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工作在两个大局中的位置[1]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国家目前有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大局是精神文明建设。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今后十五年是什么形势,我们国家是什么状况呢?在这十五年中,我想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快”是个好东西,但也容易引发分配不平衡,可能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比如搞出租汽车,为了提高效率,让大家承包,一个月拿一两千块钱,有的拿到三千块钱,这个效益,提高得很快呀,可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不平衡现象,公共汽车司机有意见了。所以只要有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社会上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往前走得快,总不能摆得那么平衡,摆得那么周到,就可能会引起社会各种集团、各种势力的冲突,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快”也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根据国外的经验,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阶段,社会动荡是比较明显的,欧洲和一些不发达国家曾经或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一快起来,生活节奏加快,各种社会矛盾也突出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都出来了,这是社会前进中的一些不利因素。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这些问题呢?值得大家思考、警惕。
第二个特点是改革。改革就有新体制和旧体制的交替,两种体制并存阶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这个过程中产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旧思想的抵抗和新思想本身出现一些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有个利益再分配问题,利益再分配会引起阻力,会引起反对和冲击。还有一个是政策滞后于现实。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超前拿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来,只能这样,一边探索一边前进,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现状的。只有用这个办法,否则的话,一步也走不动。要是先讨论十年再改革,那怎么行呀?所以,政策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而制订的,有预见性,但难以超前。当然我们工作上还有可以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切都会给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件好事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单是一个“快”、一个“改”字也好说,“快”和“改”加在一起,就不得不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强调安定团结,这次“七五”计划又提出社会保障问题,我看基本点就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一个良好的、宽松的社会环境。
我认为,我们残疾人的工作,或说大一点,我们中国的整个社会保障工作,要围绕着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一中心环节开展工作。民政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残疾人工作,要在这个大局下考虑问题。残疾人工作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里。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就会有信心。更加热情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而且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到歪路上去。总的来说,一个是统在大局之下,一个是赋予我们工作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工作也必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完善,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使我们的工作更前进一步,更加生动活泼,更加有效,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残疾人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位置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新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的,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必将推动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工作。它也只能在总体的社会改革中来完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走的第一步是经济体制改革,接着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我相信,今年中央一定能够拿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大纲。
那么残疾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怎样体现呢?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残疾人自强自立。残疾人身残志坚,身处逆境而奋然向上,自强不息,互相之间鼓励、帮助,这是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贡献。还有一点,就是全社会的人都应当互相理解、尊重、关心、帮助。这里我们提出四个层次:理解、尊重、关心、帮助。首先是理解。如果没有理解,互相之间隔着一堵“墙”,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特别是对残疾人,本身与社会上其他人已经存在着一层隔阂,与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有一定差异,所以要强调理解。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尊重,才能尊重他的人格。当然残疾人本身也要自己尊重自己,也要值得人尊重。但是不管对什么样的残疾人,都要强调这一基本的态度,在尊重的基础上关心,不要冷漠,然后还要有实际行动。很多残疾人不愿意别人怜悯他。同情,是好的,也有不足的地方,同情也存在差异。很多残疾人也不愿意别人同情他,他要求你尊重他,把他看做一个人。这样,一个是残疾人自强自立;一个是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好风气。在这两点上面,有一条人道主义的主线。
我们讲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残疾人工作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体现,我认为主要是体现人道主义思想。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泛地宣传和实行人道主义。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残疾人的人格,要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承认他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区别。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人道主义。从这点来看,我们的人道主义是有现实性的。这就是说,我们的人道主义是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这是最广泛的人道主义。所以,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从自我心灵满足出发,也不是要摆个面子。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我们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关怀和帮助,应该是真诚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具有现实性、广泛性和真实性这三点。前几天我们一个残疾人代表团到有的国家和地区去访问,看到了很多康复设施、活动中心……看起来很完善,工作门类很全,但他们承认,总是解决少量残疾人的问题,不能大面积地解决。大量的残疾人是没有就业的。大量残疾人的婚姻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们讲,中国这么多残疾人就业,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羡慕。他们也奇怪,我们代表团的残疾人绝大多数都是结了婚的。本来我们看到他们的设施,感到人家搞得比我们强,等真实情况一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这种现实性、广泛性和真实性就体现出来了。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实行人道主义,将来一定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得好。
我们不能光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如果光强调这种区别就又走到歪路上去了。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有更多的延续性,我们应该更多地探讨这种延续性。因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是在不断地由雏形发展到成熟的。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那儿不也是接受了“仁爱”的观点吗?我国历史上是个大封建国家,孔子的“仁爱”讲了几千年了。我们今天也应当批判地吸收。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讲“仁爱”与剥削阶级讲“仁爱”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人类这种思想发展的进程是延续的。如果否定这种延续性,那就把我们孤立在外了。我们就不能有更好的基础来发展。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现在还在创造。而我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从总体说来程度还不算高。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们相信一定能够赶上并超过他们,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局考虑,我想再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讨论。我们从革命时期走到建设时期了,又进入改革时期了,各项工作有一个“转轨变型”的问题。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来说,是不变的,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要搞社会主义,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要解放全人类,这不能动摇、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对每个阶段工作的具体指导方针是会有所变化的。如果不变,就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现在有人经常这样说:你不为共产主义奋斗,还可以爱社会主义;你不爱社会主义,还可以爱国;你不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可以爱中华民族,还可以爱中国人民。这是什么思想呢?我看就是求同存异。国家的大局是什么呢?大局是要建设,要发展,这就需要安定团结的局面,这就要求同存异。也就是说,我们不宜过分强调差异。这种观点,这种想法,三十多年前行不行?不行!我们斗地主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地主差不多呀,大家都挺苦的呀,那行吗?不行。我们要对农民讲,地主怎么剥削你啦,怎么压迫你啦。那时强调的是差异。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反动、独裁指出来,强调这一点,才能夺取政权,解放中国人民。在建设时期拼命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行吗?不行。因为现在除了对抗性的矛盾以外,我国的大量矛盾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应该强调共同点,当然不是说“抹稀泥”。完全不讲差异,不讲“斗争”,怎么改革、怎么前进、怎么进步呢?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做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两方面都要反对。我这里特别强调封建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历史,封建主义文化不但渗透统治阶级(在封建时代是治国之本),而且渗透被统治阶级,我们现在搞改革,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封建因素的存在。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文化影响是我们的大敌。资本主义的影响,我认为在我国是比较薄弱的。我们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及其思想影响相对来说是薄弱的。当然我国开放以来,外部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影响也不可忽视。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不清醒、不分辨,把资产阶级一些坏东西也接受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腐朽的东西我们都必须警惕,不然就会迷失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现在开放了,一些不良东西进来了,大家也都很不满意。但是不满意的角度不同,有些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的,有的是从封建主义立场出发的。这说明封建主义的影响还很大。我相信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一定能够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没落思想文化。
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些著作,还有在新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东西。真正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并为之奋斗的我们应该提出更中肯、更有效的思想体系,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吸收人类的全部文化优秀遗产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创造的一些优秀文化遗产。人类的文化是延续的,不是割裂的,要从这个延续的过程中去吸收,取其精华。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发展得很快,有些东西还是好东西,我们应该“拿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的旗号是民主。我们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广泛的支持呢?就是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爱人民”。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国民党队伍里的人也都认为共产党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各种各样优秀的思想,我们也要吸收。例如平等,当然不是“大锅饭”,是机会的平等。过去我们共产党平等待人,官兵平等,上下团结一致,并且靠它们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古今中外各种优秀的思想,我们以前“拿来”过,而且成效不错,现在为什么不能呢?对优秀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呢?拒绝优秀的东西,并不说明自己高明,而是说明自己愚蠢。再比如博爱,现在,我看要强调博爱,不要强调“博斗”[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对敌人要“搏斗”,但建设时期搞“阶级斗争为纲”,把“搏斗”变成“博斗”,“博斗”比博爱多,不就搞成“文化大革命”了吗?所以,博爱比“博斗”好。人们说,共产党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人类文化遗产中许多优秀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人民群众还会说我们好吗?所以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总的方针。其中与我们关系特别密切的就是人道主义。好的东西拿进来,再作些改造。比如人道主义,我们要在中国的条件下实行,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总会有所改造的,总会有所前进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应当更加广泛,更加现实,更加真诚,更加有效,更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我想,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我们自己的精神文明。
[1] 本文根据邓朴方同志在民政管理干部学院全院师生大会上的报告整理。原载于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社会保障与研究》。
[2] “博斗”,意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