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学，待业

1970年初夏，已经快到毕业的时间了。一天下午，我被同学叫到了教室东面拐角的楔形空地。这是我们课间常嬉耍打闹的地方，同学们戏称这儿为“别有天”，碰上迷信的人，一定不喜欢这“晦气”的雅号。

班主任王玉琴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她看着我，神情忐忑地说：“因为你的腿不方便，学校没有同意你继续念高中。”老师沉默了一下又说，“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但我左右不了这事，也很无奈，希望你不要难过。”我当时感觉很突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在这个学年，我被推为一班之长。经过大家憋足了劲的努力，我们这个全校几乎最落后的班级，成为当年学校的先进集体，拿到了广州市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奖状。这多不容易啊。即便这样，学校也没有念及这“苦劳”例外开恩让我继续上学。

我难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释怀了，不就是不让上学吗？已经是这样了，那就找工作吧。我向父母提出，想到一家较为熟悉的国企单位，当一个电话接线员。我觉得自己的腿虽不方便，但口齿还算伶俐，坐着工作与健全人没有两样，算是个不高的“合理要求”。

当时，我主要是担心因眼睛近视体检不及格。体检的那天一大早，我急匆匆走到南关电影院对面的车站，乘5路公共汽车到了沙面东桥，下车后径直到复兴大街，在门诊部对着的江堤上，拿着视力表认真地看啊记啊。当天的体检还挺顺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能上班。

不久后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里，脸色很不好，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我说：“单位的军代表不同意安排工作，说领导干部要带头不走后门。”母亲在旁，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没有说话。我看得出来，父母心里是很难过的。当时，我想去的单位已经实行了军管，主事的是军代表。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父母没有为我再做新的努力，估计他们是怕再碰钉子了。

到8月的一天，珠光街道的同志找到家里来了，说他们那儿缺一个会计，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说不出什么原因，可能就是提不起兴趣的缘故，没有答应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北面楼的肖阿姨知道我待业在家，上门游说了一番，想让我帮她加工软塑玩具。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自己有点磨不开面子，心想反正闲着没事就去吧。至此，我就这样开始了“劳动人民”的生涯。

加工地点设在黄家大巷里，这是一户华侨家庭，老式楼房首层的客厅都不敞亮，地面铺的是暗红花阶砖，这里成了临时的加工作坊。我干的活，是用最小号的眉笔和缝衣针做工具，给玩具娃娃画眉毛、点眼珠子。说起来还挺有趣，这些模具注塑出来的玩具胚，加工后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每当玩具加工到一定数量后，就用大号尼龙编织袋装满，肩扛到沿江路人民银行前，再乘4路公共汽车，到西华路的塑料玩具厂交货。我当时干的活不算少，但工钱是象征性的，少得可怜。

街道还拉我参加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一天晚上，街道组织我们上门进行防疫检查，要求居民扎破手指，在小玻璃片上留下验血的样本。在前面的几户人家还算顺利，不料到桥商街的某户，一女子伸手让医生扎了一下，血刚从中指尖挤出来，她“哇”了一声，就瘫倒在地上。我被这情景吓得愣住了，我看过小说描写“见血封喉”的情节，就见这点滴血，整个人竟然昏死过去的，还是第一次遇见，在场的医生把这叫“血晕”。

实践，这就是生活里的实践，极普通的常识一旦缺少了，人的感觉就是虚脱苍白的。

思之得

在《宪法》都失去权威的年代，人们学习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人或“组织”的手里。

公平与正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公民权、人权观念的接受，是后来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它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产生着深刻、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