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的呼唤(第一辑·198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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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高度”认识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1]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

残疾人参加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做好残疾人工作,要在各个环节上都下些工夫。我们研究来研究去,工作这么多,到底先做什么呢?我们整个残疾人福利工作大局怎么摆呢?怎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呢?

我们反复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情况,某些国家原来做这些事情的都是宗教团体,国家至今也没有做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光靠这点是不够的,国家才开始参与,而且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把社会组织起来了,这样花了很多钱,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形成了一种福利国家社会。我们看了一下,没有一个同志认为我们也能干得起,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那样做是不是好呢?现在看来是有些问题了,有些国家的财政已经不堪负担了,当然,除了残疾人福利还有其他福利也造成了同样的压力。这些国家的残疾人是否很高兴呢?我看未必。苏联认为所有残疾人都没有劳动能力,每月发三十个卢布。如果我国按照两千四百万残疾人来计算,按每人每天一元钱的标准,一个月三十元,国家一年就要拿出八十六亿,残疾人数量这么大,补助标准再提高,那就更拿不起了。那种认为残疾人都没有劳动能力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尽管花了钱我看也买不到好。

中国建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安置残疾人就业,一直在搞社会福利工厂,所以可以搞分散安置。我们有三十多年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基础,尽管我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比较穷,但我们国家的大中城市残疾人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在世界上都是很少有的。前些时我们一个残疾人代表团应邀到香港,参加了他们的活动,看到了很多情况,大家觉得人家的工作有些地方确实很好。但是一跟残疾人接触,他们就对我们非常羡慕,因为我们的残疾人有的是厂长、工段长,有的是人大代表,有的是政协委员,人人都就业了;说到我们的残疾人多数都就业了,他们听了佩服得不得了。他们尽管搞了那么多设施,但并没有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在那种制度下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我们做到了。所以,残疾人就业也是整个改革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点我们在大同市已经看到了,这种水平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列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大力推进动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同时配备一定的康复工作、一定的职业基础教育,将来会形成我国残疾人福利事业的一个特点,可以叫做劳动就业型残疾人福利工作,这也是我的理想,很多国际友人非常赞同我的主张。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想要基于这几个高度,第一个是现实主义的高度。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根据残疾人最迫切的需要,提出自己的特色,这是最现实主义的。

我们也要有人道主义的高度。我跟外国朋友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残疾人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权呢?他们最需要劳动的权利,最需要贡献的权利,我们要保障他们的这种权利。如果一个人只是吃社会,而不能为社会做贡献,那么这对他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前两天开残疾人座谈会时,铁路局的一个女孩子说,我并不是单单为了吃饱肚子,我要为国家做贡献才安心。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她整天到“三会”做义务工作。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在家里看小说有什么意思?他们要贡献,要服务,要劳动。我们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让他们得到自我成就的机会,这是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

第三是公平和效益相统一的高度。任何国家的公平和效益都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考虑公平和效益的问题,也要处理这个矛盾。我们推动劳动就业型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就能够把公平和效益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现在给他们救济款,过了一段时间要接着给,这个效益就不高了。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一笔钱,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安排他们就业劳动,让他们为社会做贡献,让他们创造价值,这样不仅开发了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一砖一瓦,这就是效益;给残疾人工作的机会,这就是公平。如果有人有工作机会,有人没有机会,这就不公平。要创造工作机会,要让大家都有一个劳动机会,这就是公平,这就是公平和效益的很好统一。

我们有现实主义的高度、人道主义的高度以及公平和效益有机统一的高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的特色。有了这三点,我们就站得住脚了。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形成这样的特色。


[1] 这是邓朴方同志在山西省大同市县团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