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酒经(外二种)(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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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代制曲、酿酒工艺发达,有关著作众多,如田锡的《曲本草》、苏轼的《东坡酒经》、李保的《续〈北山酒经〉》、何剡的《酒尔雅》、窦苹的《酒谱》、范成大的《桂海酒志》、林洪的《新丰酒经》等。因为内容深厚、专业水准高,朱肱的《北山酒经》成为其中杰出的代表,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影响广泛。

朱肱,字翼中(一作亦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北宋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历任雄州防御推官、知邓州录事、奉议郎直秘阁(秘阁,是宋代皇家保存珍稀古籍及书画的机构),故后人亦称朱奉议。

朱肱生长在一个有操守和文化传统的家庭。其祖父朱承逸,字文倦,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曾代人偿债,避免了负债人全家落难。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发生饥馑,他用八百斛米作粥,救活了贫民万余人。其父朱临,字正夫,曾任大理寺丞,尝跟随宋初学者、教育家胡瑗(世称“安定先生”)学。后胡瑗殁,朱临以其学为乡邦学者推重。略晚于朱肱的北宋学者方勺(1066—?),后寓居乌程的泊宅村,著有《泊宅编》,卷下记述了朱临的事迹:“朱正夫临,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吴兴城西,取《训词》中‘仰而高风’之语,作‘仰高亭’于城上,常杜门谢客。”于此可见其性格品行。

朱肱之兄朱服(1048—?),字行中,《宋史》卷三四七有传。熙宁六年(1073)进士,授淮南节度推官。元丰三年(1080),擢监察御史里行,后为国子司业、出知润州。绍圣元年(1094),召为中书舍人,出使辽,拜礼部侍郎。后出知庐州,徙广州,因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改兴国军,卒。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从海南北归,行至岭北,有《梦中作寄朱行中》一诗,感慨朱服遭遇坎坷,赞美其刚直不阿的品性与高洁的人格,引以为同道。就在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去世,此诗可谓绝笔:

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

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

相如起睨柱,头璧与俱还。

何如郑子产,有礼国自闲。

虽微韩宣子,鄙夫亦辞环。

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朱肱自幼便受到来自祖父、父兄的影响,一生看重操守,仗义执言。崇宁元年(1102)日食,朱肱上疏讲灾异,指摘执政者章惇的过失,因忤旨罢官,侨居杭州大隐坊,酿酒著书,自号大隐翁。政和四年(1114),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与其兄一样,朱肱也由衷喜欢、崇敬苏轼,政和五年(1115),因同情元祐党人、书苏轼诗触犯党禁,被贬达州。同贬者陈弁、余应求、李升、韩均,时称“五君子”。次年,朱肱以朝奉郎提点洞霄宫,召还京师。

关于朱肱的生平,限于材料,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二《经籍考》在著录《南阳活人书》时,有朱肱的简略介绍:“肱,吴兴人,秘丞临之子,中书舍人服之弟,登第,仕至朝奉郎直秘阁。”根据与朱肱同时代且“为同寮”的李保《读朱翼中〈北山酒经〉并序》记载:“大隐先生朱翼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焉。”“侨居”,意指寄居他乡。朱肱正值壮年,就已“侨居西湖上”并于此终老。“勇退”,即急流勇退,旧时比喻在仕途得意顺利时毅然退出官场,毫无留恋;何况,朱肱的仕途并不得意顺利,对官场更无留恋。朱肱尝自言:“忧患余生,栖迟末路;爰脱身于簪绂,遂晦迹于渔樵”,“晓猿夜鹤,春韭秋菘;绝交几近于矫情,苦誓未忘于匿怨”(朱肱《活人书·谢表》),可见他的一生主要是在著书、酿酒、欣赏自然美景中度过的。结合其名号“无求”“大隐”及《北山酒经》卷上对酒性、酒功的论述,对酒典的谙熟和对历史上饮者的叹赏,可知朱肱是一个学识渊博、个性鲜明、特立独行、闲放自适之人。

朱肱擅长医学,尤精于伤寒。侨居杭州其间,深入研究《伤寒论》,目的是希望“天下之大,人无夭伐,老不哭幼”(朱肱《活人书·序》),人人都能尊生长寿,尽其天年。从元祐四年(1089)始,朱肱“焦心皓首,绝笔青编”(朱肱《青词》),历时二十年,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与朱肱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张蒇认为,此书“非居幽而志广,形愁而思远者,不能作也”(《活人书·序》)。此书署名无求子,经坊间刊刻后,广为流传,惠播四方,但在流传中已渐有残缺。政和元年(1111),对朱肱深怀敬佩的张蒇经过多方寻求,终于与朱肱相逢:“今秋游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议,泛家入境,相遇于西湖之丛林,因论方士。”(《活人书·序》)二人相谈甚欢,朱肱亲授《伤寒百问》缮本给张蒇,张蒇据此加以补订,将全书增为二十卷,分为七册,计有九万一千余字。因为张仲景为南阳人,华佗称《伤寒论》为“活人”之书,依据《伤寒百问》诊治则又可以救活无数患者,张蒇遂将书名改为《南阳活人书》(亦称《类证活人书》)。

政和元年(1111)正月,朱肱将《南阳活人书》一函八册呈献给朝廷,希望国子监印造颁行,“以福群生”(朱肱《进表》)。后来此书在京师、成都、湖南、福建、两浙凡五处印行,影响广泛。在颁行流传过程中,朱肱发现此书“不曾校勘,错误颇多”,于是在政和八年(1118),“遂取缮本,重为参详,改一百余处,命工于杭州大隐坊镂板,作中字印行”(朱肱《重校类证活人书正序》)。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活人书》卷一)。《南阳活人书》从经络、病因转变加以分析,提出“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强调脉证合参以辨病性,强调伤寒与温病有别,对张仲景医学思想颇多发挥,是分类论述《伤寒论》的重要著作,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南阳活人书》“江南版本不废”(鲍廷博《〈北山酒经〉跋》)。清代名医徐大椿(字灵胎)称赞说:“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活人书〉论》)清人陆心源辑撰的《宋史翼》卷三十八中有《朱肱传》,搜集了有关朱肱撰写《南阳活人书》及行医开方等相关故事。

朱肱家居二十年,先后编撰了《伤寒百问》《南阳活人书》《北山酒经》《内外二景图》《大隐居士诗话》等著作,除《南阳活人书》及《北山酒经》存世外,其余各书均已散佚。李时珍在编撰《本草纲目》时将朱肱的《南阳活人书》列入276种“古今医家书目”之中,是重要的参考著作(见《本草纲目·序例》)之一。

《北山酒经》又称《酒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制曲酿酒工艺的专门著作,成书年代没有确切记载。在朱肱《北山酒经》之后,李保有《读朱翼中〈北山酒经〉并序》,并作《续〈北山酒经〉》。李保的序写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正月,所以《北山酒经》当在此前完成,一般认为是在政和五年(1115)。

宋代的酿酒业是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发展的。由于酒税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宋代实行酒专卖制,禁止官府许可之外的酿沽行为,缉查打击民间的私酒活动。苏辙《和子瞻〈蜜酒歌〉》诗说“城中禁酒如禁盗,三百青铜愁杜老”,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现实。因为利税丰厚,当时朝廷对酿酒业极为重视,江浙一带正是我国黄酒酿造的主要产地,酿酒作坊比比皆是,《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考四》记载:“《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旧两浙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一方面,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酒的消费量激增。另一方面,农业的发达、粮食的丰足,制曲、酿酒技术的成熟,又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酒的品种大为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不断扩大。宋祁《禁门待漏》诗“漏箭急传催叠鼓,酒垆争拥卖寒醅”,写出了开封城一大早酒家就争相销售的情形。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情景,酒楼、酒旗随处可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引张能臣《酒名记》,列举北宋末年的名酒多达二百余种,涉及的生产地区包括开封府、太原府、河间府、凤翔府、江宁府及定州、怀州、磁州、庆州、苏州、夔州等八十余个府、州。乾兴元年(1022),仅是杭州一地,耗米1—3万石,生产商品酒10—30万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东京(洛阳)地区,耗米30—41.8万斛,生产商品酒更多达300—418万斗(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第84页)。正是在此基础上,《北山酒经》成为概括和总结当时丰富的酿酒理论和酿酒实践的代表性著作。

关于此书的写作地点,清人鲍廷博认为:“此书有‘流离放逐’及‘御魑魅’‘转炎荒’之语,似成于贬所。而题曰‘北山’者,示不忘西湖旧隐也。”(《〈北山酒经〉跋》)但考察朱肱生平,《北山酒经》应该是作者隐居西湖北山期间所作,是在对历史悠久的江南米酒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累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基础之上写成的。因其内容的丰富性和较强的实践性,需要一定的环境及时间,故难以在达州贬所短短的一年内完成。杭州又是江南米酒的主产地,对米酒的消费旺盛,促进了酿酒工艺的提高。宋无名氏《题太和楼壁》(《宋诗纪事》卷九六引《武林旧事》)一诗描绘了杭州酿酒、饮酒的盛况:

太和酒楼三百间,大槽昼夜声潺潺。千夫承糟万夫瓮,有酒如海糟如山。铜锅镕尽龙山雪,金波涌出西湖月。星宫琼浆天下无,九酝仙方谁漏泄。皇都春色满钱塘,苏小当垆酒倍香。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钗十二行。一座行觞歌一曲,楼东声断楼西续。就中茜袖拥红牙,春葱不露人如玉。今年和气光华夷,游人不醉终不归。金貂玉尘宁论价,对月逢花能几时。有个酒仙人不识,幅巾大袖豪无敌。醉后题诗自不知,但见龙蛇满东壁。

太和楼,是当时杭州的著名酒楼,食客如云,川流不息,南宋周密《武林旧事·酒楼》(卷六)记作“太和楼 东库”,“东库”属于官府酒楼。《武林旧事·酒楼》又有“诸色酒名”,记雪醅、玉醅、珍珠泉、十洲春、秦淮春、金斗泉等当时名酒52种。作者隐居西湖,不仅潜心医学,也悉心研究如何制曲、酿酒,不仅为繁华都会的酿酒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也以此自乐。

朱肱学识渊博,特别是在医药学方面的知识,使他不仅总结出米酒的各种酿造方法,还总结出了各种用以滋补健身的药酒的制作方法。书中“投闲自放,攘襟露腹,便然酣卧于江湖之上”“流离放逐”“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等语,不过是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罢了。书名《北山酒经》中的“北山”,就是杭州西湖的北山。北山在西湖的北侧,南临西湖,北倚宝石山、保俶塔、葛岭、栖霞岭,林壑幽美,别有洞天,是西湖北面的风景长廊。宋人张扩《过龙井辩才退居》诗说:“南山北山天接连,西湖环山水涵天。”《武林旧事》卷五亦有“北山路”的记载,沿路风景无数:葛岭、栖霞岭之外,更有黄山桥、扫叶坞、青芝坞、玉泉驼巘等等。题名“北山”,说明此书的材料主要取自当时浙江杭州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北山”是借《诗经·小雅·北山》中“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谴责统治者无休止盘剥之意,抒发朱肱自己内心的愤郁不平。

《北山酒经》全书约一万五千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分为上、中、下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首卷为总论,二、三卷载制曲造酒之法颇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盖传刻之误。”

上卷是全书的总论部分。朱肱熟悉中国酿酒历史,指出酒的发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非一人而为,并引古语“空桑秽饭,酝以稷麦,以成醇醪,酒之始也”以证之。酿酒、制曲是在人充分了解、体味、把握了自然之后的科学行为,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中国酿酒的历史与中国文人饮酒的历史紧密相随,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不得已的个人原因。历史上的嗜酒者如刘伶、阮籍、嵇康、王绩,在狂放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痛苦的心灵,是对人生道路选择的彷徨,“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酒的作用微妙,可与道通。同时朱肱又认为:“酒之境界,岂餔歠者所能与知哉?”酒的世界是别一个世界,远非寻常之人可以轻易理解和进入。朱肱对于酿酒、制曲理论的探讨,始终是在对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的观照中进行的,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中卷论述制曲理论及各种曲的制作技术,收录了十三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按照制法的不同,分成“罨曲”“风曲”“䤖曲”三类。“罨曲”包括四种曲,“风曲”包括四种曲,“䤖曲”包括五种曲。制曲,是保存酿酒微生物的最好办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经过作者悉心研究、仔细观察,总结出了“造曲水多则糖心,水脉不匀则心内青黑色;伤热则心红,伤冷则发不透而体重。惟是体轻,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衣,乃是好曲”(《总论》)的宝贵经验。这十三种曲,再加上“神仙酒法”中所附的妙理曲法、时中曲法两种,一共是十五种曲。其中以小麦为原料的七种,用糯米的三种,米麦混合的三种,麦豆混合的一种,绿豆的一种,比《齐民要术》所记酒曲基本上以小麦为原料有了明显的进步(《齐民要术》所搜集的十余种制曲法,除了女曲是用稻米为原料,其他用的都是小麦)。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五种酒曲,无一不加配有中草药,如白术、川芎、白附子、木香、桂花、丁香、人参、天南星、茯苓、地黄等等,均属于药曲。此前唐初诗人王绩《春庄酒后》诗说“郊扉乘晓辟,山酝及年开。柏叶投新酿,松花泼旧醅”,就以“柏叶”“松花”加入米酒之中,酿为药酒。元散曲家张可久《人月圆·山中书事》也说:“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四·酒》中有“柏叶酒”“椒柏酒”,以松、柏、桂一类香木的叶子、汁液等入酒,“治风痹历节作痛”,“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唐人张子容《除夜乐城逢孟浩然》诗中也有记述:“远客襄阳郡,来过海岸家。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草药中含有丰富的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的维生素,可以促进酒曲的发酵,酿造出风味独特的酒来;二来也体现作为中医学家的朱肱对中草药药性、药理的谙熟(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第11页),他想通过自己的丰富理论素养和具体深入的实践活动,为酿造药酒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

下卷着重论述酿酒的工艺过程及各种酒的酿造技术。先说卧浆、淘米、煎浆、汤米、蒸醋麋、用曲、合酵、酴米、蒸甜麋、投醹,均为酿酒的关键技术:用含淀粉的谷物酿酒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水解淀粉,使之糖化;第二阶段利用酵母菌将糖化物转化成酒精。说完酿酒的关键技术后,作者再说酿酒器具的选用以及如何榨酒、收酒、煮酒、火迫酒。其中煮酒、火迫酒是通过煎煮、熏烤的方法提高酒的浓度和纯度。浓度和纯度提高之后,即便是米酒,也可以长久保存了。在严格意义上的蒸馏酒(烧酒)出现之前,火迫可能是提高酒的纯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作者依次论述了酿酒的工艺过程之后,再说曝酒、白羊酒、地黄酒、菊花酒、酴醾酒、蒲萄酒、猥酒七种酒的具体制作方法。其中,白羊酒从用料到酿制,都有别于传统的米酒,使人们对这种以肥嫩羊肉为原料的古老营养保健酒有了切实的认识。在酿酒史上,是朱肱首次记述了白羊酒的具体制法。

在三卷之后,附有“神仙酒法”,包括“武陵桃源酒法”“真人变髭发方”“冷泉酒法”三种酒的酿造方法及“妙理曲法”“时中曲法”两种曲的制作方法。前三种酒法实际上体现了作者朱肱本人的酿酒理想,在酿酒工艺行为中又融入了浪漫的人文理想。他认为常饮这一类精酿的、带有明显滋补性质的酒,可以“延年益寿”,“蠲除万病,令人轻健”,并说“纵令酣酌,无所伤”,藉此让人们获得健康的体魄和快乐的心情,像武陵桃源人一样,保持持久的和平幸福,对未来怀有更多的期待。

纵观全书,确实如刊刻者鲍廷博所言:“曲方酿法,粲然备列”“较之窦苹《酒谱》徒摭故实而无裨日用,读者宜有华实之辨焉”(《〈北山酒经〉跋》)。鲍廷博认为,《北山酒经》是一部既有理论高度又切合实用的专门著作。与同时代窦苹的《酒谱》相比较,窦著通篇讲的都是酒的掌故、饮酒者的有趣故事以及酒器、酒令等,很少涉及制曲、酿酒本身,更不能落实到工艺操作上。而《北山酒经》既有对中国酒文化的高度概括和论述,又提供了具体的制曲、酿酒方法及如何榨酒、收酒、贮存酒,读者据此完全可以进入到工艺层面的酿酒实践活动中去。一华一实,一迂阔一具体,二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列出专章“造神曲并酒”“白醪曲”“笨曲并酒”“法酒”,讲述制曲、酿酒理论和工艺,这标志着中国酿酒工艺理论的初步形成。《北山酒经》是《齐民要术》之后论述制曲、酿酒工艺最为详尽的专门著作,书中对《齐民要术》有大量的引述和多方面的借鉴,可以看得出朱肱对《齐民要术》“造神曲”“笨曲”“法酒”等内容的创造性继承。如《北山酒经·用曲》说:

古法先浸曲,发如鱼眼汤,净淘米,炊作饭,令极冷。以绢袋滤去曲滓,取曲汁于瓮中,即投饭。近世不然,炊饭冷,同曲搜拌入瓮。曲有陈新,陈曲力紧,每斗米用十两,新曲十二两、或十三两,腊脚酒用曲宜重。大抵曲力胜则可存留,寒暑不能侵。米石百两,是为气平。十之上则苦,十之下则甘。要在随人所嗜而增损之。

所谓“古法”,指的是《齐民要术·造神曲并酒》中的“神曲粳米醪法”。“古法”是“取曲汁于瓮中,即投饭”,而朱肱的做法则是“炊饭冷,同曲搜拌入瓮”,省去了“古法”的滤汁、取汁,而且注意到了曲的陈新、曲力的急缓,明确指出“米石百两”是曲米用量的一个基本比例,更具有操作性。

总之,与《齐民要术》有关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相比,《北山酒经》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叙述详细,搜集了各种酒曲及酒的制作方法,还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既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又具有实践性。作为中国科技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北山酒经》系统地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制曲酿酒经验,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酿造技术在北宋就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书中所记酒曲的制作方法及酿造经验,至今仍在江南米酒生产地区广泛流行。古有“越酒行天下”之说,这其中也有朱肱及其《北山酒经》的功劳。后世研究酒文化及黄酒酿造的学者文人,无不推崇此书并从中汲取养分。明代袁宏道《觞政》认为,《北山酒经》是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中的“内典”,其崇高地位如同佛教徒眼中的佛经。内典指释迦世尊所说的一切法,也包括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因为佛法是心性内求的一门学问,所以称为内学。在袁宏道看来,“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饮酒之人不熟读《北山酒经》等相关著作,是不能称懂酒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山酒经》主要有三种版本:一是钱曾“述古堂钞本”。钱曾是清著名藏书家,号述古主人,此钞本后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是清乾嘉间江南大藏书家鲍廷博、鲍士恭父子刊刻的著名丛书。全书三十集,其中前二十七集由鲍廷博所刻,后三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共收书208种(含附录12种)。该丛书所收者多为珍稀古籍,多善本,校雠精良,为人凭信。《北山酒经》收在《知不足斋丛书》的第十二集,著录称:“《酒经》三卷,宋朱肱撰,吴枚庵钞足本”,卷上正文首页有“枚庵漫士古欢堂秘册”“大隐翁撰”字样。二是“《说郛》本”。明人陶宗仪辑录旧籍、编《说郛》一百二十卷,虽收《北山酒经》,却只有卷上,卷中和卷下有目无文。三是“《四库》本”。《四库全书》收《北山酒经》三卷,看似足本,但卷中“玉友曲”、卷下“蒸甜麋”“酴米”等条,文字多有脱误,上下文不能接续。三种版本中,以《知不足斋丛书》所收《北山酒经》为善。

本书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说郛》及《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所收《北山酒经》,本书文中三种书分别简称“《知不足斋》本”“《说郛》本”“《四库》本”。本书一般不出校记,遇到特殊情况所出的校记均放在注释之中。本书正文后附有北宋李保《读朱翼中〈北山酒经〉并序》、清人吴枚庵、鲍廷博《〈北山酒经〉跋》,这三种材料同见于《知不足斋丛书》所收《酒经》中,以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研究。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书局张彩梅女士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补充了材料的不足、纠正了拙稿中的谬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朱敏老师提供了资料方便。我的研究生帮我核对了全书的引文。本书参考吸收了有关专家关于米酒酿造技术研究的成果,其中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洪光住的《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两部著作,材料丰富,学力深厚,使笔者获益良多。限于篇幅和体例,不能一一注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紧迫,《北山酒经》又涉及了许多制曲及酿酒工艺方面的专门知识,非笔者所能通晓,故在题解、注释、译文中难免存在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高建新

庚子年闰四月初三于内蒙古大学耕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