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礼器文化篇
礼器的产生及渊源
礼器是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使用的目的是表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和等级权力，即“明贵贱、辨等列”。在礼仪中使用何种礼器，以及礼器如何组合，都传达着礼义的信息，所以古人说“藏礼于器”。
礼器，是中国古代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征伐等礼仪活动中的器物，又称“彝器”。
礼器并不是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出现的。人类诞生后便摆脱了仅仅利用天然“工具”的出于动物本能的“劳动”形式，跃进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阶段。人类最初制造的器物，首先是生产工具。当然，这些生产工具也兼为日常之用。后来，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生产有了发展，人类自身的体质、智力也有了提高。于是生活器用方面的某些需求日益迫切而且器物的制作也有了可能。可以说，日用器物的产生为礼器的出现做足了准备。
礼器是伴随着礼仪的出现而出现的。作为上层建筑一种构成部分的礼，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形成的。《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古代人类认为必须借助一定的活动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对他们来说，吃饭保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认为食物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对神来说也一定很重要，所以，礼仪就从饮食开始。饮食所用的器物也便成了礼器。当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器具的精工制作，礼仪和礼器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礼器方面，种类丰富了很多。礼器最初用陶土烧制而成，上面有刻画或彩绘的图案，形、色简单，种类单一。后来出现了玉质的礼器，形大工精，种类也日益丰富起来，玉璧、玉琮、玉斧、玉铲、玉刀等形制皆进入礼仪活动之中。进入西周，青铜器成为重要的行礼器物，类型繁多、数量巨大、造型庄重华丽、纹饰优美精湛、铭文内容丰富。此外，礼器在组合方面也逐渐礼制化了。《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解诂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而且各级鼎的盛放物品也各有规定。如天子的第一鼎盛牛，以下盛羊、猪、鱼、肉脯、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的鼎内则去掉后两味。卿大夫的第一鼎盛羊，以下有猪、鱼、腊、肠等。士则仅有猪、鱼、腊。关于此，《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了孟子做士的时候，父亲去世，用三鼎祭奠。后来孟子晋升为大夫，母亲去世了，就用五鼎祭奠。从中可见古代的等级、尊卑观念在礼仪上的表现是非常严格的。
礼器的主要作用是祭祀，但礼器对于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从青铜礼器的纹饰看，经常使用的是各种变形的兽面，以及幻想的龙、凤等。这既保留着早期自然崇拜、鬼神崇拜或图腾崇拜的遗风，保留着礼的起源的某些迹象，同时又对那些遗风加以很大程度的改造与发展，使它们具有高贵、神圣、诡奇、神秘甚至令人恐怖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奴隶主的自慰与自卫，另一方面则是对奴隶的震慑。从礼器的铭文看，字数较多的，大多在宣扬奴隶主的统治受命于天，或者宣扬祖先的功绩，或者记述自己受封、受赏的事迹，或者是他们对于奴隶、土地的所有权。祭祀是奴隶主阶级的头等大事。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形式，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并希望对被压迫者的精神世界产生威慑力量。
礼器包括的器物很多，种类也很多，概括起来有玉器、食器、酒器、乐器、水器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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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的由来
由于礼器在祭祀中具有特殊作用，所以，先秦时期的奴隶主贵族就把在祭祀中最常用而且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夏禹就曾铸九鼎，用来象征九州。夏灭后，鼎归商所有；商灭后，鼎又归周所有，鼎就成了传国重器。据说，春秋时楚庄王路过周地，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来表示慰劳，楚庄王乘机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暗示了觊觎周室政权的意思，王孙满当即驳斥他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后，“问鼎”便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同义词。
礼仪中的食器
“食”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好像食物盛放在容器中，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相比较，食器的发明就是饮食的进化，食器也就成为了饮食的符号。祭祀礼仪从饮食行为中发端，所以盛放饮食的食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礼器。
从古人的生活可以推出“礼器”的起源，从“礼”字的成型也可溯源到食器，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所以普通的日用品食器，在古代社会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了。
用作礼器的食器包括烹煮食器和设食器，主要有鼎、鬲、颇、甑、簋、盟、敦、豆、铺、盂、俎、匕等器物。这里具体介绍以下几种。
烹煮食器鼎
鼎是进入奴隶社会后最重要的礼器。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有三部分，即鼎耳、鼎足、鼎身，从脚的数量看，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从用途上又分镬鼎、设食鼎、羞鼎三类。镬鼎，用来煮牛、羊、豕、鱼等牲肉。设食鼎，又称“正鼎”“升鼎”。镬鼎内煮熟的肉食用匕（一种头部尖锐的取食器）取出来，放入设食鼎，并对它们进行再次加工。羞鼎，又叫“陪鼎”。羞鼎内放有配以作料的滋味鲜美的肉羹，食用牲肉前须将其放入羞鼎内入味裹汁。作为礼器使用时，鼎与俎配套使用，数量相等。三种鼎作用不同，不同地位的贵族在鼎的使用上，又有不同的组合。如天子九鼎，配镬鼎七。
作为贵族专用的盛食器和礼器的鼎，原本应该非常典雅庄重，但奇怪的是，鼎上却往往铸有“有首无身”的饕餮。如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商代大禾方鼎，腹部四壁纹饰着四个大的人面像，高鼻阔嘴，面目凶恶，两额旁有小曲折角，腮边还有两个爪子。其像有脸无身，学者们认为，这就是饕餮。据说，饕餮原是黄帝时代夏官缙云氏的儿子，他非常贪吃，崇尚奢侈，搜刮聚敛，没有止境。学者猜测，鼎上雕铸饕餮形象或花纹，可能想告诫进食者，饮食不要放纵，要有所节制，勿蹈饕餮之覆辙。
烹煮食器甗
甗的造型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个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中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甗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除实用外，甗在西周末春秋初期作为礼器使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的随葬品。
设食器簋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簋在商周时作为重要礼器使用，战国后就极少见到了。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装饰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上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只有一鼎时则不配簋。
设食器豆
豆与簋同是盛放煮熟饭食以奉神的器物，为表虔敬必须整洁。所以，古人用“簠簋不饬”来斥责为官不廉洁的人。豆，是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使用时，按尊卑长幼，也有数量规定。《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明确规定“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铡、九俎，鱼腊皆二俎”。《礼记乡饮酒义》中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可见，年龄越高，面前摆放的豆就越多，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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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食器为什么有腿？
商周时代的贵族大都使用青铜制成的食器。他们的食器或者有三条长长的腿，如爵、鬲、鼎；或者有高高的圈足，如觚、豆；或者干脆接一个器座，如簋、簠。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商周时代吃饭时既没有桌子，又没有案，人们总是席地而坐，食器也就直接放在地上，所以必须用高高的腿把食器支撑起来。此外，鼎、鬲既是食器，又是煮肉、烧水、温酒的炊器，它们的三条高腿下的空当可以用来烧火。如司母戊鼎那样的大鼎就是放在庭院广场上烧煮牺牲祭祀用的。
礼仪中的酒器
酒的发明，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成就。有礼必有酒，可以说，礼器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最主要的可以说是酒器，尤其是青铜酒器。
在中国，酒的发明非常早。原始社会的古人类就已从谷物和剩余熟饭的自行发酵中认识了“酒”。后来陶器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据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很可能最晚在夏代就已掌握了酿酒技术。《说文解字》中有“少康造酒”的说法。少康就是杜康，即夏朝第六代王。
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不仅酒文化源远流长，礼文化也源远流长。“礼”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所以，古代的礼仪活动中一定伴有饮酒礼。酒礼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夏、商两代的礼器，以酒器觚、爵为核心。周代鉴于商代酗酒误国的教训，就发布了禁酒令，所以它们的礼器组合也逐渐转为以食器鼎、簋为核心了。
青铜酒礼器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觯、觥，以及盛酒器尊、卣、瓿、方彝和壶等。
饮酒器爵与角
爵，是古代饮酒必备之物。青铜爵的常见形制为深腹，圆底或平底，三锥状长足；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尾；一侧有把手；流与口之间还分立着两个蘑菇状的立柱。爵的整体造型如同凌空飞翔的麻雀。于是古人取雀的形状和鸣叫之义，将这种礼器取名为“爵”。角与爵相似，前后皆为尾，而无流，尾上无柱，较少见。
饮酒器觚
觚的形状像两个喇叭组合，中间细小。觚与爵的组合使用是夏、商两代的礼器共同点。在商王武丁64个妻子之一的妇好墓中曾出土有亚其觚10件，形制高大，是将军亚其进献给妇好的礼物。妇好曾主持祭祀，并作为军事统帅征伐土方、羌方和夷人，是中国有史可考的首位女军事统帅。
饮酒器觥
觥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前面有流，下面有圈足，上面有盖。山西石楼桃花者村出土过一件龙形觥，器身呈长条玉米状，头部为昂起的龙形头，有嘴，牙齿外露，龙头有双角突出，全器饰有龙纹和鼍纹，造型也十分奇特。龙形觥可能是用来罚酒的器具。
饮酒器觯
觯的形状是圆腹，侈口，圈足，像葫芦状小瓶，大多数有盖。山西灵石旌介村出土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铜觯，没有盖。
盛酒器尊
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食器鼎。尊有两种，一种是侈口，敛颈，圆腹，圈足，是从陶尊演化而来的，形状像现在的坛子，另一种是方腹，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就是方侈口，腹四面转角是羊头，突出器外，是商代最大的一件尊。
盛酒器卣
卣是专门用来盛香酒的，它上面有提手。最著名的卣是传说出自湖南安化的虎食人卣，属商代晚期器物，形状像一只蹲踞的老虎，两只前爪抱着一人，口大张，作吞食的样子，但是人脸上并无惧色，手抓虎肩，足踏虎爪，显得十分神奇，通体都装饰着虎纹、龙纹、兽面纹。
盛酒器壶
壶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壶的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
总体看来，青铜酒器形制多样，纹饰奇异，充满了神秘感，体现着古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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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爵引发了叛逆？
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古代诸侯如果能得到天子赏赐的一尊青铜爵，那就是受到了莫大的恩宠。但有时候，天子如果赏赐不当就会引发不可预料的灾难。
2700多年前，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杀身之祸，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勤王救驾，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阳，立下了汗马功劳。
100多年后，周惠王在位。郑国国君厉公设宴招待周惠王，惠王就将王后使用的鞶鉴（一种有带子的铜镜）赏赐给郑厉公。不久，另一个诸侯国虢国的国君向惠王要赏赐时，惠王竟然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郑厉公听说后勃然大怒，怨恨惠王背恩负义。后来，郑国就开始不听从周王的命令，甚至敢于扣押周王派来的使者。由此看来，天子赏赐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要综合考虑的内容非常多。
礼仪中的乐器
在中国古代，乐器的社会功能已经远远超出音乐演奏本身，自商周起，它就已经集奏乐、施法、行礼于一身，即兼备乐器、法器和礼器的功能。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以其使用种类、数量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礼仪。
“礼”和“乐”是构筑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柱石。《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经过总结、继承和完善，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这种等级秩序表现在礼乐制度上，则如《周礼》中说，王享用的钟磬分四面悬挂，诸侯、大夫、士享用的钟磬依次为三面、二面、一面悬挂。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中的编钟、编磬是分三面悬挂的，属于诸侯悬制，符合周礼规定。
除了将“乐”作为一种治国的辅助方式外，古代在举行礼仪活动时都要奏乐，以使“礼”显得更加隆重庄严，文质彬彬。于是，乐器也就具有了礼器的性质。作为礼器的乐器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钟，是一种打击乐器，除用于军乐及“钟鸣鼎食”的宴乐之外，还用于祭祀、祈福等。钟一般呈扁圆形，上有柄，钟口两端尖角下垂。钟的正常放置状态为口朝下，凭借柄的环悬挂在钟架上。青铜钟有钮钟和甬钟两种形式，在祭祀或宴飨时成编悬挂，用木槌打击乐钟的鼓部和鼓右的鸟图案，就能产生两个音频。钟最早见于西周，最初是二、三枚一组，以后渐多起来，如曾侯乙编钟多达64枚。
铃，是一种似钟却比钟小的乐器，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是单翼铃。《周礼春官巾车》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可见铃也是重要礼器之一。
铙，是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铙的形体似铃但是稍大，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
钲，它的形体类似铙，但比铙高大和厚重，主要在南方一带非常流行。
铎，是撞击乐器，形制似铙但小一些，中间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
钩，是打击乐器，它的形制似铙而长，横截面呈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的尺度，器壁较厚，口向上，有很浅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为圆柱形。
錞于，是一种打击乐器，圆筒形，上大下小，头似椎，中空，顶部有纽，以便悬挂。除作军乐，也用于祭典。
鼓，是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的极为少见。它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下为长方形圈足。古代的鼓有单面、双面之别，又有蟒皮、鼍皮、牛皮等鼓面的不同。商代还有通体皆用铜铸的铜鼓，上面饰有鸟形，下面有四足。
《礼记乐记》说：“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酯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显然，在祭祀中，各种乐器按一定的规制配合使用，可起到“序贵贱”，明尊卑长幼顺序的作用。同时，不同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音乐又有不同的作用。“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众君子听竿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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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金编钟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由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自乾隆年间铸成后，每逢重大典仪，便被置于太和殿旁，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时，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他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在《光绪大婚图》中，还可看到放置在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这组编钟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
礼仪中的玉器
玉有着丰富的人文含义，所以古代贵族将它制成各种形状、大小用于礼仪活动中，它不仅区别着礼仪活动的规模，还区别着主人身份地位的贵贱高低。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解释说：“玉，石之美者。”接下来他提出了玉的五种美德：仁、义、智、勇、洁。可见，玉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含义，这其实也就是古人认为玉之美的所在。不仅如此，许慎对“玉”字本身又解释说：“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其含义是“玉”是象形字，本义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从中间穿起来，“三玉之连”还隐含着天地人相融通。正因为玉被人们赋予如此丰富的内涵，所以玉器在中国古代礼仪中被广泛使用着。
但并非只要是玉就是礼仪中的玉器。礼仪玉器主要指璧、琮、圭、璋、琥、璜六种，被称之为“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以苍璧礼天”，那是因为天是圆的，又是苍色（青色）的缘故；“以黄琮礼地”，那是因为地是黄而方的。古人用玉的颜色和形制，来配合阴阳五行之说，就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礼仪玉器。
璧，是一种有孔的圆形板状玉器，也有不是正圆而呈扁圆形的。在玉器中，璧是用于祭天的玉器。玉璧最早出现在新时期时代，考古发现最早的玉璧是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有出土的玉璧。玉璧在商周时期比较兴盛，汉以后逐渐式微。玉璧除了作为礼器，还是权力的象征，用作佩戴和墓葬。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有的器型高大、有的比较矮小。琮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流行，到了殷代也常出现，汉代已很少见。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琮既是礼器，也作为葬器而被贵族使用。
圭，是一种下端平直，上端尖锐或平整的长方形玉片，上端是平头，与石斧之形相近，称“平首圭”。上端尖锐呈三角形的叫“尖首圭”。在古代，圭作为礼器，一方面是天子和大臣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朝会典礼时的必带之物。圭依其大小，来区别主人身份地位的尊与卑。
璋，把圭的上端斜着削去一道斜边，剩下的便是璋的形状，所以《说文解字》称：“半圭为璋”。璋在古代朝聘、祭祀、丧葬、发兵中用来表示瑞信。它的形制大小、厚薄、长短，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有大璋、中璋、边璋、牙璋等。瑞信用大璋，祭大山川用中璋，祭中山川用边璋，发兵用牙璋，首部似刀，而旁无刃。
琥，是一种刻有虎纹或雕成伏虎形状的玉器。与“六器”中的其他五种礼仪玉器相比，“琥”是最写实的，其他玉器都是抽象化了的几何图形，只有“琥”，即使经过图案化也依然能够看得出虎的造型。琥是以白虎的身份来礼西方；以虎符的身份来发兵。但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出土琥的实物。
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一般认为半璧为“璜”，但大多数璜只是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是四分之一。璜虽为弧形，也呈现多种形制，有扇形、半环形、半月形、拱桥形等。一般说来，大型璜作礼仪玉器，中小型璜为佩玉。玉璜作为礼器开始使用，是在商周以后。
除了以上六种礼仪玉器之外，在重要场合中还有一些玉制的玉斧、玉戚、玉钺、玉戈、玉刀等，这被称为“仪仗器”，主要是用来保持统治者的威严，增强威仪的器具。挖掘出来的仪仗器都没有被使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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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身份地位的玉
古人在穿着礼服的同时也需要按照一定规制佩戴玉器，以标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礼记·玉藻》中记载有天子要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玟。也就是说，玉的颜色、质地成了古代贵族明尊卑的凭借。另外，《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镇圭，长一尺二寸；桓圭长九寸；信圭长七寸；躬圭长七寸。玉的形制也是辨别等级的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