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
本书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充满了暴力行为，它自然就有其重要的心理原因。
那些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何而起，缘何而终，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宗教的话，那它就一定遵循着所有宗教传播的法则。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先有群情激奋，后有血腥杀戮，其前因后果就会让人恍然大悟。
在研究一次重大的宗教革命的历史，比如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法国大革命中异常活跃的一些心理因素，在这里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两种革命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理性的价值是多么无足轻重；虽然迫害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从未间断；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几乎无法实现宽容；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我们同时也看到，与信仰完全无关的利益是如何借助一种信仰进行掠夺的。最后，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不同时改变人的生活状态的话，就无法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这些现象的印证，我们就会明白，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何以与一切宗教福音，尤其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毫无二致，它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播方式。
不过，虽然像宗教改革这样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政治革命，在起源上是如此相近，但它们的长远后果却迥然有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必须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因此，到督政府统治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导致法国陷入了如此一种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以致最疯狂的雅各宾主义者自己都不得不摒弃他们的那套体系。除了少数几条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原则——诸如平等会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等，他们的理论早已荡然无存了。
二、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的第一个信徒
宗教改革对人类的情感和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其朴素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事实上，宗教改革只是对福音书的回归，它从未奢求那些自由的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宽容。实际情况是，在那些实行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仅仅是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君主给人们的权利并不比以前多，他行使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借助于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信仰开始慢慢地传播。大约是在1520年，路德招募了一批专家，而且直到1535年，新信仰才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认识到了皈依此种信仰的必要性。
遵照人熟知的心理学规律，这些行为仅仅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但主要是一些对于这些信条含混不清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改信新教，几乎完全是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一旦新的信条得到了传播，我们就会看到，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的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物，他们对新教教条漠不关心。但是，这些人都找到了借口或机会，以满足他们的热情或贪婪。这种现象在实行宗教改革的诸国比比皆是，而以德国和英国为甚。路德宣称教士没有拥有财产的需要，德国的封建领主则从这一信条中受益，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教会的财产。亨利八世更是以同样的手段发家，那些常受教皇骚扰的君主则对于那些政教分离的教义窃喜。宗教改革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绝对专制主义的影响，反而得以增强。
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宗教改革颠覆了整个欧洲，法兰西也就跟着倒了霉。在接下来的50年中，它成了一个战场。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事业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里有数不清的事实可以证明，信仰是独立于所有理性而传播的。正如我们从加尔文那里看到的那样，神学的教义虽然能够唤醒人们如此髙涨的热情，但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
深受“救赎理论”的影响，路德对恶魔有一种格外的恐惧。他知道忏悔无济于事，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万无一失的手段来“讨好”上帝，以逃过炼狱之灾。从抨击教皇贩卖“赎罪券”开始，路德不仅否认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认了他自己的权威。路德谴责宗教仪式、忏悔、圣徒的礼拜，并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他还认为每个人只能够蒙上帝的恩惠而得救。
这被称为预定论的最后一条教义连路德都摸不准，但它却被加尔文清晰地表述出来。加尔文认为多数新教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这项由他奠定的教义，“一些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则得救，这在永恒的全能上帝那里是注定了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这一点来看，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圣奥古斯丁的某些见解：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有些人注定了要在来世饱受炼狱之苦，对于他们的功行和美德全然不必考虑。虽然如此令人厌恶的思想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作，但它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使这么多人为之折服，实在叫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有过而无不及。[1]
按照上帝的圣定，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其余者被预订受永死。
上帝如此选定和预定的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个别而又不可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又不可减。
在人类中蒙上帝选定得生命的人，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以及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教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这个选定只是出于上帝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上帝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情作为上帝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上帝既指定蒙选召者得荣耀，所以他便借着他自己永远的意志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蒙选召者，虽在亚当里堕落了，但得到了基督救赎；到了适当时候，由于圣灵的工作，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借着信，得蒙他能力的保守，最后得救。除了蒙上帝选召的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与得救。
加尔文的心理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并不是没有亲缘性，同后者一样，加尔文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于那些拒不接受其教条的人，他毫不怜悯地把他们处死。对此，加尔文声称：上帝要求“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
加尔文及其信徒的例子表明，从理性的角度看来是再悖谬不过的事情，在那些受到信仰蛊惑的大脑看来也是极为正常的。根据理性逻辑，将一种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避免要么获得拯救，要么受到审判的命运。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完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的道德。他的信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都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做为楷模。
四、宗教改革的传播
新信仰不是通过演说来传播的，更不是通过论证来传播的，而是通过我们前述作品中描述的机制，也就是通过断言、重复、精神传染，以及大造声势，在后来的岁月中，革命思想以同样的方式在法国传播开来。
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信徒的迫害只能够促进新信仰的传播，每一次迫害之后都会有人接受新的信仰，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看到的那样。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处以火刑，就在走向火刑柱之时，他还规劝围观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说：“比起加尔文的著作，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更多大学中的年轻人皈依了新教。”
为了阻止他们向人群布道，他们在被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为了加强对他们折磨，在行刑时还给他们缚上一条铁链，这样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行刑人可以再把他们拖出来，反复施虐。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使新教徒退缩，反而让他们觉得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他先前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同时设下六处火刑场来惩罚新教徒，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国民公会在同一座城市中只是设了一座断头台，而且受难者的痛苦也没有那么惨烈。殉教基督徒的大无畏精神也早已有目共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其信仰的催眠作用下，信徒们可以变得完全无所畏惧。
新宗教得到了迅速传播，到1560年法国就已经有了两千多座新教教堂，许多大领主一开始还无动于衷，但后来也转信了新教。
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宽容的不可能
我已经说过，不宽容是强势宗教信仰的必然伴生物。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大量证据，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如果仔细考察一下长期以来把法国搞得四分五裂的那些教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它们并没有多大差异。天主教和新教都信仰同一个上帝，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仰方式的不同。如果理性能够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一点作用的话，他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对上帝来说，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崇拜他，是无关紧要的。
理智对那些狂热的大脑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继续爆发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历代君主试图让他们实现和解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一再遭到镇压，但新教的势力却还是与日俱增，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贵族和地方官员。为了促成双方的和解，王后于1561年召集主教和牧师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进行讨论。虽然王后精明过人，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王后对于神秘主义逻辑的法则一无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一种信仰因辩驳而毁灭或削减的先例。卡特琳甚至没有想过，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她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与会的神学家们唇枪舌剑，并对对方的首领百般侮辱，但没有一个人发生动摇。此后，卡特琳还在1562年颁布一项敕令，允许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
从一种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诚然可贵，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不明智的，除了进一步激怒双方之外，一无所获。在法国新教势力最强大的米迪地区，新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徒，企图通过暴力迫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如果不能得逞的话，就割断他们的喉管，并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对于新教徒的迫害也不相上下。
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战，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饱受兵燹之灾，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屠杀。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特有的那种残酷本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再次出现。
老人、妇女和儿童，统统遭到杀戮。一个叫多普德的男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十天时间里残忍杀害了三千人，毁坏了三座城池、二十二个村庄；一个叫蒙吕克的人则可以称得上是卡里埃的先驱，他把加尔文教徒统统扔进井里，直到井被填满为止。新教徒也仁慈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大肆毁坏坟墓和塑像，其行径与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待圣丹尼斯王家墓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影响下，法国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它被肢解成一些小的市政共和国，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王室的权威荡然无存。布卢瓦邦直接向被迫逃离首都、寻求避难的亨利三世提出自己的要求。1577年，旅游家利波马诺游历法国时，看到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已经完全被毁坏，大大小小的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是七零八落，狼藉不堪。这一场景与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当中，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也许不是杀人最多的，但它却给人留下了最灰暗的记忆。历史学家认为，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发动了这场大屠杀。
我们不需要有多少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就能够明白，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发布这样的命令。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王室的阴谋，而是大众犯下的罪行。当时，卡特琳·德·梅迪奇相信，有四五个新教徒首领正在策划一场威胁到她以及国王生命的阴谋。于是，她就根据当时通行的做法，派人将他们刺杀。巴蒂福尔先生对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
通过传染的作用，外省群众纷纷效尤，大约有六千到八千名新教徒惨遭杀害。
当时间冷却了人们的宗教狂热之后，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只要提起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无一不表示强烈的愤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人要想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何等困难。
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当时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人士当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闻此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给法国国王的贺信纷至沓来，其热烈程度远胜于他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没有谁比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此更兴高采烈了，为了纪念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2]他让人铸造了一款金牌，点起狂欢的焰火，鸣炮祝贺，并多次集会，举行庆典。他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绘制出大屠杀的主要场面，以资纪念。此外，他还遣使至法国，对于法王的善举通令嘉奖。此类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大恐怖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具有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类似于格里高利。
新教徒对于这样一场大屠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奋起反抗，直到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通过《博利厄赦令》，赋予他们完全的信教自由、占领八个城市，并在议会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各占一半议席。
这些勉强的让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首领的天主教同盟开始形成，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不过，它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亨利四世在1593年宣誓脱离新教，后来又颁布了《南特敕令》，终于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并没有终结。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新教徒依然没有偃旗息鼓。1627年，黎塞留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杀戮新教徒一万五千人。后来，更多是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还是对新教徒表示了难得的宽容。
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多久，只要一方觉得自己有能力将对方压垮，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就不会达成和解，除非双方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到路易十四时代，新教徒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他们不得不放弃斗争，但求和平相处。此时，他们的数量大约在一亿六千一百二十万人左右，拥有六百多座教堂和大约七百位本堂牧师。
在天主教牧师看来，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继续存在异教徒是不能容忍的，他们殚精竭虑，以各种方式迫害这些异教徒。由于这些迫害收效甚微，因此路易十四在1685年再次诉助武力，派出龙骑兵大肆追捕新教徒，许多人惨遭屠戮，但是没有更大的收获。在天主教牧师尤其是博絮埃的压力下，路易十四收回了《南特敕令》，新教徒被迫走上绝路：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悲壮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大约有四十万名法国人远走他乡，这些移民都是一些品德高尚之士，他们遵从了自己的良心，置物质利益于不顾，毅然踏上了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仅根据宗教改革这段灰暗的往事来判断宗教革命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宗教革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宗教革命就产生了相当大的文明影响。
这些宗教革命通过实现精神统一，极大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力量。比较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教，我们看到，由穆罕默德建立的这种新的信仰，一下子将阿拉伯那些弱小贫困的部落改造成一个强悍的国家。
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并不只限于追求一个民族的统一，它取得了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可能实现的效果：它明显地改变了那些几乎是不可变更的要素，即一个民族的情感。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的诞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它抛弃了一切异教的信仰，代之以一个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上帝，新的理想要求人们为了获得天堂中永恒的幸福，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理想很容易为那些穷人、奴隶以及被剥夺了所有此生幸福的人接受，在他们看来，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即将被美好的未来所取代。操行上一丝不苟的生活既容易被穷人信奉，也好被富人接受。这正是新的信仰展现的力量。
综观基督教诞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革命不仅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宗教信仰随即征服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并使之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宗教，这样文明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作家、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只不过是以符号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不仅是理性对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它会寻找理由来迫使理性为这种信仰做出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并企图把它强加于人。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概也会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大谈特谈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这与其他时代的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以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中，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实行宽容的国家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他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祇。
信仰的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同时也削弱了信仰。于是，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心理学难题：如何在保持坚定信仰的同时坚持宽容？
以上我们简要揭示了宗教革命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虽然它们的理性价值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塑造着历史，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行为，至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替代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