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优绩主义的陷阱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刘擎

2019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5万到120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对其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

可是，近来有学者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他们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也加入了对优绩制的讨论。他在2018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他在2019年秋开设了一门“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本科生研讨课，并曾邀请马科维茨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20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桑德尔早年因其对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学界，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被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义视野的最新延伸。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在这本书的开篇，桑德尔也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但他随即表示：“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争论的唯一场合。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

大学招生录取是优绩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作为哲学家，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如果我们的命运如此深刻地依赖于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我们理所当然获得的吗？桑德尔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因此依赖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在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桑德尔指出，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就曾明确主张，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录取学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对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现在上升到了20%。

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通过建立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来录取。这种抽签录取制，不仅能让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此外，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上。

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如今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

最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桑德尔提出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含义。他同意罗尔斯的一个观点，即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对罗尔斯要在分配正义中清除优绩的看法。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比如，为赌徒提供赌场的经营者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会比教师或者医生的更高，但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吗？如何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优绩呢？当然，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尔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拒绝尝试对优绩做出新的阐释。他呼吁社会开启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马科维茨与桑德尔对优绩制的批判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引人深思，催人警醒。当然，他们的批评论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或许错置了指控的对象，因为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的平等性。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约翰·斯达顿在网刊Quillette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跑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跑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上任意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被我们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500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也只会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桑德尔并不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及其分配正义的解决方案。他的批判指向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目标定位——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是提高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但这并不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而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才得以确立的。对GDP的痴迷并不是“道德上中立”的，因此将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作为最高的社会与政治议程是有待质疑和反思的。为此，桑德尔提出“贡献正义”的概念，这关乎人们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的机会，而这种承认与尊重总是伴随着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视之事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由此看来，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的传统不止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