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东历史概况

一、我国文化分布与文化现状分析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以特定地域为载体点滴积累，逐层积淀的结果，并通过这种文化力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成书于周秦之际的《禹贡》简练而准确地描述当时的国土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并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之说。《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地理志》对当时的中国做出如下“域分”：如秦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楚地、吴地等。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记录了各个区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毋庸置疑，九州最初的差别应有行政区分之意，但也必然包含了人文风俗之别。

一方面，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定区域文化特征被逐步固定下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时至今日，多数学者将我国文化区域概括为：以东部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和以西部为主的游牧文化区。

东部农耕文化区又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亚区。中原农耕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延展为闽越文化副区和陵南文化副区。西南文化亚区又分为颠云文化副区和贵州文化副区。

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其内又分为塞北文化副区、甘宁文化副区、西域文化副区）与藏文化亚区。

另一方面，特定区域中的文化特征又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可能包括战争所产生行政边界的变更，民族流动迁徙，或者由军事、经济侵入所带来的文化侵入。鲁迅在《热风·五十四》中记述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时至今日，客观分析我国文化现状，一方面鲁迅文中描述的社会区隔仍在延续，另一方面，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却正逐步消减。导致这种情势的因素很多，错综复杂，但其主要原因仍可归结为西方文化的东进，以及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信心不足，但此二者又具有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

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各国均已完成或正在经历着工业化社会的文明转型。其基本方式可区别为“内发自生型”和“外发次生型”二种。前者主要是指诸如西欧英、法、德等国，通过其内发自生的工业革命完成经济、文化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总体上分析具有线形的、渐进的特征，是由量变而逐步引发质变的过程。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大都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和继承，也就是说，“内发自生型”的经济演进方式，在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行进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割裂断层。“外发次生型”又可分为以美洲、大洋洲等为类型的“文化复制型”和以中国、日本、埃及、印度等为主的“文化转移型”。前者采用整体移植的方式，因此，文化排异也较不明显；而后者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最普遍的矛盾便是“外来文化引进与传统文化继承二者之间的矛盾”。

客观分析，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对于中西文化先后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一种是清末民初所实际运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式，从最高领袖到普通民众，既着洋装，也穿大褂；既言民主政治，又谈忠孝仁义。且不论这种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化究竟产生了多大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维持延续仍积极有利。事实证明，建国之前，特别是“文革”之前，中西文化虽然也发生激烈的碰撞冲突，但大多只是维持在思想论战的层面，并未发生大规模对文化遗存和文化生态的破坏行为。正因为此，我国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仍然保持着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

我们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第二种方式则是“除旧布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虽然开始有意识地保护文物古迹，但文物只是特定时期的静态标本。文物与文化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物是历史过程中经典性的人文创造，而文化则是以特定区域民众为载体，所保存下来的大量活着的，真正运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它们是鲜活的历史血肉，以及一方水土所独有的精神气质。

冯骥才在《文化四题》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历史文化在“文革”期间，是被权力恶狠狠毁掉的；现在则是为了钱乐呵呵毁掉的。两种同样都没有文化。这文化是指文化意识，而不是文化知识。应该承认，我们这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一直又是缺乏文化意识的。”

也正是鉴于这种文化现状，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二、山东历史演进梗概

山东的文化历史，大致可分为“西周前的东夷时代”“西周至两汉”“西晋至元朝”，以及“明清至现代”四个阶段简述。宋金之前，“山东”一词仍属于地理概念，而并非今天的行政区划。西周之前的夏商两代，山东出土了大量遗迹，但文字信史仅有只言片语，因而，无法详细考证与诉说；西周建国分封后，今山东境内有齐、鲁、莒、曹、滕、薛、郯、宋、卫等三四十个诸侯国之多；至于春秋后期，山东境内齐、鲁二国疆域较大，立国长久。因而，今山东又被称为“齐鲁之邦”。战国时期，秦居关中，将殽函以东的六国皆称为“山东”。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有“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中有“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秦统一全国之后，关中与山东诸国的对立状况不在，“山东”一词也出现了广狭之分，广义山东仍指殽函太行之东，而狭义的山东所指的地理位置大体与今天相当。《儒林列传》中有：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之地称为“山东”大体由此开始。

秦统一中国后，分别在山东置齐郡、琅琊、胶东、济北、东海、薛郡等。西汉初年，山东大部为齐王刘肥的封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山东分属青、兖、徐三州。东汉又属青、徐、兖、豫四州。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南燕所据，社会混乱，民生凋敝。隋统一全国后，山东复属青、徐、兖、豫四州。唐代山东分属河南道、河北道。北宋时期又分属京东路与京西路。金大定八年置山东东西路通军司，治所为益州（今青州）。“山东”一名才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此后，元朝分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司。金元时期，山东经济再次遭受持续破坏，人口锐减；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所在青州，后迁至济南，又改置为山东承宣布政司。直到清代，山东政区名称正式定名为“山东省”，并沿用至今。

远古时期，今山东所在区域，主要为东夷族群所居住，“夷”在《说文解字》中“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有“南方蛮閩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僰人，焦侥从人。葢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之类也。以脂切。十五部。出车，节南山，桑柔，召旻传皆曰。夷，平也。此与君子如夷，有夷之行，降福孔夷传夷易也同意。夷即易之假借也。易亦训平。故假夷为易也。节南山一詩中平易分释者，各依其义所近也。风雨传曰夷悦也者，平之意也。”

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族源之一。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泰蒙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夏商时期，东夷作为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周朝时则变成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族的泛称。

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包羲、太昊、蚩尤、伏羲氏后裔，风夷、畎夷、阳夷、和少昊后裔，鸟夷、白夷等夷人方国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民族的泛称。《孟子·离娄篇》中有“舜生于诸冯（山东诸城）、卒于鸣条（河南开封），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有“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曲阜）”的记载。

继虞舜之后，夏代的历史，仍然于山东地方有着密切的连续，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大禹治水的大体位置，应在今开封、菏泽、商丘一带。该区域也是尧舜禹汤，及夏商两代文化的主要聚集区，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

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和山东的关系更为紧密。现存考古发现证实，东夷民族普遍有对鸟图腾的崇拜，《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诗中包含了商人始祖契之诞生，汤之建国，与武丁中兴的信息。诗中“玄鸟生商”的传说，可以推测商族与东夷民族很可能属于同一族源。传说商契都于蕃（今山东滕州），商汤都于毫（今山东曹县），也说明了汤以前的商族活动以山东为中心。

西周时期，为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天子先后将姜尚分封于齐，都营丘；封周公旦子伯禽于鲁，都曲阜；封振铎于曹，都陶丘；封绣在滕，都滕；封康叔于卫，占据原朝歌及邻近地区。曹、滕、卫等都是周成王的叔父，这些封国的建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在山东的新发展，对山东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东周列国时代，山东诸侯国进入百家争鸣，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孕育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其中如鲁国的孔子、孟子、墨子，宋国人庄子，齐国人邹衍的阴阳学说，田巴主张的“离坚白，合同异”等，当时的齐国“稷下学宫”成为战国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为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曾任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承儒启法，其学生韩非子、李斯等，成为我国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军事方面，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被誉为“兵圣”，战国时期的齐人孙膑、卫人吴起（山东曹县）都是兵家杰出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221年，齐国成为最后被秦国吞并的诸侯国。秦并天下后，秦始皇四次东巡，三抵齐地，封禅泰山，临芝罘、琅琊，登成山，派徐福东渡求仙。因此，徐福也成为向东亚地区传播齐鲁文化的重要使者。

西汉时期，自高祖刘邦至文景二帝，汉代前期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使得汉代初期休养生息，国家经济迅速从战国以来的战乱中恢复过来，渐成“文景之治”。武帝刘彻作为有为之君，采用董仲舒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确立了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学在国家文化与治理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形成汉民族的“大一统”。武帝时期设五经八师，“经”指经学，“八师”指的是八个师法派别，这八个师法派别的创始人，除了传《诗》的韩婴和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外，其余六家都是山东人。东汉时期，朝廷设立十四个博士，齐鲁儒生开创的学派就占了八位。《汉书·儒林传》中，儒学大师单独立目者有27人，齐鲁籍的就占了17人。可见，以儒学为基础的山东文化输出全国，并深入影响东亚文化。

汉末桓灵二帝时期，黄巾军发动起义，山东成为主战场，曹操镇压黄巾军，授济南相。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连破兖州，曹操任兖州牧。与鲍信合军进攻黄巾。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大破黄巾军，获降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青州兵成为曹操平定青州，统一山东，逐鹿中原的关键力量。汉末著名的文臣武将中、诸葛亮、华歆、刘桢、程昱、董昭、满宠、李典、乐进、于禁等皆是山东人。“建安七子”中有孔融、徐干、王粲、刘桢皆山东人。

魏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动荡不安。山东士家大族避乱江东，逐步南迁，代表人物如曹魏时期南迁的琅琊诸葛氏、泰山郡臧霸、东郡潘璋（山东冠县）、东莱黄县太史慈（山东龙口）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动荡的“五胡乱华”时期，山东先后被置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山东境内政局混乱，社会动荡，饱受兵灾战乱侵扰，人口锐减。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再度出现南迁潮，较有代表性的如琅琊王氏、诸葛氏、鲁国孔氏、兰陵萧氏等。如琅琊王氏声名显赫，其祖王翦、王贲父子是秦灭六国的重要将领；魏晋王祥“卧冰求鲤”为二十四孝之一，王导、王敦兄弟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达到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

南朝时期，“元嘉三大家”中，除颜延之以外，鲍照、谢灵运皆为山东人。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山东的战乱客观上也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局面；而另一方，山东士族的南迁，也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破坏，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山东仍不失为经济中心。隋初，山东各州县遍置粮仓，户口占全国总户数的21%。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每年要将山东几百万石粟米漕运至关中。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山东文臣武将人才辈出，如临淄人房玄龄、段志玄、曹州人李勣、历城人秦琼、东阿人程咬金等。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等组织义军顽强抵抗叛军，有效地避免了山东腹地遭受破坏。

公元875年，王仙芝（今山东鄄城人）、黄巢（今菏泽人）发动农民起义，给予衰微的晚唐致命一击。天佑四年（907年），黄巢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朱温抢夺，代唐自立建立“梁”国，中国进入七十余年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山东先后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统治。

公元960年，以赵匡胤为首的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此后又经历了赵匡胤、赵光义两代统治者近二十年的征战，逐步统一全国。宋真宗时期，北宋逐步走向全盛。真宗时代宰辅王旦、名将谭延美，徽宗时期张择端，南北宋之间的李清照、辛弃疾等皆为山东人。

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承受的封建剥削尤重，并不断遭受外来的侵扰和野蛮统治，经济处于滞退状态。元代山东有38万户，126万人，与金代相比，户减约75%，人口减约87%。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山东便遭受雨旱灾19次之多。“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

元末明初，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红巾军大起义算起，至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徐达平定山东，山东的战乱已经持续17年。长期的战乱给山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乐陵一县，仅余四百余户。淄川之民，流离散网殆尽。莱芜之户，无复孑遗。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有”。因此，明初，朱元璋、朱棣二帝不得不采取移民、免税、垦荒等措施，大力恢复生产。其中就包括组织山西洪洞“大槐树”、云南与“小云南”、四川“铁碓臼”等区域移民山东。

迄今为止，山东全境的自然村落已达107，387个，但宋代之前的古村落为数很少，《山东省地名志》中，收录了6000多个自然村庄，根据族谱、墓碑、方志及传说，其中有4830个村落置村历史基本可靠，其中明代建置的村庄高达71.4%。菏泽市1753个村落中，明代建置的村落占总数的64%，定陶县占72.6%，东明县占84.3%，惠民县占73.1%，章丘区占66.9%，即墨市占74.9%等，在被调查的地区中，明代建置的村落约占70%左右，这些数据也变相印证了明代移民充山东的可信性。

明代之后，京杭大运河战略作用日益突出，截弯取直，变“之”为“弓”，一路向北。主河道改为南起杭州，过苏扬二州，至淮徐，抵东昌（今聊城），过天津，最终到通州（今北京）的黄金水道。明清两代的京杭大运河，发挥着供养京师、经略国门、控制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三重作用。京杭大运河由台儿庄入鲁，段流经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地，南北漕运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经济文化的发展，济宁呈现出“南控徐沛、北接汶泗”，“南船北马，百货萃集，人物殷实，繁华之司”的繁荣景象。漕运商业的发达，使运河沿岸的文化四方辐辏，相互交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因此，运河沿岸城镇构成了一条新兴文化带，成为明清时期山东文化繁荣的中心。例如，明清两代山东籍10位状元中，有6位出自运河文化带，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等。

明清两代，山东人才辈出，如明嘉靖万历年间重臣萧大亨（泰安），清雍乾时期重臣刘统勋、刘墉父子（诸城）；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登州）、清代民族英雄左宝贵（临清）；明于慎行（东阿）、清文学家蒲松龄（淄川）、李文藻（益州），经学家张尔岐（济阳）、清著名书画家高凤翰（胶州）等。此外，明嘉靖年间济南人李开先所创作的《宝剑记》，清康熙年间曲阜人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皆是我国戏曲繁荣的代表作品。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山东处于清朝统治“腹地”及东方门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山东威海成为主战场。这一时期，一方面山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也成为清末民初对外开放的前沿。1892年，著名的爱国侨领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开启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序幕。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山东巡抚周馥奏请清政府在济南自开商埠。济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主动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逐步开启了山东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开端。这一时期，涌现出孟洛川（章丘人）、中国钟表制造工业创始人李东山（威海人）、张东木等大批实业救国的爱国商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法国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影响全国、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在此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等一批爱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山东成为全国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深受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成为全国重要的敌后战场，八路军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八路军占全国八路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赢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涌现出大批以“沂蒙红嫂”为代表的拥军支前事迹，极大地支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同志生前谈到华东战场的胜利时，不止一次地说过：“胜利不但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也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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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观点参见冯天瑜著《文化守望》“中国文化的地域展开”相关章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2]主要观点参见阎耀军“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一文《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山东省志·民俗志》（1840-2005）上册，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出版社，2016年版，P4。

[4]观点参见[美]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著《组织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冯天瑜著《文化守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5]相关观点参见孔子学院总部及国家汉办联合录制的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出品人：许琳，2009年。

[6]出自《孔子家语·辩乐解》，原文为：“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因以“阜财解愠”为“民安物阜，天下大治之典。”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0页。

[8]要观点参见冯天瑜著《文化守望》“中国文化的地域展开”相关章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及陈建森“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的思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相关文章。

[9]《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观点参见冯天瑜著《文化守望》“中国文化的地域展开”相关章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11]《文化批判》冯骥才著，中州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8，29页。

[12]《元史·五行志》。

[13]光绪《堂邑县志》卷七《艺文》。

[14]嘉靖《淄川县志》卷二《户口》。

[15]民国《续修莱芜县志》卷一《舆地志·户口》。

[16]民国《潍县县志》卷十二《民社·氏族》。

[17]《太祖实录》卷一七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