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丹丹

他已经在比塞特尔医院待了二十多个年头，所有人都认识他。初来时，医生和住院医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丹”，因为他的全部口头表达仅限于这唯一的一个音节。厨师、担架员、秘书等人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尊重程度来称呼他“丹”或者“丹先生”。护士们则更亲切地唤他“丹丹”。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1840年，他因癫痫住院，时年三十岁。当时癫痫仍被认为是精神错乱，而他又无法回答任何问题，被认为智力低下，于是住进了精神科病房。

“你叫什么名字？”

“丹丹。”

“你住在哪儿？”

“丹丹。”

“你不舒服吗？”

“丹丹。”

然而与其他粗暴的病友不同的是，丹丹似乎能理解别人向他讲述的所有事情，而且明显表现出认真回应的意愿。感觉他非常努力，但很不幸，即便他竭尽所能，还是只能发出他特有的“丹丹”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露出或是无奈或是恼火的表情。他的其他行为与正常人无异，所以有些人看到他被关在精神病房觉得非常惊讶。不过当时人们还不大在意住院成本，对精神病院滥收滥治也漠不关心。入院约十二年后，丹丹的身体右侧开始偏瘫，并且日益恶化。所有迹象表明，他再也不可能离开精神病院了。终其一生，他将是一个温顺的病人，没有名字，没有未来，诊断不明，未受治疗，既是无知的受害者，又是法定同情的受益者。

但是，丹丹是有真实姓名的，入院第一天就登记到了他的病历上。他叫路易·维克多·勒博尔涅（Louis Victor Leborgne）。对于说话结巴的人来说不存在完美的名字。他有一份正经的职业，他是制楦匠——这是一个为鞋帽生产者制作木制模具的行当。

后来有一天，他患上了坏疽病。终于有了一种能叫得出名称的疾病，可以试着治疗了。当时抗生素尚未问世，但仍然有相应的对策：消毒，缠绷带，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坏肢切除。不过丹丹的病情真的非常严重……

某位既是人类学家又是外科医生的保尔·布洛卡（Paul Broca）教授将丹丹转移到了他的科室。人类学和手术刀的结合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惊讶。但在那时，医生的思想和双手是同步塑造而成的，活跃的认知和灵巧的手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医疗行为源自对人类的认识，也以人体为首要目标；这种功利哲学还没有被超级专业化所改变。

保尔·布洛卡对骨髓、脊髓、先天畸形、坏疽、梅毒、野兔和家兔间的杂交，以及新石器时代的环钻术都感兴趣。这位涉猎广泛的实用主义者那时就已发现有些癌症通过静脉扩散，他还发现了肌病的肌源性成因。彼时，布洛卡对大脑和言语机制尚未产生兴趣，丹丹将为他打开这扇新的大门。布洛卡具有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迷人年代的典型特点，他正处于知识的十字路口。这位教授，这位人文主义者，尽管经验丰富、求知若渴，却没能治愈丹丹的坏疽。几天后的1861年4月17日，丹丹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无法治愈，医学尝试至少去理解。当时，尸检是诊断的捷径——这就是临床解剖学方法。医生在尸体上寻找能够解释死者生前症状的病变。这对病人固然于事无补，科学却可能大有收获。丹丹死后次日，布洛卡就解剖了他的大脑，发现其左额叶上有一处梅毒病变，确切地说位于第三额回。他立即将此与病人无法正常表达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大脑左半球占据优势地位。一些解剖学家此前已经提出，言语中枢应该位于大脑左侧。布洛卡也这样认为，但是科学需要证据。丹丹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抱歉，是死证。布洛卡立即断定自己找到了主管言语的大脑区域。解剖当天，1861年4月18日，他就向巴黎人类学会的学者展示了自己的发现。该学会是他自己于几年前创立的，他避开教会和帝国的耳目——他们并不乐见有人把一团脑部组织奉为无形和不灭的灵魂之所在——在这里保存了大量的头骨和大脑标本。

布洛卡毫不费力就说服了他的同仁，他的姓氏随即被载入医学思想史。几个月后，他在说服解剖学家时费了点力气。但很快，勒博尔涅先生的第三额回就被命名为布洛卡区。这个名称听起来比“丹丹区”要好，而要是以勒博尔涅之名命名一个言语区，也会十分好笑[6]。但做出这一选择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基于医学史上的惯例——医生获得荣誉，患者默默无闻。布洛卡将丹丹的语言障碍命名为失语症（aphémie），并如此描述失语症患者：“他们丧失的并非[……]语言能力，亦非对词语的记忆，也不是主导发音的神经和肌肉的功能，而是[……]协调言讲功能的专有运动的能力[……]。”[7]

布洛卡采用的单词aphémie最终被调整为aphasie。此后又陆续发现了新的与言讲有关的大脑区域，并为影像学所证实。毫无疑问，路易·维克多·勒博尔涅左脑第三额回促成了大脑功能模块化观念的诞生。

如今唯一可资纪念丹丹的事，就是到杜普伊特伦博物馆（Musée Dupuytren）去瞻仰他的大脑，它在那里的某个架子上已经静静摆放了一百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