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囚禁

当帷幕最后一次落在古代社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本该有更好的命运，但却过早地死去了，并且背着一个没人喜欢的“叛教者”的称号。

我指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他于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首都。337年，他那声名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向他们共有的遗产，像饿狼般打成一团。

为了除掉那些可能要求分享遗产的人，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母亲生下他几年之后就死了。这样，他在6岁时就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在一起读书，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由和蔼但却平庸的尤斯比乌斯主教授课。

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远些，免得引起别人注意，重蹈拜占庭小王子们的厄运。他们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生活虽然单调乏味，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卡帕多西亚山民是朴实人，仍然信仰他们祖先的神灵。

在那里，朱利安根本没有机会担任什么要职。当他要求专心做研究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米迪亚，那是少数几个还在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完全放弃了从尤斯比乌斯那儿学到的知识。

然后他获准去雅典，打算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唯一在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想起只有他和他的堂弟——朱利安这位小哲学家是皇族中至今仅存的两个男性，便派人把他接回来，亲切地接待了他，还以极度的善意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他，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辩论更实用的东西。357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了巴黎，在图书室重新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尽管他生性严肃，这回却很高兴。

当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皇帝耳朵中时，希腊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除掉对手的周密计划，因为朱利安有点儿太成功了。

但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客气地请他回去，但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当即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宣扬道，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是个明智的人，他接受了这种拥戴。

即使是那时候，罗马的道路仍然秩序井然。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他获悉堂兄君士坦丁乌斯驾崩了。

就这样，一个异教徒又当上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竟然认为，已经逝去的东西可以借助某种力量复活；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教授、教授们穿着过时的宽外袍并相互用五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世界上消失的语言交谈，伯里克利时代就可以复苏。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想做到的。

在他执政的短暂两年时间里，想努力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点燃对僧侣统治的世界的研究热情，这些僧侣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研究和调查只会导致信仰丧失和使地狱燃起烈火；还想重新点燃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生活乐趣。

朱利安四面楚歌，许多比他更坚忍的人也会被这些反对之声逼入疯狂绝望的境地。至于朱利安，他在这种情况下快要崩溃了，但他至少暂时奉行了伟大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条克的基督教众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但他并没有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侣想激怒他再次掀起新的迫害悲剧，而朱利安皇帝却一再告诫官员们：“不要再有人流血牺牲了。”

363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朱利安奇怪的一生。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了。

如果他活得再长一些，他的宽容和对蠢行的憎恶会将他变为当时最专横的人。如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宽慰地回忆起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而被处死。可是对他的这种仁慈，他的基督臣民却报之以永恒的仇恨。他们夸张地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谱写了赞歌来颂扬凶手。他们造谣说，朱利安死前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认了基督的权力。为了诋毁这位一生过着俭朴严谨生活、全心全意为自己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声，他们挖空心思地把4世纪盛行的污言秽语全都泼向了他。

朱利安被抬进坟墓之后，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摧毁残存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每个偏僻角落的反对势力。

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兄弟联合执政的364—378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罗马人向旧天神祭献牲畜。于是异教教士被剥夺了收入，必须另谋生路。

但这些规定和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相比还算是轻的。他规定，所有臣民不但要接受基督教义，而且只能接受“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他自己则成了天主教的保护者，天主教垄断了人们所有的精神思想。

这项法律颁布之后，所有仍然坚持“错误观点”的人，仍然坚持“疯狂的异端邪说”的人，仍然信仰“可耻教义”的人，都要自食拒不服从法律的后果，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

从那以后，旧世界快步走向了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一座都不见了，不是被需要石头的建筑商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水利工程，就是被重新改造为基督徒的集会场所。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开始积累下来的金制和银制神像，不是被公然没收，就是被偷盗，即使侥幸残存下来的也被打得粉碎。

6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雍神庙被夷为平地。有一所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保留着，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结果吸引了大批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主教下谕不许关闭这所大学，但教区的僧侣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私刑处死了最后一位伟大的柏拉图学派的教师西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了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丘比特的庙宇被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预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由著名主教图尔斯统治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为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旧神的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如果边远乡村的农民偶尔起来保卫自己敬爱的神庙，这时军队就会开来，用残暴武力平息“撒旦的叛乱”。

在希腊，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这一生活中心（从未间断地进行了1170年）一终止，其他事情就更容易被扼杀了。哲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被驱逐出境，最后查士丁尼皇帝一纸令下，雅典大学也被关了，维持其运转的基金被没收。最后七位教授失去了谋生之路，逃到了波斯。波斯国王乔思罗斯倒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过着宁静的晚年生活，玩一种叫“棋”的新颖神奇的印度游戏。

5世纪上半叶，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被扔在阁楼和地窖里，被世人遗忘了。600年之后，这些人才重见光明；在此期间，人们只能听凭神学家的任意摆布。

这就像一种奇怪的节食，但（按医学行话讲）并不平衡。

至于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敌人，却陷入了多重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神灵烧香祭奠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很容易被制服的。他们是异教徒，法律则支持基督徒。但要命的是，东哥特人、阿拉曼人和朗巴族人为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斯关于基督真实面目的观点是否正确，而住在同一城市的阿里乌斯的死对头阿忒那修斯是否错误（或正好相反）而争得面红耳赤；朗巴族人和法兰克人就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森人为尼斯特尔所说的圣母玛丽亚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是否正确而打得不可开交；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耶稣是否具有半人半神的二重性而互不相让——所有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义的野蛮人虽然在观念上不幸误入歧途，但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以一般的诅咒和永恒的地狱炼火去惩罚他们。

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其错误，将他们带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会宗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而必须抛弃的。

由于人们要求把各种各样的信仰统一起来，因而导致了那次著名的集会，即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或“全世界基督教大会”。自从4世纪中叶以来，这种大会就不定期地召开，以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教义带有异端邪说的萌芽，要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第一届大会于325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56年后，第二届大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届大会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大会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届大会于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但是从那以后，大会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集。因为至4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了一个事实，即皇帝虽然有召集这种大会的权力（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强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主持了第一届尼西亚会议，但后来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达成的决议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去看看。

宽容与专制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方认为宽容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诋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表现。我并不想从纯理论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当教会的支持者在辩解对所有异教徒的残酷镇压时，倒是说得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或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律和规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凡是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发誓要尊敬总指挥，并遵守法律。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要自食其果，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非常正确合理的。

今天，一位牧师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可以改信卫理公会，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信仰卫理公会的教义，还可以改信唯一神教、天主教或犹太教，也可以改信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世界广阔，大门敞开着，除了他饥肠辘辘的家人，别人不会反对他。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无限商机的时代。

而5世纪的世界却没有这么简单，当时罗马主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当然可以去波斯或印度，就像许多异教徒那样。但路途遥远，生还的机会渺茫，而且还意味着永远与家人分别。

最终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对他而言说服教会稍微修改一下教义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想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像一群数学家因为对x的绝对值难以达成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以为是和专制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如果有人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分辨孰对孰错”，并以此为依据来倡导宽容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通常会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书本中，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不会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