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人的自由

研究了地球的地形地貌呈现给我们的各种现实情况之后，我们已经得出了下述结论：要想确保各个国家的自由，那么一些大国之间必须采取一种平均分配资源的合理办法。我们也已看到，考虑到“进行中的事业”这种紧迫的现实，必须控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免它们失控并发生冲突。不过，这些原则跟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自由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国际联盟中的那些自由国家，能够给予本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吗？确实，对于那些一直在战斗的人，那些一直驾驶着舰船历经危险在海上航行的人，那些一直在家工作、等待并且悲伤的母亲和妻子们来说，他们所盼望的并非只是打败面临的某种危险；他们还有着积极乐观的梦想，要让自己或者亲人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幸福。

我们不妨从此种观点来分析一下民主理想主义相继经历过的各个阶段，这一点在本书开头部分曾经提到过。美国的《独立宣言》称，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把这句话具体概括成了“自由”一词，并且加上了意指“控制”的“平等”一词，以及含有“自制”意义的“博爱”一词。“博爱”是成功的民主思想的精华，是所有政体形式中最高级、却也是最难实现的一种，因为它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最高。这就是民主思想的第一个时代，它直接而明显地与人的自由相关联。

民主思想的第二个时代始于19世纪中叶，目标是获得民族自由。要求民族独立，就是要求局部群体拥有共同追求幸福、并用自己的控制方式确保群体之间平等的权利。除非人们是一起长大的，否则就很难拥有博爱感；因此，历史在民族情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纯粹的民族主义只是要求拥有共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直到有了国际联盟，才进而想出了一个达到与法国大革命那三个伟大口号之境界相当的理想。人们一致认为，必须对国联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才能确保各国在法律面前平等；而我认为，在各国平衡发展这一理想状况中，我们也拥有“博爱”一词所指的自制思想。倘若发展不均衡，那么无论是毫无顾忌还是应受谴责，各国必定都会产生种种特殊的欲望，只有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才能满足这些欲望。换言之就是，我们只能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加以控制，才能确保各国之间永远平等相待。不过，这一点也包括了下述这种说法：在实施内政时，必须考虑到内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虽然从表面来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但此种说法中，却还含有人们通常并未明白的一些深层意义。

我觉得，这一说法当中还包含着下面这层意思：由于所有国家都是局部社会，所以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它们的组织就必须主要是以国内的局部社区为基础，而不能以全国性的“利益集团”为基础。这正是古代英国人对“下议院”一词的看法。当然，“平民”（commons）这个词等同于法语中的“大多数”（communes）一词，都是指社区；所以“下议院”真正的现代译名，应该是“社区（包括郡和自治市）议院”。实际上，中世纪的爵士议员和自治市议员代表了完整得多、生活也要均衡得多的社区，而如今社区中的选民则是人为地平衡过来的。

如果真正的国家是按照阶级和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的——这是另一种按照地区来建立国家机构的组织办法[作者注：这是H·G·威尔斯先生所指出来的，虽然他也会屈从于当前的潮流并承认按照“利益集团”来建立的组织，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各[168]个邻国中对应的阶级就必定会团结起来，并且随之就会出现被称为国际社会横向分裂的局面。幸好，巴别塔[169]是某些大规模的“进行中的事业”的开端，而此种“进行中的事业”就是我们所知的语言，它们已经妨碍了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不过，现代劳资之间斗争的发展已经导致人们开始使用一些国际性的短语和词汇，这些短语和词汇又把一些重要的观念变成了普遍流行的思想；不幸的是，它们与某些社会现实保持着一致，而在这次大战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这些现实也正在迅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国际资本联合企业的势力正蒸蒸日上，以至于威慑到了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国家；它们又被德国利用来进行渗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被德国利用去破坏敌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平衡。劳工们只能仿效这种做法，也试图形成国际性的组织。这样，就出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在此次大战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散这种国际间的资本组织。难道劳工阶层如今还要坚持成立那个只为对抗国际资本这一正确目标而形成的国际祖织，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打回原形吗？倘若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劳工阶层的动力变得很强大，那么就会出现不亚于上述那种倒退的情况，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国际资本主义必然会复兴。随后可能会发生的那种经济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全面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是其中某一方取胜，而这一方接下来便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变成一个新的组织者的帝国。如果劳工阶层获胜，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出，劳工阶层的组织者们在本质上跟他们的前任——即军人和资本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会紧抓权力并且继续盲目地组织，直到被一场新的革命推翻。这样，历史的车轮便会再一次转动，反复出现同样的混乱时期和暴政阶段，而将来的学生便得多去学习一个“时代”的知识——即在教会主义时代、军国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还要加上一个无产阶级时代了。一旦大权在握，将来的劳工领袖可能就会与其他那些惊慌失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样，毫不犹豫地用机枪来对付民众了。

但是，倘若我们认为各国要想过上稳定而太平的日子，必须在局部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组织的话，那么这些局部社区就必定有着与国家本身一样完整而平衡的生活。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阻止一个“阶级和利益”组织来有力地妨碍到你们的局部组织。只要你们允许一个大都市从各个局部社区中挖走大部分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才，组织就必然会过度持久地集中在这个大都市里，并且必然会变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组织；这种情况，不过是目前形势的一个方面罢了。我认为，无论是从人的自由还是从国家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第一要务，应当是用一种基本的理想——即各个省份生活均衡、而省以下各个较小社区也均衡发展的理想——来取代阶级组织，连同阶级组织的战斗口号及其那些纯属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措施。

我们不妨从人的自由的这一观点的另一端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普通人需要的是什么呢？穆勒[170]曾经说过，除了饮食和家庭，人类还需要自由；而更为现代化的民主主义者并非仅仅看重抓住机会的自由，还强调机会本身的均等性。健全之人——这种人的数量正与日俱增——要求的，是实现抱负的机会，是过上一种有着种种思想并用行动来实现这些思想之人生的机会。这种人的思想可能是关于爱、关于体面地将子女抚养成人的，可能是关于自己掌握的技艺以及对自己具有一己之长而感到快乐的，可能是关于宗教和拯救人类灵魂的，可能是关于擅长某种体育运动的，可能是关于社会体制以及社会改良的，也可能是关于美的欣赏和艺术表达的；但不管如何，这种人都渴望着获得智慧生活的光芒，并且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人格尊严得到他人的认同。

通过普及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开始把操纵别人思想的手段教给那些在古代社会里当奴隶的人了。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会实打实地考虑问题；因此，宗教大师才会对他们慢慢地讲道。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既不会接纳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欢乐，也不会承受理想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危险。毋庸置疑，我们的西方社会在如今这个世代正经历着一个危险的阶段。没有完整地接受教育的人极其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如今这个世界却主要是由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所组成的。虽说他们能够理解各种思想，但他们却没有养成检验这些思想、并且同时不仓促地下结论的习惯。换言之就是，如今大多数人都很容易接受“暗示”；那些经验丰富的竞选者都很清楚这一事实，所以他们在竞选演说中很少停下来跟听众讲道理。“暗示”正是德国的宣传人员所利用的方法。

如今，“机会均等”这个表达涉及到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控制，因为考虑到普通的人性，不进行控制就不可能实现平等；其次，它意味着行动自由而不仅仅是思想自由，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包含了用行动检验思想的机会。萧伯纳先生曾经说过：“有能者为，无能者教。”假如我们把“有能”和“无能”分别理解成“有机会”和“没有机会”，那么这句极为嘲讽的隽语则表达出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真理。[作者注：参见萧伯纳所著的《人与超人》第12版，第230页。]那些拥有机会检验自己思想的人，都变成了可靠的思想家，而那些没有获得此种机会的人虽说暂时可能还会产生出一些想法，但它们都是不可靠的，并且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它们也都是一些脱离了实际的空想。后面这种情况，恰恰就是如今大部分能够阅读报纸的工人阶层的情况，其中有些人也明白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遗憾。

我们现代的工业生活的致命祸根又是什么呢？无疑就是单调——比如工作上的单调，比如琐碎的社交和集体生活中的单调。所以在此次大战之前，我们的人都去赌足球以求逃避，这种做法就不足为奇了。绝大多数责任重大的决策，都是留给少数人去决定的，但人们甚至看不到这些人上班，因为他们都在一些遥远的大型中心城市里。

在最近两、三个世代的时间里，是什么赋予了民族运动如此巨大的力量呢？在中世纪，民族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民族主义在19世纪之前的近代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它是随着现代各国非但疆域扩大、而且在社会中发挥着更多作用而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年轻人不安于现状这一基础之上的，他们都希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才干，过上一种有思想的生活，并且加入那些“有能者”之列，因为社会允许他们那样去做。在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整个社会都松散得很，因此任何一个重要城镇中都有着大量的发展机会。使得18世纪以前的城镇史非常有意思、而此后的城镇史却乏味透顶的，不正是这一事实吗？我们不妨以英国一座较为重要的城市的历史为例，来看一看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翻到该市最近数个世代的时候，该市历史便会变成纯属物质增长的统计数据；该市充其量也不过是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实现了专业化，但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了。所有的公共机构都不会是一流的，因为该市的精英都会离它而去了，除非此处拥有某一个远近闻名的企业或者拥有某一种名闻遐迩的产业；可此种企业或者产业往往也会毁掉当地的自然生活，而不会是让当地的自然生活变得更好。

雅典和佛罗伦萨为何会成为杰出的文明之源，并因此而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导师呢？根据我们如今衡量城市大小的标准，这两处都是小城市，但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它们却都是独立自主的城市。那些在大街上握手、家族间相互通婚的人，并非只是同一行业里的竞争对手或者只是在同一交易场所彼此竞争的商人；人类每一种主要的高级活动，都在一个关系亲密的圈子里得到了体现。想想一名年轻能干的佛罗伦萨人有多少机会可以选择自己的事业吧；我们还须记住，他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城市里从业，并且是为了这个城市而从业的，根本就无需到很远的某个首都去。他不会去当市长，却有可能当上首相；他不会去当一个地方长官，却有可能去当一个将军，率领着本城的武装力量，真正去与敌人作战——毋庸置疑，虽说这会是一种小规模的战斗，但也足以最为充分地发挥出他的聪明才智了；倘若他是一名画师、雕刻师或者建筑师，那么就会有人雇他去从事当地纪念物的建筑工作，而不是让他看着这些建筑由某个来访的大人物来设计。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们应当或者可以回到雅典和佛罗伦萨时期的制度中去，不过事实仍然是，你们通过发展全国性的阶级组织，已经让本地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重要性和利益都流失掉了。

你们能否十分肯定地说，爱尔兰要求自治——苏格兰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没那么严重罢了——的主要依据，并非主要源自年轻人呢？尽管并没有充分实现，但那些年轻人都是在鼓吹机会均等，而不是在反抗那种虚构的英格兰的穷凶极恶。在奥地利的暴政统治之下，波希米亚人虽然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繁荣局面，但也仍在为建立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而斗争着。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工会代表桀骜不驯地同远在伦敦办公室里的工会管理人员对着干的现象之间，难道没有相同的人性上的真理吗？

让我们的本地生活陷入巨大混乱当中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原则。100年来，我们都在“进行中的事业”面前卑躬屈膝，好像“进行中的事业”就是一个无可抗拒的上帝似的。毋庸置疑，“进行中的事业”是一种现实，不过，倘若你们在理想的启示之下制定出一种政策，那就可以让“进行中的事业”向你们屈服、为你们服务了。自由主义并不属于此种政策；它纯粹就是向命运举手投降。你们对我说，中央集权是如今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而我则要回答你们，不管是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一种盲目的趋势——1900年前，不是就有人说过“已经拥有者，上天当给予更多”这句话吗？

我们不妨来细想一下伦敦的发展过程。伦敦的人口在一个世纪以前是100万，如今已经增长到了700多万；或者，不妨用更加关键的一点来说明这个事实：一个世纪以前，伦敦的人口才占整个英国人口的1/16，如今却已占到1/5了。这种情况，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最初国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国会议员都忙于很有意思的当地生活，所以你们不但要花钱请他们来出席会议，而且不久之后又不得不去给那些没有推选出代表的社区提供资金。那是当时的正常状况，即联邦化与当地强大的吸引力相互对抗。而引入“碎石铺路法”之后，便开始从伦敦向四周辐射而形成了一种星状路网；它们把乡村的活力带到了伦敦，为了伦敦的发展而消耗乡村的活力。等铁路修建起来之后，各条干线又以伦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星状铁路网，其间快车来来去去，用乡村之奶来哺育伦敦。不久之后，国家必定需要介入进来，通过建立起诸如小包邮递之类的服务机构来加强此种集中化趋势。如此一来，就使得方圆100英里的那些商业城镇在生活的多样性方面都慢慢恶化下去了。

从这种变化中，伦敦人并非是十有八九都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好处的。伦敦人都住在市郊；他们乘坐地铁飞速赶到城里的办公室，下班后又飞速返回市郊的家中；他们只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才有社交生活的时间，那时他们会与邻居们一起自娱自乐，而这些邻居与他们之间的联系都并无重要之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了通过书报，他们从来都不会与那些知识渊博而又训练有素的人发生真正的接触：对于他们来说，那种有着诸多想法的人生与他们那种可靠的生活脱了节，结果两种人生都会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这种情况，对于乡间的产业工人而言也是如此。

然而，中央集权不过是某种更普遍之进程的一种形式罢了；我将此种进程称为因“进行中的事业”面前出现了国家宿命论而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隔离。你们已经容许工业产业聚集在某些地区，而让其他地区变得贫穷下去。我承认，在过去，由于需要在煤矿附近发电，所以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没有达到如今业已存在的这种程度。通过恰当的控制，你们本来是可以用依赖于每个工厂或者依赖于一批小工厂的社区，来代替“农村地区”的；在这种社区中，无论贫富、无论雇主还是员工，本来都可以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睦邻友好的可靠关系的；可恰恰相反，你们却允许在你们的大都市里逐渐形成什么东区和西区[171]来。诚然，真正之政治才能的根本特征，就是深谋远虑、防止出现社会弊病；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我们的方法却是放任自流，而一旦事态严重，我们又会用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来补救——比如工厂立法、住房立法，诸如此类。从如今的形势来看，唯一有组织的补救之法，便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脱对城镇的束缚。

这些观点不仅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学术性职业。我们英国的制度，是通过面向全国性竞争的奖学金“收买”最有才能的年轻人——我们必须这样直截了当地来说，因为各个大学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因素。在上个世纪中期，我们基本上废除了封闭奖学金制度，因为此种制度把某些特定的中小学与某些特定的大学捆绑起来了；但在我看来，那其实是一种健全得多的制度。你们按照社会习俗，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富裕家庭中的其他许多幸运的孩子招来，充实到了你们的学生队伍中。于是，你们便充实了你们的公立中小学、充实了你们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一开始，你们便让青少年脱离了他们的当地环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了统一的公务员队伍，进入了统一的法律界，甚至进入了统一的医学界。他们在伦敦等待着，忧心忡忡地度过他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其中只有寥寥一些人会熬出头来，在激烈而残酷的不同智力竞争中显露出才华，可你们却还会发牢骚，说你们的政府被一群律师操纵着！整个制[172]度都是历史的动力所导致的；在英格兰全境尚由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组成的时候，牛津和剑桥都还是地方性大学，而伦敦也还是一个单一农村地区的天然之中心市场。但在上个世纪，诸多公路和铁路已经使得这个大都市能够把那些原本用于刺激其他农村地区发展的职业，全都吸引到它这儿来了。出类拔萃者的天赋大任，就是领导自己的人民并帮助人民承担重负。只有保持好自身特定土壤的活力，你们那种出类拔萃的才干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整个国家。[作者注：作为牛津大学的忠实拥护者，我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我希望把该校的一些低等功能变成高等功能，这样做并不是要它由此衰落下去，而是要它变得更加兴旺。]

在实现局部社会发展均衡的过程中最严峻的困难之一，就在于普通百姓和上层阶级说的是不同的方言。在英格兰，因为自诺曼征服[173]以后我们的农民说英语，可爵士们说的却是法语，而牧师们说的又是拉丁语，所以结果便是，一位爵士会觉得，与来自法国的另一位爵士待在一起会比跟他自己的人民待在一起更感自在，而牧师们的感觉也是这样。在我看来，如今在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这个方面还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差异。在英格兰，上流职业阶层和地主阶层的子女上同样的中小学和大学，而商人和实业巨头们也会把子女送进这些学校。因此，人们言谈举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分界线，便处在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之间。另一方面，在苏格兰，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把子女送到英格兰的公立中小学和英格兰的大学去就读，但苏格兰教会里的牧师、苏格兰法庭上的律师以及苏格兰的医生和教师，基本上却是在本地大学接受教育，而小店主和工匠们的子女往往也会就读于此种大学，且这种情形的普遍程度要甚于英格兰。我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苏格兰的贵族阶层比英格兰的贵族阶层更加脱离了人民。我不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是任凭命运摆布罢了。据说有位苏格兰准男爵生了8个漂亮的女儿，其中有几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便用马车把这几个女儿从爱丁堡送到了伦敦，因为他认识的那些有钱或者有赚钱头脑的苏格兰小伙子，全都已经到伦敦去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爱丁堡还是欧洲的领头羊之一，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而如今，此地却成了说明把经济与一个国家或省份活力中的其他方面拆分开来徒劳无益的又一个例证。

无论是从国家自由的角度向下推理，还是从人的自由角度向上推理，我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要想跟别的国家友好相处，那么它在经济和其他各个方面就必须独立自主；它必须拥有并维持一种完整而均衡的生活才行。但是，如果将一个国家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这些阶级和利益集团永远都会因为同样的战斗目标，而跟其他国家中同等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因此，你们必须以省级社区为基础来建立国家机构。不过，假如你们的省份想要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满足当地的发展愿望，那么除非联邦有着种种限制，否则省内就必须拥有自身完整而均衡的生活。拥有在本地过上充实生活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人的自由所需要的。由全国性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所形成的那种组织是冲突导致的结果，但此种组织无法满足人的自由，因为此种组织把一些从事较重要职的人都转移到大都市里去了。此外，贫民窟以及人民其他大多数的物质上的困苦，都是源于当地生活的凋敝，因为这一切都是违反了保持当地生活完整和均衡这条原则而酿下的苦果。

各个省份都有着完整的生活，自然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联邦体制。这并非仅仅是指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分权制，还是指把不同的社会功能分散到相同的本地单位中去。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中当前在政府行政方面的一种趋势。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南非或多或少都是采取联邦体制，而在英国，我们离采用联邦制的时间似乎也并不遥远了。只有爱尔兰问题挡住了路，不过从本质上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而我们也不该让400万人的怨言永久性地使得4000多万人无法系统地去根治他们的弊病。为了消除英格兰是占支配地位的伙伴这个事实，我们可能需要把英格兰分成南北两省，但从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来看，将英格兰划分成南北两省本身可能就是一件好事。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仅给予各省管理“煤气和自来水”的权力是不够的；各省必须全面地参与到本地的经济生活中去，从而让雇主和员工都在本省范围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组织来。如果每一个社会单元——即国家、省份和地区——都有权采取恰当的措施，不，应该说是人们都希望它们采取恰当的措施，来维持这些社会单元内生活的完整性和均衡性，那么除非是为了互通消息，否则任何阶级或利益集团把各自的组织进行扩展的需要，就会慢慢变得不那么迫切了。

我们不妨细想一下树木的生活。在天然的森林中，竞争非常激烈，没有哪棵树木能够完全发挥出自身的潜力，充分而均衡地生长起来。森林中间的树木努力地往上生长，以争取阳光；森林边缘的树木，只有一面向外伸展；而在贫瘠、阴森的森林底部，则是各种各样的朽木腐叶和寄生生物。假如像但丁梦见的那样，树木当中都锁有精灵，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林中会有一个反对树根让太多树干往上生长的树叶联盟，还会有一个反对树叶遮挡了新鲜阳光和空气的树根联盟。但是，它们会是两个无效的联盟，因为每一棵树都既有树根又有树叶。那个美化文明的园丁掌握着系统性的纠正方法，只有他才能让树木的美充分呈现出来。他会将树木分散栽种，以便每一棵树木都按照各自的理想状态独立地生长；他会监管幼苗的生长方向，会修剪小树，并且会砍掉大树上的病枝。这样，我们就会欣赏到世间最令人鼓舞的景色之一了：满园树木葱郁壮观，其间每一棵都长得既充分又匀称。只有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猴子和松鼠会不好过——可它们正是森林中狡猾的国际剥削者和投机商。

园丁这个比喻还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发展和控制是两种独立的功能，并且应当让这两种功能保持独立。当国家各级官吏变为社会主义者，并且试图创新而非只是确保国家发展之后，他们对于本职工作就会变得不那么称职了，因为他们的职责本来应该是批评——虽然带有谅解和同情，却仍属批评。批评的特点，与美妙而可塑的激情是格格不入的。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均衡的迹象，我们经过不懈和密切的关注而提出的批评意见实在是太少了。处于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政体之下的英国贸易委员会，因为沉迷在无为而治的明智当中，所以连监控“进行中的事业”之行为的机构也没有。联邦的各种权力机构，不管是属于国际联盟的还是属于各个国家的，都应当主要由防御和监管部门所组成，而担任监视或监管任务的部门则应当发出警告，并且应当反复发出那些警告，直到当地的开明舆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进行干预，防止“进行中的事业”出现某种畸形的产物而毁灭性地扰乱整个世界或者国家的平衡才行。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的农业事务是由各州负责的，而联邦农业局则是一个负责发出警告、要求各州保护全国自然资源的机构。我们在罗马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农业研究所来收集整个世界农作物产量方面的统计数据，并且力求通过该机构发出及时的警告来稳定市场和价格；在此次大战中，这个机构已经为协约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敢肯定，有些务实的人会对我说，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得到完整和均衡发展这一理想，与目前这个时代的整体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事实上也是过了时的。他们会对我说，只有通过世界性组织和地区专业化的办法，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廉价产品。我承认目前的趋势确是如此，并且暂时可能让我们获得最大的物质成果。不过，就算你去饲养家畜，不是也会有对近亲繁殖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到时不是也得再次去求助杂交繁殖的办法吗？

雅典和佛罗伦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将生活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倘若你们只是冷酷无情地把高效和廉价当成自己的目标，那么你们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年轻人永远都看不到整个生活，而只能看到生活的一面；登上那个全景观测台的钥匙，只掌握在国家的组织者和国际组织者手里。用那种方式，你们是不是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有用人才，就会得到因为思想活跃而感到幸福的工人呢？所有的专业化，其实都孕育着消亡的种子；即便是最勇猛的军队，有时也必须等候后勤部队跟上来才行。培养人才和满足感的过程，涉及到了比任何技术教育或健康居住之类的问题都要细微得多的一些方面。我们能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在经历了不愿尽快变得富裕起来的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会比现在富有得多呢？

我知道，在这次大战中，你们已经定下了你们的管控人员，还设立了由管控人员所组成的各个国际委员会，以便像单个企业那样去管理大规模贸易，并且这些委员会也并没有让我们挨饿。但在这次危机中，你们一直都在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智力资本和经验资本。那些人之所以成为了他们那样的人，是因为他们是带着永远都得面对破产这种担忧而创立起自己的私人企业的：他们是掌握着自己企业的命运而成长起来的。对于大型组织来说，无论这种大型组织是联合企业还是政府部门，由于它们提供的都是一种没有风雨艰辛的生活，所以培养不出无穷无尽的此种人才来。

你们强调说，信贷业和保险业必须具有广泛的基础，我也同意这一点；它们的作用，都在于均摊因季节不同、企业成就不同而造成的局部亏损。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它们代表了金融控制世界的这种危险。你们的国际联盟必须紧紧将它们控制在手中才行，以免我们被社会的某一个“利益集团”所统治。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在整个联邦范围内掌控它们，或者用其他“利益集团”的国际组织来与之对抗并抵消其影响。联邦的权力机构，不管是国际联盟的还是各个国家的，都是由全面发展的社区所组成，并且从其性质来看，此种联邦权力机构不可能有建立帝国的志向，因为它完全是由和谐稳定的人类所组成的。不过，大型的专业组织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却必定会去争取优势地位，而这种竞争又必定会以此种或彼种专业人士的统治而告终。那样就成了帝国，因为它是不均衡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如今已经绕着整个世界兜了一圈，看到所有制度如今都成了封闭的制度，知道如今你要是不打破一切事物的平衡便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且明白如今已经不再有荒凉的海滩可以安然容纳漂流过来的不完善的思想了呢？我们应当有条有理而又对称和谐地来思考问题，但要采取切合实际的、谨慎的行动，因为我们必须应对的是一种强大有力的“进行中的事业”。倘若你们挡住了它的去路，或者即便只是降低了其运转速度，它就会冷酷无情地惩罚你们。而倘若你们任由它盲目地运转，它就会再次把你们带到滔滔洪流之上。你们不能只是竖起些篱笆来引导它，也不能在它把篱笆撞破之后再去修修补补，因为这种“进行中的事业”是由千百万“追求”幸福的个人所组成，他们会像一大群蚂蚁那样一拥而上，爬过你们的所有篱笆。你们只能用理想的魅力来引导整个人类。这就是基督教在19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了因世人责难其教义和奇迹而带来的重重阻碍后，仍然能够赢得世人追随的原因。

我认为，为了指导我们的重建工作，我们必需设想出某种政治手段才行；这种手段既有利于国家的均衡发展，也有利于各省的均衡发展，既不与自由贸易者同流，也不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合污。假如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理想坚持一、两个世代的时间，我们或许就能逐步改变这种“进行中的事业”，从而使得我们拥有友好的国家和友好的省份，而不会再有敌对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了；这种利益集团，一直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国际领域，以便迂回包抄那些仍然落在后面、只是停留在国家规模上的敌对利益集团。我们要记住，那种古怪而消极的放任主义理想是怎样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逐渐同化了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的，而其结果则是，它得借助这次世界大战，才能推翻那些发展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了。

在我看来，目前我们似乎正在根据战前那些博爱主义者们彼此并无关联的种种理想，零零碎碎地解决我们的重建问题——比如住房、禁酒、产业调停，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们盖了30万幢新房后，只是放置在人们“需要”它们的地方，那么尽管船上的压舱石更加沉重，你们这艘船可能也不过是再次在随波逐流罢了。

在这次大战中，我们已经逐渐接受了战略统一指挥和经济统一调控的观念。对于和平，你们敢不敢采取类似规模的措施，敢不敢采取因为要应对发展而非破坏、故更加微妙和更难执行的措施呢？

“亲爱的布鲁图斯，错不在吾辈之命运而在吾辈之本身，因吾辈低人一等。”[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