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　基于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有着悠久的经学传统，作为“六经”之一，历代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可谓孜孜不倦，相关研究著述也是卷帙浩繁。20世纪30年代柳诒徵先生主编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将《尚书》学文献分为“白文读本之属”、“传说之属”、“文字音义之属”、“逸书之属”、“谶纬之属”以及“沿革之属”六类，其中的“传说之属”独占全部书目的三分之二，余下也以“文字音义之属”为多。而探究《尚书》源流、体例以及学术史的“沿革之属”，则所见甚少，并非历代《尚书》学文献的主流。

在存世的《尚书》学文献中，最早从宏观角度系统研究《尚书》成书及体例的著作要数宋代张九成的《书传统论》。该书收入张氏《横浦集》，对《尚书》各篇的时代、作者、成书、得名以及篇章结构等作了细致分析，在义理之学高度发达的宋代可谓独树一帜。

清代《尚书》学在发扬宋学与复兴汉学的基础上取得了璀璨的学术成果，对《尚书》本身流传情况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清儒重师承授受，对《尚书》传授源流的考察成果十分丰富：程廷祚《今古文尚书传授源流》、邵懿辰《尚书传授异同考》、陈乔枞《今文尚书叙录》以及马贞榆《今文尚书授受源流》都是这方面的论著，朱彝尊《经义考》中对《尚书》传授也有专说。但是这类著作对于《尚书》的流传往往从汉代的今古文谈起，而先秦时期的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

清人对“书”的辑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朱彝尊《经义考》始，至孙星衍《古文尚书马郑注》后附《尚书逸文》以及阮元所著《诗书古训》，都从先秦文献对“书”的称引与论说中辑集了大量佚文。但可惜的是，这类著作都仅以辑佚为己任，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材料进行进一步论述。

有清一代专门研究《尚书》体例及流传的论著可举出两部。其一是姚永朴《尚书谊略》，后附《叙录》列有“尚书大谊”、“尚书体例”、“尚书删订授受源流”等专章，所论兼采众说，较为详备。另一部是段洙编纂的《尚书大义》，该书的“《尚书》源流”以两节的篇幅引录了各家关于《尚书》缘起、传习等问题的论说。

近代以来，由于新史学的传入对传统经学造成了极大冲击，对于《尚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对《尚书》各篇章时代与成书的研究成为了学者瞩目的焦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出了将二十八篇《尚书》按照可信度分为三组，并认为第三组《尧典》、《皋陶谟》、《禹贡》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53)。顾氏之论虽然没有得到学界的公认，却掀起了一波讨论《尚书》篇章年代的热潮。此后，围绕着《尚书》成书、流传以及学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全面展开。

对《尚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解放前有陈柱《尚书论略》、吴康《尚书大纲》等，于《尚书》的名称、体例、源流皆有叙述，但都无甚创见。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后涌现的陈梦家《尚书通论》、马雍《尚书史话》、蒋善国《尚书综述》与刘起釪《尚书学史》四部专著。

陈梦家先生所著《尚书通论》，初版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近年中华书局进行了重印，是增订校补后的版本。该书由“尚书通论”、“尚书专论”、“尚书讲义”以及“尚书补述”四部分构成，其中“尚书通论”部分设有“先秦引书篇”一章，归纳了“书”在先秦时期的引用情况并有所申论。此外，该书论篇名、体例以及篇序等问题的意见也颇有见地。马雍先生《尚书史话》，篇幅短小，对《尚书》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简要而又精当的介绍(54)。蒋善国先生的《尚书综述》从“尚书名称和篇数”、“尚书的整理”、“尚书的发见”、“尚书的传授”、“尚书的真伪”以及“尚书的存亡”六个方面就《尚书》本身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对孔子与书的关系以及部分篇章“整编”年代的考察极具启发性。刘起釪先生《尚书学史》是在氏著《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的基础上扩充而来的，该书从“《尚书》的形成”一直讲到“现代对《尚书》的科学研究”，是研究通代《尚书》学史的集大成之作。第二章“《尚书》在先秦时的流传情况”通过对先秦各文献对书篇的称引情况归纳出了“书”类文献在先秦流传的六个特点，是我们今天进行这方面研究所无法绕开的。

台湾学者在考察《尚书》源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许锬辉先生《先秦典籍引尚书考》(55)，在清人辑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补充。新近出版的程元敏先生所著《尚书学史》，皇皇百余万言，通过对文献旁征博引与细密考证，将《尚书》的性质、名义、体裁、源流、版本等基本问题网罗殆尽。但可惜的是此书并未充分利用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而且篇幅过于恢弘，对具体问题的论说就略显枝蔓了。此外，海外汉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比较关心，并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见及的有日本学者内野熊一郎《秦代に於ける經書經説の研究》等(56)，于“书”的传授亦多有论及。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逸周书》的关注程度也逐步提高，陆续出现了几部专论《逸周书》性质与源流的著作。黄怀信先生研习《逸周书》多年，对《逸周书》的时代、版本、源流有着深刻认识，所著《〈逸周书〉源流考辨》(57)对问题的分析深入细致，多有胜义。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58)、罗家湘《〈逸周书〉研究》(59)、王连龙《〈逸周书〉研究》(60)、张怀通《〈逸周书〉新研》(61)虽然出版时间较晚，但仍然是以传世文献为主开展的研究。

二　基于20世纪几批出土简帛的研究

上述几部通论性质的著作，几乎将基于传世文献对“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流传情况的研究推到了顶峰。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批简帛古书的出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可能。

出土简帛中最早出现与“书”有关的信息是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其中的《要》篇提到了“尚书”之名，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廖名春、王葆玹、郭沂、马士远等先生都专门撰文对此处“尚书”的含义以及“尚书”作为书名出现的时代进行了讨论。(62)

相对于马王堆帛书中的只言片语，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分别问世的郭店简与上博简中有着较多的论“书”与引“书”的内容。郭店简《六德》、《语丛一》与《性自命出》等篇都提到了“书”，并将其与“诗”、“礼”、“乐”以及“易”、“春秋”并称。学者据此讨论“六经”次序以及形成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单篇论文有李天虹《从〈性自命出〉谈孔子与诗、书、礼、乐》(63)、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64)与《“六经次序”探源》(65)等。专著方面，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设有“‘六艺’之书的顺序”节，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也在第二章“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中进行了专门研究。

最令研究者感到兴奋的是，郭店简《成之闻之》、《唐虞之道》以及与上博简互见的《缁衣》篇中有对“书”的大量引用。由于资料获取方面的便利，关心古书问题的大陆学者率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学勤先生的《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66)、《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67)与《试论楚简中的〈说命〉佚文》(68)，利用郭店简的引文讨论了《祭公》、《大禹谟》、《说命》等篇的流传问题。廖名春先生撰有《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69)、《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篇与〈尚书〉》(70)、《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71)等文，对郭店简引“书”进行了详细考证。其他如林志强《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72)、晁福林《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73)等文也极具启发性。台湾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及时进行了跟进，单篇论文有林素清《利用出土战国楚竹书资料检讨〈尚书〉异文及相关问题》(74)、程元敏《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75)等，学位论文也有陈一绫《郭店简、上博简引〈书〉研究》(76)。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推介一下马士远先生的《周秦〈尚书〉学研究》一书，该书开利用出土文献系统研究“书”类文献的先河，在充分进行文献考辨的基础上对“书”在周秦时期的文本形态与流变情况提出了较多新见。然而，正如马氏所感叹：“研究周秦时期的《尚书》流变，最大的难点在于无法看到周秦《尚书》文本的原貌，仅就延传了几千年且经多次字体转换和载体更替的传世周秦文献来推论，往往给人留下真伪难辨的话柄。”(77)实际上，郭店简与上博简中对“书”的引用，仍不足以完全突破资料上的瓶颈。直到清华简中先秦“书”篇完整文本的发现，才使全面梳理“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流传情况具备了充分的基础与条件。

三　基于清华简的研究

最早基于清华简对“书”类文献开展全面研究的是李学勤先生与廖名春先生。2010年12月10日，李学勤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顾立雅学术讲座”上发表了题为《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的演讲，后经整理成文，在《史学史研究》刊出(78)。该文利用当时清华简整理工作的初步成果，谈了《尚书》的篇数与文法、晚出《尚书》的真伪以及《尚书》与《逸周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对理解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性质极具启发性。廖名春先生《清华简与〈尚书〉研究》一文，则对清华简中属于今本《尚书》以及可以确定为逸“书”的《金縢》、《尹至》、《尹诰》、《说命》等篇进行了逐一考释，对“书”的版本以及篇名等问题也有提及(79)。

2011年召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较为集中的讨论。李锐先生《由近年出土文献论〈尚书序〉的有关问题》一文谈到了《尚书》的名称、篇名以及《书序》的来源与成书年代等问题。谢维扬先生《从〈清华简（壹）〉看古书成书和流传的一些问题》则根据清华简的提示，对古书文本形成的复杂关系以及古书内容元素活动问题发表了纲领性的意见(80)。

谢维扬先生近年持续关注古书成书问题，他在另一篇论文《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81)中，就《说命》三篇所反映的与古书成书及文本形成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对“孔子编书与《尚书》篇题形成的关系”、“《尚书》未知文本在早期文献活动中的作用”等议题发表了新见。

刘光胜先生的《清华简与先秦〈书〉经流传》(82)一文着眼于“书”在先秦的流传情况，对清华简“书”篇的体裁划分、《金縢》与《书序》的问题以及孔子与《尚书》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考察，但限于篇幅未能对“先秦《书》经流传”进行详述。

对《尚书》、《逸周书》研究造诣颇深的黄怀信先生也撰有《由清华简看〈书〉——兼说关于古史资料的可信性问题》一文(83)，将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今传本进行了对读。但该文处处为晚书辩护，对“书”篇本身的探讨不多，影响了其学术价值。

近年出土文献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在一些综论出土文献与古书问题的论著中也常有针对“书”类文献的论述。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裘锡圭先生《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84)。该文在论述出土文献对研究古书体例、源流的重要性时专门以清华简中的《诗》、《书》为例，并提出了“《诗》、《书》本来大都是一篇篇写成的，其流传和集结的情况很复杂，原无定本”以及清华简中的“书”不是儒家选本等重要论点。艾兰先生利用出土简帛对“书”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除了上举《何为〈书〉》一文外，还有多篇专题长文。(85)

除此之外，近年还涌现了多篇以“书”类文献文本与成书为话题的优秀学位论文，如赵培《〈书〉类文献的早期形态及〈书经〉成立之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曹娜《清华简所见“书”类文献研究——基于〈尹至〉、〈尹诰〉、〈金縢〉、〈说命〉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高中正《文本未定的时代——先秦两汉“书”及〈尚书〉的文献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此处不再逐一评述。

通过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古今学者对“书”在先秦时期流传情况的探索付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过往的研究中同时存在着许多不足，影响了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认识。首先，早期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失以及方法的单一，导致结论过于简单化，未能充分揭示“书”类文献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其次，新材料发现历时未久，目前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的研究往往就某一篇或某一专题展开论述，缺乏从宏观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另外，目前学界对于“书”在先秦时期以类存的特点认识还比较模糊，固守定本“《尚书》”、“《逸周书》”的概念也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虽然前人的研究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些不足与缺陷，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与尽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