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影响着决策者，诸如堕胎权、赋予女性投票权，以及学校该如何教育我们，等等。这批人塑造了我们对自身心灵和身体的看法，也影响着我们彼此的关系。当然，人们期待科学家给出客观事实，同时也相信，科学所讲述的肯定是没有偏见的故事。这个关于人类的故事，起始于人类演化的开端。

可是，一旦这个故事牵涉女性，其中就有太多的错误。

我当时大概16岁，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在位于伦敦东南部的学校操场上，我仰头看着自己制作的火箭直冲云霄。当时我被选为学校首个科学兴趣小组的组长，刚从这个书呆子式的胜利中走出来，我便组织了一个小型火箭制作活动，这一天是火箭升空的日子。一切都非常完美。发射前一晚，我还计算了现有制作材料对于确定要来的人是否充足。

我根本用不着担心这些。因为当天我是唯一到场的人。不过，我的化学老师，善良的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先生，最后还是留下来帮我完成了活动。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成长起来的怪咖，应该知道自己有多孤独；而如果恰好你又是一个女怪咖，就会觉得越发孤独。当我读到中学六年级时，我是化学班的8个学生中唯一的女生。在数学班的12个学生中，我也是唯一的女生。几年后，当我决定学习工程专业时，我发现自己是9个人的班级中唯一的女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没什么变化。妇女工程协会（Women's Engineering Society）在2016年收集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只有9%的工程人员是女性，而工程专业本科生中，女性的比例也刚过15%。一项来自WISE（Women into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的缩写，这是英国一家旨在促进女性在科学、工程学和技术等领域发展的组织）的数据显示，2015年，女性在这些领域中的人数比例略高于14%。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数据，尽管有接近一半的科学工作者是女性，但她们在工程学、物理学和数学领域仍表现出弱势。

16岁的我，一个人站在学校操场上，当然想不通。我家一共有三个女孩，数学方面都非常出色。在我就读的学校，女孩和男孩在成绩表现上向来势均力敌。根据妇女工程学会的数据，在英国中学的入学水平考试中，参加人数和核心科学与数学科目的考试成绩中几乎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实际上，如今女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在这些科目上取得最高分。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科学和工程学学位差不多有一半都颁发给了女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坚持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似乎越来越少。在各个领域的最高层，她们都是明显的少数。无论我们把目光放到什么时代，情况大抵都是如此。从1901年到2016年，共有911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女性只有48位，这些女性获奖者中有16位是诺贝尔和平奖，14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菲尔兹奖是当今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目前只有出生于伊朗的数学家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在2014年得过一次。

我从大学毕业几年以后，2005年1月，哈佛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这一差距给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解释。他在一次私下会晤中表示，精英大学中缺少顶尖女性科学家的背后原因，或许某种程度上涉及“固有天分问题”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换句话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差距。虽然仍有少数学者为他辩护，但总体而言，萨默斯的言论引起了众怒。不到一年，他就辞去了校长职务。

但是，始终存在各种轻微的质疑之声。

或许萨默斯敢于把这种话说出来，但有几个人没有产生过诸如此类的念头呢：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让我们彼此分立；女性大脑与男性大脑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很少看到女性在科学领域中担任顶尖职务。这种半遮半掩的不确定性正是本书的核心。疑虑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女性注定无法与男性平起平坐，就是因为女性在身体和思想方面不如男性。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宝宝的期望仍以粉色和蓝色填充；我们给男孩买玩具卡车，给女孩买洋娃娃，当他们喜欢诸如此类的玩具时，我们就会很开心。这些从小就有的差别对待，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想法：男女之间存在着一条生物学分界线，也许正是这种差异塑造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受到观念的引导，而数十年的科学研究则强化了固有观念，比如男人喜欢见异思迁，女人更愿意从一而终，等等。放眼历史，到处都充斥着此类性别迷思。当我们想象早期人类的生活时，映入脑海的是强壮的男子飞奔在丛林中寻找猎物，而柔弱、温柔的女人待在家里照看炉火和孩子。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由于身体更高大、更强壮，男性天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更好地理解自己、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求助于生物学。人们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够解除这些暗暗的、吹毛求疵的感觉，因为似乎无论通过多少平权立法，这种感觉永远挥之不去——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可实际上，我们的生物学甚至可能会对已然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将继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做出解释。

很明显，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女权主义者尤为强烈地反对由生物学来定义我们的生活。许多人相信，在争取基本权利的过程中，科学说法不应成为考虑因素。他们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当然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忽视生物学。如果两性之间确实存在差别，我们当然想要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就需要能够理解这些差异、适应这些差异。

问题在于，科学给我们的答案并不总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当我们向科学家寻求解决方案时，会假设他们是中立的。我们觉得科学方法不可能带有偏见，也不会算计女性。但我们错了。为什么科学领域中女性如此之少？这个谜题对于理解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偏见至关重要。不是因为它透露了女性的能力，而是因为它解释了：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为之奋斗，但科学仍然未能使我们摆脱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危险迷思。女性在现代科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严重不足，因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们认为她们在智力上逊色于男性，故意将其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因此，科学机构同样歪曲了关于女性的整体情况，也就毫不奇怪了。这反过来也扭曲了科学的面貌，甚至扭曲了如今它所表达的观点。

当16岁的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将自制的火箭发射向天空时，我深爱着科学。我想那是一个答案明确，未曾受到主观性和歧视污染的世界，那是一座没有偏见的理性灯塔。但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孤身一人站在操场，正是因为科学的世界并非如此。

在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科琳娜·莫斯-拉库津（Corinne Moss-Racusin）和耶鲁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考察了科学中的偏见问题，具体方式是请100多位科学家评估申请空缺的实验室主管职位的求职者所提交的简历。每一份简历都完全相同，除了其中一半用女性的名字，另一半用男性的名字。

当实验人员要求科学家评估这些潜在的雇员时，他们对姓名为女性的简历持有者的称职性和可雇佣性的评价相当低。科学家们也不太愿意指导她们，给出的起薪也明显更低。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补充说，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这些来自学院的调查参与者，其性别并不影响回应内容，也就是说，女性和男性科学家都有可能对女性表现出偏见。”这项调查结果表明，性别偏见已经深深根植于科学文化当中，以致女性自己也在歧视其他女性。

性别歧视不仅仅是男性针对女性而施行的行为，也会融入整个体系的机理当中。在现代科学中，这个体系一直都属于男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存的全球科学界女性数据估计，2013年，全世界仅有略多于1/4的科学研究人员是女性。在北美和西欧，这一数字是32%；而在埃塞俄比亚，该数字只有13%。

通常情况下，在本科阶段女生的数量较多，而随着学历程度上升，人数却越来越少。这一现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存在已久的儿童保育问题入手来解释，正在男性同事投入更多时间到工作中，并逐步得到晋升时，抚养孩子却让女性与职业生涯脱节。2013年，美国研究者玛丽·安·梅森（Mary Ann Mason）、尼古拉斯·沃尔芬格（Nicholas Wolfinger）和马克·古尔登（Marc Goulden）曾就这一话题出版过《孩子重要吗：象牙塔里的性别与家庭》（Do Babies Matters? : Gender and Family in the Ivory Tower），他们发现在美国，有年幼子女的已婚母亲，比同样状况的已婚父亲，获得终生教职的可能性低1/3。这不是女性缺乏天赋的问题，因为未婚无子女的女性获得此类工作的可能性，要比未婚无子女的男性高出大约4%。

美国劳工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每年都会开展年度时间使用调查，以分析人们每天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当前美国的劳动力几乎有一半都是女性，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发现，在2014年，女性比男性每天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做家务。在一天当中，只有1/5的男性会做家务，相比之下，做家务的女性数量要接近一半。在有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男性给予这些孩子实际照顾的时间不到女性的一半。而在工作的问题上，男性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要比女性多52分钟。

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职场中会有如此这般的情况存在。一个能在办公室或实验室投入更多时间的男性，自然会比一个做不到这样的女性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得更好。当面对应该谁来休产假或陪产假之类的问题时，暂停工作的几乎总是母亲。

数百万家庭微小个人选择的累积会对社会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据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估计，2015年，男性每挣一美元，全职工作的女性只能挣79美分。1970年，英国通过了《同酬法案》（The Equal Pay Act）。但是如今，根据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数据，虽然数字正在下降，但两性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超过18%。在科学和技术工作部门，这一差距高达24%。《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6年分析的数据显示，在英国大学中，持全职学术合同的女性，其收入要比男性低约11%。

家务和母亲身份并不是影响性别平衡的唯一因素，还有更为根本的性别歧视存在。2016年，世界最大的科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发表了一篇论文，该文考察了生物系男学生如何评价自己的女性同侪。文化人类学家丹·格伦斯潘（Dan Grunspan）、生物学家萨拉·艾迪（Sarah Eddy）及其同事请数百名华盛顿大学的本科生，对班级其他同学的表现做出评价。文章写道：“调查结果表明，相比女同学，班级同学似乎更倾向于认为男同学精通课程内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四分制衡量，男同学的分数被（相同性别的人）高估了0.57点，而女同学则并未表现出类似的性别偏见。

就在前一年，《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被迫道歉，因为该杂志的一位同行评审建议两位投稿的女性进化遗传学家在论文中增加一两个男性合著者。该评审写道，“男博士生平均比女博士生合著多一篇论文似乎并不奇怪，这就好像跑一英里时，男博士通常要比女博士快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性骚扰，其严重程度直到最近才暴露出来。2015年，经历了包括至少两名雇员在内的一系列严肃性骚扰指控后，病毒研究专家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e）最终被禁止进入其领导的华盛顿大学某实验室。“百资得”（BuzzFeed）新闻网（卡茨曾试图起诉该公司，以封锁相关文件的泄露）长期报道了针对卡茨的后续调查，并披露他曾经在“暗示对方满足其性需求的情况下”雇用了一位女性职员。

卡茨事件绝非特例。2016年，帕萨迪纳市加州理工学院解除了该校理论天体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奥特（Christian Ott）的职务，因为他对多名学生进行性骚扰。同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女学生对助理教授布莱克·温特沃斯（Blake Wentworth）提起了法律诉讼，称其曾多次对她们性骚扰，包括不当触摸等。就在不久前，同一所大学的著名天文学家杰夫·马西（Geoff Marcy）因多年来对女性进行性骚扰而获罪。

因此，基于当前所有关于家务、怀孕、育儿、性别偏见和性骚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科学和工程领域中顶尖女性如此之少的现象做出一些解释。我们不要落入劳伦斯·萨默斯式的唬人陷阱当中，即由于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此，就认为两性世界本该如此，让我们后退一步。科学领域中的性别失衡，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女性终其一生都置身于男性通常不会遭遇到的压力之网当中。

虽然一些地区和领域中的性别图景异常暗淡，但统计数据也揭示出了例外情况。在某些学科当中，无论是大学还是职场里，女性的数量都超过了男性。学习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的女性往往多于男性。在某些地区，女性在科学中的总体表现要好得多，这表明文化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比如在玻利维亚，女性占所有科研人员的比例达到了63%；在中亚地区，这个比例差不多是一半。而在我们家族的故乡印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学习工程学），女性在工科的所有学生中占比1/3。同样，在伊朗，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也很高。如果女性真的在科研方面逊色于男性，我们也就不会看到这些不一样的状况了——这再次证明，事情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

和所有事情一样，从头细说会很有帮助。因为从一开始，科学就把女性视为智力低于男性的群体。

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心灵没有性别？：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女性》（The Mind Has No Sex? :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一书的作者隆达·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写道：“近三百年来，英国皇家学会中唯一永恒的女性存在，便是一具保存在学会解剖储藏室中的女性骨骼。”

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在伦敦创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之一，但它直到1945年都没能选举出一位正式的女性成员。而直至20世纪中叶，巴黎和柏林的各大著名科学院才吸纳了第一批女性成员，这些欧洲的科学院正是现代科学的发祥地。这些成立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机构，是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思想的论坛，随后，这些科学院开始授予荣誉，包括会员资格等。如今，它们还会向政府提供科学政策方面的建议。然而，在科学院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们都理所当然地将女性排除在外。

情况在出现转机之前变得更糟了。在早期阶段，当科学尚属于狂热爱好者的业余活动时，女性至少还有机会接触到它，即便只是嫁给有钱的科学家，进而有机会和他们在自家实验室里一起工作。但是到了19世纪末，科学变成了一项严肃的事业，有了自己的一系列规则和官方机构。于是，女性发现自己已经几乎被排除到了科学领域之外，迈阿密大学的历史学家金伯利·哈姆林（Kimberly Hamlin）说：“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科学本身的专业化过程是一致的。女性进入科学界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种差别对待不仅发生在位于科学等级顶端的大人物身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直到20世纪，女性才被允许进入大学学习或授予学位。隆达·席宾格写道：“从一开始，欧洲大学原则上就是将女性拒之门外的。”大学的课程旨在为男性进入神学、法律、政府机构或医学等领域做好职业准备，而女性是禁止从事这些行当的。医生当时相信，高等教育的精神压力可能会损耗女性生殖系统的能量，从而对其生育能力造成伤害。

当时人们甚至认为，只要女性在旁边，就可能会打扰男性严肃的脑力工作。中世纪修道院男性独身的传统，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教授是不允许结婚的。剑桥大学直到1947年，才以等同于男性的条件授予女性学位。同样，哈佛医学院直到1945年还在拒绝接纳女学生。第一位申请到职位的女性差不多就在一个世纪前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女性科学家，她们存在。许多女科学家甚至在逆境中取得了成功，却经常被当成局外人对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玛丽·居里（Marie Cu rie），虽然她是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但1911年法国科学院（France's Academy of Sciences）却拒绝接纳她作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还有一些女性没有那么为人所熟知。20世纪初，美国生物学家妮蒂·玛丽亚·史蒂文斯（Nettie Maria Stevens）在发现决定性别的染色体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她的科学贡献基本被历史忽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数学家埃米·纳脱（Emmy Noether）被提名为格丁根大学的教员时，一位教授抱怨说：“当我们的战士返回大学，发现自己要屈尊向一个女人学习，他们会做何感想？”在随后的四年中，纳脱在一位男同事的名下非正式授课，而且没有薪水。在她去世后，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称其为“自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以来，迄今为止最有创造力的数学天才”。

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更多的大学向女性学生和教师开放时，她们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1944年，尽管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对核裂变的发现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她却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她的故事就是一堂关于坚持不懈的人生课。在她成长起来的奥地利，当时女孩如果超过14岁就不会再接受教育。为了追寻自己对物理学的热爱，迈特纳跟随私人家庭教师学习。当她终于在柏林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职位时，办公室却是一间很小的地下室，而且没有薪水。大学还禁止她出入男科学家工作的楼层。

还有其他人像迈特纳一样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为破译DNA结构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完全被无视了，在她去世后，1962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分享了诺贝尔奖。在离我们更近的1974年，为发现脉冲星而颁发的诺贝尔奖，并没有授予真正取得突破的天体物理学家乔斯琳·贝尔·伯内尔（Jocelyn Bell Burnell），而是给了她的男导师。

我们不得不在科学的历史中追寻女性的身影——并非因为她们没有能力做研究，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们没有接触科学的机会。持续了几个世纪，充斥着根深蒂固的排斥和偏见的体制刚刚开始恢复，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它的遗物当中。

多伦多大学批判理论教授马里·鲁蒂（Mari Ruti）在其2015年的著作《科学的性别歧视时代》（The Age of Scientific Sexism）中说：“我发现，即便是最卓越的男性头脑，当他们谈到女人时，偶尔也会变得愚蠢——当性别问题作为一个议题时，某些东西会让原本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变得愚钝不堪。”

在当前的科学研究中，性别差异是最炙手可热的议题之一。2013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自千禧年之后，科学杂志已经就性别差异问题发表了三万篇论文。法医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男女之间的鸿沟，无论是语言、交往关系、思维方式、养育方式，还是生理和心理能力。出版的著述似乎强化了两性之间鸿沟的巨大神话。

在本书中，我分析了其中的若干研究，并采访了背后一些人物。这样做会揭示出一大批可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提出质疑的研究工作。有些科学家声称，由于两性大脑结构不同，因此女性在数学、空间推理和任何需要理解系统如何运作的工作上（如汽车和计算机）通常都要比男性差。还有人坚持认为男性在人类进化史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是他们在狩猎动物，而女性留守后方和照顾孩子的工作显然没什么挑战性。甚至有人认为，人类进化到如今这般智慧和具有创造力，正是男性各种行为的功劳。还有人提出，女性之所以有更年期，是因为男性觉得年老的女人缺乏吸引力。

我们很难去质问此类理论背后的动机。在宴会上听起来非常令人反感的话，如果从一个穿着实验室大褂的人口中说出来，似乎就变得颇为可信。但是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比如，你在报纸上看到有这样的研究，说男人比女人更擅长看地图或者泊车，它可能与另一项针对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截然相反，那项研究会说，恰恰是女人更擅长看地图或泊车。精美的脑部扫描并非其所宣称的那样，是我们思维的图像。在某些科学分支，如进化心理学当中，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许只不过是经由少量不可靠的证据碎片拼凑而成的一段叙事。

如果某些研究看起来有性别歧视的倾向，有时候是因为它们确实如此。很难指望多个世纪以来将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不渗透到科学的血液和骨骼当中，过去如此，也会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让更多女性参与科学，正在改变科学的运作方式。如今有人开始对以往从未被质疑的问题发问，前提假设遭到挑战，新观念正在取代旧思想。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其中许多是女性，但也包括男性）对过去描绘的那种扭曲的通常是负面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强有力的检视，他们发现过去的做法存在着缺陷。这种替代性的描绘方式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人类。

如今，抛开接二连三颇成问题的性别差异研究，我们获得了一种思考女性思维和身体的全新方式。例如，关于性别差异的新理论表明，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之间的细微差别，只不过是由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统计结果。几十年对女孩和男孩的严格测试证实，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微乎其微，而我们所看到的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而不是生物机制。对人类进化历史的研究表明，男性统治和父权制并非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与人类社会之间具有固定关联，实际上，我们曾经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族群。甚至连“男人比女人更滥情”这种老掉牙的神话都被抛弃了。同样，社会对我们行为的影响要比生物机制大得多。

挑战“作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传统观念，是一项需要充分论证的细致工作。这不是一幅关于弱者或从属者的肖像。她在科学上既没有表现得逊色于男性，也没有任何一个温和顺从式的形容词能用来将其与男性区分开，将她归类到更规规矩矩、更谦恭的性别成员当中。这位女性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代表了坚强、谋略与智慧。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科学研究主体，它肯定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而不是在性别战争中进一步割裂男性和女性。它让我们彼此更加紧密。

在宣传第一本书《极客帝国》（Geek Nation）期间，我曾在谢菲尔德市做过一次演讲。演讲最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私下问了我一些问题。

他冷笑着问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女科学家？也没见哪个女的得过诺贝尔奖？在科学方面，女人就是不如男人。事实证明，她们没有男人聪明。”他紧紧贴着我的脸，甚至把我逼到了墙角。一个性别歧视者的夸夸其谈也会迅速转变成种族歧视。我试着反驳，先是列出了能想起来的有成就的女科学家，又仓促整理了一些关于学龄前女孩比男孩更擅长数学的统计数据。但是最后，我放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让他相信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我们中有谁没碰到过这样的人呢？自视甚高的老板、“直男癌”男友、互联网上的“键盘侠”……我希望自己的装备库里有一套科学论据，能证明他们是错的。强化两性平等这一事实不仅是政治理念，而且是每位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

如果你也一样，遭遇过我在谢菲尔德市所面对的场景，曾经与同样的愤怒对抗，对方告诉你女人不如男人，而你也同样绝望地试着不要失去控制，而是想要用手头确凿的事实和历史向对方解释，那么，这本书正适合你。我在这本书中遍历了一位女性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从出生到工作生活，从为人母到更年期再到老年，以此去探问科学究竟向我们讲述了什么？以及就当前这些争论来说，还有什么是悬而未决的？

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个人经历，但我并未抱着别有用心的心态写作这本书。作为一名记者，我恪守着真正的事实。同时，作为一个有着科学和工程学学术背景的人，我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研究。本书所检视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神经科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在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时间跨度中，我一直在努力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认为如此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可靠。本书考察了那些引起热议的研究，这类研究声称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有科学依据的。与此同时，我还探讨了赋予女性新形象的研究，这个形象与以往大不相同。

这种做法并不总是让人读起来舒舒服服的。现实有时候要比人们的期望更灰暗。科学研究也不总是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事。但这是对当前的证据和论争现状的解读，记录着为了女性的心灵与灵魂所展开的苦涩科学斗争。

对我而言，这场斗争代表了女权主义的终极前沿。它有可能会破除女性与完全平等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的最大障碍，也就是我们心中的障碍。我曾为本书最后一章的写作就更年期研究问题采访过犹他大学人类学家克丽丝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正如她所言：“如果你真的关注生物学，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反之，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女权主义者，而且想要理解这些东西的基础，以及它们从何而来，那么也要关注生物学，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