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元显扩军

成功战胜了昌明党的东西夹攻之后，十七岁的司马元显意气风发，身边很快聚起一帮马屁高手，对着他一个劲儿地摇尾巴，把他捧成古今少有的天才少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司马元显也自认舍我其谁，干脆乘老爹司马道子在府内醉生梦死的机会，让晋安帝下诏免去他的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由自己接替。他正式取代了老爹，成为道子党的第二代党首。司马道子好容易酒醒，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从某些角度来说，司马元显与朱由检颇有几分相似：两个人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骤掌大权，在掌权之后不久都成功地做成了一件大事（司马元显摆平了王恭，朱由检摆平了魏忠贤），这使两个人的自信心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为天下大事不过尔尔，开始任性胡来。

作为道子党的后起之秀，司马元显认为，这次危机虽然借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他不相信刘牢之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朝廷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要摆脱地方武力对朝廷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朝廷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这个想法并不算错，但他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朝廷控制的军户数量。因为是“自愿”，所以号称“乐属”。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分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此时东晋虽然不小，但强藩林立，朝廷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去国都建康，也就剩下三吴之地了。

这道命令一下，司马元显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遭到三吴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这么做，不但没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反而引发了东南的大乱，也使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童”光芒丧失殆尽，露出了镀金的本色。

当地地主反对很正常，夺走他们的依附民，就如同直接割他们的肉。那“免奴为客”者为何也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自由？要弄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先回顾一下古代是用怎样的方法从老百姓中挑选出士兵的。中国古代的兵制经历了复杂和漫长的演变过程，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征兵、世兵、募兵三大基本制度之间，做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西汉征兵，凡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都要服两年的兵役。这两年兵役也有区分的。第一年担任郡国的地方部队，这一年任务除了客串警察维持地方治安，还相当于干一年的实习兵。实习兵的学校也是分专业的，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三种，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进行毕业考试，称作“都试”。第二年从地方毕业，转为中央军，或卫戍京师，或驻守边境。不过，这个顺序并不是固定的，假如遇上大规模战争，国家也会临时大批征召士兵，不受两年服役期的限制。显然，这一套制度要能有效实行，朝廷必须强而有力，统有完善的地方各级政府，国家能够有效地掌握户口。

后来，王莽篡位，光武中兴，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混战后重归一统，东汉王朝建立。因为在王莽当政期间，有不少地方武官利用秋天“都试”的机会起兵[如西汉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与郡都尉刘宁等借地方兵集中“都试”之机起兵反莽]，必须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也需要休养生息。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光武帝刘秀对原来的兵制进行了调整，其目标是大力压缩地方部队，只保留中央军，强干弱枝。建武六年（30），撤销了各地武装，“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建武七年（31），又取消了地方的实习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既然没了考生，考试自然就变得不必要了，因此“都试”也跟着一起取消，地方武官挟兵造反的可能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被消除了。

没有地方部队，地方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发生骚乱怎么办？刘秀采取的方案是，对豪强地主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让他们来顶替地方军。在光武帝看来，豪强地主与东汉帝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他们从自己的依附农民中组织部曲私兵，可以代替地方部队，为国家省一大笔钱，而且他们的规模都很小，小小的泥鳅掀不起大浪，比原来的地方部队安全。

但从长远来看，刘秀的改制给将来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取消了实习期，中央军士兵未经培训就上岗，职业技能没法不下降。这一点在刘秀时代还看不出来，因为那时的汉军将士都是追随光武打天下的百战劲旅，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央军的虚弱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因不受服役期的限制，其经验技能的积累往往胜过正规军，又由于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作战效能和价格的落差都是比较小的，政府军的装备通常并不优于私人武装，官兵对私兵的优势逐渐丧失，为即将到来的军阀割据奠定了物质基础。

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声中，东汉朝廷的威信与军力一起扫地，中央军的无能间接给私人武装提供了急剧发展的机会，我们熟悉的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初始军力都是私人组建的，非国家的编制军队。这些私人武装升级为军阀集团后，尽管他们往往已拥有合法的官爵职位，控制大片州郡土地，但已无法按照原有的征兵制度为自己征募兵员了。因为天下分崩，兵连祸结，人口锐减不说，剩余的百姓也往往不入坞堡而成流民，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先合法的基层机构全都消失无踪，这兵还怎么征？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醒过来的曹州牧亲自到××村一看：从村头到村尾，站着喘气的一个没见着，躺着不喘气的倒是有不少。曹州牧心中慨叹，几句传诵千古的诗句脱口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资源不足，就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项重大改革——世兵制的一种——军户制，便这样应运而生了。军户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原先私兵的放大与规范化。当年豪强地主组建私兵，不可能像朝廷那样去按户籍抽丁，都是从亲戚、家仆、依附佃户中招人手，彼此之间一般有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容易上下一心。士兵由依附民、家仆等组成，往往全家都附属于兵主，一般不容易叛降或逃亡。对于乱世军阀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军阀的宝贵财富，也不容流失。于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军阀，纷纷执行“兵农分离”的政策，将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专门提出来，组成军户，实行军事化的集中管理，解除其徭役和赋税负担，让他们专职当兵。平民一旦加入军户，除非有特批，永远不能脱籍，任职终身，父死子继。

出于保持军户战斗力的考虑，军阀对军户的个人问题都非常关心，总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个妻子成个家，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体现对军户士兵的关怀，有助于提升士气；二、让军户生下小军户，保持军户的人数稳定，保证了稳定的兵源；三、军户士兵有了妻儿，军阀手中也就有了人质，可以防止士兵叛逃，反正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当时的平民加入军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战乱时代，军队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生存下去的概率远高于没有自卫能力的自耕农。衣食可以维持温饱，还可以有个家，虽然不得自由，但对于灾难深重的乱世民来说，条件已经够优越的了。

要在乱世称雄，光“足兵”是不够的，还得“足食”，屯田政策因此出台。战乱时代，自耕农为了躲避战祸而大量逃亡成为流民，使得大片良田化为荒地无人耕种，而大批流民却无地可耕。以曹操为代表的一些军阀开始将控制的荒地改建成大型的农场，吸引流民前来耕种。管理部门为流民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他们不用服役，只要安心种田，按50%～60%的高税率交租纳粮。这样，屯田户就出现了，屯田户与军户相辅相成，如同双臂，共同支撑起曹、孙等成功集团的天下。

经过这样的改革，在国家的户籍资料上，平民被划分成三大部分，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军户，世袭军队，不用交税和服徭役；二、屯田户，国有农奴，不用服兵役和徭役，但要承担极重的租税；三、郡县民，原有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他们需承担徭役和缴纳较轻的税（10%左右），在紧急状态下也要服兵役，补充军户的不足。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工越细，则总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故而这个制度在创立之初是行之有效的，军户的社会地位在三者之中偏上，其士兵也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随着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战争烈度的下降，军户处境由优转劣。战争渐渐少了，国家继续养着这些军户就觉得有点儿亏了，于是一些地方开始试点，将没有作战任务的军户进行改编。开始只是部分军户屯田，但随后官员发现这样做可以出政绩，便很快推广开来。其税率比照屯田户更高。《晋书·傅玄传》载：“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当其他平民享受战事减少带来的利益时，军户的处境反而恶化了，他们仍要服兵役，还要充当国有农奴，逐渐变成平民中的下等人。

为什么就军户这么倒霉？这主要是因为军户的身份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它对国家的依附性比屯田户、郡县民都要强，处在国家的严密管控之下，这使得朝廷从军户身上刮油水比从其他平民身上刮更加容易、方便。

军户经济地位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地位的低下。曹魏末期，朝廷打击犯人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把他们降为军户，而表彰军功时，又常常将解除军户身份当作奖励。一般人在一个多劳少得且遭人歧视的行当中，必然会想尽办法跳槽。随着战争的减少和繁重劳役对训练时间的挤占，军户的作战经验与军事技能也不可避免地衰退。等到天下再次大乱，大家才发现，原先支撑帝国大厦的武力基石——军户，早已变得千疮百孔，士气低落，技艺荒疏。西晋帝国便理所当然地呼啦啦倒了下来。

东晋建立后，原先西晋控制的军户绝大部分都已丧失，帝国面临无兵可用的窘境，为了应对危机，东晋统治当局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募兵来代替军户世兵，募兵有较高的待遇，择优取兵，军功与赏爵直接挂钩，因而斗志高昂，战斗力很强，但缺点是成本很高，管理不易，容易脱离朝廷控制，向军阀化发展，比较典型的如北府军。另一种是重建军户，用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将社会的弱势群体大批塞进军户。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廉，操作简便，还可以为军方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战斗力就不好恭维了。同时，经过这样的重建，军户的社会地位跌到谷底。

这回重新看司马元显的新政策，就可以多一点儿感性认识了。比如，你是浙江乡下一名半自耕农，日子虽然不宽裕，但还能维持，交完了主人的租（一般是50%，而依附民的税是由主人代交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了。平日老实本分，没招谁没惹谁。突然，这天，来了一位官差老爷，通知你说：你已经“自愿”到建康服役，限期去报到。今后你将不知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打仗，而你的妻儿将留在建康，一面做苦力，一面充当人质。你的子孙也要过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生活，你愿意吗？于是，你带着几分疑惑地问：我好像没“自愿”吧？官差老爷说：什么，你不自愿？看来应该加强学习。你就得到学习班去“学习”几天，到时饿你三天，看你自愿不自愿。

至此，三吴地区民怨沸腾，官逼民反的条件基本酝酿成熟，只差一个划出火星的带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