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姜敬爱（1906—1944）不仅是朝鲜／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也是因其生活和创作与中国东北地区息息相关，从而在中国东北特别是延边朝鲜族作家圈以及部分朝鲜／韩国文学研究者中享有一定声誉与影响的作家，但是也仅限于此，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非朝鲜族读者对她知之甚少，甚至比较陌生。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第一，除《人间问题》等一两部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外，姜敬爱的大部分作品至今都没有汉译本，这严重阻碍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第二，作家生前，因为当时社会对女性（女作家也难逃社会舆论之弶）的传统偏见，使得时评家们很少关注并评价姜敬爱及其创作，更见不到长篇评论；第三，从作家角度看，姜敬爱糟糕的身体因素和对自我身份价值留存意识的“淡漠”与“忽略”，导致她未能及时地、积极主动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因此，有关姜敬爱生平的史料寥寥无几，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她及其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只能从同时代少数几位作家或批评家对她的追忆与评价、作家留世的随笔和小说等只言片语中捕捉并勾勒其生活与创作过程的简略影像。

姜敬爱相貌几何？迄今鲜有人做过详尽而完整的描绘。笔者基于与之熟悉并交往过的人们的粗略描述，可以窥见到作家不同时期的外貌。首先是作家最初相恋的情人梁柱东的勾勒，他在回忆与姜敬爱相识的瞬间时，也仅仅浮光掠影地描述道：“姜敬爱聪明、朴实，颇有心计，真是很可爱。”(1)这是对青年姜敬爱的总体观感，此时的她大胆，有魄力，追求自由思想和自由恋爱，因为爱慕梁柱东的才学，便主动前往其居住地拜访他，并且勇敢地冲破世俗舆论的束缚与之同居。

其次是与丈夫张河一结婚后移居到中国东北龙井地区初期时，与她接触过的人的印象记：

从未谋过面，因为通信很熟，现在才见到她。乌黑的瞳孔，正忙活着做菜，尽管夜深了，她仍不停地说着，丝毫没有因旅途劳顿而倦怠的样子。

我听她说着，忽然感到她不同寻常，不由得敬佩起她来。最像样的是她的衣服摆放得很讲究，顶水罐、做饭、买柴等家务事都做，与追求宝石戒指、钢琴、文化住宅、舒适的床的现代女学生们不同，营造出更愉快的气氛。(2)

再次，与姜敬爱同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龙井地区的作家安寿吉，应该是多次见过姜敬爱的作家，可是他也没有用更多的笔墨为后世读者细致刻画作家的肖像，只是说：

她不胖不瘦，和其她妇人们没有什么不同，……(3)

她穿着朴素，与一般妇人家没有什么不同，顶着水罐去水井汲水，做家务等，连邻居也不知道她是有名的作家。(4)

此外，曾经见过姜敬爱生命后期模样的人这样来描述她：

相比艺术家，我对身为主妇，忙于家庭的姜氏的印象是：东方女人，个子小，门牙脱落，显得老相。脸紧实，显得贫穷，不过看上去聪明的两个眸子，如同晚上的灯火闪烁着光彩。(5)

上述几段回忆与描述表现的是姜敬爱不同时期的面貌，可是能够概括出姜敬爱几个鲜明的特征，这就是眼睛乌黑明亮、衣着朴素、善做家务，是贤妻型传统妇女的形象。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姜敬爱的肖像来看，主要有四帧：一帧是登载在1939年11月号《女性》杂志上的作家写生自画像（素描，见图1）；一帧是1939年朝鲜日报社出版《女流短篇杰作集》时与作家作品《地下村》一起刊登的姜敬爱照片（见图2）；一帧是1949年朝鲜劳动新闻社出版《人间问题》单行本时刊登的姜敬爱照片（见图3）；一帧是1959年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出版《现代朝鲜文学选集》时刊登的姜敬爱肖像写生画（见图4）。姜敬爱的自画像、肖像写生画和两帧照片都见于韩国著名姜敬爱研究专家李相琼教授主编的《姜敬爱全集》第一、第二版(6)中，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除自画像外，其它几帧图片图像不是很清晰，显得模糊。若从人物衣着、坐姿、发式和面部表情看，似源自同一帧照片，被反复使用。下面，笔者就根据该照片，斗胆描摹一下作家姜敬爱的相貌，以供读者认知。姜敬爱生有一张典型的朝鲜女性的脸庞，面平但是较为丰满，弯而细的眉毛，细长的眼睛，微微隆起的鼻梁，紧抿着的不甚厚实的嘴唇，中分缝且梳得平整的头发，身着洁白的民族服装。从图片上看，她算不得漂亮，可是在这温和、纤弱而朴实的外表下面，却透射出一股刚毅、倔强与睿智的女性之美。

或许是殖民时代日帝的暴虐和涂炭对人的精神戕害，或许是苦难现实穷困的窘境与压抑对人的肉体摧残，正待人生与创作将迈入辉煌时期的姜敬爱却英年早逝，留给读者无尽的遗憾与哀思。在她遗留后世的21部小说（不包括与他人合著的2部作品《年轻的母亲》和《破镜》）中，以中国东北地区生活为背景和素材的小说就有12部，占其全部创作的57%。由于长期生活和创作于中国东北地区，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的小说创作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样态，以及移民至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民众特别是朝鲜女性的悲惨生活、命运悲剧与情感历程。

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国内外有关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的直接资料并不多，而且散见于与其他作家（如崔曙海、安寿吉、朱耀燮等）的共同研究中，例如韩国学者蔡埙的《日帝强占期在满韩国文学研究》、中国学者崔鹤松的《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等。客观公正地说，朝鲜和韩国姜敬爱小说研究起步最早，始于作家生前，可是从数量来看，当时对姜敬爱及其作品的评论并不多，而且缺乏系统性。原因可从下述三个方面来探究：一是姜敬爱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朝鲜文坛和读者对她并不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小说在域内的广泛传播；二是她与中国东北文坛联系较少，与中国东北朝鲜移民文坛也甚少接触，尽管移居之初她也曾参加过朝鲜作家安寿吉等人在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组织的《北乡》(7)同仁会，并在《北乡》第1、2号上发表过2首诗歌，但是不久便因为身体欠佳等因素而中断了与其的交流，这导致东北朝鲜移民文坛对其创作的忽略；三是当时朝鲜社会男尊女卑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文学界将她视作“女流文人”，影响了评论者以正确的眼光对其创作公正地评价。尽管如此，姜敬爱还是以其创作的真实和强烈的情感流露赢得了一些同时代作家和批评家的首肯和批评。从内容上看，论者多从“卡普”文学视角对其创作进行短评或印象式评价，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倾向。其中，否定性评价有：梁柱东批评姜敬爱的作品“力量不足”(8)。安怀男认为：“《菜田》（1933）要说是小说，更像是一篇感想文。”(9)李青提出：“《母子》（1935）是观念在先，与手法多少有些发展的《烦恼》没什么不同，《二百元稿费》更是如此。”(10)白铁则说：“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卡普系列作品衰退了。此时处于摸索时期，创作于此时的《山男》（1938）是不成功的。”(11)相比之下，肯定性的评价占多数。譬如，李无影认为，《菜田》虽然有漏洞，线粗，表现直露，但是是一部高水平的作品；张赫宙指出：“尽管稍有不足，但是《盐》是一部杰作。”(12)金起林则由衷地赞美说，读了姜敬爱的一部短篇，他顿时产生要做小说家的兴奋。作家对形象进行忠实的现实主义描写时，表现出她的才气。从她出色地分析几种杂乱的观念上看，相信她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作家(13)。作为与姜敬爱同时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林纯德独具慧眼，中肯而高度评价了姜敬爱创作小说《黑暗》的胆量与卓识：“……《黑暗》揭示了我们脑海中还留存着鲜活记忆的‘事件’，……将来史家能够从这部小说中了解到30年代社会现实的真相，而依据历史却感受不到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的呼吸、脉搏、气氛、感情、思索及其转机与波动。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那一‘事件’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除了《黑暗》是见不到的。”(14)从上述评价事实看，无论是反对与批评，还是肯定与赞同，基本局限于对作家某一部作品的个别研究，缺乏对其全部创作的宏观分析与科学定性，而且受时代思想和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制约，论者很难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对姜敬爱小说大规模且深入细致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谓是强劲的推手，然而中、朝、韩三国学界对姜敬爱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并不平衡。在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李揆姬、李相琼等为代表的女性学人，率先把姜敬爱研究纳入自己硕博士论文的选题，由此开启了韩国学界对姜敬爱小说研究的热潮。90年代以后，韩国对姜敬爱小说的研究走向深入，拓展到作家论、作品论、主题论，研究视角涉及到比较文学、心理学、美学、叙事学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出版了《姜敬爱全集》（李相琼，1999）、《姜敬爱研究》（金正花，2000）等专著和《姜敬爱小说研究》（郑德勋，1986）、《姜敬爱后期小说与体验的伦理学》（金央善，2003）等数百篇论文。可以说，姜敬爱小说研究在韩国学界已步入显学研究阶段。

在朝鲜学界，对姜敬爱及其小说的研究基本沿袭传统的批评模式，如对姜敬爱小说创作的资料考察、姜敬爱小说与普罗文学的关系、《人间问题》研究等，鲜少采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与朝鲜意识形态领域开放力度不够有关。

在中国读者界和学术界，有关姜敬爱作品译介与研究状况不容乐观，因为除《人间问题》有单行本（一本是田华麟翻译的汉文版《人间问题》，延边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本是江森根据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1959年版翻译的汉文版《人间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外，姜敬爱的其它小说尚未被翻译成汉文，这无疑制约了中国非朝鲜语读者的阅读，不利于姜敬爱及其小说创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总的来看，中国学界对姜敬爱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原延边大学蔡美花教授的《姜敬爱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15)是较早一篇论文。进入世纪之交后，中韩两国学界对姜敬爱小说的研究态势呈现有趣的“并轨”现象，即学术刊物上大量出现姜敬爱与萧红、张爱玲、丁玲等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创作比较研究的论文。始作俑者是北京大学何镇华教授的论文《肖红和姜敬爱的小说创作比较》（《韩国学论文集》，第七辑）。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学理上的接受与实践，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理论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勃兴，采用新视角比较研究同时代的中韩两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无疑是新颖且极具操作性的选题；二是学科上的互动与渗透，即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发展的可喜成果。毋庸讳言，延边大学当之无愧地成为先驱者和最大贡献者之一。正如原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会会长金炳珉教授所言：“延边大学拥有100多名从事‘朝鲜—韩国学’研究的优秀教学科研队伍，已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朝鲜—韩国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领域专门人才培养基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国内100多所大学的朝鲜（韩国）语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约85%为延边大学毕业生。另外，国内很多朝鲜—韩国学研究机构中都有延边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担任学术骨干。可以说，延边大学为中国的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6)尽管如此，这种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正逐渐被国内外一些大学同类学科的崛起与研究成果所打破；三是研究者性别上的优势与弊端，即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硕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主体以女性为主，相应地，在中国高等院校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女性学者越来越多，女性研究者对女作家创作的敏锐感知和天然情感，促使她们倾向于选择不同国度的女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反之，缺少男性研究主体的另类视角和争鸣，也易造成研究现状的单一与泛化，表现在：许多论文为比较而比较，或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或重复议论，拓展不够。特别是将其她女作家作品与姜敬爱小说进行平行比较时，只局限于《人间问题》、《母与女》、《盐》等少数作品，而忽略了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创作的其它小说。换句话说，对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的小说创作缺乏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譬如，她缘何来到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怎样生活？中国东北与其小说创作有何关联？为何不在中国东北延边文坛发表小说？其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是怎样的？这诸多问题既是姜敬爱小说研究的焦点与空白，也是本书研究着力关注的重点与难点。

值得欣慰的是，在姜敬爱小说创作与中国东北的关系之关联研究中，有几部著作和几篇论文值得介绍。著作有韩国金仁焕、金载勇等人编纂的《姜敬爱，时代与文学》（2006）和中国青年学者崔鹤松撰写的《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2013），两部著作均用韩文分别在首尔兰登书屋和昭明出版社出版。《姜敬爱，时代与文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共收录了5位朝鲜学者和6位韩国学者的论文，计11篇，可谓是朝鲜半岛学者在姜敬爱文学研究上的一次成功的学术合作。其研究范围包括姜敬爱小说与普罗文学的关系、从姜敬爱的作品看女性与殖民地、近代化的关系、姜敬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对姜敬爱小说的女性主义考察以及对其代表作《人间问题》的分析和对《盐》中覆字被复原情况的考察等方面。同时，不仅涉及到小说研究，还对姜敬爱的诗歌和随笔进行了考证与分析，关涉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有些观点很是新颖。

《在中朝鲜人文学研究》着重选取姜敬爱、朱耀燮（1902—1972）和金朝奎（1914—1990）等三位曾在中国生活过的朝鲜作家为对象，研究其文学创作。其中，把姜敬爱小说研究作为重点，篇幅远远超过对后两位作家的研究。从研究范围看，它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姜敬爱小说的主题和变化情况的研究；二是对姜敬爱与萧红小说比较研究的再考察。从研究内容看，作者首先考察了不同时代姜敬爱研究者对作家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界定，认为有两种观点。第一，姜敬爱不是“卡普”（指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作家，而是“同伴者作家”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观点是李圭海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界定的，李相琼、金贞和、赵南宪等韩国许多学者都持这种看法，很具普遍性；第二，姜敬爱是“卡普”作家，其作品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崔元植、金恩政持这种看法。其次，作者指出，不管是采用女性主义视角，还是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都不能忽视中国“满洲”体验对姜敬爱文学观和小说创作的影响，这已引起许多学者（李南勋、张春植等）的注意和研究；第三，作者把姜敬爱小说的题材分为“满洲”背景和朝鲜背景两大题材，从考察姜敬爱的履历入手，结合史料，具体描述了姜敬爱的成长经历以及先后移居中国海林、宁安和龙井的生活与创作过程。其中，对作家在海林地区与金奉焕同居、与丈夫张河一在龙井的生活与创作以及与在满朝鲜人文坛（“北乡会”）的关系、与“金佐镇将军被暗杀事件”的瓜葛等都条分缕析，很是细致；第四，作者基于主题论视角，对姜在中国东北时期的小说创作逐一进行分析。总之，该著作秉持忠于史实的原则，运用大量有价值的史料进行论证，得出比较合理的看法，如姜敬爱最初移居龙井时曾在分局工作过；张河一在东兴中学的工资收入等。但是，过分偏重史实，相对也弱化了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小说美学价值的阐释，这是该研究有待提高的地方。

近10年来，与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直接相关的重要论文有中国学者张春植的《间岛体验与姜敬爱小说》（《女性文学研究》第11辑，韩国女性文学学会，2004年），韩国学者有金中浩的《姜敬爱间岛背景小说研究》（《教育研究论丛》第9辑，2004年）、郑宪淑的《姜敬爱小说与间岛离散》（《亚洲文化》第24辑，2008年）、金央善的《姜敬爱——间岛体验与女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近现代女作家列传》第3辑，2010年）和李英美的《看在满朝鲜人的别样视线：姜敬爱再论》（《韩中人文学研究》第32辑，2011年）等。《间岛体验与姜敬爱小说》从阶级观念的实践性、贫穷的揭示与现实的批判、恶劣环境中的自我鞭挞、黑暗中的挣扎等意义层面，具体分析姜敬爱不同时期的“间岛”体验小说，指出其小说在表现主人公的反抗与斗争意志上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这也是“间岛”现实的真实反映。而作家对革命者反抗与斗争情况的描写，显然又受到有着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丈夫张河一的影响。

《姜敬爱间岛背景小说研究》从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着眼，分三个阶段细致剖析姜敬爱的中国东北题材小说，得出其创作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结论。在创作小说《那个女子》、《二百元稿费》的第一阶段，作家虽然关注并同情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故意以一种嘲讽的口吻批判女知识分子的虚伪与做作，表达了自我反省的意识，但是这种描写是印象、断片式的，因为过分表现作家改变现实的热望，即作家主观倾向过于暴露而使小说失去了艺术性。到了《鸦片》、《烦恼》和《母子》中，这种“席勒式”的表达方式明显减少，这充分表明作家对现实认识的加深。尽管如此，保得妈、“R”和承浩妈等人物形象塑造得仍不够典型，并且由于日帝的高压政策和书报检查的森严，小说情节描写得比较模糊。而在创作《盐》的第三阶段，上述削弱小说艺术性的因素基本消失了。作家以一位经历种种苦难的朝鲜移民女性奉艳妈为视角，真实地描写了她被日帝“五族协和”政策愚弄，从思想麻木、被欺骗、被侮辱乃至最后觉醒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从人物与背景设置的典型化、人物的生动感、冷静与客观的视线、细腻的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暗示等方面来看，《盐》都是一部完整地表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现实（“间岛”）的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标志着姜敬爱小说创作的成熟。

《姜敬爱小说与间岛离散》着重考察了姜敬爱小说所表现的“间岛离散”的意义及其女性叙事。所谓“间岛离散”，指的是朝鲜民众在国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背景下因移民而导致的家庭解体和父亲缺席情况下女性遭受现实苦难的悲剧。作者将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创作的12部作品划分成两种叙事：一种是知识分子叙事，包括《那个女子》、《二百元稿费》、《有无》、《同情》等；另一种是女性叙事，包括《母子》、《盐》、《鸦片》、《黑暗》《黑蛋》等。前种叙事展现了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隔阂，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自传性；后种叙事凸显的是女主人公面临生存危机时刻为保全家庭和子女所焕发出的母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作家极为关注和重点表现的主题。尽管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苦难，这些女主人公最终产生了阶级觉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具有了社会主义信念，并开始走上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只是反映出其对破坏家庭的罪恶势力的防御性的抵抗意志。该研究视角虽然比较独特，但是两种叙事的划分不甚严密，因为知识分子叙事也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如《二百元稿费》等。

《姜敬爱——间岛体验与女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首先指出姜敬爱研究的难点问题在于，缺乏作家生平史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只能依据作家遗留下的随笔、评论和自传体小说以及生前好友的回忆录等间接材料进行研究，这样，受记录者主观性的限制，很难见到完整而客观的见解。之后，作者结合作家的一些随笔、评论和小说等梳理了姜敬爱的生平经历：幼年丧父，随母改嫁，与继父及其子女的矛盾，窘迫的学习条件，“同盟休学”事件，结识梁柱东并与之同居，参加“槿友会”，发表随笔和评论，与张河一结婚，移居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的生活等。同时，基于女性意识之视角，具体分析了《母与女》、《盐》、《人间问题》、《黑暗》、《二百元稿费》、《地下村》和《同情》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对底层不幸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女知识分子虚伪做作意识与行为的批判。

《看在满朝鲜人的别样视线：姜敬爱再论》强调姜敬爱创作自始至终都聚焦于在“满洲”的朝鲜人群体，并且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揭露了朝鲜人内部的矛盾、对立与分裂，而对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寄予希望。在表现在中国朝鲜人政治理念的对立与矛盾时，作者另辟蹊径，着重选取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创作的《盐》、《鸦片》、《地下村》等作品中的“局子街”、“地下村”等场域和“登记”、“风”等政治和自然话语，揭示姜敬爱创作的隐蔽用意和前人对姜敬爱研究的疏漏之处。譬如，《盐》中的“局子街”是奉植惨死的现场，他因参加共产党而被日帝残忍地杀害，可是对这一过程的叙事被作家人为地压缩和省略了。《地下村》虽然以作家的故乡松花镇和佛陀山为背景，其实暗指“间岛”这一黑暗的“地下村”。七星妈对儿子说的：“哎呀！真可怕。那是什么风啊！就是那个风！我们的地也完了吧！”这里的“风”隐喻“间岛”严酷的现实。这种有意的省略和暗指，实是作家为躲避日帝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审查而采取的一种巧妙策略。而“登记”反复出现于《鸦片》的首尾段落中，也意在突出姜敬爱的隐蔽意图，即突出朝鲜移民被日帝宣传所奴化的现实。同样，《那个女子》、《同情》、《月谢金》、《山男》、《足球赛》等小说也通过塑造在中朝鲜人的形象，揭示了其内心的分裂意识及矛盾的行为。作者指出，在中朝鲜人同属于亡国奴、失败者，应出于民族意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然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却表现出内部的分裂与矛盾，这是作家姜敬爱痛心疾首的。她借此呼唤民族自省和团结，并采用隐蔽的批判的叙事结构，突破了日帝的检查，从而发出了强有力的反抗的声音。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一些学者有关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现状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韩国和朝鲜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突出，成绩斐然，而国内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本书基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和前人研究的相关成果，着力分析并阐释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全貌，力图为中国读者真实地描述韩国现代文学名家姜敬爱在中国的生活和创作活动，从而为国内学界姜敬爱小说研究之大厦添砖加瓦，夯实基础。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书共分9章，首先详细地梳理姜敬爱的生活与创作情况，然后根据其创作题材趋于集中（从小说描写的背景看，可分为故乡题材和中国题材两大类）、形象相对固定（以底层女性形象塑造为主）等创作特点和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持以史为据的理念，着重采用社会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和美学等文学理论和方法，对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主题意蕴、性别意识、形象塑造（人物形象和中国形象）、叙述模式、隐喻结构、审美特征和景物描写等方面进行细致扎实和比较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力求为读者描绘出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完整、真实而生动的图景。

第一章结合史料，细致地勾勒姜敬爱的生活轨迹和全部创作过程，特别是对其除小说以外的随笔、评论和诗歌等文学创作进行概括说明，因为这些创作有助于读者对作家的全面了解和把握，尤其是认识作家的苦难人生、情感激变、创作追求和悲剧命运，感受身处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女作家的内心苦闷、疾病折磨以及对善恶与正义的判断与呼求。

第二章阐述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即深刻地揭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和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真实地书写两国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剧命运，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屈辱和痛苦，讴歌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意志。同时，细腻地展现大众反抗情绪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过程，批判抗日运动低潮时期人心的突变和人性的自私，表现进步革命志士的精神苦闷，借此把握作家强烈的爱憎情感和人道主义立场。

第三章阐释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性别意识。性别意识是包括男作家在内的作家性别身份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然流露，它受到作家的文化传统、阶级地位和学识教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姜敬爱在早期创作（1935年以前）中有意识地彰显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强调女性主体地位，但是却推崇温柔娴淑、隐忍大度、任劳任怨和谙熟家务的传统女性典范。之所以如此，与作家的亲历体验和感受密切相关。这样，姜敬爱因为看不到家务劳动所具有的性别压迫的性质，因而在小说中表现出保守而矛盾的性别意识。而且，其后期创作（1935年以后）受社会局势和身体疾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性别意识非但未能继续发展，反而被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所弱化，甚至被取而代之。其原因有三：一是“卡普”时代主流叙事的客观要求；二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妇女工作政策的客观反映；三是作家趋于保守的性别意识的艺术投影。总之，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性别意识呈现出逐渐弱化的不均衡态势。

第四章分析姜敬爱东北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姜敬爱主要塑造了三类典型形象：一是正面形象，以出身低微而贫寒的“草根”群像为主，包括遭受欺压、逐渐觉醒的贫民形象和坚忍顽强、抗争命运的女性形象，如阿大、石头、亨三、奉艳妈、承浩妈等；二是中间形象，即虚荣心较重、意志动摇、转向变节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玛利亚、K老师、信哲等；三是反面形象，包括地主、资本家和监工等，譬如，郑德浩、朴初时、吉尾、全重等。从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形象系列在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上看，第一类形象是作家形象塑造的重点，起到抒发小说主题的重要作用；第二类形象带有作家自身的思想与情感影像，是作家深入剖析自身心理并时时进行内省的形象，起到衬托底层民众形象的作用；第三类形象是作家着力批判与否定的对象，主要起到深化主题的叙事作用。

第五章阐述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小说创作的中国形象，主要包括中国自然形象（狂风、暴雪、白杨）、中国社会形象（乡下的抢劫、龙井的枪声、局子街的杀人）和中国人形象（地主、商人、土匪、伪满警察等）。从作家塑造的这些中国形象中，读者既可以看到充满汉民族气息的中国传统家庭布局与中国人朴实温馨的日常生活，又可以看到作家对中国东北之冷酷无情的负面形象刻画。也就是说，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冷酷、动荡、肮脏、丑恶、残暴的负面形象为主，具有负面性、直观性、断片式之特点。其笔下的中国东北被刻画成蕴含着民族矛盾与压迫的寒凉之所与孤苦之地，与朝鲜民族的历史想象大相径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姜敬爱在其以中国东北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未能塑造出完整而典型的中国形象，也没有反映出中朝爱国志士在共同反抗日帝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所结下的深厚情谊。究其原因，身体因素限制了作家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范围，影响了其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塑造，因而姜敬爱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塑造既亲切而又陌生，既熟悉而又疏远。尽管如此，姜敬爱毕竟站在移民者的立场，以冷静而犀利的笔触描绘出了自己眼中的中国形象，给今天的中朝韩文学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因此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小说创作的意义是深远的。

第六章分析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叙述模式。根据主人公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小说主题倾向的叙述视角，笔者将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的小说创作分为“贫穷”、“苦难”、“斗争”、“苦闷”和“批判”等五种叙述模式。从人称与视角的选择上分析，姜敬爱小说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事，或者以此为主，穿插使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在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主要叙事的小说里，作者居于小说之上，以全知全能的态度进行叙述。此时，作者与叙述者常常合而为一，组成坚实可靠的联盟，共同向读者诠释小说的主题与道德价值。这类叙述模式的小说约占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小说创作的79%。而在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为主的叙事小说（只有《烦恼》、《同情》、《二百元稿费》、《山男》4部小说，约占作家19部中国东北题材小说的21%）里，作者与叙述者、人物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比起前一类小说，这类小说的情节比较生动，富于变化，能够更强烈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综合来看，姜敬爱小说属于典型的传统叙事，追求有头有尾的完整叙述，情节单纯，线索清晰而单一。作者总是在客观而公正的叙述过程中，将自己的道德价值诉求与评判正面传达给读者，借此唤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对读者来说，小说通俗易懂，教育性强，却难以攫住读者的心，进而达到不忍释卷、寝食俱废的艺术效果。

第七章分析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隐喻结构。姜敬爱在小说中通过“怨沼”传说、“母子／母女”家庭建构模式以及“地下村”、“黑暗”、“B”、“白杨”、“松林”等一系列虚拟人物或动植物形象等，有意识地使用了隐喻的创作技巧。其中，“怨沼”传说不仅具有结构功能的表层隐喻作用，还是赋予小说人物思考与行动的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也是地主与农民之间深刻阶级矛盾的象征性图式，是小说基本情节的隐喻，对作家表达底层民众反抗阶级压迫的主题起到牵引和诠释的作用。此外，从主题学角度进行分析，“怨沼”传说还隐喻着整个民族的“亡国之恨”，是充满爱国情怀的作家内心苦痛的隐喻表达。而“母子／母女”家庭建构模式可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社会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等多种角度来解读，即它既是作家单亲家庭成长印记的心理隐喻，成为被遗忘继父的“替身”，也是国家灭亡和民族苦难的时代悲剧隐喻，同时，还是朝鲜民族母性崇拜意识衰退的神话隐喻。此外，作家还通过“局子街”、“龙井”等地名，“黑蛋”、“白杨”、“松树”等动植物名，“B”、“山男”等人名以及“地下村”、“黑暗”等小说名称来表现隐喻的特征。

第八章分析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景物描写。严格地说，景物描写在姜敬爱东北时期小说创作中并不占很大比重，作家绝不单纯地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将景物描写作为陪衬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功能存在。尽管如此，姜敬爱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是独特、自然而贴切的，含有较强的目的性。其笔下经常出现的自然意象有天体类（太阳、月亮、天空、星星等）、天气类（风、雨、雪、雾等）、季节类（秋季、冬季等）、动物类（小鸟、乌鸦、麻雀、屎壳郎等）、植物类（松林、白杨等；高粱、谷子、玉米秸等；篱笆）。在具体的景物描写中，景由情生是姜敬爱小说惯用的写景方式之一。它包括两种类型：景烘托情和景反衬情，前者是指景物描写起到渲染和烘托人物感情的作用，后者是指景物描写起到反衬和比照人物感情的作用。此外，情景交融也是作家创作的矢志追求。它多出现于人物产生心理冲突或命运发生变化之际，起到烘托人物心理，表达作家思想感情的作用。不足之处，过早，也容易暴露作家的写作意图，功利性较强。

第九章阐述姜敬爱中国东北时期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蕴。概括而言，姜敬爱小说的审美意蕴是悲戚、哀愁和沉郁，主要通过眼泪和凄风苦雨等意象予以呈现。在眼泪意象中，有因物质匮乏、饥寒交迫而流泪，如《月谢金》中的金三子、《二百元稿费》中的“我”等；有因失去亲人、过度思念而哭泣，如《人间问题》中的“怨沼”、《盐》里的奉艳妈等；有因国破家亡、精神迷茫而哭泣，如《破琴》里的亨哲和惠京、《解雇》里的老金等；有因遭受欺骗、失去自由而流泪，如《同情》里的山月、《鸦片》里的保得妈等；有因爱情纠葛、无法排解而哭泣，如《烦恼》里的“R”、《盐》里的七星等；有因同情弱者、无计可施而落泪，如《足球赛》里的过路妇人等。这些泪水的承载者都是无力反抗强者的弱者，其悲鸣带给读者剜心割肉似的痛苦，引发圣徒受难般的悲剧之美。凄风苦雨的自然意象是姜敬爱渲染凄苦哀愁意境的又一手段。她通过乌云密布的天空、黑压压的乌云、倾盆而下的大雨、咔嚓炸响的闪电、毁坏庄稼的暴雨、肆虐大地的洪水和波涛翻滚的大海等自然意象，营造出一幅幅凄风苦雨的悲惨图景。而这些意象描写是作家“文艺为大众”的艺术观和“以悲为美”的美学观的形象化体现，其形成既有民族性格的历史因袭，也有时代氛围的直接影响，更有作家不幸命运和审美情感的自然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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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梁柱东：《青莎草——追忆文学少女K》，《人生杂记》，探索堂，1963年，第149页。

(2)　〔朝〕金璟载：《最近的北满形势——在动乱的间岛》，《三千里》，1932年7月1日。

(3)　〔韩〕安寿吉：《龙井·新京时代》，1983年，第233页。

(4)　转引自〔韩〕李相琼：《2005年3月的文学人物姜敬爱》，韩国文化观光部内刊，2005年，第40页。

(5)　〔朝〕白铁：《女作家姜敬爱论》，《女性》，1938年5月。

(6)　〔韩〕李相琼：《姜敬爱全集》，首尔：昭明出版社，1999年版和2002年版。

(7)　《北乡》：20世纪30年代中期，移居至中国东北龙井地区的朝鲜移民作家创立的文学团体“北乡会”的核心刊物，32开本，竖版，每期页数不等，大致在30页左右。其主要栏目包括诗歌、评论、纪行文、随笔、短篇小说等多种体裁作品，外加一些小广告。主编为安寿吉等，主要撰稿人有安寿吉、朴永俊、千青松、李学仁等，姜敬爱、朴花城等女作家也在上面发表过诗歌等作品。但是，《北乡》杂志只发行到第4号便停刊了。

(8)　〔韩〕郑德薰：《姜敬爱小说研究》，《西江语文》第5辑，1985，（12），第302页。

(9)　〔朝〕安怀男：《印象深刻的一幅风景画》，《朝鲜日报》，1933，（27）。

(10)　〔朝〕李青：《女流作品总观》，《新家庭》，1935年，第12页。

(11)　〔朝〕白铁：《今年的女流创作界》，《女性》，1936年12月号。

(12)　〔朝〕张赫宙：《姜敬爱女史》，《新东亚》，1935年第7页。

(13)　〔韩〕郑德薰：《姜敬爱小说研究》，《西江语文》第5辑，1985，（12），第302页。

(14)　〔朝〕林纯德：《女流作家再认识论》，《女流文学选集述评》，《朝鲜日报》，1938年1月28日—2月3日。

(15)　蔡美花：《姜敬爱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文学与艺术》，1999年第5期，第30页。

(16)　刘艳萍：《姜敬爱与萧红小说创作之比较研究·总序》，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