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美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公共卫生专家在那之前一年已就全球病毒蔓延的风险发出警告，甚至当2020年1月中国已经在与疫情抗争之时，美国仍缺乏实施大规模检测以控制疫情的能力。随着疫情的蔓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提供医生和护士治疗大量感染者所需的医用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各州政府和医院发现他们自己在相互竞标，以购买检测工具包和救生呼吸机。

准备不足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时任总统特朗普无视公共卫生顾问的警告，在关键的几周里对这场危机不予重视，并在当年2月底坚称：“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干得很棒……它会消失的。”其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初发放的检测试剂盒有缺陷，却迟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大举实施外包，导致美国在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的生产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国外制造商。

但除了后勤没有准备好，美国在道德上也没有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准备。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年，经济、文化和政治已经严重分裂。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怨恨不断加深，这直接引发了民粹主义者在2016年的愤怒反抗，并最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虽然特朗普在上任不久后就遭到弹劾，但最终他并没有被免职，并一直任职至本书出版之时，最后特朗普不得不面对“9·11”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然而，随着病毒的扩散，党派之间的分歧持续存在：很少有共和党人（只有7%）相信新闻媒体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也很少有民主党人（只有4%）相信特朗普提供的信息。

在党派敌视和相互猜忌中，新冠疫情到来了。抵抗疫情要求社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人被恳求——在许多情况下被限令——保持社交距离，放弃工作，待在家里。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人面临减薪和失业的威胁。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威胁最大，但也可能感染年轻人，即使是那些安然无恙的人，也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

从道义上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脆弱和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我们都在一起。”政府官员和广告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口号。但口号所唤起的团结是基于恐惧的团结，是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这种恐惧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遵守自我隔离的约束，以此展现我们团结一致地共同面对人类的脆弱性。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团结和分离相伴而行合情合理。英勇的医护人员和现场急救人员需要亲自在场帮助患者；零售店的收银员和送货员冒着健康危险，为那些在家中避难的人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除了他们，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告知，保护他人的最好方法是与其保持距离。

但是，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存在矛盾，这样的道德悖论凸显了“我们都在一起”这句承诺的空洞。共同体意识要扎根于相互承担义务和共同承受牺牲的持续实践中，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团结无法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恰恰相反，这一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同样，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导致美国无法在国内生产医用口罩和药物，也剥夺了众多劳动人民的高薪工作和社会尊严。

与此同时，那些从全球市场、供应链和资本流动中获得丰厚经济回报的人，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对本国公民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低。他们的经济前景和身份认同不再依赖于当地社区或本国社群。随着全球化的赢家脱身远离输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社交距离。

全球化的赢家解释说，重要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在开放的世界里，成功取决于教育，取决于让自己具备在全球经济领域竞争和取胜的能力。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对成功来说必不可少的教育，但这也意味着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而且，如果机会真正平等，这就意味着那些落后的人也理应承受这样的命运。

这种看待成功的方式让人很难相信“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充满愤怒和怨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独裁式的民粹主义者吸引——民粹主义者严厉谴责精英并承诺以复仇的方式重新确立国家边界。

现在，正是这样一些政客，对专业科学知识和全球合作满怀提防之心，却被迫承担与这种流行病做斗争的任务。这并不容易。把社会动员起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需要医学和科学专业知识，还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革新。

推动特朗普上台的那种由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团结。要想革新美国的道德和公民生活，就必须理解，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社会纽带和人们对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本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并思考美国应该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通往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

2020年4月

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