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为武士？

即便在日本，“侍”（samurai）在口语中也被用作“武士”（warrior）的同义词，但这并不正确。“侍”最初的含义很狭窄，仅指负责保护、侍奉贵族的人，即使其职位与军事无关。后来，它逐渐成为武士家族中那些军事臣仆的头衔。事实上，17世纪之前，地位高贵的武士如被称为“侍”则无异于受辱。[1]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有其他更为常见的称号指称武士，这些称号反映了他们对国家、贵族和其他上级的不同职责。在日本和西方，大多数专家使用“武士”（bushi）这一概称，这事实上是指“武士”（warrior）。

“武士”（warrior）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有用术语，指的是17世纪之前具有一定军事职能的一大批人。这批人既包括在国家有求之时能够服兵役的人，也包括得到京都贵族、朝廷或宗教机构等统治当局的官方认可，从而有资格服兵役的那些人。但“武士”一词也不够精确，它容易让人误以为打仗是他们唯一的职业。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武士或把持朝政，或货殖从商，或田间务农，或泼墨丹青，或著书立说，或为人师表，或阴谋行事，不一而足。

在使用“武士”一词时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现代人对这个概念所赋予的道德价值观。美军在其各种训练项目中也使用“武士”（warrior）一词，例如“武士心灵训练”，这是一个冥想项目，旨在使士兵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为严酷的战斗做好准备。开发者使用武士的形象来推介该项目，将其“根植于古代武士的自律之道”。[1]这种自律之道实则是无稽之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日常表述中，也存在着对武士可敬的遐想。例如，“周末武士”就指那些平日无聊乏味，到了周末却变得生龙活虎的普通人。在这种用法中，所谓的“武士”不再表示你从事何种职业，而仅仅意味着你是怎样的一种人。

但纵观整个日本历史，武士其实常常受到鄙视。艺术家和作家常将武士描绘成猪狗不如的野兽：粗鲁无礼、嗜血成性。他们在各地村庄抢劫掠夺，有时甚至谋财害命，因此，农民对其深恶痛绝。农民是武士抢劫掠夺和间接伤害中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们对武士心存恐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近世（1600—1868）这样相对和平的年代，日本的平民才开始慢慢欣赏和模仿武士。

武士虽然的确必须在战场拼杀，但实际上，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别的事情上。他们既可以在贵族统治的精英社会中努力改善家族的地位，也可以在其领地上管理农民，最底层的武士甚至偶尔行坑蒙拐骗之事。随着“武士”的定义在不同时间段的转变，其活动范围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武士若从19世纪穿越回9世纪，便会发现自己完全格格不入、无所适从。

时隔久远的古代武士既是后代武士戏谑娱乐的对象，也是其渴望崇拜的目标。在18世纪初这一和平年代，有武士曾抱怨其同代人与前一个世纪战争年代的真正武士大相径庭，“如今有太多人俨然如女流之辈”。[2]13世纪，身为比丘尼（俗称尼姑）的北条政子将其已故丈夫源赖朝引为武士身份的奠基者，鼓动当时的武士奋起反抗来自京都天皇的威胁。但也不要忘了，历史也不乏其经济上的魅力：对那些地位较高的武士而言，若能买到过去知名武士所拥有的一把剑或一个茶碗，便是颇为令人欣喜之事。

武士凭借其武艺在事业上步步晋升。在政治上，他们则是局外人，被有权有势的贵族当作工具，贵族将其作为维持领内治安的力量，或用于打消其他贵族家族以武力抢夺土地的企图。理论上，日本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天皇（字面意思为“天之皇”），根据古代神话，天皇是神的后代。武士保护着天皇政权的利益，历代政权位于不同地区，如奈良、长冈，以及794年之后的京都。他们防范首都周边爆发的各种暴力事件，攻击虽位于远离京都的国郡但仍有可能威胁政权的人，并与位于日本东北或西南边陲的各种“野蛮”部落作战。

“武士”一词通常不包括那些依靠武力谋生的人，即雇佣兵、土匪和海盗。但在17世纪之前，对个人地位的定义并不如此严格。一个人只要能与统治机构建立联系，就可以合法地参战、治国理政和经商。例如，尽管大多数武士和皇室将海盗描述为在海上活动的暴徒，但海盗有时也代表他人参战，他们代表的可能是幕府这一武家政权，也有可能是佛教寺庙等宗教组织，又或是位于首都京都的某个贵族。他们拥有像战国大名或藩主大名一样的权威，垄断了海上贸易，既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也让沿岸居民领教了其行事风格。

日语和英语的学术文献中，关于武士是否起源于前近代颇具争论，一部分原因在于对武士的定义众说纷纭。武士是否传承自古代的士兵？最早的关于武士和士兵的证据甚至要早于成文的历史记载和日本这个国家本身。象征士兵、仆人和动物的陶俑（埴轮）被置于坟墓外围，这在3世纪到6世纪的古代墓葬景观中颇为常见。陶俑的武器和盔甲都反映出其受当时中国和朝鲜王国武士的影响，并具有共同的风格，这表明这一时期可能存在某些原始政权，且势力范围主要在日本中部和西南部。或者，武士是否源自东部各地的猎人和地主？抑或是京都朝廷聘请的职业武士？可以肯定的是，9世纪前后，私人武装开始崛起并成为日本历史的一个长期特征，此时，他们中的某些人开始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而不再仅仅是充当士兵。

关于武士历史的书面证据可以追溯到8世纪末和9世纪初，当时，新生的日本国借用了中国唐朝（618—907）的律令制。在东亚，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主导性的大国。除了借用各种宫廷头衔、贵族冠位、官僚机构、文化典章，早期日本的君主还模仿了唐朝的军事组织。朝廷要求男子在必要之时在各国郡服役。尽管理论上确实存在一支应征入伍的军队，但大多数人只是临时露面完成短期任务，例如参与至多30天的边防。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各自谋生。应征者需要自带武器设备，也疏于训练。只有一些军官服役时间较长，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这些军官，也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非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或作战。8世纪末期，唐朝的行政模式在日本被弃用，并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逐渐被专业的武士所取代。

从广义上讲，8世纪初期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类型的武士。大多数武士自身并不“拥有”土地，而是获得庄园的部分收成，以及有权从住在京都的不在地所有人那里得到或揩油一部分税收。一些人享有较大的自由，可以不受京都朝廷或其国郡官员的干扰。一些人自己就拥有土地，并将部分土地委托给京都那些非武士的贵族世家，以换取其庇护，保证他人不会染指其土地。还有一些武士本就是贵族世家的成员，尽管其地位要低于大多数在京都掌握官僚职位的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建立起若干与本地的联系和联盟，并长期留在当地。这些人变成依靠次级武士家庭的藩主，同时又与京都的盟友和人脉维持着联系。作为当时的统治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京都对于整个日本的精英氏族都拥有某种向心力。那些拥有京都贵族血统的人，在地方上往往占据了最高的社会地位。地方豪族则反过来担心京都任命藩主去监视他们，而且京城的政治确实也可能威胁他们在地方上获取财富。

武士的组织方式各异，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些人可能通过亲属关系、个人忠诚或共同敌人联系在一起，开展相互合作。其他人则与首都的贵族家庭、地方官员或当地的强人合作。毫无疑问，一旦开战，这些专业化的集团在作战和调配资源上的能力要远高于那些应征入伍的人，对后者而言，战争事实上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非改善其生活。最终，在治安和军事职能上，国家需要依靠这些专业化的武士团体。这一依靠关系并不意味着武士夺取了国家的权力，也不是说他们开始放弃被灌输的效忠之道，大权仍握在朝廷和公家的手里。[2]

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最有权势的武士往往本身就是贵族，因此无意挑战贵族安身立命的现状。尽管他们从未达到过贵族等级的更高阶层，但许多统治日本的、相互关联的大家族，如平氏和源氏，本就是“臣籍降下”、不再竞逐王位的天皇儿孙的后代。天皇赐姓给这些子孙，由其建立起自己的家族，并从事与贵族公家一样的职业：或在朝廷担任公职，或作为位高权重的佛教神职人员，或成为专业武士。但同姓之下的各个家庭未必追求同样的事业轨迹，例如源氏成员就是如此。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有没有武士曾经试图推翻京都天皇，或占地称王呢？平将门就是第一个有可能叛乱朝廷的人。他住在日本东部，离今天的东京不远，身边的其他平氏家族成员控制着东部的土地，其中一些人担任皇室朝廷的代表。平将门曾任职于朝廷，在京都居住，但他说到底还是远离政治和文化权力中心的东部人。冲突最初源于不同平氏家族之间以及平将门亲戚间的土地之争——京都的贵族对这些争斗大体上听之任之，后来却演变成939年的叛乱，平将门奋起报复那些代表天皇的平氏家族成员。[3]平将门可能无意推翻天皇，其力量也不足以直接威胁到京都，但他毕竟在东部自称为“新皇”。这并未持续太久，940年，平将门就亡于其堂兄之手。

平清盛是另一个对天皇和公家发起挑战的人。他也是天皇后裔，像其他贵族一样在京都长大。当皇室内部爆发继承争端、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天皇时，平清盛所率领的一方获胜；而主要在源义朝控制之下的失败一方，则多被流放或杀害。这场冲突最初仅是为了反抗那些代表贵族庇护的势力，后来却变成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对抗。最终，平清盛击败了源义朝，大肆积聚贵族头衔、官僚职位和各国郡的土地所有权。到12世纪70年代后期，他已成为真正威胁天皇的势力。在京都，在那些不由其直接掌控的重要位置上，他也安插盟友，还试图将首都迁到今天的神户，并对自己的城堡以及与中国通商的港口大兴土木，但迁都计划最终没有成功。平清盛成为第一个企图统治全日本武士的武家贵族，甚至把自己的外孙——日后的安德天皇送上皇位。当安德天皇登基时，被剥夺继承权的原太子便号召武士起来推翻平清盛。这一挑战引发了所谓的源平合战（1180—1185）。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战争，波及的地域也前所未有地广泛。甚至在平清盛1181年寿终正寝之时，战争仍在继续。

在源平合战之前，对于武士的身份并无众口一词的界定。在武士社会的顶层，那些最有权势的家族本身就是贵族体系的一部分；“武士”与“贵族”的称号并不互斥。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有着源氏或平氏等高贵姓氏的武士居住在乡间，无意挑战他们的祖先帮助建立起来的朝廷制度。许多人充当了京都和乡村之间的桥梁；他们对自己的亲戚和邻居尚且时时防备，没有什么能力揭竿而起挑战朝廷制度。在这一社会光谱的另一端，身份低下的非贵族士兵和雇佣兵所从事的也大多不是舞刀弄枪的工作。即使是中层武士，也与那些出身皇室的武士同行大相径庭。

在源赖朝取得源平合战的最终胜利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他留在镰仓的老巢，并得以创造了第一个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权，即镰仓幕府（1185—1333）。教科书上往往将他描绘成日本武士身份的缔造者，但这种共同的身份只适用于位于镰仓、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小部分武士。这一所谓的“武家秩序”一开始并非井然有序，也不仅仅涉及武士。但这代表了武士概念不断泛化的第一步，这一概念中的武士文化和武士身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

[1] 平安时代，迎来了贵族文化的最高潮，当时为贵族服务的“侍”（samurai）身份极其低微，类似于某种奴隶的存在。——编者注

[2] 公家：日本为天皇与朝廷工作的贵族、官员的泛称。——编者注

[3] 史称“平将门之乱”，主要发生在关东地区，连同主要发生在濑户内海地区的藤原纯友之乱，合称为“承平天庆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