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七言诗的形成

关于五言诗 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形成一直有很多争议。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陆贾《楚汉春秋》所载虞姬答项羽的一首诗，是完整的五言四句格式，如果《楚汉春秋》中原来确有此诗，那么不论它是否出于虞姬之手，其年代都是非常早的（陆贾与虞姬实为同时代人）。但这诗几乎像一首绝句，放在秦汉之际显得颇突兀，所以古代就有人怀疑它或许是后人窜入的；只是这也并无确凿根据，我们在此只好暂且存而不论。除此之外，汉高祖姬戚夫人所作《舂歌》年代也很早，已接近完整的五言诗形态：“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诗仅一句非五言。而作者不把它写成完整的五言诗，谅非有何技巧的困难，只是他不认为有此必要而已。至成帝时，存世民谣“安所求子死”和“邪径败良田”两首俱是完整的五言诗格式，表明那时五言诗体已经在民间流行；成帝妃嫔班婕妤也有《怨歌行》见载于《文选》，语言简洁，是一首相当出色的五言诗：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也有人疑为伪作，但实无根据。综合以上所述来分析，有些文献记载《古诗十九首》中若干篇出于西汉，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惊怪的。只是“古诗”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下文另作介绍。

关于七言诗 过去通行的看法认为七言诗体形成很晚，这也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核心的（例见前引）。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的四言形式与《诗经》的不同，如将两句连读，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自西汉始，民谣、镜铭、字书等用七言韵语写成是普遍的情况，这表明七言诗体有深厚的民间习俗基础。而且“七言”作为一种文体分类也出现得非常早，《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文选》注又多处引及刘向的“七言”。这一“七言”概念指的是诗应无问题，《汉书》晋灼注于东方朔所作即言：“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后汉书》载东汉初刘苍有“七言别字歌诗并集”，则把“七言”为诗说得更明白。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这很值得注意；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它的真实性颇受学者的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实无可怪之处。又残存的东方朔“七言”仍带有语气词“兮”字，而刘向的“七言”所存六句已不带语气词，这六句似属同一首，其内容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室庐”、“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诗的特点也比较明显。

总之，七言诗体在西汉已经形成，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东汉，仅据《后汉书》，就有刘苍、杜笃、崔瑗、崔寔、张衡、马融、崔琦诸人的著作中包含有“七言”一类，又前提及张衡《思玄赋》、马融《长笛赋》篇末均以七言诗结束，这些都表明七言诗体其实已经颇为流行。只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独立而完整的汉代七言诗篇，仅有张衡的《四愁诗》而已。此诗个别句子尚带有语气词“兮”字，但这不说明汉代七言诗到这时还未脱尽楚歌痕迹，刘向残存的六句七言诗均无语气词，恐非偶然。《四愁诗》写对“美人”深沉思慕和求之不得的忧伤，古人或以为实为有政治内容的寄托之辞，但至少它是用恋歌的形式来表现的，七言句式曼婉悠长的优点在这里得到显示。只是，这一诗体的优长要充分得到发挥，还有待后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