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学农”的日子

在初中的两年里，我先后参加过四次“学工”“学农”的活动。不说当时是什么政治背景，对我们这些稚嫩懵懂的学生来说，这成了走出校门看社会的人生第一步，能够与工人、农民朝夕相处，切身感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接受再教育”也确有裨益。

先说第一次“学工”。开学后不久，同学们就被分成了两拨，一部分到农村参加秋季农作物的抢收，我和其他同学在工宣队李师傅带领下，到了地处三元里的广州市蓄电池厂。三元里，这个地名大家都很熟悉，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地103个乡民众反英侵略的英勇斗争，就发生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该厂生产的是工业用蓄电池，是当年市里为数不多的工业名牌产品，也是每年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外贸产品。进厂后的第三天，厂长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企业的发展史：就在脚下这块城北郊荒芜的土地上，通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程，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名职工的中型企业（以当年规模），从人工操作的笨重劳动到半机械化、全机械化生产，使我国此类蓄电池产品从原来单纯依赖进口，到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成为出口的驰名商品，这巨大的变化实属不易。

在车间劳动中，让我感到最难受的就是浓烈的硫酸味，刺鼻呛喉得厉害。刚几天工夫，有的同学就不见踪影了，我坚持了下来。在“学工”结束前，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学习小结”，工宣队的同志看过后，认为写得挺认真的，真实反映了“学工”思想认识，于是将它贴在了工厂的宣传栏上。

“小结”以“最高指示”开头，引用了两段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的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小结”的内容表述，自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文革语言”，剖析自己的言行也多有自觉“上纲上线”，毕竟刚跨进中学校门才两个月呢，思想行为的幼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里面也蕴含着本质的，而且对后来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崇尚学习的精神和不怕吃苦的精神，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要使自己做到“学习靠自觉、进取有动力、吃苦能忍受”，这些成了我人生路上起步的垫脚石。

工业大道南端的广州市橡胶一厂，是我第二次“学工”的地方。它是广州市的重点大厂，主要生产“钻石牌”自行车轮胎，是当年我国主要的轻工业出口产品。

我被分配在硫化车间的质量检验组，这里是产品包装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的到来实际上是给工厂添了麻烦，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工人师傅依然对我们很热情。这里有一点和蓄电池厂很相似，就是车间的气味很难闻，每到硫化机开模出半成品时，整个车间都弥漫着“臭鸡蛋”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学工”期间，个别同学突发奇想地提出：为了向老工人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从家里步行到工厂，或从厂下班后步行回家，每天必须走这么一回。我也好强，心里想：“你们能走我也一样可以走。”从文德路到工业大道的金沙路，按当年的城市面积，几乎是跨过了半个海珠区。早上起来步行回厂是来不及了，我选择了下午放工之后，走慢点回家晚了也没关系。话虽这么说，走起来还是很累的，我想抄个近路，跟着同学在小巷里绕来绕去，这些地方从没来过，连方向都弄不清楚，结果是越走越远。还好，当时体力充沛，竟也坚持了下来。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挺可笑的，但这也不经意间成了润物无声的磨炼。

到了学工结束的时候，轮胎检验组的师傅送给我两本小红皮书，是“老三篇”和《毛主席哲学思想选编》。当我偶尔拿出来翻看的时候，工人师傅的音容笑貌，仿佛从过去的黑白照片里又浮现在眼前。

“学农”的地方是在花县（今为花都区）的松江村和巴江村，我们还曾在县农业中学旧址里住过。在计划经济年代，出于“备战、备荒”的需要，十多年来粮店卖的都是陈米，不知道在粮仓里搁了多久。凭“购粮本”的定量，每市斤卖0.146元，价格十多年不变。到农村后，我们没想到的最大快乐，就是能吃上当季下来的新米，煮熟了是亮白油润香喷可口，没有菜也能落肚三大碗，我当时真是在想，怎么会有这样好吃的白米饭啊！

整个连队五个教学班中，数我们班是最“理财有方”的。我和小何、小杜都来自文德南路小学，我们仨负责全班的伙食采购。在农村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约莫7时许，同学们还在呼呼酣睡，我们已经浅一脚深一脚地走到了赤坭镇的集市。这几个人里我的经济条件算好的，带着同学进了喧闹嘈杂的茶楼，把肩上的挑子一撂，给每人要一碗排骨汤粉，每碗卖1角5分钱。那俩同学已经饿得急不可待了。等小店伙计端出来，只见厚实的土瓷碗里，铺满了新鲜排骨，雪白的米粉上泛着一层香喷喷的猪油，哎呀！真是肥而不腻爽滑可口。饱食过后，我们就蹲地倚墙闭目养神了。

“朝食”一过，南方的广东已经艳阳高照，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地摊上本来水灵灵的毛瓜、白瓜和绿生生的通心菜、白菜等等，开始耷拉发蔫了，这时卖菜的老乡也越发着急，还得赶回去干农活哪。噢，时机到了，我向俩伙伴递了个眼色，讨价还价的“游戏”开始！他们论斤论筐地计较，我在旁听着，感觉到接受的底线了，点点头，就把一个摊档的瓜菜全买下来，我们悠然打道回府，农民兄弟也满意而归。

还有一招，就是和村里的知青们发展友好关系，用我们手里的粮票、油票与他们直接交换农副产品，“以票易物”，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是没有的。双方各得其所，对我们来说不光“物美价廉”，而且就地取材，省了往镇上跑的奔波辛劳。

很快到了“学农”的最后一天。

我指着草棚木架子上装油盐酱醋的土瓦罐，问那俩“伙夫”同学：“这些怎么处理啊？”既拿不走，又不舍得留下送人，于是做了个人穷志短的决定：把剩下的黑砂糖、粗盐、菜油，一股脑儿全倒进正熬着红豆粥的大铁锅里。到开晚饭时，大家嚷嚷起来了：“哎呀，这粥什么味儿，怎么又甜又咸的？！”我们赶紧和盘托出，大家听后竟都领情也不埋怨了。不是吗，难吃也比没吃的好，何况落到肚子里谁也没吃亏啊。

唯独我们这个班，凡是交8.5元（全月伙食费）的同学都退回了2元，真是皆大欢喜。带队的工宣队长陈定兰师傅很惊讶，她疑惑不解地问我：“其他班级还要加收好几块钱的伙食费，你们班竟还有钱退？”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得意。

思之得

如果抽象地说向工人、农民学习，是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的，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这看法就多了，想必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应该学工农身上本质的东西。

那时候处于朦胧的年龄，还谈不上思想觉悟这一层，学“工农”随大流而已，充其量算体验社会生活罢了。当然也不必刻意必妄自菲薄，积极的因素还是有的。从大面上说，当年脱离了学生的实际，以荒废学业为代价，成了“形而上学”的积极实践者，方向当然就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