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贼的故事

一七九一年左右，拉盖尔姑娘下乡巡视她的庄园，同意了雇用梭朗日城卸任法官的儿子，名唤高贝丹的，当她的管家。梭朗日小城，现在不过是一个镇，在布尔戈尼王室跟法兰西王室打仗的时代，却是一个重要的伯爵采地的首邑，目前县府设在那里的维勒·奥·斐伊城，当日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小封地，和艾格乡、隆克洛儿乡、舍奈乡、固兹乡以及其他十五个乡一样，归梭朗日城管辖。德·梭朗日家族现在还是伯爵，德·隆克洛儿家族却晋升为侯爵，这都是全靠宫廷势力的纵横捭阖，它把往日兑·普利施上尉的儿子[64]晋封为公爵，凌驾参加过十字军的最大的家族之上。这一件事足以证明，城市跟家族一样，是盛衰无常，荣枯不定的。

法官的儿子，一个子儿都没有的穷光棍，接替了总管的事务，那总管管了三十年事，挣过大钱，现在辞去艾格庄管家职位在那家有名的米诺莱公司里坐了第三把交椅。那个未来的替共和国办军粮的人出于个人打算推荐佛朗梭·高贝丹当艾格庄的管家。高贝丹当时已经成年，替他当了五年会计，现在负责替他的撤退打掩护，并且对他的上司在职时对他的耳提面命无限感戴，看见拉盖尔姑娘被大革命吓坏了，答应替他的旧上司向她讨一张离职证明书。那卸任法官，当了本郡的检察官，是那个胆小怕事的女歌唱家的保护人。这个女歌唱家，由于她过去和贵族的交游，自然是“有政治嫌疑”的，这个外郡的福盖-丹维勒[65]导演了一场虚张声势的叛变，反对这个戏剧界的王后，他的儿子便假装出来排解，借此讨得他的前任的离职证明书。女公民拉盖尔于是任命佛朗梭·高贝丹为她的国务总理，一半由于政治手腕，一半出自感激心情。

过去那个未来的替共和国办军粮的人倒没有给拉盖尔姑娘太多的钱花，他一年往巴黎送个三万法郎上下，虽然在当时艾格庄的出息至少该有四万法郎，高贝丹答应把这份出息提高到三万六千法郎，那个无知的巴黎歌剧院歌女自然高兴万分。

如果要替艾格庄的管家今日的家产作一个估计，就需要把经过情形从头交代一下。年轻的高贝丹得到他父亲的帮助，被任命为卜朗支乡乡长。因此他可以不顾法律明文，强迫人家用现款缴纳租税，负债人慑于淫威（用当时的话来说），不敢不从，因为他有一种权力可以任意根据共和国法律，征收他们的田地，使人倾家荡产。只要纸币还有行市，那管家便把纸币给他的女主人，这种纸币虽然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至少给私人带来很多好处。从一七九二到一七九五年，三年之间，年轻的高贝丹在艾格庄赚了十五万法郎，就拿这笔款在巴黎市场投机倒把。拉盖尔姑娘抱着一大批纸币，只好拿她暂时用不着的金刚钻变卖现金；她把金刚钻交给高贝丹，高贝丹替她卖掉，所得的代价都规规矩矩地用现金交还给她。这种忠实的行为使拉盖尔姑娘非常感动，从此以后她就相信高贝丹，像她相信贝奇尼[66]一样。

一七九六年，他和他父亲在国民大会的老朋友的女儿，女公民伊梭儿·模松结婚的时代，高贝丹拥有三十五万法郎的现金；他觉得总裁内阁一定会维持下去，他想在结婚之前，借口开始过一种新生活，请拉盖尔姑娘审核一下他当管家任内五年的账目。

“我就要成家立业了，”他说，“您知道管家的名声不好，我的丈人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有罗马人的忠诚，再说，他还深得人望，我想让他知道，我还配做他的女婿。”

拉盖尔姑娘核对了高贝丹的账目，表示非常满意。

为了获得德·艾格夫人的信任，那管家上任之后，对农民实行镇压，唯恐农民作践森林的行为影响了收入，木材商人的外快不久会减少，他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当时那至尊至上的人民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予取予求，德·艾格夫人看见那些大王们近在咫尺；心里着实害怕，她对她的黎希留[67]说，别的事情她都不管，她只望不要死于非命。那个卸任的歌唱队女领班的收入比她的开销要多得多，便让人树立了贻患无穷的先例。比方说，她不愿意打官司，宁肯让邻居侵犯她的土地。她的园林筑起了不容易越过的围墙，她不用害怕别人扰乱她眼前的享受；她只要过安静的生活，别的都不想，真不愧是一个达观女子。她的十万法郎的收入没有花费她一点血汗，都是在寻欢卖笑中得来的，每年六万法郎的进款刚刚减缩了三分之二，她也毫无怨言，多几千法郎出息，少几千法郎出息，木材商人要在租项里扣除一笔费用，赔偿农民破坏树林的损失，在一个挥霍无度的卸任歌剧院歌女眼中算不了什么。

“噢！”她用大革命前那些“邪道”的轻松的口吻说，“有饭大家吃，即使是共和国，也要让它存在下去！”

那炙手可热的柯赛姑娘，拉盖尔姑娘的近身女仆和她的女宰相，她看见高贝丹（他不顾大革命号召平等的法律，起初称她为夫人）哄得她的女主人服服帖帖，想提醒她；可是高贝丹抬出一个告密文件，据说是寄给他的父亲的，在这个文件里，柯赛姑娘被人狠狠地指控跟皮特[68]和柯步[69]通信，也想提醒提醒她。从此以后，两个大权在握的人便狼狈为奸。柯赛姑娘在拉盖尔姑娘面前称赞高贝丹，高贝丹也向她称赞柯赛姑娘。再说，这个女仆的窠也已经搭好了，她可以高枕无忧，她知道夫人的遗嘱里面写得明明白白，说分给她六万法郎。夫人给柯赛姑娘服侍惯了，少不了她。那亲爱的女主人梳妆、服饰上刁钻古怪的脾气，那女仆全都知道，晚上她有本事给那亲爱的女主人一个接着一个故事讲下去，哄她睡觉，第二天早晨又懂得用一番甜言蜜语将她唤醒。还有，一直到死的那一天，柯赛姑娘从来不觉得那亲爱的女主人有过什么改变，到了那亲爱的女主人进了棺材的时候，她一定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标致了。

高贝丹和柯赛姑娘每年的出息，他们的薪给，他们的外快，愈来愈加可观，他们俩对这个大仁大德的主人形影相依，即使感情最好的亲人也比不上。谁能够知道骗子用什么花言巧语哄那个受骗的人呢！母亲对待她的爱女，假仁假义的鸨母对待她的摇钱树，也没有那样温柔，那样体贴。因此，关起门来表演的达尔杜弗[70]得到很大成功！友情也不过如此。莫里哀实在死得太早了，不然的话，他会描写奥尔贡的悲观绝望，家人把他弄得厌烦，孩子把他闹得头昏，他怀念着达尔杜弗的甜言蜜语，嘴里说着：“那个时候才美呢！”

她在世的最后八年中，艾格庄每年出息实际上有五万法郎，拉盖尔姑娘拿到手的不出三万法郎。读者不难看见，高贝丹管理艾格庄的成绩，结果还是和他的前任相同，虽然从一七九一到一八一五年，地租和地里的出息都有显著的增加，慢说拉盖尔姑娘还不断添置产业。高贝丹原来有一个打算，夫人不久就死，死后他可以把艾格庄承继下来，因此他不得不始终把这个大好的庄院的收入公然压低。柯赛姑娘也知道这个计划，自然分到它的好处。那旧日的戏剧界王后，在晚年的时候，虽然多添了两万法郎叫作“保证公积金”（政治家真会巧立名目）的出息，每年仅仅花完上文提到的两万法郎，她看见她的管家每年用剩余资金购置新的产业，又惊又喜，她往日总是寅吃卯粮的！她上了年纪，钱花得少了，但据她看来，却是高贝丹和柯赛姑娘一介不取的结果。

“两颗明珠！”她对来访的人说。

此外，高贝丹的账目表面上是很老实的。所有地租都列入进款项内，分文不差。在数目字上，凡是足以引起那女歌唱家愚拙的智力的注意的都列得清清楚楚、利利落落、简简洁洁。管家的出息都在各种开销、生产费用、买卖的讨价还价、工人报酬、捏造的官司、修理费用等项上头捞到的。夫人从不核对这些细账，高贝丹有时串通承造商，和他们定一个有利的价格，堵住他们的嘴，把那些费用抬高一倍。这种慷慨使高贝丹受到众人的敬重，大家对夫人也口碑载道；因为，除了这些工作上的小恩小惠之外，她还拿出大量现金来济贫扶弱。

“但愿天主保佑她，这个高贵的夫人！”众人都这样说。

的确每个人都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好处，或是纯粹的馈赠，或是用间接的方法。她青年时代的放荡行为大约有个报应，说那年老的艺人被人抢掠也并不过分，并且抢掠得非常巧妙，每个人都相当有分寸，极力避免过火，唯恐她一旦张开眼睛，把艾格庄出让，回到巴黎去。

很不幸，这种贪图小利就是保罗-路易·库里埃[71]被人暗杀的原因，他不该宣布他要出卖他的庄子，把许多杜莱纳郡的东沙靠她生活的妻子带走。由于这种顾虑，艾格庄的抢掠者不砍伐幼树，除非万不得已，当他们在缚在一根竹篙末端的镰刀可以及得到的地方找不到树枝的时候才这样做。为了使盗窃能够继续下去，人们尽量少造成损害。然而，在拉盖尔姑娘晚年，砍伐树木的风气变成最明目张胆的过火行为。有些夜晚风清月白，带走的柴火不下二百把之多。说到捡拾遗麦或落地的葡萄，正如西比里在上文指出的，艾格庄的损失占产量的四分之一。

拉盖尔姑娘不许柯赛姑娘在她生前结婚，这是女主人对女仆的一种自私行为，在全国可以看到不少这种例子；这种心理与宁可让急不可待的承继人把自己毒死，也要把一些对物质上的幸福毫无用处的财产保留到最后一口气的癖性，同样是荒谬的。结果在拉盖尔姑娘埋葬后三个星期，柯赛姑娘就嫁给梭朗日城的宪兵队长，名唤苏德利的，一个四十二岁的美男子，他从一八〇〇年成立宪兵队的时代起，就几乎每天到艾格庄来看她，并且每周至少有四次，跟她和高贝丹夫妇一同吃饭。

夫人一生都是单独一个人或和客人一起进膳。她跟柯赛姑娘和高贝丹夫妇虽然相处得很熟，可是从来不让他们和王家音乐舞蹈学院的首席歌女同席，这歌女一直到断气时还遵守着礼节，保存着修饰的习惯，使用口红，穿高跟鞋，有马车、有仆从和维持着她的女神的尊严。她在舞台上是女神，在城市里是女神，一直到穷乡僻壤依然是个女神，在乡间大家现在讲起她还满怀敬意，在梭朗日城上流社会的人物的脑子里，毫无疑问，大家想起她也跟想起路易十六的宫廷一样念念不忘。

这苏德利一到这个地方，就追求柯赛姑娘，他住的是梭朗日城最漂亮的房子，有六千法郎左右的存款，并且可以希望在退休的时候，领到四百法郎养老金。当了苏德利太太，柯赛姑娘在梭朗日城得到很高的人望。她的私蓄，像高贝丹的资金一样，都存放在巴黎，在本省酒商的代理人，一个在本地长大，管家跟他合伙的勒克雷格手中，她的私蓄究竟有多少她虽然讳莫如深，但一般人的意见，却认为那旧日的随身女仆是这个有一千二百人口的小城里数一数二的财主。

苏德利先生和太太，在他们的婚约里面，承认宪兵的一个私生子，作为他们嫡出的儿子，苏德利太太的财产将来由他继承，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惊讶。这个儿子正式得到一个母亲的那一天，他刚刚在巴黎念完了法科，并且在巴黎实习，以便日后当个法官。

高贝丹夫妇和苏德利夫妇之间二十年来的默契结成了一种最坚牢的友谊，这一点自不用说。高贝丹夫妇和苏德利夫妇，一直到他们的晚年，都互相吹嘘，逢人便说他们是法国最“老实的人”。他们良心的雪白的外衣都有一些隐藏的污点，这种关怀是以双方对这些污点的认识作为基础，它是世界最难拆散的交情。诸位正在读这部社会惨剧，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见到有些人推襟送抱，数十年如一日的忠诚，使你的自私心感到赧颜，谈到这两个人，你们便说：“不用问了，他们一定是一起犯过什么罪恶来的！”

那管家当了二十五年的事，这时手里拿着六十万法郎现金，柯赛姑娘约莫有二十五万法郎。这些资金存放在著名的格朗德酒栈的劲敌巴黎圣路易岛贝兑纳堤的勒克雷格股份公司里面，由于资金周转灵活，使这个葡萄酒代理人和高贝丹家业兴隆。拉盖尔姑娘死后，贝兑纳堤的股份公司的经理勒克雷格，向管家求亲，想娶他的长女珍妮。高贝丹当时存着一种幻想，满以为在公证人吕班事务所里定下的阴谋一旦实现，他就要成为艾格庄的主人了。在十一年前吕班得到高贝丹的帮忙，在梭朗日城开业。

吕班，梭朗日家族前一个管家的儿子，徇情枉法，过低的鉴定啦，低于现值百分之五十的估价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布告费用啦，种种花招，不一而足，在穷乡僻壤里，这种现象可惜非常普遍，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把巨大的产业，偷偷摸摸地转了手。据说最近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公司，目的在于敲诈制造这些阴谋的人，以提高价钱来唬他们。可是在一八一六年，法国还不像现在那样，到处都是火熠熠的广告画，那些伙同作弊的人可以期望按照柯赛姑娘、公证人和高贝丹暗中订下的计划，把艾格庄平分，高贝丹私下又决定这块地一旦换上他的名字之后，出一笔钱把他们分得的地买过来。吕班委托他在法庭进行拍卖的诉讼代理人曾经口头上答应把他的事务所转让给高贝丹，让他的儿子开业，因此他就徇情枉法便利这种掠夺，假如那十一个得到这笔天外飞来的遗产的毕加底地方的庄稼汉自己认为被人掠夺了的话。

所有垂涎艾格庄的人正在以为他们的财产增加了一倍的时候，在拍卖的前一天，巴黎来了一个诉讼代理人，委托他的旧助手维勒·奥·斐伊城的一个诉讼代理人，把艾格庄买下来，他以一百一十万零五十法郎的代价购得了这片庄院。价钱抬到一百一十万法郎的时候，没有一个阴谋者再敢抬价了。高贝丹以为苏德利捣他的鬼，吕班和苏德利以为上了高贝丹的当；但是承购人的名字公布之后，他们便言归于好了。这个外省的诉讼代理人也猜想到高贝丹、吕班和苏德利的打算，可是没有告诉他的旧老板。有这么个原因：万一新业主多嘴，说了出去，这个吃法律饭的人就到处树敌，别想在这个地方立足了。再说，外省人特有的这种缄默，这篇研究后面叙到的事件可以充分说明它的原因。外省人奸滑，也有他不得已之处；他的苦衷就是他的处境危险，下面这句谚语把这种处境表达得非常恰当：“好汉不吃眼前亏。”菲林特[72]这个人物就是这样的。

蒙戈奈将军当了艾格庄的主人的时候，高贝丹已经不怎么富裕了，他不能够放弃他的职位。他要把他的大女儿许给那个开货栈的阔银行家，便不得不给她二十万法郎妆奁；他给他的儿子顶到的律师事务所，要付出三万法郎的代价；剩下三十七万法郎，早晚就要从中提出一笔他的幼女的妆奁，他希望给他的幼女爱丽赛找到一门至少和她姊姊一样的好亲事。那管家想揣摩一下德·蒙戈奈伯爵的性格，看看能不能使他放弃艾格庄，那时候那个置产的计划就可以由他一个人实现了。

刻薄成家的人有一种特有的精细，高贝丹觉得一个老军人和一个老女歌唱家的性格有点相近，这种想法倒也有几分实在。歌剧院的一个女子，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官，还不是同样习惯于挥金如土、今日不管明日事么？姑娘儿也好，军人也好，他们的财产不是全靠运气，全靠肉搏得来的吗？如果也有狡猾、奸诈、手段灵活的军人，那还不是个例外？一个军人，特别是像蒙戈奈这样一个十足的有勇无谋的军人，往往是头脑简单，自以为是，对事务生疏，不大能够应付一片庄院无数大大小小的事务的人。高贝丹正在得意，以为蒙戈奈将军落了他的圈套，再也逃脱不了，拉盖尔姑娘的晚年正是在这个圈套里面生活的。但事有凑巧，皇帝往日故意把蒙戈奈派到波米拉尼，他在那里做的事儿跟高贝丹在艾格庄做的事儿一样，因此将军对于管家的职务却精明得很。

那年老的装甲骑兵息影乡园，借用第一个德·毕龙公爵[73]的话来说，他是想料理自己的事务来忘掉他的失意的。他和几个将军一起将他的军团移交给波旁王朝，这就是世人称为卢瓦尔军队[74]的遣散工作的，但这次对波旁王朝的效劳，却不能补赎他曾追随过那个“百日政变”[75]的罪人走上他最后的战场的罪过。在外国人面前，那一八一五年晋封的新贵族不可能留在现役军人里面，更不能待在参议院。因此蒙戈奈听了一个失意的元帅的忠告，老老实实地走去种红萝卜。那将军并不缺乏老奸巨猾的军人所特有的狡诈，他最初花了几天工夫来审查他的庄院，就觉得高贝丹是一个十足的悲喜剧中的管家，一个骗子，拿破仑手下的元帅和公爵，这些人民的土壤长出来的香菌，几乎都碰到过这种人物。

那狡猾的装甲骑兵看见高贝丹对于乡间事务富有经验，觉得把他留下来很有好处，可以使自己熟识乡间事务中种种作奸犯科的行为；所以他假装守着拉盖尔姑娘的老规矩，这种虚伪的漫不经心害了那个管家。这种表面上的傻气继续装了一个时期，将军在这一段时间内认识了艾格庄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有多少项收入，怎样征收地租，别人怎样骗他，用什么办法来骗，什么地方需要改善，什么地方可以节省。然后，有一天，用一句现成话来说，那将军把高贝丹当场捉住了，他像那些攻城掠地的英雄们特有的脾气，他大发雷霆。他当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个家财不如他，或者没有他那样坚定的人，可能一生都因此受到贻累。此外，这种错误也引起了这个故事里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蒙戈奈是帝国教养大的，凡事惯于大刀阔斧，一点都不把资产者放在眼内，他没有想到要把一个浑蛋管家赶走，也需要拐弯抹角。平民生活和它的各种小心谨慎，将军是无法体会的，他的失意更使他满腹牢骚，因此他使高贝丹非常过不去；高贝丹呢，也是疚由自招，他回答将军的话的卑鄙无耻激起了将军的愤怒。

“你可是靠我的地养活的？”伯爵对他说，严厉中带着讽刺。

“您以为我能够靠青天过活么？”高贝丹笑着回答。

“滚出去，丑类，我把你撵走！”将军说，同时用马鞭打了他几下，因为当时没有旁人在场，那管家后来始终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

“您不给我离职证明书我就不走。”高贝丹离开了那个凶横的装甲骑兵，冷静地说。

“瞧瞧警察局怎样说吧。”蒙戈奈说，耸耸肩膀。

听到将军要把他送到警察局，高贝丹瞧着伯爵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有一种力量，使将军把胳膊垂了下来，仿佛他的神经给它切断了似的。让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微笑的含义。

两年前，高贝丹的连襟兄弟，一个名唤藏特兰的，多年来是维勒·奥·斐伊地方初级法院推事，由于德·梭朗日伯爵的引荐，当了该院院长。德·梭朗日先生在一八一四年被任命为法国参议院议员，百日政变时始终效忠波旁王朝，德·梭朗日先生替藏特兰向司法总长谋得这个职位。这种裙带关系使高贝丹在当地有点势力。此外，一个县城的地方法院院长，相对的说，比省会里王家法院的第一院长更加威风，因为第一院长在省会里有司令官、主教、省长、税务局长与他分庭抗礼，可是小小一个地方法院院长却没有和他抗衡的人物，因为王家检察官和县长，都是或者可以调任，或者可以罢免的。苏德利的儿子和高贝丹的儿子小时在艾格乡，长大在巴黎，都是一块儿玩耍的，苏德利的儿子刚刚任命为本省省会总检察长助理。苏德利本人当宪兵队长之前，在炮兵队当军需官，在一次战斗中因保护德·梭朗日先生而受伤，德·梭朗日先生当时是中校参谋。宪兵队成立的时候，德·梭朗日伯爵已经当了上校，替他的恩人谋了梭朗日城宪兵队长的职位；后来又替苏德利的儿子求得了现在这个差事。还有一点，高贝丹姑娘的亲事在贝兑纳堤是一件已经说妥的事实，那个不忠实的会计觉得自己在当地比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将更有力量。

哪怕这个故事只能使人从将军和他的管家的口角得到一种教训，它对于许多人的立身处世就已经有所裨益了。阅读马基亚维里[76]的著作而能获益的人，他会明白，做人谨慎就是永远不威胁别人，做了事不要说出来，使敌人有一个退路，谚语说得好，不要踏在蛇的尾巴上面，小心不要伤了比自己地位低微的人的自尊心，要把它作为犯了谋杀罪一样引以为戒。一件事实，对于别人的利益不论有多大损害，日子长了，人家就不会介意，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开解它；可是自尊心受了创伤就流血不止，任何时候都怀恨在心。一个人的感情可以说比一个人的肉体更加敏感、更加活跃。心脏和血液没有神经那样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还有，我们内心的存在控制着我们，我们无能为力。两个互相残杀的家族可以和解，比方说内战时代在布列塔尼或者在旺代就是如此；可是被掠夺者和掠夺者却和解不了，被诽谤者和诽谤者也和解不了。只有在史诗里面才可以彼此辱骂，然后斗个你死我活。野人，以及野人的近亲农民，他们说话永远只是为了坑陷他们的敌人。一七八九年以后，法国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想教人们相信他们是平等的；你对人说：“你是一个骗子！”这是不会引起严重后果的一句玩话，可是当场指出他是骗子，用马鞭打他，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却没有控告他，这就是使他再想起社会条件的不平等。群众对于任何的优越都不会饶恕，一个骗子又如何能够饶恕一个老实人呢？

蒙戈奈本来可以借口要报答旧日的恩情，辞退他的管家，找一个退伍军人代替他的职位；当时，不论是高贝丹，或是将军，都会心照不宣，这一个既然顾惜了那一个的自尊心，给他铺好台阶让他下台，高贝丹也就不会打扰那个大地主，他会忘掉了在公卖法庭上的失败，他也许想办法到巴黎去运用他的资金了。可是现在那管家被逐，不给他留下一点面子，他心里对主人怀着仇恨，仇恨是外省生活中一种元素，它的经久，它的顽强，它的错综复杂，虽然看惯了刁钻古怪的事情的外交家也会感到惊奇的。一种摧心捣肺的报复欲望促使他择居维勒·奥·斐伊城，在那里找一个位置，利用这个位置陷害蒙戈奈，给他引起许多麻烦，迫使他把艾格庄转卖出去。

一切都蒙住了蒙戈奈的眼睛，因为高贝丹的外表不足以引起他的疑心，或使他害怕。管家有一个传统，他永远不会穷，而是装作手头拮据。这个做人的规则他是从他的前任学到的。因此，十二年来，一有机会他就提到他的三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家庭人口多、开销大。拉盖尔姑娘听到高贝丹说自己太穷，供不起他的儿子在巴黎读书，就把一切费用都负担起来，她每年给她的亲爱的教子一百金路易，因为她是克洛德·高贝丹的教母呢。

第二天，高贝丹来了，一个名唤库特克意示的看林人陪着他，他出言不逊，问将军要他的离职证明书，拿出先前的拉盖尔姑娘所开的褒扬备至的离职证明书给将军看，并且含讽带笑，请将军指出他的房产，他的地产在什么地方。木材商人和佃户在重订契约或租约的时候给他一点外快，他说拉盖尔姑娘一向都允许他接受，她让他拿这些外快，不但自己得到好处，并且还能够安安静静过活。这里的人就是为拉盖尔姑娘去死也甘心情愿，可是照将军这样行事，他会给自己造成许多困难的。

高贝丹以为自己是一个十分忠实的人，在大部分那些用《民法》不能干涉的手段攫取别人的东西作为己有的职业中，这个特点是时常见到的。首先，他用恐怖手段向拉盖尔姑娘的佃户勒索现金，拉盖尔姑娘拿到的是纸币，他把这些现金存了这么久，使他认为这是合法得来的。他不过拿纸币掉换现金。日子长了，他甚至还觉得，他收取银币曾冒过一些危险。其次，按照法律，夫人只能收受纸币。“按照法律”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副词，它是无数家当的支柱！最后，自从有了大地主及管家以来，换句话说，从社会组成开始，管家就替自己想出一套道理，现在厨娘们所实行的也就是这套道理，简单地说，这套道理就是这样的：

“假如我的女主人，”每个厨娘的心里都这样想，“亲自上市场的话，她买的东西也许比我给她开的账要贵些；这样办她倒上算，人家给我的外水，放在我的口袋里，比放在商人的口袋里要好些。”

“假如小姐亲自经营艾格庄的话，她还得不到三万法郎呢，农民、商人、工人将差额从她手里拿走，我把这个差额留着是应该的，我使她省了许多麻烦。”高贝丹心里想。

只有天主教才可以阻止类似的昧着良心的行为；可是一七八九年以后，宗教对于三分之二的法国居民已经无能为力了。乡下人的头脑十分机警，他们的贫穷使他们互相效尤，因此，在艾格庄一带，农民的道德堕落到了可怕的程度。星期天他们去望弥撒，可是只待在教堂外面，因为他们习惯在教堂外面会齐，成交买卖和谈生意经。

王家音乐舞蹈学院首席歌唱家的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所造成的祸害，读者现在一定全部估计到了。拉盖尔姑娘由于自私，损害了占有者的利益，所有占有者都被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憎恨。一七九二年以后，法国全体地主都是休戚相关的了。很可惜，数目比资产阶级家族少的封建家族，不论是一四〇〇年在路易九世统治下，或是一六〇〇年在黎希留治下，都没有明白他们这种休戚相关是不可分的，我们能否相信，虽然十九世纪力求进步，资产阶级会比贵族更加团结一致呢？十万个有钱人的寡头统治，民主政治的一切坏处都有，而民主政治的一点好处都没有。“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每个人都为自己”，家族的自私心将把寡头政治的自私心断送，而寡头政治的自私心对于现代社会又多么需要。三百年来英国实行这种政治，成绩卓著，不管你怎样努力，地主只有在感觉到大祸临门而且已经太晚的时候，才了解到纪律的需要，纪律使教会成为政府的一个辉煌的典范。共产主义——民主政治的这种不可抗拒的活生生的后果，它大胆地从思想方面进攻社会，这就指出了，从现在起，这个人民的参孙[77]变得审慎了，他不去摇撼社会的宴会大厅的栋梁，而从事挖掘社会的地窖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