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手机有问题吗？

伯林‖柏拉图‖康德

你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打开手机查看微信和社交媒体的新消息。那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呢？你半夜醒来的时候呢？看电视的时候呢？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或者甚至在你开车的时候（说实话，这真的不应该）？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或者多数时候确实如此，你认为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但是你是自愿的——我的意思是，没人强迫你，对吧？而且如果你想，你是可以停下来的。这难道不是你的自由吗？

有些哲学家认为，所谓自由就是没有外部的阻碍。托马斯·霍布斯希望当权者能保护我们，免受公民同胞天生的违法倾向的侵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更关心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施行暴政。但是有些哲学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在《两种自由的概念》（1958）中，俄裔英国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并对它们进行了区分。消极自由大致对应霍布斯和密尔持有的观点：只要没有人阻碍你实现你合理、合法的欲望，你就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消极”的，原因在于它主要关注外在胁迫的缺失。如果你想出门散个步，只要你遵守法律，就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你就能随心所欲地散步。但是，如果你散步的目的地并非出于自由选择，而是被内在的需要所驱使——比如为了寻找免费的无线网络来玩手机，那又会怎么样呢？也许在这样的案例里，我们可以说你并非自由地在行动。因此，某些哲学家认为，自由不只是外在限制的缺失，自由的定义还应该包括某种事物的积极存在，一种个体超越内在障碍的能力。有时候，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忽略消息提醒，关掉手机，投入更有意义的事情。

积极自由的概念要追溯到柏拉图，他认为人类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可以大概翻译为身体、心智和灵魂。身体会产生出难以驾驭的欲望——饥饿、口渴、情欲——以及其他需要被约束的需求。心智是理性坐落的地方，它是（或者说应当是）统领一个人的力量，引导我们的行动，为我们提供知识。灵魂的概念很难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它起到一种中间人的作用，帮助规训身体的欲望并且使它们按照理性的规则行动。当这三个方面在理性的控制下和谐运转时，我们的行动就是明智且符合道德的；当它们不能正常运转时——也许灵魂屈从于欲望而不是听命于理性——我们的行动就是愚蠢且不符合道德的。

对于柏拉图而言，在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应该对应理想的心理结构：最理智的人（当然是哲学家了！）被称为护卫者，应当统治国家；英勇且具有高效组织能力的人被称为武士，应当成为大臣和士兵；除他们以外的大多数则只是生产者，负责种地、捕鱼、手工业等日常营生。正如一个为理智所主导的人是睿智的，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国家（理想国）则是正义的。因此，在一个不正义的国家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社会的错误组成部分，比如士兵或者大众阶层（柏拉图并不喜欢民主）。

柏拉图的理想国

“最出色的人”

对于柏拉图来说，仅仅能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外部阻碍）是不够的；你必须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意味着你要理性地行动。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把这种力量称为自律，即自控的能力，能够仅仅根据理性的驱动而非欲望或者冲动而行动。这种“积极”自由观的问题，正如伯林所指出的，在于它会扩大国家的权力。如果说，由理性做主的自律个体是真正自由的，那么，容易被欲望和情绪所驱使的人该怎么办？我们能说他们是不自由的吗？我们能说他们不能控制自己吗？如果他们是不自由的，那么谁来确保他们能够采取“正确的”行为呢？由国家出面吗？

假设你出生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你会充当什么角色呢？好吧，首先，因为你无从选择，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你只能随机地成为某个渔人或者士兵的子女，或者生在护卫者的家庭，所以祈祷吧！这里没有儿女私情：在高阶层，“最出色的人”就像种牛一样配对（即所谓的优生学），而“不完美的人”则不能留下子嗣。不过，柏拉图的确提到过，我们必须观察人们是否有提升（或者堕落）的潜力，所以理想国也并非一个完全僵化的系统，但是这些机会只提供给青年，并没有给“晚熟的人”留出空间；你一旦定型，你一生的道路也就规划完毕了。当然了，公民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无法选择当艺术家或者诗人；事实上，柏拉图会把诗人从理想国放逐出去，因为诗人只会传播谎言！

越界

说到谎言，这三个阶层又会如何表现呢？柏拉图意识到，其社会组织体系需要某种创始神话或者创始理论，他提出应当向民众传布“高尚的谎言”：人类的三阶层乃是出于神的创造。柏拉图的高尚谎言为社会结构提供了依据，并且使人们各安其位——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建成一个正义且秩序良好的社会。

而这恰恰是伯林试图强调的危险。一旦自由的边界被扩大，不再仅仅保护个体的消极自由时，就会出现一种风险：国家会越界——甚至以正义、平等或者其他高尚的理由——转变成为压迫、威权和暴政。伯林生于拉脱维亚，童年时期在俄国度过，他自己亲眼见证了十月革命（1917）以及苏联如何撒下了压迫性统治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最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破土发芽。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政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种建立于积极自由概念之上的哲学学说），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我们会在下文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然而伯林认为，自由被扭曲的可能性已经为我们点明：当精英一面代表大多数的利益行动，一面又将大众视为不够理性、不够道德、不够睿智的人时，即便是最高尚的意图，也有可能遭到严重的腐化。讽刺的是，这样的精英完全会赞同你沉迷手机，因为在国家控制之下，手机能够方便地被用作监视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