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在历史书中并非离题的数学小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所示：

在这个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等等，以此类推。

但是，轻轻地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就会被破坏，各条直径变得参差不齐。AB和EF被大大缩短，其他线，尤其是CD却变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引申到历史问题中来。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假定：

AB代表政治；CD代表商业；EF代表艺术；GH代表军事。

在图I中，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都一样长，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是相同的。

但是在图II（它不再是完美的圆圈了）中，商业受到了特别优待，其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而军事却稍有发展。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而其他方面则趋于消亡。

你将会发现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我们就用它来试一下希腊吧。

在短时间内，希腊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于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整个国家原本阔绰的精力。士兵们不再被用来保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他们奉命向同胞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位候选人的票，或者提出了希望有更好的赋税法等观点。

商业作为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径，第一次感到了无法伸展，到完全走投无路时，便逃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因为生意在那里更加稳定。

贫穷从城市的前门进来，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了，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也乘坐周围100海里以内最快的船逃走了。由于知识等智力活动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好学校也难以为继。最优秀的教师匆匆逃奔到了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来的都是一群二流公民，他们靠传统和常规生活着。

这都是因为政治这条线的增长超出了比例，完美的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他线，如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几乎不见踪影了。

如果把这个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条在不停地增长，直到其他所有线条都被挤掉了。于是，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也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简化成这种数学问题，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使自己的行为保持为完美的圆圈。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不要指望他们会过多地关注医学、物理或天文。有用的科学对于这些只想为末日审判做好准备、并认为尘世只是通往天堂前厅的男男女女来说，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对于基督的其他虔诚的追随者而言，他们却在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而仁慈，和善而诚实。

然而，当众多的小社团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强大组织时，旧的精神圆圈的完美平衡就被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无情地破坏了。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要他们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像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某些外省城镇的小执事那样过简朴的生活。

或者用这一章的圆圈术语来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而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他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径却日益缩短，甚至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谈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包容态度，知道他们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蜡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起居，没有什么书，甚至不知道如今小学和稍好些的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正是他们建立了我们现在仍在采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如果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其他人对教会的恶毒诋毁束手无策的话，我们评价他们时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勇气的，他们会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作战，完全不考虑个人幸福和舒适，以至于在断头台上结束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提更多的要求了。

确实，在公元后1000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无暇顾及那些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的人。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他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统治者。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它使整个欧洲几乎面临毁灭。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新先知，一群追随真主“安拉”的人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在孩提时代读到的充满了“异教徒”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文学故事，容易使我们认为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

其实，这两个人属于同一个种族，说同一个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1000年前就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然而，这两位伟大导师的追随者虽是近亲，却一直相互仇视，彼此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2个世纪还多，至今尚未结束。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毫无意义，但的确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罗马的死敌麦加差点儿接受了基督教。

阿拉伯人像所有沙漠民族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上，因此有充裕的时间沉思默祷。城里人可以从终年不断的乡镇集市中获得乐趣，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需要某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在寻求救赎的过程中，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犹太教。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阿拉伯到处都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因为对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制感到不满，逃到了阿拉伯。到了500年后的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大国时，大批犹太人再次涌向南部沙漠地带。

犹太教由此为人们所熟知。而且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神，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完全一致。

任何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的一些章节中借用了大量智慧。

以实玛利（他与母亲夏甲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轻改革者的思想。相反，当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时，他们也热切地接受了他的说法。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耶稣）的追随者大肆宣扬的那些奇迹。至于耶稣复活，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不过他们总体还是倾向于这一新信仰，愿意给它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基督教狂热分子手里吃了大苦头。这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和伪先知。这件事再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崇拜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放弃了基督教，并宣布自己更喜欢麦地那那个赶骆驼的人，他对他们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搬出三个神来糊弄他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官方教士的利益而定。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它们都宣称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而把其他神说成是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导致战争。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

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656年底之前，整个北非沿海都把安拉奉为神圣主宰。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教的一个内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被切断了。直到17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教会不可能把教义传到东方。它希望保住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半岛诸国、俄罗斯、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这项工作大获成功。偶尔也有像查理曼那样强悍的基督徒，虽然为了教会的利益，却用暴力手段屠杀了更喜欢异教神而不是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是诚实的人，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所有人都能理解，而且为充满流血、斗殴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某些秩序、整洁和仁慈的因素。

虽然前方进展顺利，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诸事不顺。（用本章开头的数学来讲）世俗的线条不断变长，直到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从属于纯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增加，对以后12个世纪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土崩瓦解的某些因素已经显现，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每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到了星期日人们去那里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有主教，这些主教偶尔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围就会有一群衣领翻到后面的和蔼的老绅士。我们可以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然后他们又回到家里，我们的生活依然平静而幸福，没有任何干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是我们自己的教堂）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活动相联系。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组织，它会呼吸，也存在着，用国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各种办法决定人的命运。第一批从慷慨的诸侯那里接受馈赠土地并放弃了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后果。起初，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继者赠送一些世俗礼物似乎很有益而且合情合理。然而，从约翰·奥格罗斯到特莱比赞德、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想想还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更不用说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接着从诺夫哥罗德返回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诸侯在一起时穿着体面、平起平坐所必需的总开支。

即使是这样，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想想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似乎是极大的遗憾。因为罗马很快变成了一个超级国家，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一点点了，教皇则成了一位世界专制君主，控制着西欧各国的命运。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而显得温和大度。

就在教会似乎成功在望时，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对教会统治世界的野心是致命的一击。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崛起，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是很不舒服的事。

异教徒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

一旦出现人们可能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就会有持异见者。他们的争执与教会一样古老，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成了相互敌视的阵营。

但是多纳特斯教派、撒比利乌教派、莫诺菲赛特教派、摩尼教派和尼斯特里教派之间的血腥争斗本书是不会讨论的。一般来讲，阿修斯的追随者的不宽容与阿塔那修斯信徒的不宽容都是一样的。

此外，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一些模糊的神学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已经被逐渐遗忘了。我可不想把它们再从羊皮纸的坟墓中挖出来，也不想耗时费力地写出一本书来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这些只是想告诉子孙后代自由的信念，他们的祖先曾不惜牺牲为之奋斗。我还想告诫他们，不要养成教条主义的独断专行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已经导致过去两千年来许多沉痛的灾难。

可是到了13世纪，情况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的异教徒不再只是持不同见解的人，不再只是为《启示录》中哪句高深的话的误译或《圣约翰福音书》中哪个神圣字母的拼写错误而固执己见。

相反，他成了某些思想的斗士，在提庇留当政时期，一个来自拿撒勒村庄的木匠曾为之而死，而且，他站在那里，似乎他才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