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西“散给籽粒银案”

在康熙朝诸多不甚明了的亏空案中，陕西的“散给籽粒银两案”，是线索稍觉清晰的为数不多的亏空案，也是康熙朝由朝廷派钦差大员调查地方亏空案的开始。

先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陕西省西安、凤翔所属州县遭遇旱灾，百姓颠沛流离，清廷“将陕西省旧欠钱粮及来年正项钱粮，全行蠲免”。为解决灾赈的经费问题，经新任“总督佛伦奏请，于州县地方始行捐纳”[1]，即所谓“陕西赈饥例”。但捐纳开始不久，便出现了亏空。十一月，经佛伦粗查奏报，各州县在“本年八月前捐纳银两数目颇多”，但“仅有数而实无此数银两”。而陕西“官兵之钱粮、救济被灾之民，皆靠此银，关系至重至大。今无预备而日后亏空，虽斩官吏，亦无济于事”[2]。虽亏空原因尚不清楚，但佛伦已意识到，这次捐纳从开始便存在虚捐舞弊的侵欺行为，而且它与陕西长期以来的官场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来，佛伦在赴任陕西之前，先派可信家人前往陕西省秘密访查了十七个州县。“其中十余州县之官吏，既无安抚之才，且贪苛残暴者亦有之；借故私灏派扰民者亦有之；极其庸愚，放纵衙役、家人肆行苛取者亦有之。……由此可知，陕西通省官员，均以摊派克扣为常事。更有甚者，或有正副官员，在职期间，平素肆行贪苛，继而又向被灾民人倍加派征，攫为己有，反捐纳而离去者亦有之。”“赈济饥民时，民得实惠者，寥寥无几。而借口用于饮食、骑用之项，而摊派之项颇多。”[3]于是，佛伦开始对捐纳亏空事件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为避免继续亏空，同时担心“此等人惧怕出事，补送各自所欠数额”，佛伦要求各州县将捐纳银两一律集中到省城，集中由布政司库管理。在集中的过程中，佛伦发现仅咸宁、长安两个县便亏空了17万余两。但佛伦并没有立即参劾，也没有深究亏空的原因和去向，而是着令这些州县的官员设法补完亏空。对于此举，佛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在奏折中作了解释。他说：

去岁接任后，查访陕西省州县捐纳银两，亏空者甚多。彼时若即行参奏，则亏空银不能盈数，反于事无益。若不陈奏，该省捐纳银两颇多，恐误公事。念及于此，奴才于去年十二月奏请，将各州县捐纳银两，一个月内送交布政司库。……今已限满一个月。奴才屡行文布政司严催各州县，或州县送十分之一二者有之，送十分之四五者有之，或州县丝毫未送者亦有之。顷由西安府属咸宁、长安二县讦捐纳银两亏空实情，将捐纳者姓名、欠下未给之数目，造具细册，由该司参报到奴才。奴才查阅档册，（西安）咸宁县亏空银二万余两，长安县亏空银十五万余两。奴才见之甚惊，据此二县如许亏空，可知其余州县亦有如此亏空者颇多。[4]

两个月后，即是年五月，捐纳亏空的事态进一步明朗化。佛伦又奏：

今长安、咸宁、洛南、富平、华阴、武功、眉县、耀州等八州县，将捐纳后未给银两亏空数目及承捐人员，造册呈布政司，参送到奴才。奴才查得，西安、凤翔二十九州县卫，共捐纳银二百七十一万两。其中，除将支用银两及户县知县李福石亏空银二千两另行奏报严查外，各州县共送银一百一万余两，尚未送到银一百八万余两，其中亏欠银六万余两。……请展限二个月完纳。[5]

佛伦的这份奏折仍留有很多的疑问，诸如咸宁、长安的17万两亏空是否补足？各州县尚未送到的百万余银两是否实在收储于库？所说的亏欠六万两究竟如何亏缺的？特别是捐银271万两，解送藩库101万两，未解108万两，其中差了62万两去哪了？凡此等等，都随着佛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的调离，而没有了任何的结果。至少从目前资料上我们无从知晓捐银的去向。

佛伦在任职期间，为解决陕西大面积的旱情，曾“奏请拨给（灾民）牲畜、籽种，以耕种荒弃之田，且均蒙皇上洞鉴施行”。于是有了所谓“散给籽粒银两”。就是由这次的捐纳银两中拿出53万两给陕西各州县用作次年耕种，故称“籽粒银”。但是，这些属于救济性质的银两发放到地方后同样出了问题，只是问题的揭出却迟了五年。

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陕西咸阳县民张拱等叩阍，呈告康熙三十二年，原任巡抚布喀等，以民乏籽粒不能耕种，给民购买银两，官吏侵蚀，并不给发等情”[6]。但此事并未立即引起官方的重视。数日之后，户科给事中姜橚疏奏，陕西长安、永寿、华阴三县仓米亏空，请严加查核。[7]其中提到佛伦在任时就有15万两亏空的长安县短缺了仓米。经户部议覆后，康熙帝意识到问题累积的严重性，以“此仓米事情甚属年久”，令刑部尚书傅拉塔、左都御史张鹏翮“前往西安府长安、华阴、永寿三县查核所捐军务米数”,“并查种籽粒事务”。这意味着由朝廷派员清查地方钱粮亏空的开始，先前的捐纳案与后来叩阍的籽粒银两案都在调查的范围内。

四月十九日，康熙帝听政，傅腊塔与张鹏翮面奏查核结果：“查得三十二年原任巡抚布喀等以民乏籽粒不能耕种，请将捐助银发五十万两给民购买，俟秋成时收取，奏请准行。此事年久，当时官员升迁者有之，罢黜者有之，现任官员不知者多，诚属难查，敢请圣训。”[8]康熙帝早在佛伦出任川陕总督伊始，便告以布喀“甚为奸诈，行止不端”，令佛伦查证，佛伦随后也奏称，“布喀行常奸诈、暴虐，满洲官兵百姓无称其善者”[9]。由于对布喀人品操守的印象不佳，康熙帝先入为主地怀疑布喀是这起亏空案的始作俑者，即布喀没有将籽粒银给民，或有人借籽粒银发放掩盖捐纳之弊。康熙帝批示说：“此事日久，株连者亦多，布喀等虽请给民籽粒，实未给民，所以至今征催不获，反致百姓告理。或因原捐有弊，托言田种，希图消灭此项银两，以未可知。尔等切须详查。”

但是，在将涉案人员逮问之后，布喀供称：“与民籽粒有益，我曾疏请，因获罪来京，布政使戴通给与不给，我则不知。”原布政使戴通供称：“我将银五十万两如布喀所奏，交府州县官散给与民，又经屡催将所给百姓花名造册详报。府州县官未及送至，我即丁忧，百姓实得与否，我亦不知。”

由于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巡抚与布政使任期内都没能追随关注到籽粒银发放的过程与结果，此外就很难找到该负责任的人了。因此，张鹏翮认为这件亏空案很难查清实情。他说：“臣思三十几州县相去辽远，百姓有真朴者亦有奸狡者，臣等虽遍行查访，难以即得虚实，且耽延月日。臣意俟其告发，同总督吴赫会查。伏乞圣训。”希望听到康熙帝就此结案的谕旨。但是康熙帝的态度却很坚决：“这银五十万在官在民，务必查明。”[10]

经过半年多的查审，十一月，傅拉塔与张鹏翮等回奏：“原任长安县知县谢嵩龄、永寿县知县万廷诏经收米麦，其见存者与该抚所题之数相符，除折米银十万六千九百两存贮布政司库，其各州县寄贮乡村寺庙等处米麦应交该督抚严催，限三个月内运入省城永丰等仓。华阴县知县董盛祚经收已完米麦，亦限三个月内运入省城永丰等仓，其未完米石已越七年，应交该督抚委道员督催，限本年十二月终照数全完。”[11]也就是说，长安、永寿两县并无亏空可言，只要将贮于州县的米麦如期运至省城收贮即可，唯独华阴县“未完米石已越七年”，而这部分亏空似乎也只是未能完纳的“民欠”而已，只要在年内完纳亦不是问题。五年前佛伦曾经密奏的捐纳亏空事宜在二人的回奏中丝毫没有提到。

但这期间，即在七月，又发生了原任陕西巡抚布喀叩阍案，呈告川陕总督吴赫于借给籽粒案内侵蚀四十万余两，请与吴赫等质审。于是，是案将总督吴赫也牵扯进来。经户部奏准将布喀发往陕西，交尚书傅腊塔、张鹏翮等与总督吴赫等质审。[12]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又经历了半年多的查审，“籽粒银两”亏空案仍未查明。康熙帝斥责说：“观傅腊塔等前往陕西察审籽粒一案，畏人怀怨，草率具覆。张鹏翮于此事，亦稍罢软。”[13]这说明康熙帝是听到了某些风言之事。五月，傅腊塔与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张鹏翮一致回奏并无官员侵吞之事。傅腊塔说：“布喀所告籽粒事，询地方百姓皆云，布政使戴通等将籽粒给我等是实，并无侵蚀，但除其运粮脚价，余银给我等等语。臣等亦曾出示，若将籽粒未经散给，地方官有侵蚀者皆来出首，亦并无出首之人。籽粒银两百姓自称已经给散在民，且侵蚀又无证据，此事无庸议。”[14]但康熙帝仍坚持命令重审陕西籽粒案。

在康熙帝的坚持下，六月，傅腊塔与张鹏翮就是案提出处理意见，拟原任陕西巡抚布喀控告川陕总督吴赫等侵蚀籽粒一案，应将吴赫等革职。其籽粒银两，应免追征百姓，令在事官员赔偿。而原任总督今升尚书佛伦降四级调用。

对于这一处置意见，康熙帝并不认同，认为此案没有审实，他谕大学士等曰：“朕于此案，再三详阅，所议甚不明晰。以布喀控告而处分吴赫，若吴赫控告，又将处分布喀乎？况此案每奉批驳，但拟加重处分，有是理耶？籽粒银既议免追百姓，令官赔偿，并未指明某官，若再往查愈增烦扰。”“此案果令两造抵面穷讯口供，然后拟罪，吴赫等罪岂止此耶？”[15]于是，大学士伊桑阿等根据康熙帝的指示，再度寻问傅腊塔，以此前未曾穷究口供、案情甚不明晰，令其再审。

在康熙帝三番五次的督促下，傅腊塔随后奏明了籽粒案的几个要点，曰：“籽粒银两发给是实。”“布喀所告侵蚀四十万两之处，并无证据。且籽粒银两于二年份十七万银两已经征完，故遵旨仍于百姓征收。”但是对于其余36万余两尚未给出明确的去向。只是就督抚以下各官奉部屡次驳查，不据实咨明，提出拟革职降调处分。并强调从前未曾定案，原因在于对质口供之人俱在京师。[16]康熙帝仍命傅腊塔、张鹏翮赴陕西详审。[17]七月，二人提出要将案内干连的尚书佛伦带往陕西，以便与总督吴赫对质。但康熙帝要审的不是作为责任人的前后两任，他要搞清楚的是地方亏空究竟因何产生。随即令吴赫解任，以佛伦年老且系尚书，不必带往，意在能在京结案的即议结。命令傅腊塔与张鹏翮：“尔等此行，务须从公审理，勿更听人言、徇情面。”[18]

这次的调查又历时一年多，牵扯出的官员自督抚延至州县。至三十九年（1700）三月，经九卿等官员会议，对是案提出了处理意见：

“查籽粒银两共计五十余万，此内给发民间三十九万余两，百姓已于三年内完过二十六万两，余银限二年内陆续完结。其原任同州知州蔺佳选、蒲城县知县关琇、韩城县知县王宗旦俱侵扣籽粒银入己，应拟斩监候。朝邑县知县姚士塾、华州知州王建中已病故，无庸议。其侵扣之银俱应照数追还原项。”除涉事官员被处以死罪外，责任官员也分别处分有差。总督吴赫等侵蚀籽粒银两三四十万，经统计核实，可确认布喀所告实虚。但吴赫及原任巡抚党爱不将属员侵扣情弊确查题参，俱被革职。原任川陕总督佛伦、原任西安知府彭腾吉羽、卞永宁、陇州知州王鹤、凤翔知府许嗣国、原任西安知府升神木道李杰等也分别降级处分。康熙帝降旨，蔺佳选、关琇、王宗旦俱依议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佛伦从宽免降级调用，着以原官致仕。[19]

此外，籽粒银案中，不仅有官员侵蚀，还有挪用，即查出“那垫运价等案”。“查醴泉县知县张鸣远等，将借给穷民种地籽粒银两那为雇车、赔米、垫解盐课等项使费。”于是，张鸣远、章绅、刘桂、李先茂、朱作绣、张凤瑞等一干官员均革职，此挪用银照数追还。也就是说，籽粒银除了给发民间39万余两之外，尚有14万余两没有着落，或被官员侵蚀，或被“那垫”。

至四十五年（1706）十月，这起因“出借州县籽粒银两”引发的亏空案，在历时十五年后终于有了赔补的结果。据陕西巡抚鄂海的奏报：陕西省“惟三十一年遭灾，借给各州县民人之籽粒银共五十三万一千余两。河道总督张鹏翮等来审此案，原州县官员等侵吞银十二万一千余两，其中已偿还三万一百两。将该员遣回原籍，着落其家产追取银四万五千余两，于陕西地方追还银四万六千余两。除将此俱该地方官严追外，借给各州县民籽粒银共四十一万三百余两，奴才一直严催偿还，至今年九月计之，追完银四十万八千九百余两，皆收之入库，载入年销算档，列为军饷用之。惟有耀州民银一千四百余两尚未还完”。“除此无有陈年旧案。”[20]鄂海的奏折告诉我们，陕西这次清理并追缴亏空钱粮颇具成效。

但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亏空案，由朝廷派出的一品钦差数度亲临调查，前后历经十五年，最后也不过是找到几个责任人，以侵贪的罪名给予处分，而亏空的原因究竟出在哪个环节却并不是很清楚。且由此案的遗留问题引发了另一件西北的亏空大案“官生捐监亏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