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视角下的贫困研究与中国减贫

第一节 贫困研究概要

一、贫困概念的演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① 即使在发达国家，减贫也是备受政府重视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贫困最终可能上升到不平等的层面，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贫困的认识逐渐深化。从简单认为食不能果腹为贫困，到认为不能满足基本可行能力为贫困，人类对贫困的认识逐渐丰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等多种学科下也殊途同归地提出和完善了多种贫困概念，指出贫困是从一维到多维的演进。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识别贫困和制定扶贫政策②。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概念

经济学视角从是否能够满足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角度来定义贫困。当人们无法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时候就被定义为贫困。在这个概念下，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处于贫困，则首先需要明确“基本需要”是由什么构成的。事实上，基本需要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最初是指最基本的食物需求；在联合国制定“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时，这一概念被拓展到食物、衣着、住房、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基本需要概念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维到多维的变化过程。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贫困

经济学视角下定义的贫困，突出了收入的重要性，但是所考虑的因素较为简单。从社会学角度定义的贫困，考虑了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剥夺和社会排斥的概念。剥夺这一概念可以识别出谁是穷人并设定贫困线；社会排斥主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制度之外，不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社会学视角下的贫困概念更为宽泛，内涵更为深刻。

剥夺这个概念主要关注由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被剥夺状态，进而导致贫困。它可以帮助识别谁是穷人，判断需要多少收入以消除其被剥夺的状态。依据这一思路定义贫困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需要确定哪些商品和服务是必需的，即前文讨论的基本需要；第二步，需要识别谁缺乏这些商品和服务；第三步，需要区分哪些人是没有能力支付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哪些人是有支付能力但不希望拥有的。那些没有能力支付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人，最终被确定为贫困者。

（三）发展学视角下的能力贫困

从发展学角度来看贫困，贫困主要体现为能力贫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深入讨论了“以能力看待贫困”的问题，从而使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有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①。收入只是实现一定福祉水平的工具，而能力才是让人避免贫困的基石，是最根本的保障。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或能力贫困概念，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亚当·斯密举例说，一个人能够不羞愧地出没于公共场合的能力是一种基本需要，不能满足这种基本需要即可被认为是贫困。亚当·斯密还认为，作为出席会议的需要，一个人应该拥有一件亚麻衬衫。阿马蒂亚·森就亚当·斯密的观点进行讨论，认为不羞愧地出没于公共场合的能力是一种绝对能力，而需要一件亚麻衬衫来实现这种能力是一种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相对需要（Sen, 1983）②。阿马蒂亚·森提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贫困是一种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基本能力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的死亡、明显的营养不良（特别对于儿童）、持续的发病、普遍的文盲以及其他不足（Sen, 1999）③。

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实质上是将贫困定义的逻辑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即“贫困—福祉被剥夺—基本需要不满足—基本能力不具备”。阿马蒂亚·森认为，从能力剥夺的视角认识贫困更具有政策意义。一是贫困可以用能力的被剥夺来容易地识别，它更加关注被剥夺的实质，而收入仅仅是一种识别贫困的手段或工具。二是收入不是产生能力的唯一工具，还有其他影响能力被剥夺的因素。三是低收入与低能力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可变的。例如，收入与能力的关系受人的年龄（老人和儿童有特定的需要）、性别和社会角色（例如母亲的特定责任或约定俗成的家庭义务）、所在的地域（如易受洪涝或干旱和一些城市的不安全或暴力）、流行病滋生的环境，以及个人无法或只能有限地控制的其他种种因素影响（Sen, 1999）①。这就表明，从收入转化为能力，受许多因素影响。儿童、老人、残疾人、病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实现与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

从发展学视角分析贫困的重要贡献是，把注意力从手段（收入）转向了真正的目的，加强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理解。对贫困的正确认识，就自然而然地拓展了对不平等的认识。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政策专家在对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收入不平等这一非常狭窄的领域。这种狭隘性，使得我们不能从其他视角去看待不平等，这对制定经济政策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当前，很多应对不平等的公共政策，主要关注“基尼系数”这一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其实，“基尼系数”就像阿马蒂亚·森批评用收入来测量贫困的不足一样，只是关注了“手段”，而把“目的”丢在了一边。因此，阿马蒂亚·森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哈特利·迪恩（2009）② 对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我们对商品的需要是相对的，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但是，我们对能力的需要——对作为人类社会一员而发挥适当作用的自由的需要——则是绝对的。

（四）政治学视角下的权利剥夺理论

从权利的视角分析贫困，将贫困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社会学和发展学的视角。权利剥夺理论十分丰富，其典型代表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及阿马蒂亚·森的权利理论。

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贫困的阶级，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为此，只有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人身自由和解放。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指一个人身处贫困状态，而且包括由个人条件和社会环境限制所造成的机会缺失，从而使其失去选择自由。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对饥荒和权利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世界历史上发生大饥荒的国家，都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充足的粮食，而是因为粮食不能够分配到需要粮食的人口手中。因此，阿马蒂亚·森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为权利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平等。建立稳定的社会权利范式，有效保障人的各项权利，是解决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向穷人赋权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具体到中国来看，中国成功减贫的根本经验就是对穷人的赋权。首先，是土地改革带来的生产权利赋权。中国通过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让每一个家庭拥有基本平等的土地份额，让每一个农民拥有在其承包的土地上自由耕作的权利，让每一个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其次，是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允许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和工业部门流动并在非农领域就业。最后，允许先富起来的农民进行创业，开办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事实上，这些改革充分赋予了农民生产、交易、流动的权利。这些权利正是阿马蒂亚·森强调的消除贫困的基本权利保障。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贫困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在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基础上，多维贫困的概念和测度方法被提出并逐渐得以丰富和完善。

二、多维贫困概念的提出

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的主要创始者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的定义方法被称为能力方法，能力是指人们享有实质性自由的能力，具体包括免受饥饿、免受营养不良、避免可以避免的疾病和避免过早死亡等的能力，贫困则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因为除了收入低下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影响到真实的贫困。阿马蒂亚·森认为，衡量发展的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上所实现的客观福利，例如人均纯收入；另一方面是每个个体对于其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例如对孩子接受的义务教育是否满意，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是否满意。当全球存在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客观福利改进上。但当国民收入有了显著提升，即客观福利指标明显改善后，相对贫困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关注的主要方面。因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以能力方法定义贫困的多维贫困理论。多维贫困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

多维贫困的概念是随着贫困理论的发展而逐渐被提出来的。通常来说，贫困有三种类型：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绝对贫困是指个体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生存的需要。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不能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全部资源。社会排斥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的断裂。英国政府把社会排斥描述为“当个体或地区暂时处于失业状态、劳动技能低、低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卫生条件差、较高的离婚率时，就称为存在社会排斥”。

从贫困概念的发展可以发现，衡量贫困的标准已经越来越不局限于收入这样的货币标准。从多个维度定义和识别贫困，越来越成为反贫困所必须依据的基础，如英国针对饮用水和燃料等制定了专门的贫困线。英国政府把饮用水贫困定义为：如果家庭水消费支出超过税后收入的3%，则为饮用水贫困。2006年，英国约有10%的家庭处于饮用水贫困状态。燃料贫困是指一个家庭取暖费超过家庭消费支出的某一比例。英国公认的燃料贫困定义为，一个家庭的取暖费超过收入总和的10%。

多维贫困理论提出后，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创立了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该中心提出和发展了多种方法，建立了强大的研究团队，多个国家利用其提出的方法测算了各自的多维贫困指数。

此外，与阿马蒂亚·森的理论相并列的还包括人类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收入是重要的，但是收入对于发展的测度是有局限的。因此199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引入了人类贫困指数HPI（human poverty index），后来用多维贫困指数MPI（mu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替代了该指数。

三、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对贫困认识的比较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作为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机构，都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标准设定、贫困监测等角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2013年，世界银行集团提出了该组织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消灭极端贫困，即到2030年将生活水平在1天1.9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以下；第二个目标是共享繁荣，即提高每个国家最穷40%人口的实际人均收入。贫困的标准也进行过很多次测算，分别提出过1天1美元、1.25美元、1.5美元、1.9美元等标准。2015年9月，联合国的各个成员国同意设立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见本章末附录1、2），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消灭各种形式的极端贫困。从表述来看，SDGs也反映了多维的概念，即贫困是在多个福利指标上的被剥夺。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置于该议程17个目标之首，贫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此看来，两个机构在关于贫困问题上的认识还不完全相同，关于消除贫困的发展目标上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贫困标准保持不变是什么含义？当价格发生变化如汇率发生变化时，按照PPP①调整之后1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是什么含义？另外，我们使用标准的PPP 指数吗？还是要考虑到穷人并没有消费一般社会里人均所消费的消费篮子产品？

在贫困的多维性方面，联合国的研究则领先一步。作为OPHI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委员会顾问的 Tony Atkinson，在其报告“Atkinson Commission Report”中建议世界银行的《全球贫困监测报告2016》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工作、暴力、健康、营养、教育和生活条件②，这其中就体现了多维的思想。

四、联合国对多维贫困研究的重视

目前国际机构对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国。

（一）HPI、MPI与MDGs

1997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引入了人类贫困指数HPI（human poverty index），该指数是通过在几个关键维度上测度人类被剥夺的程度，来反映人类的贫困。

在2009年后，联合国决定使用新的多维贫困指数——MPI（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该指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在教育、健康及生活条件等维度进行分析。那么为什么联合国要使用新的MPI来代替HPI呢？因为HPI是一个在宏观层面综合汇总以观察总体贫困的指数，它不能识别被定义为贫困的个人、家庭。MPI则能识别有哪些人或家庭发生了贫困，平均来看这些人或家庭一共在多少维度上存在贫困，就能够识别贫困的广度和深度。同时，MPI可以进行性别、年龄、地区、维度等方面的分解。联合国测度MPI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AF方法（详见第三章），在所考察的指标中超过1/3的指标上存在贫困就被识别为多维贫困。

联合国的MPI与“千年发展目标”MDGs有着紧密的联系。MPI中的指标主要参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指标（见表1-1），考察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3个维度共10个指标，具体为家庭中成人的受教育年限、适龄儿童在学情况、家庭中有无儿童死亡、家中是否通电、卫生设施状况、有无清洁的饮用水、地板、做饭燃料、电器资产的拥有状况等①。

HPI和MPI这两个贫困指数都体现了一种多维贫困的思想，但不同的是HPI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数据汇总得到，反映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准维度的被剥夺，而MPI则可以从微观层面即个人或者家庭层面来测度，不仅能反映贫困剥夺的发生率，也能反映贫困剥夺的深度，能够进行多方面的分解，了解贫困的相对构成比例。换言之，MPI支持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

表1-1 联合国MPI指标设计

（二）全球MPI

全球MPI于2010年首次发布，并每年更新数据。根据2020年全球MPI报告，在107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3亿人口被定义为多维贫困人口，其中儿童这个群体的多维贫困率最高，50%是18岁以下的儿童，32%为10岁以下的儿童，1.07亿多维贫困人口是60岁以上老人。在将近1/3的研究国家中，儿童的多维贫困要么没有下降，要么下降得比成年人慢。2020年多维贫困人口85%分布在农村，15%分布在城市。从地域分布来看，84.3%的多维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从国家分布来看，67%的多维贫困人口在中等收入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14个国家，多维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尽管MPI值在下降。

在13亿多维贫困人口中，82.3%的人口至少在5个指标上同时存在剥夺。在被覆盖的59亿人口中，71%的人口至少在1个指标上存在剥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环境指标的影响，如20.4%的发展中国家的多维贫困人口缺乏清洁燃料能源。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环境剥夺更为突出，至少53.9%的人口是多维贫困人口，并面临至少1个环境指标的剥夺。平均来看，环境剥夺对平均的MPI贡献占到24.6%。图1-1根据联合国2020年MPI报告给出了3种生活条件或环境因素对MPI的影响，表1-2和表1-3列出了全球MPI测算的地域分布和每年更新情况。

图1-1 2020年MPI报告中三种环境因素分析

表1-2 MPI指标覆盖地域分布 单位：%

注：2014年和2016年数据有残缺。

表1-3 MPI的更新情况

全球MPI还分析了极端贫困情况。极端贫困被定义为在超过1/2的指标上均存在贫困。联合国除了测算全球MPI，还颁布了儿童MPI、商业MPI等。

① 中国新闻网．习近平：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担忧 [EB/OL]. （2015-10-16）.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0-16/7572996.shtml.

② 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①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② SEN A.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3,35（2）: 153-169.

③ 同①。

①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② 哈特利·迪恩．社会政策学十讲 [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①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即购买力平价。

② 参考世界银行网站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commission-on-global-poverty。

① ALKIRE S, SANTOS M E. 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 Oxford: OPHI working paper,20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