斗争，因此自然明白笔和墨被冷落了，想法也有些迟钝了，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40)这一时期，她没有创作小说或诗歌，只写了随笔《自叙小传》（《女流短篇杰作集》，朝光社，1939年）、《矿泉水》（《人文评论》，1940年7月）和《我爱松树》。

如前所述，姜敬爱并未给读者留下自己生平与创作的详细记述，但是通过她的随笔《自叙小传》，我们还是隐约捕捉到作家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掠影。这篇文章讲述了她小时候在继父家挨打受骂的痛苦生活，学习并阅读《春香传》等国语小说的过程，以及接受姐夫资助攻读学业的寄宿生活，表达了寄人篱下的内心痛苦。

寄宿生活多少改变了我的性情，但是仍然意志消沉，喜欢旁观……

同学们若是收到学费，就兴奋得像只麻雀似地跳起来，高兴地招呼亲密的同学过来，买东西给他们吃。唯独我收到姐夫寄给我的学费，高兴之余，却觉得肩膀变得沉重起来，眼泪也莫名其妙地流出来。这天晚上便无法入睡，就跑到如白色丝绸般的月光笼罩下的校园里来回地踱着步。(41)

《矿泉水》是应《人文评论》约稿而作，是对黎明时分静美大自然的赞歌。叙述者“我”为了强身健体，一大清早便来到掩映在树丛里的天真洞矿泉水地，一杯清冽甘甜的泉水下肚，心身顿觉轻盈起来。“我”放眼望去，争相媲美的各种树木、墨绿丝滑的岩石、青翠欲滴的露水、奔流欢笑的溪水，这纯美的大自然令“我”深深感叹：“真希望我的被世俗侵染的身体和心灵能被这泉水洗涤干净啊！”这句话蕴含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希望矿泉水真的能治愈自己的病，另一方面也希冀人世间也能如这矿泉水一样纯净和谐。

《我爱松树》发表时间和刊物都不详，后被收录于《韩国现代文学全集》12（汉城：三星出版社，1978年）。这篇文章抒发了作家对松树的诚挚热爱和对其真正价值的认识过程：

在故乡时，松林遍布在前后山上。我虽然常常爬到松树上，可是却不懂得松树的真正价值。一旦离开故乡远远地踏上了间岛大地，我才真正认识到松树是多么珍贵啊！故乡……，一提起故乡，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蜿蜒陡峭的崇山峻岭、飘浮在上面的朵朵白云和松林间那白练一般的瀑布。(42)

“松树”是姜敬爱创作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意象，象征着“精神家园”之意。作家喜爱松树，源于小时候的情结，但是那时，她只觉得松树高大挺拔，是绝佳的避难所，却不懂得松树的真正价值。“我”只知道，躲避继父子女的追打时，“我”会爬到松树枝上；等待去洗衣或打柴的母亲归来时，“我”会去树上瞭望。在这篇随笔里，作家为我们描写了3个地域的松树，即家乡的松树、异国龙井的松树和帝大医院内的松树。家乡充满松脂香气的松树让她回忆起童年时与母亲在松树下打松楸子的日子，异国土地上的松树因为动乱的现实常常被作家忽略，而帝大医院里那棵斑驳、孤独的老松树令她心生怜悯，仿佛被疾病缠身的自身的写照。无论哪个地域的松树，都是寂寞的。松树尽管不开花，却散发着浓郁的松香，而且不怕风吹雨打，保持着冰清玉洁的品格。

经受了漫长风雨的锤打与磨折，松树逐渐长成粗壮的树身，宛若画家用神秘的笔触点缀而成的。它害羞地低着头，摆弄着衣襟儿，色彩甚是庄严肃穆。针叶相互搭遮着，尽管好像有点乱，可是却显得亲密无间，颇有秩序。哪怕在凛冽而强劲的寒雪里，它也是冰清玉洁，气概凛然，丝毫不变。(43)

姜敬爱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是痛苦的，据当时看望过她的人的记录，姜敬爱卧病在床，失语，失聪，眼睛也几近失明状态：

这位女前辈不光视力差，看不清楚，连话也一点说不了，是个重患者。我对她的境况感到绝望，竟喉咙哽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不好意思耽搁下去，立刻跟着兄长以及几位文学青年告辞出来。(44)

1944年4月26日，姜敬爱病情开始恶化，最后呼唤着先她一月去世的母亲而病逝，享年38岁。她的遗体被安葬在距离黄海道长渊郡长渊镇约7里地的杜鹃山的山岗上，左边山脚下就是作家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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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姜敬爱：《我的童年时光》，转引自〔韩〕李相琼：《姜敬爱全集》，首尔：昭明出版社，1999年，第734页。以下涉及姜敬爱的诗歌、小说、随笔或评论等注解，除特别指出其出处外，均转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不再详列，汉译文为笔者翻译。

(2)　〔朝〕姜敬爱：《自叙小传》。转引同上，第788页。

(3)　根据学校规定，学生特别是新生必须住集体宿舍，由舍监负责管理，学生出入都必须得到舍监的批准，这种严格的住宿制度严重束缚了学生行动的自由，以致该校在当时被称为“平壤第二监狱”。1923年中秋，一名叫李东玉的学生想要去故世的朋友韩淑媛墓地所在的圣庙祭拜，12名寄宿生向罗真经舍监请求同行，遭到拒绝。校长认为拜祭孔庙违背基督教教理，不合学校的教旨，于是拒绝她们外出。学生们早就不满舍监像对待犯人一样看管她们，更不满校方过分干涉其私生活，于是在1923年10月15日学校建立纪念日那天举行罢课活动，即“同盟休学运动”。她们提出如下要求：第一，重新修订宿舍规则；第二，辞退舍监。学校为平息众怒，不仅对罗真经舍监予以停职处理，新任命了舍监，也开除了带头闹事的学生，姜敬爱是其中之一。参见李相琼：《姜敬爱的时代与文学》，《姜敬爱全集》，首尔：昭明出版社，2002年，第823—824页。

(4)　〔朝〕梁柱东：《青莎草——追忆文学少女K》，《人生杂记》，探索堂，1963年，第149页。

(5)　“珂玛”是姜敬爱儿时的称呼，因她头上有两个旋儿而得名。

(6)　〔朝〕姜敬爱：《梁柱东的新春评论——为反驳的反驳》，《朝鲜日报》，1931年2月11日。

(7)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推测为1924年秋至1925年冬。尽管未有准确的时间记录，但是从李相琼等研究者的相关文字表述中可知，姜敬爱与梁柱东同居时间并不长，应不超过1年。1924年9月初，与梁柱东分手后，姜敬爱便回到故乡，创办夜校，教穷人家孩子读书，期间约为1年多。

(8)　“兴风夜校”于1925年创办，免费为那些渴望学习却不能上学的贫穷家庭子弟授课，在许多地方都有同名的夜校，姜敬爱并非最初的开设人。见〔韩〕李相琼：《2005年3月的文学人物姜敬爱》（内刊），韩国文化观光部发行，首尔市印刷信息产业协会印制，2005年3月1日。

(9)　〔韩〕李相琼：《姜敬爱全集》，首尔：昭明出版社，1999年，第817页。

(10)　〔朝〕姜敬爱：《秋天》，《朝鲜文坛》，1925年11期。

(11)　〔朝〕姜敬爱：《熨斗里的炭火》，《朝鲜日报》，1926年8月18日。

(12)　崔鹤松：《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韩文版），首尔：昭明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3)　〔韩〕金学俊主编：《革命家们的抗日回忆》，首尔：民音社，1988年，第303—304页。

(14)　〔韩〕李相琼：《姜敬爱全集》，首尔：昭明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15)　同上，第424页。

(16)　〔韩〕李康勳：《李康勳历史证言录》，人物研究所，1994年。

(17)　崔鹤松：《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附录2“姜敬爱的‘满洲’移居”，首尔：昭明出版社，2013年韩文版，第180页。

(18)　所谓“间岛”，本指图们江北岸中国所辖光霁峪（位于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市境内）前的一块面积不大的江中滩地，时称“假江”。1877年（光绪三年），朝鲜咸镜北道流民私自越江开垦，称之为“垦岛”，转音为“间岛”。最早用文字表述“间岛”之称者为朝鲜官吏李重夏，他在乙酉状启别单中说：“间岛云者，钟城、稳城之间有豆满江分流处，不过数方之地。而本缘田土极贵，自丁丑年分居民屡回呈吁，始得耕食，呼之以间岛。此为滥觞之本。”（参见黄惠琴：《中韩“间岛问题”之探讨》，《中朝边界研究文集》，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年）对此，中国清朝边务督办吴禄贞表述道：“盖图们江自茂山以下沿江多滩地，而以光霁峪前假江之地面为最大。纵十里，宽一里，计有地两千余亩。图们江正流向经钟城南岸的滩地，连接图们北岸。光绪七年，韩人于图们北岸私掘一沟，使江水歧出。此滩地遂介在江中，四周带水矣。”（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转引自赵兴元：《“间岛”问题的由来与演变》，北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65页）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韩两国边吏会订《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文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只是准许“韩民租种”。然而，日俄战争后，出于“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声称中朝国界未清，间岛归属未定，不仅将朝鲜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内，而且借题发挥，强行将间岛范围从纵十里、宽一里左右扩展到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长约五六百里、宽约二三百里的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等四县在内的六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事件，以达到其军事侵略中国领土之目的。而朝鲜和韩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借此混淆视听，进一步将“间岛”细分，把上述延边地区称为“西间岛”，将黑龙江省东部和南部三江平原在内的广大地区称作“东间岛”，将黑龙江省的朝鲜族聚居区牡丹江市附近地区叫作“北间岛”，而把其他中国东北剩余地区统称为“北方故土地域”，意为“满洲”。为更好地还原和再现历史真貌，本研究中涉及姜敬爱以“间岛”来表述题目的文学创作时仍沿用“间岛”这一术语。姜敬爱作品中的“间岛”主要指的是位于延边地区的龙井，她居住于此。

(19)　〔朝〕金宪顺：《姜敬爱论》，《现代作家论》（1），平壤：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1961年，第297页。

(20)　〔朝〕姜敬爱：《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东光》，1932年8月号。转引同上，第717页。

(21)　〔朝〕姜敬爱：《间岛》，《朝鲜中央日报》，1934年5月8日。转引同上，第747页。

(22)　〔朝〕姜敬爱：《图们江礼赞》，《新东亚》，1934年7月。转引同上，第756页。

(23)　崔鹤松：《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韩文版），首尔：昭明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24)　〔朝〕姜敬爱：《读廉想涉君的评论〈明日之路〉》，《朝鲜日报》，1929年10月3—7日。

(25)　〔朝〕姜敬爱：《朝鲜女性的必由之路》，《朝鲜日报》，1930年11月28—29日。

(26)　〔朝〕姜敬爱：《梁柱东君的新春评论——为了反驳的反驳》，《朝鲜日报》，1931年2月11日。

(27)　〔朝〕姜敬爱：《破琴》，《朝鲜日报》，1931年1月27日至2月3日。

(28)　张河一，朝鲜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出生于黄海道黄州，先后在黄州公立高等普通学校和水源高等农业学校读书。1946年8月28日，在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上，他作为黄海道代表出席大会并发言。1949年前，他在中国延边龙井县东兴中学长期担任教师。1949年，他担任朝鲜劳动新闻社副主编，该社出版的姜敬爱的《人间问题》单行本就是经其审阅后发行的。1949年后，担任朝鲜黄海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参见崔鹤松：《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韩文版），首尔：昭明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29)　金璟载（1899—？），朝鲜社会活动家、火曜派著名批评家，笔名苍君。出生于黄海道黄海洲中产阶级家庭，读过黄州公立高等普通学校和水源高等农业学校，与张河一是同乡好友。他是花友会北风会会员，1926年因第二届朝鲜共产党事件被捕，1929年8月出狱。出狱后，他担任《独立新闻》、《新韩公论》主笔。在《三千里》、《彗星》、《别世界》、《新女性》等刊物发表过大量评论文章，主要有《铮铮的当代论客的风貌》，登载在1932年8月的《三千里》上。参见姜万吉等编：《韩国社会主义运动人名词典》，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96年，第42页。

(30)　〔朝〕金璟载：《最近的北满形势——在动乱的间岛》，《三千里》，1932年7月。

(31)　〔朝〕姜敬爱：《一个大问题》，《新女性》，1933年1月。

(32)　〔朝〕姜敬爱：《初雪如花朵》，《新东亚》，1932年11月。

(33)　〔朝〕姜敬爱：《漂母之心》。转引同上，第750—751页。

(34)　〔韩〕安寿吉：《龙井、新京时代》，《韩国文坛内史》，首尔：深泉，1999年，第256页。参见吴相顺：《朝鲜人的第一个文坛“北乡会”与同仁杂志〈北乡〉》，《改革开放与中国朝鲜族小说文学》，《月人》，2001年第12期。

(35)　崔鹤松：《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韩文版），首尔：昭明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36)　〔朝〕姜敬爱：《致佛陀山C君——怀念故乡》。转引同上，第778页。

(37)　〔朝〕姜敬爱：《渔村素描》。转引同上，第773页。

(38)　〔朝〕林纯得：《女流作家再认识论》，《女流文学选集述评》，《朝鲜日报》，1938年1月28日至2月3日。

(39)　〔韩〕李相琼：《2005年3月的文学人物姜敬爱》，韩国文化观光部内刊，2005年，第57页。

(40)　〔朝〕姜敬爱：《矿泉水》。转引同上，第790页。

(41)　〔朝〕姜敬爱：《自叙小传》。转引同上，第788页。

(42)　〔朝〕姜敬爱：《我爱松树》。转引同上，第794页。

(43)　〔朝〕姜敬爱：《我爱松树》。转引同上，第795页。

(44)　〔韩〕崔太雄：《在故乡拜访姜敬爱女士》，《现代文学》，1963，（2）。转引自［韩］李相琼：《2005年3月的文学人物姜敬爱》，韩国文化观光部内刊，2005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