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读《周易》须明象数。数通于象，《周易》的卦、爻辞即依象而成立，〈系辞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这已经说得很白。唯近代却有学人不信，硬说卦、爻辞与象无关，那便是“疑古”之弊，想学《周易》的人，实在不必依从这一偏之见。

所以读《易》须先明象数，再由象数来理解卦、爻辞的依据，这是最平实的读《易》方法。若想走捷径，依着今人的解释去读卦、爻辞，于是辞与象脱离，学者所能得到的便只是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概念，无法理解全卦的主题。

〈杂卦传〉其实对卦的主题已有简括的说明，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意，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若将卦象跟这说法联系起来，那就非常生动。乾六爻都是阳爻，是故说为“刚”；坤六爻都是阴爻，所以说为“柔”。用这概念来理解乾坤二卦的爻辞，便知道阳进、阴退的中和之道。阳进而不宜亢，阴退而不宜穷。否则便“亢龙有悔”，或者“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这几年笔者在北京以及江南一带小住，对“蒙杂而著”便有点感受。所谓“蒙杂而著”可以比喻为四方八面的人到大城市定居（“著”即是定居的意思，世居者即名为“土著”），因此蒙六四说：“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一个外来人想求定居，却脱离现实，当然“吝”。比较六五，说“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能顺，即是对现实的适应，是故为“吉”。

上面的说法实由爻象而来，蒙六四爻象是一阴更处于两阴之中，与阳远隔；六五的爻象是跟上九阳爻相比，而且与九二阳爻相应，由是便各有不同的爻辞。

举此一例，便知道读《易》明象的重要。

不但如此，“明象”还可以帮助我们对卦、爻辞得一确解。

《周易》中的“贞”，李镜池先生开始释之为“占”，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时至今日，人人从之。可是，虞翻却不然，凡是“利有攸往，贞吉”或“利贞”，他都解释为爻由内卦往外卦得利，如“二五之正”之例。这样，他分明是同意《子夏易传》所说：“贞者，正也”，以及〈系辞传〉所说：“贞固足以干事。”由内往外，立定宗旨而“干事”，便正是虞氏易例的命意。因此，“贞”未必处处可解释为“占”。

举此一例，便知道依靠易例来认识卦象、爻象的重要。

《易》象数之学实由儒家开始。在先秦，《易》落在占筮家之手，因此便由阴阳五行联系卦象、爻象而作占筮，这时《周易》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儒家吸收了占筮家的象数，用儒家的“中和”、“中正”思想来加以整理，由是便有了“儒家易象数”，在“十翼”中，便成立了许多象数易例。所谓“易例”，有如代数的公式、几何的原理，它是说《周易》象与辞的基本法则，依此法则，即可说明象与辞的关系。

所以〈系辞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啧，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由见物象而成卦象爻象，再由象的变动来成立卦辞爻辞，用来占断卦爻之动宜与不宜，同时用之以行于国事（行其典礼），可见儒家对象数的重视。

儒家易既成立了象数，由是即与占筮家及阴阳家分庭抗礼。但此中亦有亲疏之别：儒家易与占筮家亲，与阴阳家疏，所以将占筮看成是圣人之道，但对阴阳灾异的占候却不一提。不料到了汉宣帝时，本来是儒家易学者的孟喜，却接受了阴阳家的学说，因而成立“卦气”，由是即成立了一个可以用来占阴阳灾异的易例系统，西汉的象数易即由此兴起。现在阴阳家的一些占候，便只见于八种《易纬》。

象数易自孟喜而后，以焦延寿及京房这两家最为重要。焦延寿唯有《易林》一书传世，以六日七分法值日，一卦演六十四变，六十四卦总为四千零九十六题，各系以占断韵语。由表面看，不见其有易例，但如果仔细研究，便可以发现其中实有易例。近人尚秉和先生一生专研《易林》，便发现了许多“焦氏逸象”，同时发现焦延寿一个重要的易例：“覆象”（正反象）。如困（），便有一个正、一个反的兑卦，所以可称为“正反兑”，所有覆象在《周易》中都有特殊的意思。覆兑为口、为言，正反兑即是“争言”，是故困卦的卦辞说为“有言不信”。

由《易林》可知，焦氏易例目的在于占筮，及至京房则成立易例用以占阴阳灾变。在现今还传世的《京氏易传》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全盘接受孟喜的所有卦气易例，而且还加以扩大，扩大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真可以说是贯通三才。然而京房并未着意于用他的易例来注经，《京氏易传》可以说是于《周易》之外成立了另一个说易的系统，由是儒家、占筮家、阴阳家的易便给京房统一了起来。他成立的“积算”，给“爻变”建立了由渐变到突变的依据，成为京氏易例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本书中对此亦特别介绍。

如上西汉三家的象数易都未以注经为主旨。到了东汉，出了一位大儒马融，他设绛帐授徒，门下弟子千余人，后世“设帐授徒”一语即由他而来。他重新弘扬儒家易，同时引入了一些象数家的易例，由是儒家易便得以复兴。只可惜他说《易》的书都已亡佚，今日唯留下一些零碎的资料，因此无法将他的易学整理，总结出特殊的易例。

不过马融却有一位出色的门人郑玄。郑玄亦为大儒，他以“爻辰”为主体，吸收了西汉以来的象数易，结合先秦以来的儒家易，创立了一个以爻辰为主的象数注经系统，由是开展了一些易例。他不但用这些易例来注《周易》，同时还用之于注疏《诗》、《礼》以至《易纬》。他注《易》的书虽已亡佚，但由他的各种注疏中还可以成立易例，由是可说郑氏易未全佚，他比他的老师马融幸运多了。

荀爽承继马融，治学以注经为主，可以跟郑玄分庭抗礼。他的易例重点在于“卦变”及“爻变”（“升降”），这便影响了后来的虞翻。

虞翻堂庑广大，既承继儒家易的象数，亦全部吸收了孟喜以来象数易家的易例，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系统。整个系统，其实只以卦变、爻变为主题，复杂之处仅在于为卦、爻的变化与变动成立了许多法则。若不理解他成立易例的主旨，对他的易例便会横加指责，认为是随意牵合，但若能理解，便知道他的易例虽看似芜杂，其实却有系统，并非任意运用。

本书所说的象数易例，即是上述六家，因为七大家中马融的易例无法成立。于说六家时，亦各各为之建立主脉，如孟喜的“卦气”；焦延寿的“值日候卦”；京房的“八宫”、“飞伏”、“积算”；郑玄的“爻辰”；荀爽的“卦变”、“升降”；虞翻的“卦变”、“爻变”。主脉既然建立，其余的易例无论怎样复杂，亦只是附从于主脉的枝节。主从分明，便易理解。这亦是笔者学习象数易时所遵从的路向。

笔者学易于童年，先父绍如公口授，那时笔者亦只能记诵。绍如公于晚饭后常跟三五朋友闲谈，笔者敬陪末座恭听，对于《周易》的零碎知识便是这样学回来。后来上中学，蒙陈复蔚老师指点，才晓得系统地读各家的易，对象数易的兴趣即由此而来。

浑浑噩噩地过了十余年，似乎对《周易》懂得不少，但实在只是诸家的皮毛。及至二十八岁时识新亚书院王道教授，由他推荐始识王子畏（震）先生，先生肯收笔者入门墙，然后才知道看卦象爻象不能呆板地看——光看那已成之象，还应该知道它由何象变来，将来还有什么变动趋势。同时还知道，变动不同于变化，动一定动，化则不须动，那即是变有动静，因此对虞氏易的了解便比前时要深。

在子畏师的鼓励下，大概由三十岁开始写了一些谈易的文章，先在台湾发表，后来得铃木由次郎教授的赏识，文章才在日本发表。台北师范大学李遐敷教授读到那些文章，来函邀请笔者主持一个讲座，讲虞氏易，子畏师鼓励应约，那是笔者生平第一次登上讲席，面对着许多年纪比自己大、学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讲学。从此便跟遐敷兄结兄弟盟，从他那里，又得到一点探索孟喜易例的门径。学孟氏易一定要跟《易纬》八种同时合看，比较他们的异同。

就在各位师友的指导下，笔者终于走过象数易的难关，可以在这领域中自在。那时候，笔者已年近四十。在此几年前，文章已搁笔不写，因为笔者已将心神放在汉藏佛学。

四十岁以后，连有关《周易》的书也只略为翻阅，因为那时正学如来藏思想的见修。这样便又过了三十多年。

现在提起劲来写这本关于象数易例的书，只是将自己的学易作一总结，希望能将一些浅薄的心得跟读者分享。若能因此而令他们对易的象数生兴趣，从而掌握了象数这把开启《周易》门户的钥匙，那便是笔者的心愿了。

请相信笔者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