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塞万提斯学院虚拟图书馆的罗多专区“生平”里，采用了著名西语文学研究者、罗多编著专家卡斯特罗·莫拉雷斯（Belén Castro Morales）的说法：他的一生框定在两个里程碑式的世界性事件之间，1871年7月15日，当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刚刚联合德国镇压了巴黎公社；1917年5月1日，当他在西西里岛巴勒莫酒店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即将爆发。
这样的参照从时间看当然没错，也许也是对“常识”的“友好”，但相当欧洲中心主义——能不能尝试采取该国的第一人称视角呢？比如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乌拉圭当代历史”课程大纲介绍道：作为南美最小的国家之一，该国东北接巴西，西以乌拉圭河、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为界，东南面大西洋，人口三百余万，首都一城独大；如同大部分拉美国家一样，其19世纪前30年相对动荡，不断挣脱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派的控制，19世纪30—60年代经历边疆界定和内部纷争，1860—1890年间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其中1875年中右翼军人执政，局势逐渐稳定，1890年胡利奥·埃雷拉—奥韦斯（Julio Herrera y Obes, 1841-1912）当选总统，进一步巩固保守文官民主制度，到1930年左右基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目标。
也就是说，罗多从出生到去世（1871—1917）这近半个世纪，恰恰是乌拉圭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经验，也开始显现危机。
从独立运动时期开始，“何为乌拉圭”（uruguayidad）便是政治建设和公共舆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一方面，当地原住民查鲁亚等部族原本数量不大，加上法国对“拉丁”美洲加速渗透，戈比诺、勒庞等人的种族主义大行其道，不少本土知识分子摇旗呐喊，将土著视为低等，将混血归为造成退化和衰落的主因，使灭绝土著运动成了正义。1832年，贝尔纳韦·里维拉（Bernabé Rivera, 1795-1832）的“文明化”运动达到血腥的高峰，经萨尔西普埃德斯战役，原住民几乎被新生的共和国部队屠杀殆尽，到1850年，血统纯粹的印第安人已不存在。此外，非洲裔在乌拉圭人口中占比不高，因为这里是天然畜牧的环境、没有太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接纳了一些巴西废奴（1888年）之前的逃逸黑人，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流文化中也几乎不见踪影。(15)
另一方面，作为西班牙建立直接管辖机构最晚、管理松散的一个地区，乌拉圭河东岸在独立后不久被迅速“填充”和“白化”：19世纪40年代起，政府颁布多项移民政策，使人口从1830年的7万上升到1900年的100万。这百万人口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包括相当高比例的意大利人，还有大量西班牙人、法国人、瑞士人、希腊人等。许多移民通过港口运输、贸易和新兴的工业活动成为城市资产阶级，与外省大地产主之间形成矛盾，如激发1870年—1872年农村考迪罗(16)蒂莫泰奥·阿帕里西奥（Timoteo Aparicio, 1814-1882）为首的“长矛叛乱”。与此同时，城市无产者也成长起来，1872年前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流传，工会组织、工厂罢工、工人报纸随之兴盛。
显而易见，移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流动问题，而成了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第一代移民，或者父母均为移民的第二代，是乌拉圭人吗？对此，“巴雷拉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佩德罗·巴雷拉（José Pedro Varela, 1845-1879）游历了法国、美国，深受雨果和阿根廷作家、政治家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1811-1888）影响，20岁出头就创办报纸、创建师范学校和人民教育协会、出版《人民教育》《学校教育法》等，又参与起草《普及教育法》，向政府和民众阐述“国民教育”的思想，推动公立、免费、世俗化的学校教育。由此，新移民的欧洲原籍、宗教信仰等问题被淡化，形成比较宽容的社会环境，没有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可以说，独立运动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乌拉圭的民族主义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或说是一种发展缓慢、自由的民族主义。
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膨胀开始引起多位知识分子的注意，激发了民族主义的进一步酝酿。美国最初专注于内部发展和西部扩张，借着1823年“门罗主义”逐渐试探对外控制和征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巴拿马问题上到处插手，尤其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尝到甜头后，军事实力和野心被大大调动起来。此外，他们还擅长以巨额投资扩大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影响，在普通拉美人眼中树立了良好、正面、值得赞誉和效仿的形象。
恰恰是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何塞·马蒂，(17)敏锐察觉了这一点。从1883年开始，马蒂便陆续发表《对我们美洲的尊重》《拉丁头脑》《美洲母亲》等文章，作为代表出席第一届泛美会议和后续多次货币会议后，又于1891年元旦发表《我们的美洲》，明确号召防范“外面的老虎”，不是衰落中的伊比利亚宗主国，而是欧洲新列强、是北面虎视眈眈的美国。马蒂的语言虽然诗意，态度却是坚定的，对于美国，要质疑、要视为威胁和对手，要采取经济和文化上的地方保护。
乌拉圭原本没有墨西哥那样“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烦恼，也不像古巴被一再阻碍获得政治自由、经济形态和出口市场单一，但巴雷拉等人的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追随美国教育体系，大力宣扬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广泛传播对科学的新信仰，使热衷追求物质财富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在该国知识界成为主导思想，使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成为公共教育的第一要义，人文主义被边缘化。短暂的成就感之后，倦怠来了。
罗多亲历了这些社会实验，成了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初步的成果，也是反叛或者说真正的成果。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感受到一种使命，要超越实证主义的狭隘，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他接受了新唯灵论和伯格森主义，主张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抑制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渴望，呼吁去庸俗化，保留理想主义；他批判艺术欣赏能力的缺失，称这样的文化残缺而空洞，这样的品位低俗而哗众取宠，这样的文学及其思想水准已经堕落，道德观念也日益腐朽。他批评新崛起的工商阶级和为他们服务的功利主义信徒，想用文化和文学的精英替代工商业精英治理国家。
异质强化了本质，不仅是乌拉圭一国的本质，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本质。罗多熟悉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americanismo）理想，很少单论乌拉圭而愿多提“美洲”，不断强调“拉丁”美洲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对比和分野。自由派知识分子美化美国文化、竭力模仿美国宪法和政治实践，但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信念及其基本哲学假设在拉美并没有根基，罗多就把“洋基”和“狂热”两个词合在一起称呼他们。那么，与拉美的背景、历史和价值体系更为契合的思想体系是什么？目之所及，原住民太“野”、东方太远，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仍然只有欧洲。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论者在罗多身上所看到的“西语主义”（hispanismo）需要在特定条件中理解，其并不局限于西班牙——感情上的某种怀想终究无法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孱弱现状——而更多是指西班牙语和西国文化所带来的古典主义，包括希腊罗马传统、《圣经》和中世纪基督教伦理，以及大革命百年以来的法国哲学思想。
罗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拉美从“泛美”的迷梦中摇醒，正视从北方逼近的物化和量化风潮，不要在被出卖、被吞吃之余还沾沾自喜，或者其实根本就不要追随这场疯狂的游戏。拉美要抵御影响、免受威胁，必须坚持理想，强调艺术，完善道德，无惧抗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为未来而活，因此主要面向年轻一代拉美人，激励他们把时间拉远、把格局放大。
幸运的是，罗多不是一个人。《爱丽儿》出版并迅速再版的1900年前后，一批年龄相仿、从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进入公共说理的舞台，对走向现代化的乌拉圭社会进行更好的思想启蒙。与西班牙的“98年一代”遥相呼应，乌拉圭文学和思想史界非常意大利式地将其称为“900年一代”（la generación del novecientos），将他们继承的局面视为“现代主义”（modernismo）。
一般认为，西语美洲的现代主义承自何塞·马蒂的独立精神，以鲁文·达里奥为最重要的标杆，尤其因为达里奥1893—1898年底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担任的哥伦比亚驻阿根廷领事衔几乎是一个荣誉闲职，给了他极大的时间和经济自由，连续出版《异人们》（Los Raros，1896）和震动文坛的《世俗的圣歌和一些其他的诗》（Prosas profanas y otros poemas，1896），迅速影响到拉普拉塔河东岸。
罗多本人确曾对现代主义“表忠心”（出于跟达里奥的交往，或是一种阶段性认识？），比如他的评论被达里奥收入《世俗的圣歌》第二版序言：“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伟大的流派；它体现了19世纪末期思想演变的特征和意义；我属于这个流派，它起源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在保持它们生命力的同时，引导它们向更高的境界转化”。
不过，罗多的现代主义，跟马蒂和达里奥的现代主义并不能画上等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乌拉圭学者、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当代文学教授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 1921-1985）即持此看法。他属于后继的“45年一代”，也许恰恰因为这样的称号而更加敏感于代际的问题，40年代末在剑桥大学进修时，就撰写了一篇讨论“900年一代”的经典论文，从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同时人”与“同龄人”之理论区分出发，给“900年一代”贴出九个标签，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代际经验”：他们作为出生在1868—1886年间的同龄人，与现代主义先锋们享有“同时”但已经产生差异，继承了追求新美学的焦虑，仅此而已。为此，我们可以想想同为“现代主义者”的基罗加（Horacio Quiroga, 1878-1937）和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Delmira Agustini, 1886-1914），一个笔下是不再祥和的大森林、总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大自然，一个书写感性、情欲，直至饱受争议、被丈夫杀害。应该可以说，这一代现代主义者已经坦然呈现了向内转、接纳不和谐的现代性。
以罗多为代表的乌拉圭“900年一代”作家知识分子，归根结底是民族国家成型之后的积极浪漫派，回避达里奥式的颓废、避世——后来，在回顾《爱丽儿》出版十年的一封书信中，罗多直言“达里奥式现代主义缺乏思想”——在诗歌中尝试象征主义，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练习自然主义和心理主导，在哲学上平衡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在社会学上关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自探索爱国主义的、天主教仁爱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发明传统的表达。他们积极试探作家和人的主观性、文本的自主性、写作的艺术地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国家小、出版社少、阅读人群有限等文化生活的诸多局促之中，求得一个空间，获得一批受众，抵挡社会对灵性、闲适的敌意和追逼，不让经典文化被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所取代。对此，“象牙塔”里的诗人、前总统的侄子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Julio Herrera y Reissig, 1875-1910）在推广他的半月刊《杂志》（La Revista，这个本质主义的刊名也很说明问题）时做了形象的诠释：“这些虚弱轻浮的日子，不存在什么文学中心，只忙着建足球俱乐部，不看头脑的胜利，只看双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