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工人了

在街道打“散工”六个月后，来到了1970年的岁末。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市民政局承担起市革委会交给的任务，将近200名应届毕业的残疾学生，集中安置到其下的福利工厂。可能是家住在东山区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地处东山口铁道旁的广州市东升电器厂。

当年，属于广州市民政局管理的福利工厂共有十二间，大致分为化工、机械电器、木材制品、缝纫制衣和其他等五个行业，主要产品有二十八种。据《广州市民政志》资料记载，当年创建这类工厂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市内残疾人、城市贫民、烈军属和荣复转退军人等民政对象实现就业，借此摸索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途径。

至今，我还保留着老厂子的一张旧信笺，上面印着“地址：东山署前路关园4号，电话：776259，供销电话：751531，电挂1346”。东升电器厂的前身，是市社会福利五金制品厂，成立于1958年5月28日。建厂初期，厂址设在广州市维新路340号，即现在的广州起义路165号址。1959年9月，搬迁至东山署前路关园。1965年1月，因试制交流电焊机成功，并成为厂主要产品，经上级批准，更名为广州电器五金制造厂。当年建厂的手续是严格完备的，由广州市民政局申报，经市计委正式批准成立。

话又回到了当年的12月，根据市革委会的有关要求，市民政局将我们集中在华宁里小学，办了一周的学习班，讲啥内容我完全忘了。记得最后一天是在民政局四楼礼堂，召开学习班总结会。学员阿关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表决心，显得很紧张，话说完了，离开时一下子把桌上的话筒绊倒在地，惹得会场“哄”的一阵笑声。

当上工人了，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啊，心里有股捂不住的高兴劲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最具权威的口号，能当工人就有发自心底里的满足，特别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单位，还有些莫名的优越感。

第一天进厂是什么情景，我没有印象了，记得在民政局集中后，我们是二十多人一起乘车到厂的。在车上，我仅与身旁叫“马仔”的青年聊了几句，没有与其他人搭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40年后为了纪念这位我最早认识的、憨厚的伙伴，我在《三月风》杂志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叫《马仔》。

一进厂里，感觉整个厂子真像个小社会，当时还没有“社区”这词，各车间可以说就是社区里的街道、胡同。我被分配到制造电器产品外壳的车间，当时也叫“箱壳班”。为什么当时许多工厂都把车间叫成“班”呢？我想是与提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有关，当时许多学校、企业、农场的内部，设班、排、连，成了一种“革命”的时尚标志。

我的班长叫黄秀珍，她是个热情正直、快言快语的女强人。副班长是冯巨流，腿有残疾，人挺温和厚道的。他们相当于车间的正、副主任，既是车间里说一不二的指挥者，又是通情达理的带徒师傅。

我所处的生产环境是很艰苦的。南方夏天的热，那叫酷热，室内温度常常超过人的体温，外面是四十多度，把沥青路面都烤化了。车间内几乎没有通风设备，靠几台大功率风扇“呼呼”地吹，浑浊的空气被它来回搅拌着，弄得人头昏脑涨，温度却一点没降下来。待到了又冷又潮的冬天，又是另样的难受。车间的墙壁、机器设备和工具材料等等，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冷冰冰的，它们把活人身上那点暖气都吸走了。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偷把废旧棉纱点燃，烤一烤那冻得生痛发硬的手，耳朵、脚趾经常长冻疮，又痛又痒难受极了。

只要开工的电闸一合上，车间噪声始终在80分贝以上，相距半米就听不清对方说话，把“震耳欲聋”用到这儿一点不夸张。地板上横七竖八的角铁、槽钢等型材，剪切后薄钢板的锋利毛刺，稍不留神就会把人绊倒或扎伤。每天下班后工作服沾满铁锈、油渍和汗斑，用毛巾往鼻孔一抠，能带出两个黑圈，全是工业粉尘。

生产柱上油断路器缸体、电焊机和变压器箱体，是厂里的重活脏活。我有时候累得两腿发抖，站都站不住了，顾不得难看一屁股坐在地上，实在是干不动了。师傅在旁看着，谁不辛苦呢，他毫无表情地劝道：“来吧，抽根烟提提神，这口气就歇过来了！”就这样，我从16岁开始，因“生计”所迫成了真正烟民。起初为了省钱，抽七八分钱一包的“百雀”“电车”香烟，转正后工资高了些，就买贵一些的，像两毛多的“丰收”这一类，已经算是享受上好烟了。

开始干的钣金工活儿，每天挥动铁锤不止上万次。约一年后，我感觉右手老是酸痛无力，于是到东山区人民医院就诊。我询问大夫是什么毛病，他捏了一下我的右手肘关节，又看了看我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有没有长时间的机械动作？”哦，医生的话马上使我明白了。医生知道原委后说：“用手强度太大，关节过早劳损了。你想好得快就打封闭针吧，但会很疼，你忍得住吗？”我茫然地点点头。医生把我的右手向内作弯曲状，拿着比一般针头都要粗的针头，直接扎到肘关节的骨头缝里，哎呀太痛了！我眼泪都出来了。

一段时间后，班长分配我在车床加工柱上油断路器的缸盖，每个有三十多斤重。有的同志说，这么大的缸盖在一米多高的车床搬上卸下就够累了，加上老车床运转震动又大，如果稍不注意，就会出事故。又因为自己走动不灵活，干起来更吃力，但我考虑到艰苦的工作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虽然累一点，还是一声不吭，坚持完成了生产任务。

这是我当时记下的另一工种的劳动感受。

话题转到中午时分的厂食堂，在这里，劳动者度过了短暂放松的快乐时光。工友们自觉地排着队，这里头有管理人员借此时机拉着职工说公事的，有打诨说笑的，也有绷着脸就等着填肚子的。食堂每顿收1角5分的菜金，提供没有油腥的青菜、三片薄得透光的肉片，大米是粮店专卖的，都是仓储了多年的陈米，这些都没有人抱怨。

工人阶级也有“觉悟”不高的时候。食堂大厅里经常有职工嚷嚷，源头是“分配不公”，彼此关系好的，伙房师傅“高抬贵手”多抖动一下，饭盒就多落得了一片肉。觉得吃了亏的人，指着食堂的小窗口骂：“妈的！等着吧，你们生的仔都没屁眼！”哎呀，这话骂得是够毒的。

骂归骂，其实里面的师傅还是挺尽力的，为改善伙食也绞尽了脑汁。我举一例：他们从市场低价买来北方人叫“下水”的猪大肠，不嫌腥臊难闻反复刮洗冲净，沥干水后抹上老抽酱油，再放到柴火上慢慢烤，熟后只见色泽金黄油亮，入口甘肥香脆，成了职工极爱的荤食，取其雅号“假烧鹅”，这是“短缺经济”逼出来的招啊。

南方的中午，无论寒天暑地，职工都习惯眯上一会儿。午饭后，大家都在第一时间抢占车间的凳子“据为己有”，我不好意思多占，就将三张二十厘米宽、三十厘米长的“日字凳”相对拉开点距离，头、身和脚各垫一张，就靠这两巴掌宽的小凳，半悬着身子躺下竟也睡着了。

我还有一些“自我放松”的时候。厂里开例行的职工大会时，我觉得无聊了，就将工友名字编成打油诗来取乐儿。偶尔生病医生给了假条，我舍不得在家休息，就到文德北路中山图书馆借阅《红楼梦》《西游记》《牛虻》等新华书店没卖的书，回来就和阿洪、小任这些“文学青年”讨论书中的章节内容、诗词歌赋，来比试、“炫耀”自己的阅读能耐。

其实，我在图书馆借阅最频繁的还是技术书籍。比如苏联在卫国战争前出版的《工模夹具高级教材（中文版）》，是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也是工艺水平最高的教科书了，里面从简单模具到复合模具都有系统、翔实的介绍。由于书不能外借，遇到难题就得去查阅，我对馆藏这类书的索引早已烂熟于心。有些常用的技术书籍，在新华书店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比如我身旁备用的《机械制图》《五金机械手册》和《钳工手册》等等。

当工人手里出活儿是最要紧的。车间交给的生产任务，我大多都能提前完成，余下的工夫就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任务很紧，也不会太急躁。黄秀珍师傅常对别人说，“新宪什么时候都咁老定”（粤语，镇定的意思）。也不奇怪，中学时班里同学都已经叫我“新伯”了，我当然不愿意有这个“称号”，无奈那时已经有点少白头，加上又是班长，老师经常在外集中学习，遇事我得拿出主意。

时间到了1975年9月1日，黄师傅接到通知，要调到喷漆班当班长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工作需要，厂部决定自己从今天起担任班长，此事的确出乎我的预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自己在这个车间工作四年多了，可是对管理的事注意得不多，许多问题都是门外汉。困难是有的，但有一条，就是组织上决定了的事，须先照办，并办好。我想有一天，当不需要当班长的时候，再写一篇略长的日记，谈谈收获和想法。”

20世纪的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老百姓戏称社会上有“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和他们拉上关系好处多着呢，医生可以无病开出假条、司机可以用公车帮拉私货，肉铺师傅能多给些肥肉、杂碎什么的，他们都能给亲戚朋友带来“实惠”。车间有的人干活没有啥积极性，借口说厕所“客满”，跑到厂外的公共厕所，逛一圈个把小时才回来，连厂长也觉得奈何不得，这厕位“供不应求”也是实情。有的还经常“装病”，到记账的延安路卫生院弄假条，这些成了一些职工长期心照不宣、乐此不疲的准“福利”。

那时候工人眼里还有一种“实惠”，就是停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严重缺电，工厂实行每周“开四停三”，而且供电局还会随时拉电闸。当隆隆轰鸣的车间突然静下来时，工人们欢声鹊起，这意味着可以歇啦，甚至能回家了！可是当用电恢复了，他们又拼命把耽误的活抢回来。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在这“特殊的年代”，人们的心态往往是扭曲的，但工人师傅身上的责任心和是非观念，对自身行为起了压舱石的作用。

思之得

“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自己还是普通工人的时候，就反复学习过。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通过周而复始的学习与实践，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在与时俱进的当今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