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家自由

协约国赢得了这次世界大战。可是，我们是怎样获胜的呢？我们获胜的过程中，教训比比皆是。首先，挽救我们的是英国舰队准备充分，以及英国政府做出的、派遣这支舰队出海的决定；这样，英、法两国之间的交通就确保安全了。而此种充分的准备和英明的决定，则是英国人有着在许多我们所不经心的事物当中抓住最主要的一件加以关注这种习惯的结果；这是能干的外行者的做法。其次，挽救我们的是法国那些天才人物在马恩河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此战是伟大的法国军事学院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而取得的一次大捷；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法国军队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只是勇气可嘉罢了。第三，挽救我们的是原英国职业陆军在伊珀尔[148]所做出的牺牲；这个地名将会跟塞莫皮莱[149]并驾齐驱并永留青史。总而言之，是我们通常都不愿有先见之明和做好准备而导致涌现出来的非凡天才和非凡的英雄主义挽救了我们：这一点，雄辩有力地证明民主的长处和短处。

接下来，战况稳定了两年，变成了陆上的堑壕战和海上的潜艇战，变成了一场在时间上来说有利于英国却不利于俄国的消耗战。1917年俄国战败，接着就放弃了抵抗。德国已经在东线获得了胜利，却为了先打败西线的敌人而没有马上去彻底征服斯拉夫人。西欧不得不向美国求援，因为单凭西欧是无力扭转东线全面溃败之局势的。而这一点又需要时间才能做到，因为美国是第三个参战的民主大国，它的准备工作比其他两国做得更不充分。英国水兵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英国商船运输业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英、法陆军在法国境内不屈不挠地抵挡住了一场差点儿将其击溃的攻势，为他们争取到了时间。总而言之，是我们又一次以骨气和对本质的正确洞察来对抗德国的组织，并且没法获得了胜利。英国直到危急关头才接受战略上统一指挥的这条原则，从而让法国军事学院再次获得了发挥自身长处的机会。

但是，西线战事和海上战争的整个过程虽说如此辉煌却又极其屈辱，但它对重置国际关系却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西欧和东欧之间并未发生什么直接的纷争；而法国为了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而去进攻德国的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此次大战是因为德国人试图征服那些反抗柏林的斯拉夫人而引发的。我们都知道，奥地利（德意志）大公[150]在斯拉夫的波斯尼亚被暗杀是一个借口，而奥地利（德意志）向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则是促成大战爆发的一种方法。不过，这些事件都是因为德国人跟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敌对——德国人想要主宰东欧，可斯拉夫人却不肯臣服——而导致的，这一点怎样反复强调都不过分。倘若当初德国选择在短短对法边境上采取守势，倘若德国把主要兵力都用去对付俄国，那么，如今的世界名义上处在和平状态、实际上却由掌控着整个“中心地带”的德属东欧所统治这样的情况，就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英、美两个岛国民族可能是不到为时已晚就认识不到这种战略危险的。

倘若没有最终解决东欧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争端，你们现在就不能承认这次大战的任何结果，除非你们是准备给将来留下后患。你们必须让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保持平衡，并且让双方保持真正的独立。你们不能把这样一种局面留给东欧和“中心地带”，以免让将来的野心家有机可乘，因为你们是九死一生才逃过了这次危险的。

一位得胜的罗马将军在驾着战车班师进入罗马城的时候，虽然身处万众瞩目、无比辉煌的“凯旋仪式”[151]之中，战车后面却有一个奴隶在他耳边低语，提醒说他只是一个凡人。当我们的政治家与战败之敌进行谈判的时候，也应当有某个想象中的天使，时时在他们耳边低语，如此叮嘱他们：

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中心地带”；

谁统治“中心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

格雷子爵[152]曾经把最近诸多事件所导致的整个悲剧，归因于1908年奥地利撕毁《柏林条约》、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这种违反欧洲公法的做法。毋庸置疑，那次事件的确是历史上的一处里程碑，可起初奥地利正是根据这份《柏林条约》才在1878年占领了土耳其的这两个斯拉夫省份的，这一点或许更加接近于战争的源头。在斯拉夫人看来，注意到普鲁士的日耳曼人支持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向这片土地进击，而斯拉夫人在1876年战争中曾经为了这片土地跟土耳其人打过仗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导致后来召开柏林会议的这场战争，始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起而反抗土耳其，又因邻近的塞尔维亚和黑山[153]两地的斯拉夫人在同情之心的驱使下也开始抗击土耳其人，而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1878年之后的数年间，俄国一直犹豫不决，而德国却开始增强自己的人力。接下来，便是沙皇俄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在1895年结成了同盟。法国之所以需要一个盟国，是因为在该国一侧的阿尔萨斯这个伤口还没有愈合；俄国之所以需要一个盟国，则是因为在该国的一侧有个日耳曼恶棍。俄、法两国并非直接毗邻，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势不两立并非是一个足以阻碍两国结盟的障碍。但尽管如此，结盟仍是俄国出于需要才采取的一种措施。

1905年，当俄国国力在经历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而衰弱下去之后，德国便将一种惩罚性的关税强加给了俄国。结果，俄国在1907年政策大变，甚至与英国达成了谅解——英、俄两国本是两代世仇，并且英国还是日本这个俄国新仇的盟友。因此，我们再次有了表明当时俄国所受压力之大的证据；如果我们还记得日耳曼势力对于俄国朝廷和官吏的影响，就尤其明白俄国承受的压力了。

因此，奥地利在1908年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是在往这两个地区的伤口上撒盐；格雷子爵认为这次行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小邻居塞尔维亚一抗议，大姐俄罗斯便来进行支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意味着塞尔维亚这个民族一直抱有的那扇希望之门真的关上了，而自14世纪科索沃那次大败[154]以来，塞尔维亚民族始终都自豪地保持着这种希望。可是，柏林的德国皇帝还是在维也纳披上了他那袭“闪亮的盔甲”，并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面前晃动着他那“铁拳”。后来又过了令人不安的几年，接着便在1912年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当时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团结起来，打垮了由德国训练的土耳其军队。1913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在瓜分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领土时，非但没有按照《巴尔干同盟条约》[155]的规定把这一纠纷交由沙皇仲裁，反而中了德国的阴谋，去进攻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之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接踵而至，在这次战争中保加利亚人因为罗马尼亚人的干涉而战败了，而之后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则极大地遏制了德国的野心，并给臣服于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3个月之后，法国大使朱尔斯·康邦先生从柏林向巴黎发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德国当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该国一有机会便将亲舞刀剑，来获取假手别国所未能获得的地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还不到一周，德国便已经决定抓住这一借口，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奥地利想当然地说塞尔维亚共谋实施了这次暗杀，试图把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都无法接受的惩处条件强加给塞尔维亚，而在塞尔维亚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甚至连奥地利也犹豫起来的时候，德国却加速与俄国纠缠不休，因为俄国是所有斯拉夫国家最后的靠山。倘若此时又像1908年那样对德屈服，俄国就必须在1916年与德国续签《关税条约》，并且除了投降、除了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俄国并没有别的道路可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熟悉，不过倘若我们想要理解虽然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发生在西欧、但重置国际关系的关键却是在东欧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明白地记住这一切。

德国犯下了侵略法国并经由比利时去侵略法国这样的双重错误，是怎么回事呢？德国很清楚俄国有着什么样的弱点；德国没有受到蒙蔽，并不认为俄国有什么“高压手段”能够来对付它。德国之所以选择难度较大的进攻方式，一定是想当然地认为英国这个民主国家十有八九是睡熟了，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肯定是睡熟了，因为在德国看来，当时的形势就是如此。德国打算让日耳曼超人来统治整个世界，并且觉得自己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条捷径，不用穿越“中心地带”那条遥远的道路，而是只要夺取岛国人在法国境内的“桥头堡”，那么“中心地带”的控制权便必然会落入德国手中。但德国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原因，那就是德国任由经济命运摆布自己。德国进击斯拉夫人，是为了市场、原材料以及更广阔的耕地，因为德国国内那个大家庭里每年都会增长100万人口。不过，为了要发展德国人力这种强大的“进行中的事业”——假如能够让这一事业进行下去，那么这一事业虽说可以强大到去征服别国，但同时又会贪得无厌、永不知足——德国建起了汉堡，而整个汉堡又代表了德国的海外扩张和国内工业这两个方面。汉堡具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可这种动力的发展方向，却并不是往东。这样一来，德国的战略便因为政治需要而产生了偏差。

结果便是，柏林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德国虽然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却又没有彻底下定决心，没有打算好究竟打赢哪条线。虽然可以同时进击敌人的左、右两翼，但除非兵力足以全歼敌人，否则事先就得决定好哪一边是佯攻、哪一边是实击。在德国的两大政治目标间，柏林并没有决定好是要汉堡与海外霸权呢，还是要巴格达和“中心地带”，因此德国的战略目标也是变化无常的了。

在无可抗拒的天命之下德国人犯下的大错让我们取得了胜利，而如今我们则必须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平稳地重新安排东欧和“中心地带”的事务。假如我们接受任何不能彻底解决最为广义的东欧问题的方案，那我们不过是得到了喘息之机罢了，而我们的后代就必须重新组织力量去包围“中心地带”才行。重建问题的本质必定是领土问题，因为在东欧，并且更大程度上是在“中心地带”的其他地区，我们都必须安排好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那些区域。除非向前看，否则各个民族的发展就会逐步让我们的重建变得不再平衡。

毫无疑问，有的人可能会竭力认为，德国的心态会因战败而发生改变。然而，一个把整个世界将来的和平希望全都寄托在任何民族的心态发生改变的人，只能说是一个乐天派。回顾一下老弗鲁瓦沙尔[156]或者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会发现，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者法兰西人所有基本的民族特征，都是早已定型、无可改变的了。普鲁士人是一个类型明确的民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而倘若假定这个民族的后代会跟其祖先一模一样，并且按照这一假定来行事，那么我们就应当谨慎才是。无论最终能让我们这个主要的敌人遭受多么巨大的失败，倘若没有认清德国北部属于人类最强大的三四个民族之一的这个普鲁士民族的真正面目，那么我们就只是在糟蹋自己的成功而已。

即便是德国发生了革命，我们对革命的最终影响无需抱有太大的把握。1848年的德国革命白费力气，几乎就是一出闹剧。自俾斯麦之后，德国只出现过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总理，就是冯·比洛[157]；他在所著的《德意志帝国》一书中曾说：“德国一直都是在其有力、扎实而坚定不移的引导之下完成其最伟大的事业的。”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结果可能只是出现一个残酷无情的新组织罢了，而残酷无情的组织者在实现他们起初为自己定下的那些目标之后，也是不会停下脚步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回应说，尽管普鲁士人的心态并未改变，尽管一个真正稳定的民主普鲁士发展起来会很缓慢，但无论如何德国都已经贫困不堪，所以在未来的大半个世纪中德国是不可能为害的。然而，这种观点难道不是曲解了现代条件下财富和贫穷的真正性质吗？如今重要的难道不是生产力而非闲置的财富吗？我们大家——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连美国人也算——不是都已经耗尽了我们的闲置资本，而我们大家，包括德国人在内，不是几乎都要再次白手起家并展开生产力的竞赛吗？法国从1870年的那场灾难中迅速恢复过来，世界都为之震惊，但那时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如今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假如冷静地估量一下英国，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英国在战争的压力下进行了重新组织并采用了新的方法，所以该国增长的生产力甚至应该远远超出了其巨额战争债务所带来的利息和偿债基金。毋庸置疑，你们有了《巴黎决议》，可以不向桀骜不驯的德国出售原材料，使之无法与你们来竞争。然而，如果采用此种方法，你们便会推迟国际联盟的成立，你们就仍旧不过是一个协约国联盟罢了。何况，你们是否有把握打赢一场经济战争呢？你们无疑可以遏制住德国，但此种遏制，只会令德国更加发奋图强。耶拿战役之后，拿破仑不是也把普鲁士的现役陆军限定为42000人，而普鲁士不是也尽力避开了这道禁令，从而开创了全国陆军短期服役这一整套现代化的制度吗？假如任由德国剥削斯拉夫人，并且不久之后又去剥削“中心地带”，那么从长远来看，经济战争只会让大陆与岛屿之间、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突出，而凡是深思过现代铁路条件下“大大陆”的统一这个问题的人，都是不可能对准备好打一场必将爆发的世界大战，或者对这场大战的最终结果漠然视之的。

我们这些西欧国家在此次大战中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再也不能相信柏林可能做出的任何承诺了；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自身安全才行。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问题，并且必须确保东欧和西欧一样分成为若干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不但会把日耳曼民族约束在其应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上，还将为国际联盟创造出先决条件。

你们反驳说，倘若把一份坚定果断的和约强加于人，我们就会让别的国家产生出怨恨之情，从而不可能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联盟。当然，你们都还记得1871年吞并阿尔萨斯的后果。不过，从单个事例中并不能汲取到历史所赋予的全部教训。伟大的美国内战打得很彻底，所以如今的南方人跟北方人一样，对美利坚合众国都忠心耿耿；黑奴制度和个别州有权退出联邦这两个问题最终也得到了解决，不再是各州间纷争的根源了。布尔战争[158]打得很彻底，所以史沫兹将军如今成了英国内阁中的一位荣誉阁员。1866年的普奥战争打得很彻底，所以十多年后奥地利便与普鲁士结成了两国同盟。假如你们如今不保护好自己的全部胜利并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这一问题，你们就会让别的国家产生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以日渐淡忘的战败记忆为基础，而是源自数百万自负国民日复一日的愤怒之情。

在对东欧领土进行重新安排时，保持稳定的条件就是把东欧分成3类而非2类国家体制。在德、俄两国之间，必须有一个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中间层。[作者注：自然，下文所要讨论的关于重新安排领土的具体内容，大部分都随着和平会议诸决议的宣布而变成废话一堆了。然而，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辩论我们直接面临的问题的某些解决办法，而是对我正在努力形成的整体概念加以具体说明。假如大家记住，我关于这些具体问题所写下的主张代表着我在1918年圣诞节时的看法，那么还是达到了我的目的。]俄国除非受到保护、不会受到直接攻击，否则的话，在一个世代——就算不是两个世代——的时间里，俄国根本就不可能抵抗德国的渗入，除非该国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俄国的农民都不识字；他们支持城市里的革命者之后，已经获得了他们曾经寄望的唯一回报，可如今变成自耕农之后，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管理好他们的乡村。中产阶级遭受了如此沉重的苦难，以至于都乐于听从可恶的德国人的吩咐了。至于城镇里的工人阶级，虽说只占俄国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并且掌控了各大交通中心，所以如今他们成了俄国的统治者；对于这一部分人，德国文化明白怎样去“影响”他们。在最熟悉俄国情况的那些人看来，倘若俄国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德国人，就必然会采取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

然而，住居在德、俄两国边境地区的斯拉夫民族及其兄弟民族，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本领。仔细想一想捷克人吧：他们不是抵挡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且表明他们就算是在俄国种种令人惊讶的条件之下也有建国的能力了吗？他们不是在重新建立并维护斯拉夫波希米亚——尽管斯拉夫波希米亚三面受德国包围，而另一面又为匈牙利包围——的过程中，表明自己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了吗？他们不是也让波希米亚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工业密集之所和现代知识的渊薮了吗？不管怎样，他们都并不缺乏让社会秩序井然并保持国家独立的愿望。

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有着7个非日尔曼民族，并且每个民族的规模都相当于欧洲一个二流国家的规模——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其中有两个民族，站在我们目前的敌对阵营之中——即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不过，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被其他5个民族包围着；倘若没有普鲁士支持，这两个民族都是无力作恶的。

我们不妨重新来看一看这7个民族。首先是人口大约为2000万的波兰人，他们有维斯瓦河这条水上大动脉，以及克拉科夫[159]和华沙这两座历史名城。波兰人是一个文化程度普遍高于俄罗斯人的民族，就算是在波兰已被俄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在普鲁士的波森省，波兰人虽说吸收了德国文化的优点，却并没有染上德国文化给它的主子日尔曼人所带来的某些低劣品质。毋庸置疑，波兰人当中党争激烈，但由于如今加利西亚[160]的波兰贵族已经不再受到收买去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并任由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东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人了，所以他们的党争动机中至少有一个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即至少会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必须通过某种途径，让新的波兰拥有一个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才行，原因不仅在于出海口对波兰的经济独立来说必不可少，还在于让波兰船只在波罗的海上航行符合我们的利益——从战略上看，波罗的海就是“中心地带”的一个内海；此外，在德、俄两国之间，也必须有一条完整的缓冲地带。可惜的是，无论波兰从哪个地带出海，这个地带都会将主要是说日尔曼语而又有着容克贵族情绪的东普鲁士与德国割裂开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考虑考虑，把维斯瓦河以东的普鲁士人与波森省的波兰人对调过来呢？[作者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后，凡尼济洛斯先生[161]曾于1919年1月14日在巴黎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如此说道：“这样做，仍然会让小亚细亚中心地区成千上万的希腊人处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这个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鼓励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口互换。”]在这次大战中，我们曾经从事过许多规模更大的事情，既有纯粹通过运输系统来进行的，也有通过组织来进行的。过去为了解决此种难题，外交家们曾经利用了地产律师所称的各种各样的“役劝权”[162]。但对他人的财产行使役劝权，通常很不方便，还会引起纠纷。在此种情况下，人类是否值得付出代价来采取一种激进的补救措施，采取一种在各个方面都公平、甚至是慷慨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补救措施呢？应当允许每一个地主都能够选择，要么是交换财产、保留国籍，要么就是保留财产、改变国籍。不过，倘若地主选择了后面这种方式，就不能再给他保留教育方面的特权以及其他的社会特权了。美国的学校强制所有移民都学英语。正是因为旧时的征服者都冷酷无情地这样干，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如今才会同族同宗，才不至于民族混杂——近东地区就是由于民族混杂而变成了人类的一大祸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现代的运输力量和组织力量，公平而慷慨地实现一种同样的幸福局面呢？在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这样做的理由更有着深远的意义；波兰人的波森省会让一个威慑力极大的海湾深深地楔入德国的东部边疆，而日耳曼人的东普鲁士则是日耳曼人势力深入俄罗斯的一块垫脚石。[作者注：为了驳斥那种明显的“仅从个人感情出发的论证”，请让我说，在爱尔兰的情形中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真正能够与此相比的战略必要！]

我们的“边疆”民族中，接下来便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直到近来，这两个民族都被将奥地利和匈牙利分隔开来的那道界线隔开了，就像波兰人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边境分隔开来了那样。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总人口可能有900万；他们会成为欧洲最强有力的少数民族之一，并且他们拥有一片非同寻常的国土，有煤、金属、木材、水力、谷物和葡萄酒，人们则集中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和华沙到维也纳和亚得里亚海的铁路干线沿线。

其次便是南斯拉夫人——“优戈”[163]就是“南方”的意思——他们分成了3个部族，即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他们的人口总数约为1200万。他们也被奥、匈两国间的那条界线分隔开来了；此外，他们分别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宗教。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巴尔干半岛情况的人来说，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居然跟信奉希腊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签订了《科孚协定》[164]，事实上就是奥匈帝国暴政的有力证据。南斯拉夫人将会拥有一条到达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沿岸诸港的通道，而世界的铁路干线中，也有一条将经过萨瓦河谷南下通往贝尔格莱德，然后再穿过摩拉瓦和马里乍“走廊”，到达君士坦丁堡。

东欧这个中部地区的下一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中特兰西瓦尼亚这个伟大的要塞，是罗马尼亚的天然中心，那里有物产丰富的山谷、蕴藏金属的山脉、油田以及壮丽神奇的森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民都是罗马尼亚人，但统治者却一直都是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马扎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这里又可以说，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撒克逊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敌意并不像普鲁士人和波兰人之间那样尖锐，但利用政治能力做出安排，让人们公平地互换家园或者完全加入罗马尼亚国籍，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做不到的。

罗马尼亚的其他地区，即目前的罗马尼亚王国，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向东和向南延伸且由特兰西瓦尼亚诸河灌溉的一片缓坡。这处肥沃的缓坡是欧洲石油、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之一；1200万罗马尼亚人将会是一个富有的民族。他们在黑海上有加拉茨、布勒伊拉和康斯坦萨等港口；

罗马尼亚的船只在黑海上航行对于所有的自由民族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黑海天生就是“中心地带”的一个内海。国际联盟永远都不应有漠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时候，因为“中心地带”可以孕育出一个无比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来。文明在于掌控大自然和我们人类自身，而国联作为人类的最高共同机构，则必须密切关注“中心地带”及其可能出现的组织者；这样做的原因，与掌控伦敦、巴黎的警察是英、法两国全国上下都很关注而非仅仅是这两个城市关注的事情并无两样。

处于中间层的那7个民族当中，希腊人是此次大战中第一个摆脱德国的控制并获得解放的民族，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处在“中心地带”之外，可以获得海上力量的支援。但在如今这个有了潜艇和飞机的时代，倘若“中心地带”的一个强国占领了希腊，那么这个强国很可能随之便会控制“世界岛”；这样一来，就会重新上演马其顿的历史。接下来，就是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事实上，这两个民族虽然没有臣服于普鲁士人，但都受到了普鲁士人的剥削。熟悉布达佩斯的人都知道，马扎尔人完全将日尔曼人视为异族；严格说来，最近双方结盟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出自真心。马扎尔人中大约100万统治阶层压迫起本民族其余的900万人来，一直都不亚于他们对臣服民族的压迫。严格地说，他们和普鲁士结成同盟——事实上，此种同盟一直是与普鲁士而非与奥地利的结盟国——就是为了换取普鲁士对马扎尔寡头政府的支持。毫无疑问，马扎尔人在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中引起了深深的敌意，不过，要是不能再代表日尔曼人从以农耕为业的斯拉夫人那里获得更多利益的话，那么一个民主的匈牙利迟早也会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我们不要忘记，保加利亚人曾经是塞尔维亚人的盟友，曾经与土耳其人打过仗，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分歧尽管目前很尖锐，却还是属于家庭内部分歧。此种分歧最近才形成，而且主要是因为那些成立不久的宗教组织之间的纷争引起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保加利亚人再利用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当中背信弃义的做法来获得好处，不过如果协约国能够定下一种公平的解决办法，那么，对战争已经深感厌倦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这两个民族，十有八九都会欣然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20年来，保加利亚国内只有一种意志在发挥着作用，那就是日耳曼沙皇斐迪南的意志。

东欧这些中间层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就是其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波兰和波希米亚都位于北方，且都最易受到普鲁士人的进犯。除非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有一大批独立的国家楔入，并且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处在这个楔形的顶端，否则这两个民族便无法确保独立；不过，这7个独立国家的总人口达6000多万，其间铁路纵横，牢固地将它们联结起来，还能经由亚得里亚海、黑海、波罗的海通往海洋，所以它们齐起心来就会有效地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抗衡，少了一国便不足以达到那一目标。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也应当拥有根据《国际法》派遣军舰舰队进驻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权利。

待国际政治家们完成这一大业之后，实现国际联盟这个民主的理想似乎就并非不可能了，而国际联盟这个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一直都在战争沙漠遥远的上空萦绕在我们西方的各个民族的心头。如果你们打算拥有一个真正而有力的国际联盟，那么必须满足哪些必要条件呢？格雷子爵在他不久前才发表的那篇短论中提出了两个这样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国的执政首脑必须真心实意且坚定不移地接受此种理想”。第二个条件是，“愿意成立国际联盟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应当明白，国联会对各个国家的行为施加某种约束，并且可能会让各国承担某种令人为难的义务。较强大的国家必须放弃通过武力让本国利益凌驾于较弱小国家之上的权利。”

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优秀和很有必要的观点，但它们会不会让我们取得长足的进步呢？你们在承担任何普遍义务之前是不是最好考虑一下，在具体的谈判中这两个条件又意味着什么呢？你们的国联必须考虑到某些现实情况才行。此次大战前就出现了一个国际联盟的雏形；其成员都是《国际法》体系中的各方。我们被迫打这场大战，难道不就是因为有两个较强的国家先是对一个小国、后来又对另一个小国违反了《国际法》，而那两个较强的国家，不是差点儿就打败了一个代表《国际法》出面干预的、强大得很的国际联盟吗？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你们说强国必须“放弃”通过武力让本国利益凌驾于弱国之上的权利，是不是十分恰当呢？总而言之就是，假如不考虑现实，我们的种种理想会不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怪圈呢？

倘若你们的国联想要长久存在，便绝不能允许哪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有机会去违背人类的最高意志，这一点不是很明显的吗？或者说，我们不妨换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在你们国联的内部，决不能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会员国，决不能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会员国集团。世间有没有一个会员占据了支配地位、而联盟仍然运作得很成功的例子呢？在美利坚合众国，虽然有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这样的大州，但它们的重要性在整个联邦中都只占一小部分。在加拿大，有魁北克和安大略这两个相互制衡的省份，从而使得该国那些较小的省份决不可能遭到这两个大省的欺凌。在澳大利亚联邦，也有实力大致相当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在瑞士，甚至连伯尔尼那样的大州也不占有支配地位。德意志联邦不是正因为其中的普鲁士占据了支配地位，才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联邦吗？不列颠诸岛权力下放之路上的主要困难——就算爱尔兰人的内部意见保持着一致——不就是因为英格兰占据了支配地位吗？这次大战之所以爆发，原因不就是在于你们允许在欧洲崛起一个几乎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德国这一事实吗？欧洲以前爆发过多次大战，不都是因为欧洲系统中有一个国家，在拿破仑、路易十四或者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变得太过强大的这个事实吗？假如你们的国联想要成功，那么正视这些积累起来的证据而不加以掩饰，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另外，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现实情况必须考虑，即必须考虑“进行中的事业”这个现实吗？如果你们国联中的各个国家想要安定下来过平静日子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就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进行中的事业”这个现实；其中，一种是关于“现在”的，另一种是关于“将来”的。对可以联合起来成为国联一员的那些国家进行具体研究，将会最好地表达出“现在”这个现实的含义。

大英帝国是一个“进行中的事业”。我们不可能说服大多数不列颠人，让他们为了什么“全球联盟”这样有名无实的计划，而拿在此次大战中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整个帝国的凝聚力去冒险。由此就可得出结论说，大英帝国中的各个行政单元，都只能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你们的国联成员。不过，大英帝国中实际上已经有六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且在英联邦治下它们实际上也已是彼此独立的关系了。这个问题还是去年才尘埃落定的。自此以后，各个自治领的总理就是直接联系联合王国的首相，而不用再通过殖民大臣这个下属；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国会也不再称为“帝国国会”，而是只称为“联合王国国会”了。唯一尚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国王不应该再称为“联合王国以及海外各自治领的国王”，而是应当用诸如“大英帝国全体成员国国王”之类的称号，以承认所有自治领的地位一律平等。就算从现实来看——尽管在这些问题上，名号也已变成了现实——如今我们是不是能够肯定地说，联合王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会拥有本国的舰队和陆军，只有在爆发战争的时候，才会置于统一的战略指挥之下呢？从人口方面来看，如今不也是只需要数年的时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力就会与其母国相当了吗？到了那时，我们就会让那3个较小的自治领——即新西兰、南非和纽芬兰——因为三个主要的自治领相互抗衡而发挥更多的作用。

法国和意大利也是两种“进行中的事业”。这两个国家会不会加入一个大英帝国也在其中的联盟呢？可喜的是，我们在此次大战后期已经实现了统一的战略指挥，因此凡尔赛这个名称如今又增添了一层历史含义。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已经不再只是通过各国大使传话，而是形成了各国首相亲自进行共同协商的习惯。这三个西欧国家并没有因为国家大小方面有着什么关键性的不平等而不适合一起加入某个联盟。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的总理请来，让他们与联合王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三国的首相一起举行会议，难道完全没有这样的时机吗？如果你们承认如今各个“进行中的事业”、不想只获得有名无实的进步的话，那么此种时机就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不要忘了，1918年德国发动进攻所带来的危险局势，正是促成统一的战略指挥所必备的条件。[作者注：写下这段文字之后，巴黎和会已经把大英帝国视作一个混合体——即在某些场合下的一个单元了。]

那么，美国又如何呢？伪称美国各个州都可以自成一体地加入你们的国际联盟，这种做法并无好处；此次大战之前，这个共和国曾经为了把各个州结成一体而打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不过，与西欧各个单独的盟国相比，美利坚合众国在某些方面却很像是一个占据了支配地位的伙伴。合众国必须加入你们的国联；这意味着，为了正常运作，大英帝国中的六个国家必须联成一体来跟合众国抗衡。幸运的是，北美洲那道长达3000英里的不设防边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兆头，尽管相当坦率地说，要是被这道边界分隔开来的那两个国家相差没那么悬殊的话，这道边界就更加重要了；而此种形势所带来的考验，也会更加严峻。

但是，在国际联盟众多的会员国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合理的力量平衡，以便在将来出现危机——危机肯定会出现——的时候，国联不会有被任何地区支配的危险；只是对于岛国来说，这种需要并不像大陆国家那样紧迫。海上力量具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任何一个岛国的实力基地，甚至是任何一个半岛的实力基地，其扩张范围也都受到了天然边界的限定。国际联盟所要经受的考验，在于大陆的“中心地带”。那里的大自然提供了最终统治全世界的所有先决条件；因此，必须有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采取可靠的保障措施，防止出现一国称霸世界的局面才行。尽管德、俄两国都爆发了革命，但两国人民都是“进行中的事业”，并且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强大的历史动力。

所以，既然各国如今都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当中，就不妨让那些正确地认识到国际联盟是不让人间变成地狱的唯一选择的理想主义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东欧恰当地进行重新划分的问题上。倘若德、俄之间具有真正独立的中间层国家，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就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成功。德意志列强和俄罗斯之间，倘若只是有一条堑壕为界，就像诺曼[165]在其《中欧》一书中期待的那样，那么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就会仍然处在双重的敌对状态之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稳定局面。不过，假如这个“中间层”得到“世界联盟”中其他外层国家的支持，这个“中间层”就能实现将东欧分成不止两种国家体制的目标。而且，那个“中间层”里各个国家的实力都大致相当，本身就是国际联盟完全可以接收为会员国的一个群体。

谁能说得清，一旦如此消除导致出现“世界帝国”的诱因和机会，德、俄两个民族内部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已经有迹象表明，不同于英、法两国且纯属于一个二次结构的普鲁士，将会分裂成数个联邦国家。从历史来看，普鲁士人在一个地区属于东欧，而在另一个地区可能又属于西欧。俄罗斯难道没有可能分裂成具有某种松散的联邦关系的数个国家吗？德、俄两国在彼此对抗的过程中，都已发展成了大帝国；但处于中间层的各个民族——即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除非是为了自卫，否则就是不太可能为了其他目的而结成联邦的，而因为他们与德国人、俄国人都大不相同，故可以确信，不管这两个大邻国中的哪一个为了建立一个东欧帝国而形成什么新的组织，这些民族都是会进行抵抗的。

“中心地带”和阿拉伯半岛上都存在着某些战略位置，我们必须认为它们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性而对其加以郑重对待才行，因为占领这些要地，可以促成或者阻止世界霸权的出现。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把这些要地交给一个未经过考验的国际机构来管理的做法是明智的；在此，我们也极有必要牢牢记住“进行中的事业”的真正面目。通常来说，共管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成功实施过，原因即在于实施共同保护的各个列强的政府代表，几乎都必定会偏袒当地的某些民族或者政党。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就是委托某一个强国对人类来进行托管——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委托不同的强国才行。柏林会议委托奥匈帝国来管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尝试的就是这种办法，而从受到保护的那两个省份在物质方面的进步来看，这种方法是获得了成功的。通过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球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诸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进行中的事业”的新原则和诸多客观事实，是没有理由不能与巴拿马、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亚丁和新加坡等地的情况保持一致的。然而，这样做不过是把现存的事实加以调整罢了。考验这一原则，跟考验其他大多数全球性的原则一样，涉及到“中心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全世界的岛国人对哥本哈根、君士坦丁堡或者基尔运河的命运都不可能漠然视之，因为一个地处“中心地带”和东欧的强国可以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内部做好准备，来发动海上战争。在目前这场大战中，协约国为了守住北海和东地中海，动用了全部的海军力量。倘若从大战伊始就以黑海为基地发起一场恰当的潜艇战，十有八九就能保证一支从陆上进击苏伊士运河的陆军的安全。因此，我们可以说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各个出海口，都必须用某种方式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才行。至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已经得知，英、法两国将会承担起对这些地方进行国际托管的义务。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国际联盟的华盛顿来解决这座历史名城的问题呢？倘若铁路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岛”，那么君士坦丁堡就会成为全球经由铁路、汽轮和飞机最容易到达的地点之一了。各个主要的西方国家，也都可以从君士坦丁堡向四周辐射出光明，正好照亮过去许多个世纪以来都受到压迫的那些地区，而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那些地区都极其渴望着此种光明；我们也可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把西方和东方熔为一体，并将无限的自由永远渗透整个“中心地带”。

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国，将是此次大战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这是我们如今能够实话实说的一个问题。犹太人数百年来都被封锁在聚居区内，且被拒之于大多数受人敬重的社会地位门外；由于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发展起来，并且既具有杰出的才能也具有并不完善的品质，他们还受到了普通基督徒的嫌恶。日耳曼势力的渗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犹太人在世界上一些大型的商业中心实施的，就像德国通过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并在犹太人的协助下控制了东南欧地区那样。犹太人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主要成分之一。无家可归却又头脑精明的犹太人从事此种国际主义者的工作，基督教徒们对此并不应感到惊讶才是。不过，在你们那个由独立、友好的国家所组成的国际联盟里，并不会有从事这些活动的空间。因此，在世界的自然和历史中心成立一个“民族家园”，就应该能让犹太人“安置”他们自己了。然后，应当由犹太人制定出针对犹太人的评判标准，即便是那些不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内、仍然属于“进行中的事业”的大型犹太人社区，也应当如此。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毫无保留地承认一个民族的地位，可有些犹太人却想要忘记这一点。有些人想要把犹太教和希伯来种族区分开来，但人们通常认为两者总体来说是一回事，这种观点自然也并没有错得离谱。

亚、非两洲中，在那些处于大沙漠和大高原之外、广袤而人口众多的地区，也有“进行中的事业”，比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在仓促地为你们那个国际联盟实现一种世界性的平衡格局的过程中，不顾及这一点确实是很愚蠢的。不过，胶州湾和东非都不绝应当重新回到德国手中，因为当初德国是带着一种敏锐的战略眼光占领了这些地方，并且看到了有朝一日，对于从陆路推进的军队而言，这些地方就是早已准备妥当的大本营；此外，在占领这些地方的时候德国就有了明确的意图，要把中国人和黑人当作协助德国征服“世界岛”的辅助性人力。现在还没人能够预计，居住在“印度群岛”的那一半人类最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保护印度人和中国人免遭来自“中心地带”的征服，却是岛国民族显而易见的责任。

德国占领的西南非洲及其在澳大拉西亚[166]的各个殖民地，都决不能归还给该国；国际联盟内部的独立原则是指，除去一些极其重要的地区由国际托管国进行管辖外，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当家作主，而这一原则对于南非和澳大利亚也同样适用。其他的任何原则，都会埋下将来产生纷争的种子，都会妨碍军备裁减。

关于国际联盟的始创和当前的“进行中的事业”，我们就说到这里吧。我们还需说一说未来的“进行中的事业”。格雷子爵已经描述过我们开始进行这项伟大的国际事业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心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没有更加明确的东西要说呢？

我已经说明过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放任式的自由贸易和日尔曼式的掠夺性保护贸易都是帝国的原则，并且两种原则都会导致战争。幸亏，英国那些新兴的自治领都不愿接受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观念；这些自治领都利用母国所赋予的财政独立权，以追随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67]曾经预示过的那种经济理想——即国家真正独立自主、各个方面发展都很均衡的理想。但这决不是指我们不该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而是指此种贸易应当加以管控，使得其结果始终都有助于实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平衡，并且不会令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日积月累到无望恢复的地步。

在我看来，倘若容许任何国家进行贸易“渗透”的勾当，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国际联盟，因为那种渗透的目的，是为了剥夺其他国家在较需技能的就业形式方面的份额；假如渗透成功，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普遍的愤慨之情。非常坦率地来说，倘若有些国家觉得，它们由于别的国家在践行自由的科布登主义的政权领导下进行产业专业化而沦落成了苦役，那就不会出现什么大不相同的结果；凡是某一产业在一国之内发展到了非得以全世界为市场才能满足销售其特定产品之需要的程度，往往都是会扰乱其他国家的经济平衡的。此次大战之后，没有哪个重要的国家是会任由自己被他国夺走任何“关键”产业或者任何“基础”工业的。[作者注：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关键产业”是指本身规模虽然较小、却是其他产业和较大规模产业所必需的那些产业。因此，比如在这次大战前的英国，每年有价值200万英镑的苯胺染料用于年产值达2亿英镑的纺织工业和造纸业。这种关系，跟一把钥匙和它所开之门的关系有点儿类似。“基础工业”并不具有小钥匙的特点；比如在如今的20世纪，基础工业就是钢铁工业。保留这种差别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两种情形下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措施。]到这两类产业都已经消耗殆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还是选择全面经济独立这种有魅力的积极理想，而不要只是为了防御而被迫去选择一个接一个的权宜之计。倘若你试图带有例外情况地去坚持那种消极的科布登主义，那么在世界展现于我们面前的这些条件下，你很快就会建立起一套庞大、笨重且纯属特设的机构来。一套全面的低关税和低补贴的制度，能让你迅速而又轻松地应对每一个逐步发展的难题，因为你随时可以使用那种恰当的掌控机制。但是，我在此并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机制的问题；我要阐述的，是理想和目标的问题。科布登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本身是好的，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如果是在自然原因的引导下盲目地出现的，就不应当加以阻碍。另一方面，柏林当局也已经鼓励各个邦国进行经济专业化，不过是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在国内积累起了可以为绝大多数人、可以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许多产业。这两种情形的结果都相同；产业上的“进行中的事业”控制了国家，并且剥夺了该国和其他国家的真正独立。由此导致的分歧会一步步聚积，直到产生出纷争和冲突的地步。

对于“进行中的事业”，人们有3种态度会招来灾难。首先是自由主义，它相当于投降主义和宿命论。这种态度所导致的情况，可以比作是由于自身疏忽而染上疾病；人体就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当人体的各项机能失去平衡之后，器官便会受到感染，以至于到了最后，医嘱甚至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也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阻断疾病就意味着终结本身的生命。毋庸置疑，在上个世纪中期不列颠和煦的阳光普照之下，较为明智的政治哲学似乎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并且打算听天由命。幸好，当1914年8月我们躺上外科医生的手术台时，我们的疾病还没有发展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但是，有100万适龄男子被划定为不适于服兵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病症，几乎让人们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还谢天谢地呢。

关于“进行中的事业”的第二种态度，就是惊慌失措。普鲁士一直都持这样一种态度，尽管那种擅长吹捧的超人哲学掩盖了他们的惊慌失措；在这种超人哲学合理可信的时候，它与令人安逸的自由主义信仰一样讨人喜欢。然而实话实说，德国文化就是指：由于沉迷于达尔文主义最终表述的那种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观念，同时内心又惊慌失措，所以普鲁士人决定，如果人类最终必须依靠相互残食才能生存下去，那么普鲁士人无论如何都会是食人者的角色！因此他们才孜孜不倦地培养出职业拳击手那样的实力和效率来。但是，他们让自己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头“进行中的事业”的怪兽，而这头怪兽又越来越饥饿，以至于普鲁士人最终不得不任由它去寻找猎物为食了。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残暴之事与自私之事，半数都是因为内心惊慌失措而干出来的。

第三种态度，便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他们无疑是认为彼此有别的，但无论是打碎“进行中的事业”还是把它拆成碎片，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态度意味着群体性自杀。在重建期间，无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欧和中欧地区可能挑起什么样的事端，西方民主国家都应当保持克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西欧各国是战胜国，只有它们才能让全世界不至于像个别国家一再出现的局面那样，不至于陷入理想主义、混乱、饥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去。倘若我们不去仓促地拆除运行中的社会机器，而是通过保持克制的一系列行动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就会维护好生产稳定这个根本现实——也就是说，维护好文明在如今比以往更需倚赖的那种现实。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整个世界混乱不堪，那就意味着没有留下任何可作为恢复秩序的支点的国家基地，从而导致无休无止的无政府状态和暴政。古罗马解体之后，人类就用了好几个世纪才再次回复到过去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程度。

但是，假如任由“进行中的事业”摆布会导致一个国家产生弊端，假如我们决不能惊慌（因为惊慌会导致错误行为）、也决不能容忍叛乱（因为叛乱会以自杀告终），那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无疑还可以选择控制之路，而在民主国家里，这条道路就是指自我控制。假如说这次大战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证明了现代化生产的巨大力量是可以控制的。以前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一场世界大战会带来全面的经济崩溃，因此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允许爆发这样的战争。但当战争真的爆发之后，英、德两国的信贷体系便多么轻而易举地分道扬镳了啊；它们所用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用国家信贷来容纳从敌国土壤里拔出来的个人信贷之根。

如果你们曾经承认你们的目标是控制“进行中的事业”，那你们的国际联盟中理想的成员国就必定是经济发展均衡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分布并不均匀，但除了在每个地区种植相应的主要粮食作物，人类首要的那些事业如今在整个工业中都只占有相对较小的一部分。矿物须从矿山开采得来，而热带产品也只能在热带地区种植，但矿产和热带产品如今运输起来都很便利，因此高等产业可以按照人类的选择和意愿来分布了。我们是自己的职业造就的：每一个成年之人，都会留下各自职业特征的烙印。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自此以后，没有哪个自尊自重的国家会容许他国来剥夺自己应有的那些高等产业。不过，这些高等产业交织得如此紧密，除非彼此之间保持平衡，否则它们都无法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国家在工业活动中的每一个大的领域中都会努力发展，而我们都应当容许它们实现这一目标才是。

我坚信，这就是能够带来和平局面的理想。在普通社会里，贫富极其悬殊的人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一点尽人皆知；此种美好的关系是与施舍和依赖格格不入的。文明无疑在于交换服务，但此种交换应为平等的交换才是。我们的货币经济学，就是把从服务业赋予产业就业率的质量这一角度来看那些价值极不相等的服务看作是同等的服务。为了让各国都感到满意，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各国都获得某种平等发展的机会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