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童年

人自何时起方始记事？孩童懵懂，灵智又是何日初开，在脑海中投下婆娑摇曳的光影呢？于我而言，记忆的开端乃是在爱尔兰，哪怕我生于1874年11月30日，很早（1879年）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爱尔兰的一景一事我还能记个大概，人也隐约有点印象。我两岁那年，迪斯雷利首相[1]任命马尔博罗公爵，也就是我的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我的父亲也作为他父亲的秘书一同前往。当时住的地方我们都管它叫“小窝”，离总督府[2]只有一箭之遥，我童年将近三年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在我记忆中一些事尚能历历在目，一如昨日般鲜活。譬如1878年某天，当时的总督大人，也就是我的祖父，为郭富[3]勋爵的雕像揭幕。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穿着大红制服端坐马背的士兵，棕色盖布闪着光亮，拴着许多揭幕用的细绳。那位老公爵，也就是我令人生畏的爷爷，正对着大家演讲，声若洪钟。我甚至还能记得他说的一句话：“（郭富勋爵）一阵排枪摧枯拉朽，敌人阵型溃不成军。”我似懂非懂，也能知道他是在说战争，说战斗，什么“排枪”或许就是早上大人带我去遛弯的时候，凤凰公园[4]里那些穿黑衣的士兵（步枪手）常常弄出的巨大声响。这些，我想，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段连贯的记忆。

还有一些事情，我记得更加清楚。有一次我们要去看童话剧，对此大家充满期待，那个下午终于到了。我们从总督府出发乘车前往城堡，无疑是去那儿接上其他孩子。我还记得城堡里有很大的一个正方形空间，地上铺着小鹅卵石。天下着雨——记忆里天总是下着雨，现在也是一样。到了城堡，我们看见人群惊恐不安地从门里涌出。紧接着就有人告诉我们童话剧没法去看了——剧院被烧塌了。人们唯一找到的就是剧院经理曾经放在兜里的钥匙。作为对我们没能看成演出的安慰，大人答应我们第二天再去一次，看看那建筑的废墟。我很希望能去看看那串钥匙，但这要求似乎被忽略了。

那些年间，我们去过一次艾默公园，那是波塔灵顿勋爵的家。家里人告诉我可以管勋爵叫叔叔。那个地方我只是在四岁或是四岁半的时候去过一次，却至今历历在目。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座高高的白色石塔，我们乘了好久的车才到了塔脚下。有人告诉我，这座塔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5]炸掉过。我很肯定地觉得，他曾经炸掉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我的保姆埃佛勒斯太太对芬尼亚党[6]人非常紧张。我因此认定他们是群邪恶的人，一旦让他们当道，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一回，我骑着我的小毛驴走在路上，看到黑压压的好多人排成一队缓缓逼近，我们都觉得他们一定是芬尼亚党人。现在想来我很肯定那只不过是步枪队例行的列队演习。但那时候所有人心中大为紧张，尤其是我的小毛驴，胡踢乱踹以示紧张，结果把我给颠了下来，得了脑震荡。这就是我上的第一堂爱尔兰政治课！

凤凰公园里种着一大圈树，围着一幢房子。房子里面住着一位重要的人物，头衔好像是布政司还是次长来着，我不太记得了。不管是什么长，这房子里还有一位伯克先生。他给了我一面鼓。我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只记得那面鼓。两年后，我们回到了英格兰，有人告诉我伯克先生就在我们日常散步的那座凤凰公园里被芬尼亚党人暗杀了。当时身边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深感悲痛，我却暗自庆幸当时从驴背上掉下来的时候，芬尼亚党人没把我捉去。

也正是在“小窝”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教育的痛苦滋味。家里宣布一位叫作什么“家庭女教师”的阴暗人物即将来到我身边，而且已经定下日子了。为了作好准备，埃佛勒斯太太变出了一本叫作《幸福阅读》的书。对我而言，这本书绝对是名不副实的。我被清楚地告知，在女教师到我家之前，我必须要能做到“幸福地”去阅读。我的保姆和我为此每天都在努力：她拿着钢笔指着一个个不同的字母，而我觉得无聊烦躁透顶。当命中注定的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俩的预备工作绝对还称不上完成。就在女教师到我家的那天，我做了许多绝望压抑的人在相似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逃之夭夭，躲进了环绕“小窝”的森林里——其实那只是一片灌木丛。家里人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然后把我交给了家庭教师。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家庭教师一起继续努力，不仅学字母，还要学单词，当然还有更麻烦的数字。无论如何，字母只要能认出来就行了。当一个个字母以某种规律站在一块儿，我也总是能辨识出来的，因为那总是意味着某种声音或代表着某个单词，要是老师催得紧一些，我还是能把它们读出来的。但数字就不一样了，一个个没头没脑乱作一团，对彼此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极难精准预判到底会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能说出他们每次相互捆作一堆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数字，而我的家庭女教师显然对“对的”答案非常重视，只要不对，那就是错，“差不多”毫无意义。有的时候这些数字还要相互借来借去：先借一位或是进一位，接下来还得把借的还回去。就因为这些复杂的玩意儿，我每天的生活都笼罩在一团不断稳步加厚的阴影之下；我渴望在苗圃或花园中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却不能去；我的空闲时光不断被侵占，几乎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课业成了我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得担心忧虑的负担。尤其是当我被拖入“算术”的悲惨泥潭中之后，生活更是一片惨淡。一道题做完了，总还有一道等着你，简直没完没了！而且每当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某种程度的“折磨”，总是会有下一种更加变化多端的“折磨”强加到我身上。

我母亲没有亲自参与这些，但她让我明白她是同意这一切的，而且她几乎永远站在家庭教师那一边。在我印象里，母亲在爱尔兰时经常骑马，紧身衣上沾着图画般美丽的泥点。她和我父亲总是骑着大马外出打猎，有时候要是哪位迟了几个小时没有回家，家中就会陷入一片慌乱。

母亲于我就像是一位仙子般的公主：容光焕发，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财富与权力。达伯农勋爵曾用如下文字描写他眼中的我母亲在爱尔兰那段日子里的形象，我为此深表感激。

“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初次见她时的场景，那是在都柏林的总督府，她就站在入口左侧。沿着入口看去，在房间的另一头，总督站在高台之上，身边簇拥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幕僚。但众人的目光却不是聚焦在总督或是总督的属下身上，而是在她身上。她一袭黑衣，轻盈优雅，隐隐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显得光彩照人又神思内敛。她的头发上点缀着她最爱的首饰：一颗钻石星，但与她眸子里的神采一比，钻石也顿时黯淡无光。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豹子，可丛林里又哪能找得到这般知性的智慧女子呢。她的勇气与她丈夫一般无二，的确是伟大的公爵家主人的良配。因她聪明、善良，从不扫兴，到哪里都能和人们处得很好。她总是真诚地希望别人也能开心，和她一起愉快地享受生活，因而结交了不少真心挚友。”

在我童年的日子里，我母亲给我留下的也是这样光芒四射的印象，她就像是夜空中明亮的星星一样。我深爱我的母亲，但总觉得和母亲之间是隔着一层的。和我最亲的是我的保姆，埃佛勒斯太太，她一直照顾着我，应付我各种各样的要求。无论是在上学的日子里还是现在，我总能对着她倾诉所有我遇到的烦恼。她到我们家之前，在坎伯兰郡[7]一个教士家庭住了十二年，照顾他们家的小女儿艾拉。尽管我与“小艾拉”从未谋面，但她却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的一切我知之甚详，喜欢吃什么，怎么做祷告，怎么淘气了，又怎么表现好了。我脑海里还能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北方田野中她家的样子。受埃佛勒斯太太影响，我也对肯特郡[8]充满好感，用她的话说，肯特郡是“英格兰的后花园”。埃佛勒斯太太出生在肯特郡的查塔姆，对自己的故乡深感自豪。在她看来，没有哪个郡能比得上肯特郡，也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英格兰，举例而言，爱尔兰就差远了。法国也不行——她就那么一次用童车推着我沿着“尚谢列色[9]”（她自己的发音）大街上上下下散步，然后就断定这地方不行。肯特郡才是她喜欢的地方。梅德斯通是肯特郡的首府，到处都长满了草莓、樱桃、覆盆子和李子，真让人心向往之！我也想到肯特郡去住了。

1900年，回都柏林讲授布尔战争的时候，我回了“小窝”一趟。我记得很清楚，“小窝”是一座白色长条矮楼，窗户装着绿色调的百叶窗，楼外围着一整圈回廊，还有一大块草坪，像特拉法加广场那么大。整块草坪都被森林密密环绕。我一直坚信从总督府过来至少有一英里[10]那么远。直到那次故地重游，我才赫然发现那块草坪其实也就六十码[11]宽，所谓的森林其实就是灌木丛，而从总督府到我们住的地方骑马也只需要一分钟。

我记忆里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海滨小城文特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埃佛勒斯太太在那里有位姐妹，这位姐妹的丈夫在当地当了将近三十年的牢头，无论是当时还是稍后几年，他都时常带着我沿着起起伏伏的丘陵走好长的路。从他口中我听到了许多狱中暴动的故事，甚至有好几次他被犯人袭击以致受伤。我头一回去文特诺的时候，英国正在打祖鲁战争[12]，报纸上能看到祖鲁人的照片，赤裸着黝黑的身躯，手里拿着叫作“阿色改”的非洲标枪，他们很会投掷这种标枪。这些祖鲁人杀死了我们很多的士兵，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被杀死的祖鲁士兵更多。我对祖鲁人很恼火，听到他们被杀掉的消息很高兴，我的朋友——那位老牢头——也是一样。很快，祖鲁人应该就都被杀光了，因为这场战争结束了，报纸上也不再出现他们的照片了，也没有人再皱着眉头谈起他们了。

有一次，我们外出去了文特诺附近的悬崖，看见一艘漂亮的大船挂着满帆，在离海岸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航行。人们都说那是一艘运兵船，“载着（从祖鲁战争）战场上胜利回国的小伙子们”——当然，那艘船也可能来自印度——我已经记不得了。突然间，黑云密布，狂风大作，一场风暴就此成型，我们赶紧屁滚尿流地往家赶，万幸没有被淋湿。后来我再去那片悬崖，就再也看不见漂亮的挂着满帆的大船了，只看见三根黑漆漆的桅杆从海里直愣愣地戳出来，用一种突兀的样子对着我。那艘船叫“欧律狄刻”号[13]，在那场风暴里倾覆入海，与她所载的三百名士兵一同，一头栽到了海底。潜水员们下水打捞遗体。有人告诉我，有的潜水员看见鱼在水下啃噬遗体，吓得晕过去了——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这些士兵认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冒着生命危险和蛮人作战，却在回家的旅途上葬身海底，实在令人唏嘘。我模糊记得某个晴朗的日子里，有一些遗体被船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拖走了。当时悬崖顶上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大家都脱帽致哀。

大概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泰桥灾难”。整座大桥在暴风雨中轰然坍塌，正巧经过桥梁的火车落入河中，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因为那火车的窗子很难开启，必须先拉起长长的金属把手，然后才能将车窗放下、打开。这样的设计，乘客不被淹死才怪。我猜他们就是因此才无法及时通过车窗逃生的。当时我周围的人们都义愤填膺，政府怎么能让这样一座大桥塌了！我当时也觉得政府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人们都说政府如此懒散又玩忽职守，放纵如此骇人之事发生，都要投反对票，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1880年，我们拜格莱斯顿[14]先生所赐，全都被赶下了台。格莱斯顿先生是个危险分子，到处招摇生事，煽动人们的情绪，让人们把保守党赶下台。保守党下台了，祖父也就不能再当爱尔兰总督了。其实祖父并不太喜欢这个职位，他更喜欢之前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迪斯雷利）的政府里担任枢密院[15]议长。当总督的时候，他必须自掏腰包，给都柏林的爱尔兰人举办娱乐活动；我祖母也曾设法筹集了一大笔捐款，设立了“饥荒基金”。可是，我不知怎么，深深觉得爱尔兰人不太知道感激。不管是看了演出，还是用了“饥荒基金”，他们都不怎么说“谢谢”。公爵本人更加享受身处英格兰时的日子——住在自己布伦海姆宫的家里，定期上内阁开会。可只要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请他做的事，他没有不答应的。格莱斯顿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死对头，我们都管勋爵叫“迪兹”先生，有点儿说他厉害到令人眩晕的意思在里面。但这回“眩晕”先生却被格莱斯顿打得晕头转向，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反对党，国家也很快走上了下坡路。所有人都说现在的情形简直是“一塌糊涂”。还不止这样，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生了一场大病，他身体不好已经很久了，年纪又大，这回真的不行了。我每天都心情紧张地跟踪了解他的病情，大家都说如果他去世了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再没有人能阻止格莱斯顿对咱们胡作非为了。我一直都知道勋爵这次是挺不过去了，但直到噩耗传来的那天，我才从周遭人脸上非常悲伤的表情中真正确定。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一位伟大杰出的爱国政治家，曾经击败了俄国人，却因为激进派的忘恩负义，心碎而去。

我之前已经描述过在我的世界里游荡的名为“家庭女教师”的恐怖魅影，但现在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威胁开始露头——我就要去学校了。这时，我已经七岁了，正是大人们所说的那种“麻烦孩子”。似乎我就要离开家到学校去，在老师眼皮底下做功课了，一连好几周都不能回家了。学校的学期已经开始了，还有七周才到圣诞假期，那时我才能够回家。我之前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无疑让我对学校印象不佳，后来的亲身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要说，“去学校”这一生活中重大的转折让我激动不已。我觉得虽然要做这样那样的功课，但和那么多男孩一起生活会非常有趣，我们会成为朋友，一起度过许多精彩的时光。我也听说“学校生活是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还有几个大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日子可难挨了。他们吃不饱，受欺负，还要每天早上“砸开水罐里结的冰”（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回事）。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去学校生活就像是去长期做客一般。男孩子可喜欢去学校了。据我所知，几位略微大些的兄长，假期都不太情愿离开学校回家的。我去找他们求证，他们只是咧嘴笑，却也不点头。总而言之吧，我彻底孤立无援，命运的浪潮无法抵挡，汹涌而来裹挟着我往前走。要我离家上学，大人们没怎么问我的意见，就像当初他们把我带到世界上来一样。

购置上学要用的东西总是很有趣的事情。购物清单上写着“至少要买十四双袜子”。埃佛勒斯太太觉得太靡费了，她觉得仔细点儿，十双也够穿了。话是这么说，但有几双备用总是好的，能确保我不至于陷入穿着湿漉漉袜子会导致的各种致命窘境之中。

命中注定的那天终于到了。母亲带我坐一辆二轮小马车赶往火车站。她给了我三枚半克朗[16]的硬币，我把它们掉在了马车的地板上，结果只得趴在地上的稻草堆里拼命找，差一点就错过了火车。要是真的错过了，那就真成世界末日了，所幸并没有，世界还能继续运转下去。

双亲为我选择的是全国最好、最昂贵的学校。学校的一切都以伊顿公学[17]为样板，一门心思希望办成伊顿的预备学校，简直是不务正业。每个班只有十名男生，校园里有电灯（当时那可是稀罕玩意儿），有游泳池，还有宽敞的足球场和板球场。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两三次外出考察，称之为“远征”。老师们都有硕士学历，穿着学位袍，带着学位帽。校园里还有一座小礼拜堂，学生不能自带食物，一切都由校方提供。我上学的第一天就没能开个好头。我们报到的时间是十一月的某天下午，天空阴暗低沉。我们和校长一起喝茶，母亲同他说话轻松自在，而我一直在担心会弄翻茶杯，所以紧张极了，想着以后自己要一个人被丢在这个建筑宏伟、纪律严格、令人生畏的地方，和一群陌生人共处，实在让我垂头丧气。我才七岁，之前一直在家里和我的玩具开开心心地过着每一天。我有那么多奇妙无比的玩具：一台真正的蒸汽机，一架幻灯片机，还有我收集的将近一千个小人士兵。打今天起，就只剩下功课了。除了放半天假或是有足球、板球活动的时候，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

母亲离开的车轮声逐渐在耳边远去，校长转而请我交出身上所有的钱，我乖乖拿出了那三枚半克朗的硬币，按规章登记入册。校长告诉我学校里有时候会开放一些“购物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选，只要不超过我登记的这点钱就行。接着，我们就离开了校长的会客室，也走出了这栋楼比较舒服的私人空间，走进了更加阴冷的公共区域，学生宿舍和教室就在这里。我被带进一间教室，依言坐在一张课桌后面。其他孩子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班主任。他拿出了一本褐绿色的小薄书，里面印着不同字体的文字。

他对我说：“你以前从没学过任何拉丁语，对吗？”

“没学过，先生。”

“这是拉丁语语法。”他说着打开书，翻到一页有很重阅读痕迹的地方，“你必须学会，”他边说边指着几行字组成的表格，“我半个小时之后回来，检查你学了多少。”

看看当时的情况吧：窗外夜色阴郁，令人沮丧，而我坐在桌前，面对着“拉丁语第一变格法”，心里隐隐作痛。

这些见鬼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这些干吗？我看着就跟鬼画符没什么区别。好就好在我记忆力还挺好，总能背得下来。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在我内心的悲伤还未逆流成河之前，试着去背诵这些像藏头诗一样、捉摸不定的东西，完成着落在我身上的任务。

不久，老师就回来了。

“你学会了吗？”他问道。

“先生，我觉得我能说出来了。”我说道，接着就叽里咕噜地把它们背了一遍。

老师看上去挺满意，我这才鼓起勇气追问了一句：“可是，这些是什么意思？”

“意思都写在旁边了，Mensa。意思就是一张桌子。这是第一变格法的一个名词，一共有五种变格法，刚才你学习的是第一变格法的单数形式。”

“可是，”我再次重复，“这些是什么意思？”

“Mensa就是指一张桌子。”老师说。

“那为什么Mensa也可以是‘哦！桌子！’呢？”我接着问，“那这个‘哦！桌子！’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Mensa’，‘哦！桌子！’是呼格。”他接着回答我。

我真的是很好奇，紧跟着又问：“可为什么要说‘哦！桌子！’呢？”

“‘哦！桌子！’你要称呼一张桌子或是祈求、呼唤一张桌子的时候会用。”他看我还是一头雾水，就又补充了一句，“当你要对一张桌子说话的时候就用得上了。”

“可我从来没对桌子说过话呀！”我下意识地感到惊讶万分，没过脑子就脱口而出。

“要是你表现无礼、顶撞老师的话，你一定会受惩罚的，而且会被狠狠责罚的。”他撂下这句话就结束了和我的对话。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学，有人告诉我，许多我们之中最聪明的人，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与益处。

班主任说的“责罚”绝不是空穴来风，圣詹姆士学校的规矩就是这样。从伊顿公学学来的拿桦树条抽打学生就是这里最大的课程特色。但我很肯定，当时没有哪个在伊顿或是哈罗[18]读书的孩子会遭受如圣詹姆士学校里这般的残酷鞭打。这里的校长已经习惯了拿痛打来折磨他所关照和管理的男孩，连内务部设立的工读学校里的体罚都不会这么严苛。后来，我读到的材料让我对他的秉性有了一些理解。每个月，全校学生都会被集中到图书馆，几个违纪的学生会被级长拖到隔壁房间，拿桦树条狠命抽打，直到他们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剩下的学生就坐在图书馆里，听着隔壁传来的惨叫，吓得浑身哆嗦。学校里的小礼拜堂常有宗教活动，一名高教会运动[19]的什么人物会来，进一步强化对学生的教育效果。埃佛勒斯太太非常反感教皇，据她说，要是真相大白的话，教皇就是芬尼亚党人幕后的黑手。再加上她自己支持低教会运动，不喜欢宗教装饰和仪式，一般来讲，她对罗马教皇的观感总是极坏的，这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教皇和一切与之有关的宗教活动的态度。因而，那些日子里，我并没有从学校的宗教活动中获得多少精神慰藉。反而是其他世俗的教育活动，我都体验到了极致。

我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厌恶。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始终处在焦虑之中，功课进步不大，体育运动也不擅长。我在学校里度日如年，每天数着小时和日子过，期盼期末早点到来，我就可以摆脱这种令人憎恶的奴隶状态，回家在地板上指挥我的小士兵排成队列打仗了。阅读是我那段时间里最快乐的事。父亲在我九岁半的时候送了我一本《金银岛》[20]，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老师断定我是差生，谁让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倒数，还读着我这年龄段“不该”读的书。他们非常生气，拿出了许多办法来强制纠正我，但我脾气也犟，没有低头。如果我对一门科目读不懂、想不通、毫无兴趣的话，我是学不进东西的。整整十二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只是学会了字母表，没人能成功地让我学会希腊语，或是用拉丁语写出哪怕一行诗句。父母花费良多，老师也倾尽心血帮助我，可我还是愚蠢地放纵，浪费了学习的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全盘原谅自己。但要是当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们能多介绍些古老文明的历史、习俗，引导我学习，而不是一味地让我啃语法和句法的话，我可能也会学得好一点。

在圣詹姆士学校，我的健康情况一直不好，最后大病一场，双亲不得不把我带回家。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是很有名气的罗伯森·罗斯医生，他在布莱顿城执业。我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他觉得最好还是能由他照顾。因此，我就在1883年转学到了布莱顿城里两位女士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小得多，学费便宜些，也没那么“自命不凡”，但却有着我之前第一段学习经历中一直没有体会到的友善与同情。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书，虽然有次得了双侧肺炎几乎丧命，但当地空气令人神清气爽，环境温和宜人，我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在这里，我也能学习真正让我感兴趣的科目：法语、历史等。我背诵了许多诗歌，还经常能去骑马、游泳。这段经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是快乐的印记，和此前的学校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

前文说到过，埃佛勒斯太太同情低教会运动，她也影响到了我，让我对低教会派的原则也心存好感，但这份“原则”有一次却让我陷入尴尬。在布莱顿城的时候，我们一直去皇家礼拜堂做礼拜。工作人员往往把学校的学生安排在南北向的长椅上。当开始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大家都要把脸转向东方。我很肯定，埃佛勒斯太太一定会觉得这种按天主教规矩做的方式太谄媚教皇了，而且我觉得我有义务站出来反对。就在所有人都转向东方的时候，我一个人满脸冷漠地面向前方。我很清楚自己是在闹事儿，也准备好了“殉道”。可回到学校之后，什么风波也没有，我的行为没有引起任何风言风语，我甚至有点失望，很期待下一次去做礼拜的时候能继续展示自己对信仰的坚守。等到下次去做礼拜的时候，师生却被带到了皇家礼拜堂里朝着东方的长椅上，这样一来读经的时候，谁都不用做任何动作了。这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义务与道路，要是再故意把脸从东面转开，好像有点闹得过分了。我转而觉得这样的抗议举动实在没有道理，于是乎，我就不情愿地随大流走，什么也没做，被动地成了一个乖学生。

多么周到、巧妙！管理学校的几位年长女士温柔地照顾了我内心的小心思，她们的爱护也没有白费，从此做礼拜我就再也没有在这些细节上闹事或是感到不舒服了。我的意见并没有受到抵制或是换来虐待，这样的教育让我心满意足地学会了与正统观念共存，变得心胸开阔、宽容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