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洗澡不干了”吗

接连不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作品，部队领导机关开始注目我了。

大概是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前夕，部队选派一些干部和一些准备提干的“干部苗子”，参加地方的四清运动。说是去帮助贫下中农“第二次翻身”。

动员会后，许多同志写申请，我却没有写。不久，我们宣传科长（这年春，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因为是战士，编制放在警卫连。）找我了，说：“小谭，这次去帮助贫下中农第二次翻身，不少同志积极报名，怎么不见你的动静？”

我虽然没有写申请，却也被派下去了。

我们师的四清工作团由王师长和严副政委带队，来到了海丰县赤坑公社。这里，是彭湃烈士的故乡。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然而这时，领导上向我们动员时说：“这块老根据地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成了出卖彭湃烈士的彭的后母、地主婆彭老太的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家天下。”“许多贫下中农都不知道有个毛主席，只知道有个彭老太。”……云云。

我本来留在工作团团部的，因为没有写申请，表现不积极，领导上觉得有必要放到基层去好好锻炼。于是，我被派到了仁佳村，负责一个生产队。因为不懂潮州话，配一个前来参加四清运动的当地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给我做翻译。开始几个月，我马虎应付，想混几个月就回部队。哪知，春节后，别人都不来了，我却再一次地被派了下来，说是“贫下中农没有给我发毕业证。”

春节后，我又返回了仁佳村。接着，我带领一批民工，到水库工地去劳动。生活极苦，纪律特严。自己有钱也不能上面馆去吃碗面。说是要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师后勤部的一个干事，就因为在面馆吃了一碗面，被别人发现，而被开除党藉、军藉。政治部的一个干事，就因为与地方工作队的一位女队员，显得亲近一点，受到了处分。我一天一天地消瘦下来。从一百二十多斤、瘦到了一百零九斤。

水库工地，劳动十分繁重，而伙食却很差，我更感到吃不消了。有一天，一个民工病了。做为带队的工作同志，我要关心他。连忙自己掏钱买来粉条，给他做了一份病号饭送去。这份病号饭我做得很多。病人吃不完，剩下的，我便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当着病人的面，三下五除二将它“消灭”了。这件事给我许多启发，以后只要有民工生病，我就马上给他做病号饭。

有一天傍晚，肚子饿得咕咕叫，真想找点什么吃。我试探着来到工地上的一个代销店，见店里没有别的人，我麻起胆子，买了一筒饼干，匆忙塞进口袋，便悄然溜了出来。我不敢回房里去吃。一个人摸黑钻进了山间。黑夜的深山，阴森可怕。然而，此时此刻，饥饿战胜了害怕。我在黑黑的大山里胡乱地钻着。一直到这筒饼干全部吃到了肚子里，才返回房子里来。

这一段时间，没有看小说了，自然更没有写小说了。

不久，批《海瑞罢官》了，批“三家村”了。一场大风雨排山倒海般地来了。我们遵照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四清工作队员不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返回了部队。

形势一天一个样。只见一家一家的刊物停了，一家一家的出版社只大批大批出一种书了。报纸呢？几乎全部刊印新华社的电讯稿，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面貌了。世界上，简直分不清男人和女人了。

我被《人民文学》等五家刊物留用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出来了。在《收获》上发表的反映部队大比武的小说《水上飞》，被人指责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一个假日的下午，我把自己这些年来用省下来的津贴费一本一本地购回来的六、七十公斤书刊，抱到了那口战士们冬天烧热水洗澡的大铁锅前。我用这些书，烧了一大铁锅热水，痛痛快快——不！别别扭扭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准备与文学告别了。别人是“洗手不干”，我比他们还“高一筹”，是“洗澡不干”。

我一连向部队领导递上了三份报告，要求复员，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