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女同住是引起“老后破产”的导火线……

“因子女失业，于是开始了两代人同住的生活。”安田义昭在问卷调查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为了解详情，我们于2015年5月拜访了他所居住的住宅区。身处札幌，即使到了5月，依旧感受不到丝毫春意。我们在瑟瑟寒风中走向安田的家。确认了门外的名牌后，我们按下了对讲机，只听见屋内传来一声细弱的应门声。

不一会儿，安田义昭打开门，向我们示意“请进”。可能是因为没有外出的打算，只见他一身简单的居家打扮，白色T恤加上运动裤，穿着很轻便。安田义昭身形瘦弱，窄长的脸上刻着深深的沟壑。他静静地望着我们，那目光深处，似乎透露着悲伤，这便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在玄关互相问候过后，他带着我们进屋。进入玄关便可见紧邻的厨房与客厅。来到客厅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电视机前铺着的被褥。义昭先生表示，自己白天独自在家的时候，都是在客厅生活起居。我们不经意环视屋内，只见墙上、架子上、冰箱上等，处处可见家人的照片。其中还有义昭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以及孩子年幼时父子俩一起拍摄的纪念照片。

“您在问卷调查中说过，儿子已经回到您身边了，对吧？”

针对我们所关心的“两代人同住”的问题，我们向义昭先生询问情况，随后他便断断续续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去年的时候，儿子突然回到了这里，开始与我共同生活。在那之前他都在工作，住在别处。”

在义昭先生的叙述中，我们获悉，与四十五岁的儿子开始同住生活的背后，有这样两个理由。首先，儿子失业了，没有收入来源，只得依靠父亲。其次，由于义昭先生得过脑梗死，因后遗症而无法自由行动，出于对父亲的担心，儿子考虑搬来同住也好照顾父亲。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于是父子俩便决定开始同住生活。

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义昭先生因上厕所等事由多次起身，他表示，自己行动起来非常吃力。

“我已经没法做家务了。患了脑梗死后，身体愈发不听使唤了。”

然而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义昭先生的家，打扫得干净整洁，几乎没法想象这家中并没有女主人。原来，与儿子开始同住后，性格一丝不苟的义昭先生仍然坚持打扫卫生、收拾房间。但是，由于脑梗死后遗症的影响，他的手脚不听使唤，打扫、清洗等家务活对于义昭先生而言，每件都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另外，他现在已经很难抬起手够到高处了。他颓然地表示，像这样即使尽全力也无法做到的事每天都在增加。

“您的儿子平时都不在家吗？”

为何不把家务事交给年轻力壮的儿子完成呢？我们表示不能理解。询问后，义昭先生告知，儿子平时要外出工作，几乎都不在家。

“他因为要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在家的时间很少。”

儿子昭男先生虽然是因为失业才开始与父亲同住，但他也想尽可能补贴家用，于是便前往派遣公司注册，每天干着按日结薪的工作。日薪7 500日元扣除伙食费后，到手约5 000日元。但工作并不是每天都有，因而收入并不稳定。昭男先生也想找一份待遇好一点的工作，却未能如愿。因此，昭男先生的收入并不足以补贴家用，大部分生活费都依靠义昭先生的养老金收入。

“要继续维持生活真的很艰难。每个月的电费、燃气费、房租等支出，光靠养老金已经不够了。养老金进账后，都用去支付各种常规费用，这样一来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而且养老金只在偶数的月份才进账，奇数月份对我们来说就是煎熬。”

在与父亲义昭先生同住之前，儿子昭男先生一直是独居状态。昭男先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结过婚，但三十多岁时就离婚了，与前妻育有一子。在商议过后，决定由昭男先生带着孩子离开。然而，当时的昭男先生有一份正式工作，每日早出晚归，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的他只得将孩子寄养在父亲义昭先生的家中。当时已开始退休生活的义昭先生便用自己的养老金照顾着孙子，祖孙二人共同生活。随后昭男先生失业回家，遂开始了三代人同住的生活。

义昭先生的养老金收入为每月9.5万日元。市营住宅区的房租为每月2万日元，再加上电费、燃气费、保险金等支出，手头结余约为4万日元。这些钱仅够维持温饱。据悉，义昭先生直到七十岁为止都在从事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养老金似乎与工作年限未成正比。面对我们的询问，义昭先生表示，这是自己过去经常换工作导致的。

“我年轻的时候干过很多工作啊。过去我家是开干洗店的。提供专业熨烫、洗衣等服务。后来，我还做过泥瓦匠。我喜欢干这种有技术性的工匠活。那以后，我又去了运输公司干活。再后来，我就开起了出租车，那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了。”

义昭先生表示，开始领取养老金后才得知，在自己不停变换工作的过程中，曾有段时间公司停止为自己缴纳养老金。扣除那段时间的保险金，自己的养老金额度被削减后连10万日元都不到了。

即使一再缩减开支，仅依靠每月9.5万日元生活的话，也是举步维艰。

“您现在在哪方面的支出控制得最低呢？”

“还是穿着方面吧。我不买衣服。只要现在有的衣服还能穿，我就不买新的。有时候别人也会给我些旧衣服。当然，伙食费也要控制。早餐只给孙子做，我就不吃早餐了。现在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1000日元以下，但即便如此每月还是要花去3万日元左右。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一天只吃一碗方便面。”

义昭先生总共有三个儿子，昭男先生是二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现在别处居住。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平时几乎没有联系。二儿子昭男先生当时高中毕业后，也立刻离开老家，参加工作、独立生活。此后他结婚生子，生活平稳，几乎不与家人联系。

再次与父亲义昭先生取得联系、请求帮忙，是在昭男先生离婚之后，因孩子年幼，他无暇兼顾工作与育儿，想将孩子寄养在父亲家中。当时的义昭先生十分疼爱年仅五岁的孙子，因而即便经济拮据，他也省吃俭用地照顾孙子，像父亲一样陪伴他成长。

在那之后过去了十多年。2014年年末，此前一直因工作原因与祖孙俩分开居住的昭男先生，突然有一天搬回了义昭先生居住的住宅区，开始了三代人同住的生活。此前，对于儿子突然提出的“想要搬回来一起住”的提议，义昭先生也有过迟疑。但是，同住生活开始后，昭男先生立刻就前往派遣公司注册，开始了按日结薪的工作。此后，他便每天从早到晚外出工作，晚上回到家也倒头就睡，父子俩几乎打不到照面。

对于“为何会走到同住这一步”，义昭先生甚至还没有机会与儿子深谈，父子俩就这样匆匆开始了同住生活。

依靠养老金生活的父亲，打着零工、领着日薪，没有稳定收入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父子俩很快就感到了生活的窘迫。儿子昭男先生没法定期将工资交给父亲用作生活开销，只能在手头正好有个几千日元的情况下，交与父亲贴补家用。义昭先生看着工作到深夜的儿子疲惫不堪的样子，于心不忍，在经济上也就不再催促儿子了，甚至连为什么没有固定收入等具体事由也不再过问。

我们决定直接询问昭男先生，听一听他对父子同住生活的感想。考虑到在家采访可能略有不便，我们与他在附近的小酒馆见了面。昭男先生目前的工作是之前注册的派遣公司分配的，需要人手的时候公司会联系他前去完成日结薪水的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是按日结算的，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干，没活干的时候也就没了收入。有工作的时候，日薪会以现金形式发到昭男先生手中，在这笔钱里扣除手机话费、伙食费、交通费等支出后，剩余的补贴家用，这已是昭男先生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尽管儿子昭男先生有着一份微薄的收入，却对家庭生活起不到任何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