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女性逊色于男性

为了证明女性的低劣，反女权主义者不但开始像以往那样诉诸宗教、哲学和神学，而且利用科学：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

夏末的剑桥大学，树叶正开始枯黄，这里一定和19世纪早期达尔文在此读书时一样美丽。在大学图书馆楼上安静而高耸的西北角，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痕迹。我坐在手稿室的皮面桌子旁，手里拿着三封书信，它们纸张泛黄，墨水褪色，折痕也变成了棕色。这几封信共同讲述了在现代科学史最关键的时刻，当生物学的基础被勾勒出来时，人们是如何看待女性的。

第一封信是写给达尔文的，用工整得无可挑剔的字迹写在了一小片厚厚的白纸上。信的日期是1881年12月，来自卡罗琳·肯纳德夫人（Caroline Kennard），她当时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外一座名为布鲁克莱恩的富裕小镇上。肯纳德夫人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在当地妇女运动中表现卓越，有一次她还争取让警察局雇佣女性调查员。此外，她还对科学感兴趣。肯纳德在信中对达尔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请求。这个请求基于她在波士顿妇女集会上的一次骇人遭遇而来。肯纳德写道，有人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女性“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劣等的”，而且宣称这样的立场是“基于科学的原则”。鼓励此人做出如此离谱言论的权威，正是达尔文本人的一部著作。

收到肯纳德的信时，距离达尔文离世只剩下几个月了。早在1859年，他就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2年后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这两本书揭示了我们如何发展出更善于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特征，由更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为今天的人类。这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和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基础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基石，这些理论就像炸药一样炸开了维多利亚社会，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他的科学遗产让人们深信不疑。

肯纳德在信中很自然地假设像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不可能相信女人天生不如男人。他的著作一定被误读了。她恳求道：“鉴于您的意见和权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看到了谬论，应该进行纠正。”

次月，达尔文在肯特郡唐恩的家中回信说道：“您提出的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达尔文的回信字迹潦草，难以阅读，以至于人们把整封信逐字逐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连同原件一起保存在剑桥大学的档案馆里。但这封信最令人不快的并不是字迹，而是内容。如果彬彬有礼的肯纳德夫人期待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消除她的疑虑，否认女性实际上比男性劣等，那可能要失望了。达尔文在信中说：“我虽然认为女性的道德品质普遍优于男性，但在智力上却不如他们。而且，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如果我对该法律理解正确的话），如果她们在智力上与男人相当，在我看来似乎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回信到此并未结束。达尔文补充道，如果要超越这种生物上的不平等性，女性就要像男人一样养家糊口。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孩子和家庭的幸福。达尔文对肯纳德说，女性不仅在智力上不如男性，而且她们最好不要向往家庭以外的生活。这便否定了肯纳德和当时的妇女运动所要争取的一切。

达尔文在私人信件中所说的话与其著作中明确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雄性为了赢取配偶要应对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比雌性更大的优势。比如，雄孔雀进化出了光鲜、奇特的羽毛，以此来吸引外表平庸的雌孔雀。同样，雄狮也进化出了亮丽的鬃毛。他的意思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无论外表多么暗淡，雌性总归能够繁殖。她们可以悠闲地坐下来挑选伴侣，而雄性必须竭尽全力打动她们，还要与其他雄性竞争，从而赢得她们的青睐。按照这个逻辑，对人类来说，争夺女性的激烈竞争意味着男性必须成为战士和思想家。几千年来，这已经让他们磨炼出更敏锐的头脑和更精细的身体素质。女性确实不如男性进化得更完善。

达尔文还在《人类的由来》中解释说：“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无论男性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比女性更卓越，不管是需要深刻地思考、推理抑或需要想象力的参与，还是仅仅需要使用感官和双手。”对他而言，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无处不在。顶尖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男性。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只是生物事实的反映而已，因此，他得出了“男人最终变得比女人更卓越”的结论。

如今读起来，这些言论着实令人咋舌。达尔文认为，如果女性以某种方式设法发展出与男性同样非凡的品质，那或许是因为她们在拽着男人的衣摆前进，因为实际上，婴儿在子宫中会继承父母双方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会意外获得父亲的某些优秀品质，“的确，幸运的是，诸种品质在两性之间同等传递的规律普遍存在于整个哺乳动物族群当中，否则的话，男性很可能在精神禀赋上也比女性优越，就像雄孔雀比雌孔雀羽毛更华丽一样。”他暗示说，只是由于一丝生物运气，才使得女性免于比现在还更次于男性。试图追赶男性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不亚于和大自然做斗争。

公平地说，达尔文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传统看法，不仅贯穿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也是当时许多杰出生物学家的观点。他的进化论理念或许是革命性的，但对女性的态度却是顽固的维多利亚式的。

我们可以从肯纳德对达尔文这封信的冗长、言辞激烈的回信中猜测出她当时做何感想。她的第二封信远不如第一封措辞优雅。她说，女性对社会的贡献远非仅限于家务，而是和男人一样多。毕竟只有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圈子当中，女人才不用出去工作。对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来说，女性的收入对维持生计而言至关重要。男女之间的差距不在于他们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他们被允许做什么样的工作。在19世纪，大多数职业，包括政治活动和高等教育等，都将妇女拒之门外。

因此，当女性出门工作时，她们通常只能干各种薪资很低的活儿，比如家务劳动、洗衣服或者在纺织厂和工厂里做工。肯纳德夫人写道：“当丈夫一周工作数小时却只……给妻子带回少量的收入，真正养家的是谁呢？她们夜以继日、无休止地牺牲自己，为了爱人精打细算，辛苦赚取每一分钱。”

在书信的结尾她愤怒地写道：“请让女人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机会均等的‘环境’，之后再来公平判断她们是不是智力上不如男人。”

达尔文会对肯纳德的回信做出何种反应，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们更进一步的通信了。

但我们知道，她是对的，达尔文的科学理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信念，这些信念影响了人们对女性能力的判断。此类观念来自一脉相承的科学思维，这种思维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理性和理性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看法。隆达·席宾格对我解释说：“科学作为自然的认识者受到拥戴。”女人被刻画成属于家庭（私人领域），男性则属于公共领域。母亲生儿育女的工作，其作用是培育新生公民。

在达尔文提出自己研究的19世纪中叶，软弱、智力上更简单的女性形象是一种普遍假定。社会期望妻子们是贤惠、被动、顺从丈夫的。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Conventry Patmore）在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诗歌中，完美诠释了这种观念：“男人必须被取悦；而取悦男人/是女人的快乐所在。”许多人当时认为，女人天生不适合专门的职业工作，她们不需要有公共生活，她们也不需要投票。

当这些偏见遇到进化生物学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有毒混合物，随后将毒害科学研究几十年。杰出的科学家们毫不掩饰对女性的看法，就像达尔文那样，认为女人是人类更次等的那一半。

的确，今天我们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女性的某些言论，很难不感到震惊。1887年，进化生物学家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也是达尔文的朋友）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故作姿态地称赞了女性“高贵”和“可爱”的品质，包括“美丽、得体、欢乐、忠贞和机智”等。但和达尔文一样，他也坚持认为，无论女人怎样努力，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男人的智力高度：“从长期存在的软弱感和随之而来的依赖感，女人也会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想要取悦异性，这种欲望始于做奴隶的恐惧，最终会在做妻子的忠顺中达到圆满。”

与此同时，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博物学家约翰·阿瑟·汤姆森（John Arthur Thomson）在1889年出版的畅销书《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x）中提出，女性与男性之间正如被动的卵子和精力充沛的精子一样彼此不同。“两性的差距可能被夸大或缩小，但要消除它们，就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走完所有进化的步骤。在史前原生动物时期已经决定的事是无法被议会法案废除的”，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在讽刺女性为争取投票权所做的斗争。盖迪斯和汤姆森的论述长达三百多页，其中囊括许多表格和动物线条画，勾勒出他们如何将女性视为男性的辅助角色（作为养家糊口男人的贤内助），而且永远无法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观点。

另一个例子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历史上称其为优生学之父），他致力于测定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在他的众多离奇研究规划中，有一张制作于19世纪末的所谓英国“美貌地图”，这张图通过秘密观察英国不同地区的女性，将她们从最丑到最美进行分级。如高尔顿之类的男人，挥舞着他们的尺子和显微镜，将性别歧视强化为无法挑战的东西。通过测量和标准化，他们将本应被视为荒谬的规划披上了科学体面的外衣。

与这样的男性科学体制较量并不容易。但是，对于像肯纳德这样身在19世纪的女性来说，一切都刻不容缓。她们是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斗争，因为她们甚至都没有被认可成为正式公民。直到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才获得拥有和掌控自己财产的权利；而在1887年，美国只有2/3的州允许已婚妇女保留自己的收入所得。

肯纳德和妇女运动中的其他人士意识到，关于女性低人一等的思想争论，只能以智识为基础才能取得胜利。女性必须像攻击她们的男生物学家一样，利用科学捍卫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敦促女性进行自我教育……她在1792年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中写道：“人类的德性进步和知识提升必须不断接受检视……直到女性接受到更合理的教育。”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的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s）也持同样的观点，她们运用所允许接受的教育，来质疑关于女性的书写内容。

新兴的、争议性的进化生物学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莱克韦尔（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被认为是第一位由美国公认的新教教派任命为牧师的女性，她指责达尔文在性与性别问题上的疏忽。与此同时，美国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女权主义短篇小说《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的作者]转变了达尔文主义的方向，提出了改革方案。她认为，一半的人类将另一半置于一种更低的进化阶段。有了平等，女性将最终获得证明自己不输男人的机会。吉尔曼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其时代，比如反对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之间的刻板划分，而且预见到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大军会如何改变未来社会。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位思想家在自己的领域挑战着达尔文的权威，她在自己的书中热情且颇具说服力地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离经叛道的观念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即便是最保守的地区。

密歇根州的康科德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人口不过3000多人，几乎是一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角落。该地区最著名的景点是一座内战后保存完好的房屋，屋顶覆盖着灰白的隔板。1894年，正是在这座房子建成不久，当地一位中年女教师发表了当时最为激进的观点。她的名字叫伊丽莎·伯特·甘布尔（Eliza Burt Gamble）。

我们对甘布尔的个人生活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一个别无选择而只能自立自强的女人。她在两岁时失去父亲，16岁失去了母亲。由于生活孤苦无依，她在当地学校以教书为生。有报道说，她在学校里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此外，甘布尔还结了婚，生育三个孩子，但其中两个在世纪结束之前就去世了。甘布尔本可以像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一样循规蹈矩地生活，成为考文垂推崇的那种娴静、顺从的家庭主妇。但是她加入了日益壮大的选举权运动，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斗争，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活动家之一。1876年，她在家乡密歇根州组织了第一次妇女选举权大会。

甘布尔相信，这项事业不仅是为了确保法律上的平等。她承认，女性权利斗争中的最大症结之一是社会已经逐渐相信女人生来就不如男人。但她坚定地认为这种想法荒谬至极，于是从1885年开始，甘布尔为自己的信念寻找确凿的证据。她花了一年时间在美国首都的国会图书馆研究藏书，在各类著作中搜集证据。她曾写道，自己被驱使着，“除了对信息的渴望之外，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在著作中贬抑了女性，但进化论实际上为女性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它为以进化论的新方法来理解人类敞开了大门。金伯利·哈姆林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从夏娃到进化：达尔文、科学和镀金时代美国的女性权利》（From Eve to Evolution:Darwin, Science, and Women's Rights in Gilded Age America）一书中描绘了女性对达尔文的回应，她说：“进化论意味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宗教故事将女人刻画为仅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进化论提供了一种替代叙事，它挑战了女性行为和德行的基督教模式。“达尔文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女性可以说，伊甸园中的故事并未发生……这一点意义重大。亚当和夏娃在约束和塑造人类女性观念上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尽管自己不是科学家，但通过达尔文的研究，甘布尔意识到科学方法也可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如果人类像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一样，是低等生物的后代，那么女人被限制在家里，或者屈从于男人就是说不通的。因为在动物王国的其他领域中，规则显然不是这样的。哈姆林告诉我：“女人无所事事，完全依赖男人，这本身就不符合自然。”我们可以重新改写女性的故事。

尽管达尔文的思想中蕴含着潜在的革命力量，但他自己从未认可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平等。这不仅令甘布尔颇为失望，而且从她的著作来看，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愤怒之源。甘布尔认为，达尔文在结论中说，人类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都来自进化，虽然是正确的，但关于女性在人类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显然弄错了。

甘布尔在1894年出版的著作《女性进化：探索男尊女卑的教条》（The Evolution of Woman: An Inquiry into the Dogma of Her Inferiority to Man，后文简写为《女性进化》）中，将这些批评观点激烈地表达了出来。这本书汇集了各种历史、统计和科学资料，是甘布尔对达尔文和其他进化生物学家针锋相对的反驳。她愤愤不平地指出了这些人的不一致性和双重标准。她说，雄孔雀或许有更华丽的羽毛，但雌孔雀同样必须要在选择最佳伴侣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能力。达尔文一方面承认大猩猩由于体型太大、太强壮，不能像人类那样进化为更高级的社会性动物，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用男性平均要比女性强壮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性。

甘布尔认为，达尔文也没有注意到，通常更多与女性关联的人类品质，如合作、抚育、保护、平等主义和利他主义等，一定在人类进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以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推断她们的能力是狭隘和危险的。甘布尔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女性一直受到男性及男权结构的系统性压迫。女性从来都不是天生次等的，她们看起来不如男性，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发展自己才智的机会而已。

甘布尔还指出，达尔文没有考虑到，在某些部落社会中也存在着强大的女性，这或许说明当前至高无上的男权并非向来如此。她以古印度教经文《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为例说，按照经文的表述，女性在结婚前是独立和不受约束的。所以她不禁想到，如果“平等传递的规律”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适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是男性被社群里的卓越女性拖着前进呢？

她论称：“如果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放在一起竞争，两个人同样拥有完美的精神品格，只是一方具有更充沛的精力、更多的耐心和某种程度上更强的生理优势；而另一方有更好的直觉能力、更敏锐和迅速的感知能力，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强的忍耐力……毫无疑问，后者的竞争优势与前者是相等的。”

像其他从科学角度出发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样，甘布尔传达的讯息得以流行。其中充满挑衅意味的内涵是，女性被剥夺了本应得到的生活，平等实际上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权利。1916年，甘布尔在《女性进化》一书的修订版前言中写道：“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地球上的生命史清晰呈现出的一条牢不可破的证据链，将会证实女性的重要性。”

但是，读者群以及其他活动家对她的支持却未能赢得生物学家对其观点的认同。她的言论注定永远不会完全进入科学主流，而只能在科学圈外徘徊。

不过甘布尔从未放弃。她继续为妇女权利战斗，为出版物撰写文章。幸运的是，甘布尔的寿命足够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和更广泛的妇女运动获得了真正的力量。1893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自治国家。在英国，这场战斗一直延续到1918年，尽管当时选举权只适用于30岁以上的妇女。1920年，正是在甘布尔去世一个月前，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禁止因性别而剥夺公民的投票权。

虽然政治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改变人们观念的战争却需要更长时间。金伯利·哈姆林说：“甘布尔的理念在改革派的杂志中受到了赞誉，她的写作风格也得到普遍的赞扬，但科学界和主流媒体却对她的结论，以及她自诩在书写‘科学’的做法不以为然。”报纸和学术期刊广泛讨论《女性进化》一书，但这本书却几乎没有给科学留下任何影响。

191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书评，所针对的正是德高望重的英国生物学家沃尔特·希普（Walter Heape）的最新著作《性别敌意》（Sex Antagonism），该文指出，即便周遭社会环境已经在不断变化，但某些科学家仍然在不顾一切地坚守自己的偏见。得克萨斯大学的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艾伯特·沃尔夫（Albert Wolfe）写道：“出版商居然把这本书放入了‘科学系列’中，他们一定是出于幽默感才这样做的。”希普将庞杂的生殖生物学知识纳入了这本书中，还不太客观地将其应用到了社会问题上，他认为，两性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男性和女性是为不同的社会角色而生的。

当时许多生物学家都赞同希普的观点，包括《性的进化》一书的合著者约翰·阿瑟·汤姆森也对该书给出了正面的评价。但是，沃尔夫却看到了科学家僭越其专业知识的危险。他在评论中嘲笑说：“当一个科学家，尤其是生物学家在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竟敢于从‘自然法则’（希普先生声称这是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出发，来定义社会和伦理关系应是何种形态时，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精神病理学的绝佳范例。他在现代女权运动中只看到了灾难和病态。”

部分科学仍然顽固不化，进步迟缓。进化理论几乎和以前一样，并未从沃尔夫、肯纳德和甘布尔等批评家那里吸取多少教训。如果在当初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关键时刻，社会没有如此深重的性别歧视，我们很难想象科学会走向何方。我们只能设想，如果甘布尔得到了稍微严肃一点的对待，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或许会有多大不同。今天的历史学家惋惜地把她的激进视角说成一条未被选中的道路。

在甘布尔逝世后的一个世纪里，研究人员越发痴迷于性别差异，醉心于如何来挑选、测量和分类两性之间的不同之处，强化了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女性的教条。

说性别差异科学研究的下一个突破来自一只阉割的公鸡，这或许是恰当的。

20世纪20年代，欧洲一系列新发现将会像达尔文和进化论一样，改变科学对男女差异的理解方式。1894年，德国医学教授阿诺德·阿道夫·贝特霍尔德（Arnold Adolph Berthold）开展的一项奇怪实验预示了这些变化。此前他一直在研究阉割的公鸡，俗称阉鸡。切除睾丸会让公鸡的肉质变得鲜嫩，因此成为一种受欢迎的美味。除了肉质的差别，活阉鸡看上去也不同于普通公鸡，它们会更温顺。此外，阉鸡头顶的肉冠比普通公鸡更小，下巴底部红色垂肉尤为下垂，这样能看出二者的差别。

对贝特霍尔德来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

他取下正常公鸡的睾丸，移植到阉鸡身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他发现阉鸡的外观和叫声明显又开始变得像普通公鸡了。睾丸在它们体内存活，而且又开始生长。这一结果令人震惊，但当时没有人理解其中的原因。睾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帮助阉鸡看似变回了正常公鸡呢？

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1891年，在另一项不同寻常的实验中，一位来自法国的大学教授查尔斯-杜阿尔德·布朗-塞夸德（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终于开始触及这一谜团的根源。他怀疑雄性动物的睾丸中可能含有某种影响雄性气质的未知物质。随后，在试图用艰难的方式证明其假设的过程中，他多次向自己体内注射一种混合试剂，该试剂通过碾碎豚鼠和狗的睾丸，混合其中的血液、精液和汁液而制成。他宣称（尽管其研究发现从未被复制过），这种混合试剂增强了自己的体力、耐力和精神状态的清醒程度。

《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兴奋地报道了布朗-塞夸德的发现，将他合成的物质称为“重获新生的五角星”。随后又有研究者利用豚鼠卵巢中的雌性汁液进行了类似实验，并宣称看到了相同的女性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来自雄性和雌性性腺中的秘密汁液都被理解为一系列特定的化学物质，叫作“荷尔蒙”。

我们如今知道，性腺中发现的性激素，只是整个人体产生的50种以上激素（hormones，即荷尔蒙）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这些激素我们无法生存。它们就像我们身体系统的润滑剂。激素被描述为化学信使，在身体各处传递消息，从而确保人体正常运转，包括发育和维持稳定的体温等。从胰岛素到甲状腺素，这些激素帮助身体调节各个器官的功能。性激素则对性发育和生殖起到控制作用。两种最主要的雌性荷尔蒙是雌激素和黄体酮（孕酮）。除了其他方面，雌激素是引起女性乳房发育的因素之一，黄体酮帮助女性的身体为怀孕做准备。雄性荷尔蒙被称为雄激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睾酮。

甚至在人出生之前，性激素在决定一个人的男性或女性长相方面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子宫里，所有胎儿在生理上都是从女性开始发育的。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医院内分泌医学顾问理查德·昆顿（Richard Quinton）说：“胎儿默认的发育模板就是女性。”大约在卵子受精七周时，睾丸产生的睾酮开始将男胎从生理上转变为男孩。昆顿补充说：“睾酮让我外表上看起来是男性。”与此同时，另一种荷尔蒙阻止这个新生的男性胚胎长出子宫、输卵管和其他女性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在青春期和青春期之后再度发挥作用。

因此，性激素的发现成为理解身为一个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的里程碑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供职于荷兰特文特大学的社会研究员内莉·奥德索恩（Nelly Oudshoorn）的研究工作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荷尔蒙研究在制药产业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种科学理解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方式。经过一番努力，制药公司相信自己可以将性激素分离出来，并将其工业化生产，从而使人变得更男性化或更女性化。

内分泌学，作为一个崭新的、充满争议的激素研究领域，正在变成一门大生意。科学家们拼命找寻能够定义雄性或雌性的化学物质，他们收割了数吨动物的卵巢和睾丸，收集了数千升马尿。荷兰欧加农（Organon）制药公司主管将分离激素的过程描述为“在孕马尿中寻找黄金”。

差不多10年之后，建立在性激素基础上的治疗手段开始出现，而此类治疗手段所承诺的疗效似乎无所不能。在存有大量历史医学文献的伦敦韦尔科姆（Wellcome）图书馆的档案中，我发现一本大约在1929年发行的广告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由伦敦的米德尔塞克斯腺体研究实验室（Middlesex Laboratory of Glandular Research）制作的。该广告颇为自豪地宣布，“生命之火”终于能得到延续了，“从健康动物（如公牛、公羊、种马）体内提取出新鲜的腺体性激素可以用于治疗”男性的阳痿、性冷淡和不育。含有雌性激素的疗法自称对女性也有同样的效果，有望治愈更年期、月经不调和各种其他症状。

当然，激素疗法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些大肆鼓吹的效果，但它们也不仅仅是一种潮流。尽管证据只是来自道听途说，但它们似乎确实对某些症状有效。1930年，《柳叶刀》（Lancet）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位接受睾酮治疗的男性患者，他觉得自己的“肌肉变得更强壮，而且感觉更加好斗，差点和同事发生肢体冲突”。另一位60岁的男性，“一天可以打36洞高尔夫球，感觉不到过度疲劳”。于是，人们逐渐将睾酮与被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联系在一起，比如侵略性、身体力量、高智商和男子气概等。

人们对使用雌性激素的女性也展开了同样的研究。1931年，研究人员简·凯瑟琳·西摩（Jane Katherine Seymour）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雌性荷尔蒙与女性气质和生育有关。她还说，在它们的影响下，女性“会倾向于形成一种更被动和更情绪化，以及更缺乏理性的生活态度”。

在内分泌学的早期阶段，关于男性或女性气质意味着什么的设想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荷尔蒙的发现，科学家有了一种解释刻板印象的新方式。例如，按照罗德岛布朗大学生物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的说法，英国著名妇科医生威廉·布莱尔-贝尔（William Blair-Bell）确信，女性的心理取决于“体内分泌物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其“保持在正常的行为范围”。所谓正常的行为范围，在当时指的就是做一个妻子和母亲。如果女性僭越了这些社会边界，像他这样的科学家就会说一定是她的荷尔蒙水平出了问题。

换句话说，研究人员认为，性激素不止影响到生殖行为。它们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让男人更男性化的原因，也是按此标准让女人更女性化的原因。以这种方式推理，科学家们设想性激素属于每种性别所独有的。男性荷尔蒙，即雄激素只能由男性产生；女性荷尔蒙，即雌激素和黄体酮，则只能由女性产生。毕竟，如果性激素是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关键所在，怎么会有其他方式存在？

1921年，一项有趣的实验暗示出，科学家们关于性激素所做的一切假设可能都是错误的。

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妇科医生透露，用动物睾丸提取物治疗雌兔会改变其卵巢的大小。随后，令科学家们震惊的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和男性体内的雌激素含量都很高。1934年，德裔妇科医生伯恩哈德·桑德克（Bernhard Zondek）在研究种马尿时报告说，“用高雄激素水平来定义男性是矛盾的”。实际上，研究发现，马的睾丸是迄今为止雌激素含量最高的来源之一。

正当内分泌学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性激素的效用时，这一发现让一切都陷入了混乱，而且还引发一个值得关注的两难问题：如果雌激素和睾酮决定了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为什么男性和女性都天生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激素？生来是男是女又意味着什么？

有一段时间，某些科学家认为男性体内可能会出现雌性激素，因为他们都吃过带有雌性激素的东西。这种离奇的“食物假说”（Food Hypothesis）最后被抛弃了，因为人们逐渐明白，雄性和雌性性腺实际上自身都可以产生出两种性激素。另一些人则认为，雌激素对男人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剥夺他的男性气质，使其更女性化，甚至有可能走向同性恋。

科学家着实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这些性激素其实同时在两性当中发挥着协同作用。内莉·奥德索恩描述了这种转变对科学理解性别方式而言有多么重要。就好像忽然展开了一道光谱，在这个光谱之中，男人可以更女性化，女人也可以更男性化，而不是彼此简单对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赫伯特·埃文斯（Herbert Evans）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混乱的时代”,1939年，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他在著作中承认：“看起来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似乎不能被视作意味着某种荷尔蒙存在或者另一种荷尔蒙缺失……尽管我们对此已经有所了解，但只能说，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完全清楚。”

这种思想变化的影响颇为惊人。身为女人或男人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争议。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性和性别认同的边界问题。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开始书写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个性气质，以及文化而非生物学可能会如何影响每个人所具有的个性。1949年，她在研究萨摩亚部落（Samoan）时写道：“萨摩亚男孩从来就没有必须展现阳刚气质的过度压力，而雄心勃勃、善于管理的女孩，在妇女群体忙碌、有序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出路。”她还注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部落（Mundugumor）文化还塑造了更具典型男性气质的女性。

如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米德的观察，但她的观点确实预示着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科学推动的。达尔文信奉的那些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不再能够清晰定义性别。两种性别之间互有重叠。女性和男性，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正在转变为一种动态的描述，这可能既是由养育塑造的，也是自然形成的。

这场关于“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科学概念革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及时出现，这是继几十年前为女性赢得选票之后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此时，女性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在步入大学之门，并有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她们正在成为研究人员和教授，从而有助于女性研究进入另一个时代。新的观念挑战了长期存在的叙事。

新一代的科学家们正在沿着前人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正是由敢于挑战达尔文的女权主义先驱甘布尔在上个世纪开创的。

时间来到今天。

关于性激素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但是，这些旧观念不断遭到新证据的挑战。按照理查德·昆顿的研究，关于睾酮的常见假设已经被证明大错特错。他说，睾酮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女性，“实际上并未感觉到或者看起来缺少任何女性特质”。

前华尔街交易员约翰·科茨（John Coates）是剑桥大学专门研究风险承担和压力生物学的神经科学家，2008年，他决定看看“股市交易大厅是充斥着睾酮的男子气概能量库”这句俗话到底有几分真。他从交易员那里采集了唾液样本，并发现当他们的睾酮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时，收益也高于平均水平。2015年，一个来自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大型科研团队进行了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睾酮不会让交易员变得更具进攻性，只是让他们稍微乐观了一些。而在预测股票未来价格的变化时，这可能会让他们冒更多的风险。

类似地，理查德·昆顿也宣称，虽然刻板观念认为睾酮会使人有暴力倾向，但他并未在自己的病人身上看到睾酮和进攻性之间的关联。他告诉我说：“我不清楚这种观点是从哪来的，来自都市传说吗？”

人们开始对先天与抚育之间的平衡有了一些更深入的理解。至少在学术圈，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生理性别从科学角度对大多数人进行区分。它经由一系列基因和荷尔蒙，以及更为明确的身体特征来定义，包括一个人的生殖器和性腺等[尽管有一小部分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间性体（intersex）]。与此同时，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身份，它不仅受到生物学的影响，而且与外在因素，诸如家庭教养、文化和刻板印象的影响有关。社会性别的定义来自外部世界对何为男，何为女的表述，这使它具有潜在的可变性。许多人生物上的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不一样的。

不过对此类研究我们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最大的问题依旧没有答案。性激素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是否已经超越了性器官，深入我们的心灵和行为，导致男女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这对我们如何进化又带来怎样的启示？传统中父亲养家糊口，母亲做全职主妇的刻板模式，是否真的像达尔文设想的那样，属于我们的生物组成部分？或者是人类独有的复杂社会结构？对性别差异进行研究既影响巨大，又充满争议。正如20世纪对荷尔蒙的研究挑战了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大众观念一样，科学现在正迫使我们拷问自己的方方面面。

事实一旦涌现出来，就非常重要。在一个如此多的女性仍然遭受性别歧视、不平等和暴力的世界中，各种事实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有了出色的研究和可靠的数据（以及明确的事实），强者会变弱，弱者也可以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