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九年前，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我就很喜欢读《老子》，但读懂《老子》并不容易。据说有史以来全世界传播最广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老子》。可《圣经》有几百万字，而《老子》却只有五千多字，可见其文字之简洁深奥。另外，《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章与章之间联系并不紧密，每一章似乎都可独立成篇，这又进一步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因此历代以来对《老子》的注释也是最多的。但这些注本读起来也有困难。古代的注本言辞古奥，发挥甚多，增加了文意的复杂性。当代的注本则爱用新出土的简帛修改通行本，或干脆用自己的理解修改，使《老子》文本一变再变，没有定论。所以，我想选择一个历代通行的、具有文化延续性与历史实践性的版本，然后以尽可能符合经文原意为唯一原则，加以细致入微的注释，以便于现代人理解老子，这就是这个注释本的由来。

注解《老子》首先是选择版本的问题，众所周知，除了历史上通行的河上公本《老子》与王弼本《老子》，这些年来，先后出土了西汉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和战国郭店竹简本《老子》，但基于以下三个原因，我没有选择这两个出土版本。

一是地下随时可能出土更久远的版本，如果与帛书本或竹简本不一致，反而与通行本一致怎么办？实际上郭店竹简本的出土已经让帛书本《老子》的很多内容又产生了争议。

二是我们如何能准确判断通行本的年代呢？河上公注《老子》最晚成书于东汉，王弼注《老子》成书于魏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所依据的版本在东汉或魏晋才流行，它完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版本，年代可能比郭店竹简还久远，只不过是为了避讳皇帝名字或顺应当时的用字习惯而做了少许更改而已。毕竟无论是东汉还是魏晋，都远比我们距离《老子》创作流传的时间近，古人选择的版本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三是本书对《老子》的思考以及注释是文化研究而不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的，地下出土的版本虽早，但因为其在历史上没有延续性，所以也不能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排除新出土的版本，就只剩通行的河上公本与王弼本二选一了。这两个版本原文内容接近，只是注解不同。比较而言，河上公本流传得更早更广，影响也更大一些，从皇帝宫廷到学者书斋，从道教圣典到民间读本，一直都在使用，在思想、政治、社会乃至个人的修身养性上都得到过普遍实践，可以说是道家文化的基石。相比王弼本，其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实践性更佳，所以本书《老子》原文文字采用河上公本。

传说河上公是战国时期的大隐士，他的再传徒弟是西汉初期的宰相曹参，曹参以老子清净无为的哲学处理政事，效果显著，其政策得到了窦太后和汉文帝、汉景帝的采纳和延续，从而形成了汉初著名的文景之治。一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老子之学才从汉朝的政治退出。而河上公所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在东汉就有文献提到过。后来无论是道教修士、帝王将相，还是郊野贤达，均以此为本，学习研究《老子》。到唐初时，老子之学再兴，唐玄宗亲自为《老子》做注，采纳的就是河上公本《老子》的原文。

河上公本《老子》流传至今，其版本颇多，本书《老子》经文录自明朝编修的《正统道藏》中的《道德真经注·河上公章句》，因为《正统道藏》虽是明朝编修，但其中内容大多采用唐宋编修的旧道藏，所以这个版本流传悠久，价值很高。

版本确定，接下来就是如何尽可能地准确而又明白地体会《老子》文本的原意。毕竟今天距老子创作《老子》已有2500多年，这样巨大的时间鸿沟足以使字义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对此，我对经文字意的分析运用了以下四种方法以保证注释的准确性。

首先是从造字的原意来理解字义，参考甲骨文和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的研究成果和《说文解字》等辞书，分析字的古意。

其次是以相近时代的用法优先。汉字字义随时代而有发展变化，考其相近时代典籍用法，如《尚书》《诗经》等，当比个人随意推断要强。

再次是用同书的文字互证。同一字句的含义虽可能有多种解释，但如前后均有，则可共同分析以确定老子用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以逻辑的一致性作判断。经过仔细的思考与研究，我发现《老子》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备且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的，只是由于章节的编排顺序，使它隐而不显。搞懂了这个体系，很多貌似前后矛盾的经文的意义自然也就明白了。所以我在注解前加了“老子哲学概述”这一部分，以便于读者先从宏观上把握老子的哲学体系。

另外，为了让大家能够简明直观地研读老子，本书还附录河上公本《老子》原文。这样，读者先通过注解对《老子》有所了解后，再阅读原文，定会妙悟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