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析框架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之后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城市化发展道路都将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城市逐步向城市群方向发展，传统的由城市及区域之间的合作将转为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以及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这对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的城市群联动发展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适应经济新环境提供了新的可能。
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与我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配合互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从生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及产业发展四大方面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 城市群生态、交通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及产业四位一体联动
城市群联动包括城市群之间的生态协同治理、交通基础设施联动、要素市场联动以及产业联动。城市群的联动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联动的整体性，城市群的联动是以多个城市群或城市群内部多个城市经济体为基础，是区域各主体之间、各组成要素之间以及各领域的多元联系，并且在各个方面整体和内在的发展聚合，从而形成相互交织的区域网络；二是联动的多样性，由于各要素与各主体之间功能各不相同，每个城市群发展的重点与核心不同，因此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动是多样化的，存在多样性的特征；三是联动发展具有不均衡性，城市群联动的条件是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性，由于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系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因此会产生一种互补，通过双方或多方的联动，使区域之间各优势协调并进、优化结合形成新的动态的、稳定有序的结构，最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进；四是联动的融合性，城市群的联动是打破行政区域约束的合作模式，通过区域的分工合作，着力实现区域一体化布局、产业集聚化发展。
（一）城市群联动是区域联动发展的高级阶段
首先，城市群联动是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区域联动中的区域差异理论、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合作理论为城市群联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区域之间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与合作、联动与发展，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其次，区域协调发展分为城市总量结构协调与经济关系协调两个方面，城市总量结构协调即各地区发展水平协调和发展速度协调，而不同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主要包含产业结构协调和要素区际流动协调，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与良性互动，当然，城市群在联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优势互补的分工与合作，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尤其我国的地方政府在面临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的机制下，具有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而区域城市竞合是一种区域内城市在创造价值与共享收益上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现象。因此在城市群联动发展中，城市之间的竞争只有以各个城市的子系统为基础，以提高城市群之间及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合作为目的，才能实现城市群有效、可持续联动发展。
（二）城市群联动是各子系统联动发展的综合结果
“生态—交通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联动发展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生态环境、交通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及产业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发展，四大系统互动最终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对长江经济带而言，生态联动是指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之间形成对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共同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联动主要指若干个功能可以相互替代的个体港口系统组成的港口群体的联动发展。从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发展的规律可以看出，城市的扩张最初以港口作为基点，再沿江不断延伸推动港口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并对周边经济产生巨大辐射作用；要素市场联动是指区域各要素市场之间能突破障碍、实现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区域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要素联动重在资源整合，通过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发展进行要素资源的空间整合，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一体化的要素交易市场。产业联动是落脚点，包括城市群产业规模、产值、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变化，产业联动将形成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及产业升级效应。产业联动涉及各省、市及地方政府、各企业、相关产业和市场机构等主体。在政府层面表现为区域联动发展而采取的共同制定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以及制定共同的产业标准、行业规范等产业合作行为；在企业层面表现为企业跨区域投资并购等经营活动，以及企业间基于产业链的垂直关联或基于联合技术开发、市场开拓等跨区域合作活动。城市群联动发展是在整个区域空间内组织资源多维度叠加，对整个长江经济带而言，各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是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城市群“生态—港口—要素—产业”联动发展要求各城市群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上的协调、港口连接形成的交通网络、不同区域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分布，以及产业分工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的互补。
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由城市群之间及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通过城市群或城市之间分工的深化推动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以达到城市群内部结构和功能逐渐生成、发展；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外生动力则是由国家层面对城市群发展进行政策引导和干预而产生的。城市群的发展竞争是由市场机制主导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伴生无效竞争行为和损害城市群整体发展利益的事件，这就要求对城市群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因此，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基本机制就是对城市群的自然发展过程施以政策干预，引导其向联合协作和协调发展的方向演进，逐步趋向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城市群的联动发展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综合交通、要素市场及产业经济四大子系统的联动发展。四大子系统的综合作用促进了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城市群内各个子系统相互影响，产生了正向或反向的联动效应，即在城市群的联动发展中产生一定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在城市群联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正向联动效应，避免反向联动效应。当然，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是一个基于发展多因子的复杂的综合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各个发展因子的合理调配和相互补充等方面，因此其联动发展产生的联动效应也必然是复杂的综合效应，溢出效应、回波效应及替代性强化效应三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城市群联动发展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的联动发展结果。
如图2.1所示，城市群A、B、C构成了城市群联动发展的主体。生态环境、综合交通、要素市场和产业经济四个维度构成了城市群联动发展系统。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目的是绿色发展、资源共享、要素流动以及产业分工协调，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除了采取市场机制外，政府对区域的协调组织与推动也至关重要。因此，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工作机制从政府角度来分析主要为政府的统筹协调和相应的规划引领，而从市场角度来看则主要是企业发挥相应的运行作用。除此之外，非政府第三部门如民间志愿者组织、公益机构等发挥一定程度的补充工作机制。
图2.1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理
二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分析框架
当前，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的背景下，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联动发展，有利于挖掘长江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推动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鉴于长江通道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加强规划统筹协调，形成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建立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之间的联动机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需要重点考虑的，以长江流域五大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群间生态环境、港口交通、要素市场以及产业分工等联动发展，重点探索建立城市群管理协调模式，创新城市群要素市场管理机制，破除行政壁垒和垄断，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第二个层面是城市群内部的联动发展机制，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率先发展成熟的城市群有一些成功的联动发展经验，其他城市群可以借鉴长三角城市群现有合作协调机制经验，在城市群内部形成以决策层为核心，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共同组成的多层次联动发展机制体系。
本书基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及现实背景，根据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从生态协同治理、港口联动、要素市场联动和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联动构建了四位一体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框架，如图2.2所示。
本书的内容包括五大模块，第一部分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及现实背景，根据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总体部署，构建了生态协同治理、港口联动、要素市场联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联动四位一体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理论框架，为后面每一部分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研究，具体包括：①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定量分析各城市群的生态状况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梳理城市群内已有协同治理发展政策。②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目前的生态现实与资源环境承载状况出发，分析了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障碍因素。③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包括协调合作、激励补偿、应急管理及长效保障等机制。协调合作机制侧重于处理城市群间的利益关系，其作用是为生态协同治理奠定基础；激励补偿机制包括建立生态补偿标准、探索生态补偿渠道、方式和保障体系；应急管理机制包括构建联合监测预警、统筹物资储备、协作决策援助和联合评估恢复等方面的突发生态危机应对机制；长效保障机制指在治理工作完成后，采用目标管理、行政监察、舆论监督等措施维护治理成果的一系列方式。④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研究，即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借鉴国外跨域环境治理的先进实践经验，设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第三部分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研究，包括：①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进行了理论阐释，厘清港口联动与城市群联动的关系；深化和拓展交通区位理论、交通一体化理论、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理论、多式联运理论等基础理论。②全面概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情况，在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政策三个角度入手，论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现状。③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障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体制障碍、信息沟通障碍、运营障碍。④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的机制进行分析。为实现城市群内港口间高效联动，激励和推动各城市群主体之间的联动行为，合理分配联动产生的利益等问题，从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群内与城市群间实现港口联动的具体机制。⑤总结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美国纽—新港口群、欧洲海港组织的港口联动模式和建设经验，提出适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的模式，从统筹基础设施、港口功能整合、信息平台对接、人才联合培养、生态环境共建五个方面对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的联动进行路径设计。
图2.2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分析框架
第四部分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研究，具体包括：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发展的相关理论阐释。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发展的现实状况。分析各城市群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现状；分别总结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各要素市场联动发展的障碍因素。③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发展机制分析。要素市场联动发展机制由传导、调节、整合和预警四个环节组成，各细分要素市场的联动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金融市场联动发展。主要研究金融市场间的传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风险防范机制以及联动监管机制。其次，劳动力市场联动发展。主要包括劳动力价格供求决定机制、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联动的预警和保障机制。再次，技术市场联动发展。主要包括区域技术转移动力机制、区域技术中介整合机制、区域统一信息传导机制、交易主体行为制约机制及区域市场运行环境联动机制。最后，产权市场联动发展。从产权机构的主体目标与个体目标出发，考虑产权市场的协同竞争动态联动机制。④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模式及路径设计。依据要素市场联动机制的四个环节，提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自身的特殊性分别进行联动发展模式与路径的设计。
第五部分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研究，具体包括：①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的文献综述。阐述产业联动发展的含义，梳理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的内涵，从产业分工、产业链、区域经济一体化、价值链四个方面整理了产业联动发展的相关理论。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现状。梳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的发展历程，基于灰色关联度和投入产出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产业联动情况。③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在全球价值中的地位。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为衡量指标，测度长江经济带整体和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④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的障碍因素。从内部障碍因素和外部障碍因素两个角度梳理了阻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的因素；内部障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关联度与互补性、交通通达度三个方面，外部障碍因素包括：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环境两个方面。⑤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的机制分析。具体包括城市群内的集聚整合机制、城市群间的梯度转移机制、城市群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全球价值链抱团嵌入机制。集聚整合机制是以各城市群内的产业为主体，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城市群产业创新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梯度转移机制是以各城市群的产业部门为主体，基于区域产业极差，通过产业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产业外移，实现城市群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利益协调机制是以城市群之间的产业部门为主体，通过结成产业联盟，协调各城市群产业发展。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在经济带内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在开放竞争的全球环境中实现产业联动。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及路径设计。从政府主导型和市场自发型两个角度，结合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发展经验，梳理城市群产业联动的模式；在此基础上，设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产业联动路径。路径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合作，打破行政分割；细化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升级交通网络，促进要素流动；整合经济园区，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内部价值链，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
总之，现阶段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需适应经济新常态，遵循新时期经济发展规律，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会，促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驱动区域。本书主张以城市群联动激发区域发展内生活力，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城市群联动发展是生态系统、城市群、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多个子系统的复合网络结构的优化”的新命题，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主体是三大跨区域城市群即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以及两个区域性中小城市群即黔中、滇中城市群。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其联动发展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并形成重要的经济增长带，有利于共同参与国际竞争，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带。本书认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一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做好生态协同治理；二要发挥好长江黄金水道港口联动优势；三要推动要素市场联动；四要实现产业的内外良性联动发展；四位一体的城市群联动是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发展机制与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长江经济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
[1] [法]弗朗索瓦·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年第1—2期，中译文见《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9期，转引自李仁贵《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2] Sergio Boisier，“Growth Poles：Are They Dead？”，in Ed.B.Prantilla ed.，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olicy，Singapore：Maruzen Asia for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1981，pp.71-83.
[3] Edward L.Ullman，“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Bases for Interaction”，in William Leroy Thomas ed.，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862-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