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王恭殒命
九月二日，朝廷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一指挥中央军。他将中央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指挥，抵御王恭，西路由司马尚之指挥，讨伐豫州刺史庾楷。九月十日，司马尚之在牛渚（今安徽当涂县采石矶）大败庾楷。庾楷只身西逃，投奔正在顺江东下的桓玄。司马尚之随即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十六日，杨佺期、桓玄军与司马尚之大战于白石（今安徽巢湖市东南）。司马尚之大败而逃，弟弟司马恢之所率的水军全军覆没，杨佺期与桓玄乘胜推进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至此，从表面上看，中央军已陷入强大的荆州军与京口军的东西夹击之中，且数战不利，局势已岌岌可危，要想摆脱危机，除非发生奇迹。
现在让我们先把目光离开战场，回过头重新看一下司马元显的部署，可发现它不是很合理。西线主将司马尚之是道子党的拥趸，比较可靠，这个倒也罢了。东线的主将王珣，却属于昌明党的人物，去年正是他与车胤一唱一和，把王国宝的脑袋忽悠掉了。这样一位主将，能指望与王恭作战时不生二心吗？但司马元显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真正下注的地方，并不在王珣，而在刘牢之。
司马元显此生最聪明的时刻，就是看穿了此刻王恭大军强大表象背后的致命内伤：道子党控制的朝廷害怕王恭和殷仲堪，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比如说王恭，若他手下没有北府军这样的劲旅和刘牢之这样的猛将，他还有何可惧？此时的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灵魂，策反了刘牢之，也就等于策反了北府军。而王恭与刘牢之会是铁板一块吗？
就像王恭看不起刘牢之，刘牢之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国立下百战功勋得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放眼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兵略比得了我刘牢之？不像某些人高高在上，只是因为家世好，只是因为虚有其表，只是因为善于夸夸其谈。这样的人还不听良言，一再生事，只把自己当作小小部将。
刘牢之的内心，极为不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曾为北府旧将、现任庐江太守的高素悄悄来见他。高素带来了司马元显的密信，劝他背叛王恭，倒向朝廷，只要事成，就将王恭现在的职位授予他。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须知，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非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过王恭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属于大大的破例。刘牢之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刘敬宣也表示赞同，毕竟听命于朝廷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不料，此事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风声，连忙来向王恭报告。王恭虽然看不起刘牢之，但那是他身上自高自大的贵族习气使然，他并不讨厌刘牢之。过于自信的王恭认为，何澹之与刘牢之平日有矛盾，他并不相信这位何参军说的话。现在正要打仗呢，如果除掉刘牢之，难道你何澹之有本事指挥北府军？
于是，王恭并不防备刘牢之，反而决定以诚相待。为了抚慰刘牢之，王恭特地设宴招待他。席间，王恭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对于士族观念极强的王恭来说，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许下了与司马元显相同的重诺：“等这件事办成，我一入朝，就让卿接掌北府。”王恭早这样做，能否让刘牢之为他尽死力并不可知，但现在显然已经晚了，不管刘牢之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他倒向司马元显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
数日后，刘牢之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市北）发动兵变，杀掉王恭的心腹将领颜延，率前方大军投降朝廷，同时派儿子刘敬宣与女婿高雅之回师京口，进攻王恭。此时一无所知的王恭正在城外阅兵，刘敬宣率领的骑兵突然杀到，王恭的部下立即崩溃。王恭想退回京口，但城池已经被高雅之抢占了，只好独自一人骑马逃生。
王恭平日里养尊处优，很少骑马，等他逃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市）时，两腿都被马背磨得皮破血流，痛得实在不能再骑。于是，他改乘小船，准备投奔桓玄，结果在长塘湖被抓获，随后被送往建康斩首。王恭虽然没多大本事，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还是有的，临刑前他仍很镇定，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须发，把帅气坚持到死。他对监斩官说：“都怪我自己糊涂，轻信了不该信的人，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但追究我的本心，仍是忠于国家的，但愿百世之后的人们，知道有过我王恭这样一个人，我便知足了！”事后刘牢之抄没王恭的家产，并无余财，只有一些书籍。
总的来说，王恭的人品不能算坏，他起兵的本意也许真的出于公心，但他的能力太平庸不说，还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王恭如果真的成功掌权，恐怕也不会比司马道子强到哪儿去。
刘牢之反正，王恭被杀，使战局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原本昌明党的西路军已经打到了建康城下，志在必得，可就这一眨眼的工夫，原本强大的东路友军变成敌军。主帅殷仲堪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不用说了，就连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自命豪雄的人物也吓住了：刘牢之！北府军！这是好对付的吗？两人不敢再进逼，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殷仲堪的这两位副手。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幼子。传说他的母亲马氏有一次和闺中密友在夜里纳凉赏月，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陨石，落在旁边装水的铜盆里。凑近一看，是一枚直径两寸大的珠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马氏见了，十分喜欢，就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然后按既定程序——怀孕、生贵子。孩子出生之时有光照室，故又得小名灵宝。据说桓温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临终时立他为嗣子，承袭南郡公。桓玄七岁时，一次，荆州的文武官员来拜别桓冲，桓冲摸着桓玄的头对他说：“这些人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因为桓温的丧期刚刚结束，桓玄触景生情，失声痛哭，涕泪满面，场面感人，也给桓温的旧部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桓冲对这个侄儿也很宠爱，超过了自己的儿子，常指着自己的座位对众人说：“等到灵宝长大，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
但没等桓玄成年，桓冲就病逝了，没能兑现承诺，桓家在东晋朝中的地位大降。因为桓温在晚年把朝廷欺负得够呛，所以司马道子掌权后，把桓玄当作重点打压的对象，尽管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总之，桓玄风度不凡，多才多艺，又门第高贵，但一直未得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才当了个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并不是太子马厩的清洁工，“洗”是“先”的通假字，表示在太子的马前驱驰，即太子的侍从，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小官。后来又拜他为义兴太守，相较于桓玄的出身名望来说，这仍是个太小的官。因此，桓玄觉得很跌份儿，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他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账：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像桓玄这样的人，甚至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他每一次感受到的其他豪门的白眼，都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他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朝廷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东晋时，广东经济并不如湖北。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没有说如果殷仲堪到任，刁逵该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压根儿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荆州的治所，今属湖北）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吴三桂，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廷，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该没事了吧？谁知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被凌迟处死，其余子孙、部下皆被斩。
殷仲堪等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联合公报”：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分接受朝廷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战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教主的有利条件，聚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信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