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陕西“官生捐监亏空案”

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陕西赈济捐例是遗留问题最多的捐纳案。这次捐纳除了部分折色之外，更多的是积贮本色，以备赈济所需。但这部分本应收贮在仓的“本色”，即米麦等，在开捐之后未久便出现了亏缺。根据巡抚鄂海的奏报，陕西省在康熙“三十一、二年原捐纳米数，共计二百四十一万余石。于三十七年巡抚贝和诺详查之，以欠米八十余万石等因参奏”[21]。此即为“官生捐监亏空案”的缘起。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贝和诺疏报：“陕西开事例，积贮米麦，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今实存仅十七万。”[22]存仓数额不足十分之一。比鄂海所奏的亏空程度更为严重。时康熙帝已命尚书傅腊塔、张鹏翮往按。寻二人疏言：长安、永寿、华阴等籴补38万有奇，余皆欠自捐生，请令补完。但是，过了三年，亏空数额仍在百十余万石。康熙四十年（1701）正月，继任陕西巡抚华显在奏折中仍然提到，陕省“捐纳之米欠一百有八万石余”。部议令欠米之捐纳官生一年内偿还。但由于欠米过多，华显在西安仅收取了华阴县未完之米23.8万石，其余“商南等五州县捐纳官员监生等亏缺之米共有八十四万石”。随后，华显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认为，西安城之内外仓皆将满，且米价昂于其他州县，捐纳官生等皆聚在一处难以采买到米，请旨令在甘肃等五处捐纳还补未完亏空。但随后，他发现甘肃等地贫瘠缺粮，谷价一石等于他地十石，无人会于此处采集粮食报捐，又请旨准许各官生等可以自主选择纳粮之地，即有愿缴往西安者，则于西安地方收取；有愿购缴甘肃者，即准在甘肃交纳。部议奏准施行在案。[23]

是年，华显升川陕总督。但他仍旧关注陕西因捐纳出现的亏空问题。次年，即四十一年（1702）五月十六日奏：“顷查各州、县，参劾亏空者甚多，仓粮甚少，亏空者过半。奴才昼夜忧虑，未有补救之策。”而且，针对需将西安捐纳之米运至甘肃临洮、巩昌、兰州等受灾地区的做法，他认为过于耗费财力人力，提出停运，再次强调在甘肃之地就近捐纳。随后又提出，请停各省常平仓捐例，以保证甘肃能够有人报捐，以及调整甘肃常平仓条例等措施。[24]可以看出，在如何补足捐纳造成的亏空问题上，地方督抚可谓绞尽脑汁。

但是，甘肃本为受灾之地，当地人并无前来报捐者。七月初八日，继任巡抚鄂海在奏折称：所欠米80余万石，“因接到部文以来三四年间严催，升任巡抚华显追完者十一万二千余石，奴才任内追完米十一万六千余石，共计二十一万余石，再有米六十万余石，尚未偿还。将此作何完结之处，若不详加寻思，则拖延时日，必致国帑亏空。部虽更定三月期限，但各省人等尚未全至，且此许多米焉能完结？虽将亏欠官员、监生等严加参奏，概行革职，着落家产追取，亦决不能补全所欠数，必致落空”。于是，鄂海重申总督华显提出的令欠米官生等“赴被灾地方补偿”的异地捐纳赔补方法。[25]并奏称，西安官生亏空捐纳一案已与华显等公议具奏，此案年内可完结。但是，直至华显病逝此案依然在悬。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西安将军博霁接办此亏空案。他认为，“西安久拖未完事宜”实在难以完补，提出走“代捐”的方式。他说：“原华阴县知县董盛祖、原商州知州彭腾杰等所欠四分损耗银两，总计六万九千余两，拖至十年之久，尚未完结，故前总督臣华显虽参奏董盛祖等革职追取。但自四十一年八月参奏，至今又将近二年，再三严审，言皆为官员监生等亏欠未能完结之项。”可“令官员监生代捐补完”，其原欠官生等除名，则钱粮不致减损，且事亦易于完结。代捐例：有米者交米，无米者每石交银一两八钱。[26]九月，博霁接任川陕总督，由西安布政使鄂罗主持捐纳事宜。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陕西巡抚鄂海对此案做了总结性叙述。他说：西安地方捐纳米，十余年未能究查明白，各报捐官生等共欠米81万余石。前任巡抚华显催追二年，完结11万余石。自己到任严追，复得12万余石。其余米由于原欠人不能补偿，奏准实施以米折银代捐。“是以开除前征收米二十三万余石，于武功县等三县，原欠捐纳米共三十九万七千一百四十二石，将此代为捐纳，折取银共四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两，征收本色米八万八千余石。又于镇守等四州县原欠未完米十七万二千二百十三余石，将此亦代为捐纳，折取银共十七万一千六百余两，已收取本色米四万九千六百四十石。以上共收银六十万三千八百九十余两，米十三万七千六百余石。”“其银收存于库，米照数收储于仓。”于西安地方亏欠十余年之捐纳米项，俱照原数，尽行补捐完结。[27]随后，博霁奏报捐纳亏欠完结。他说：去年十二月，自接部文之日以来六月期限内，此项银皆已捐纳完结，收取存于布政使库内。”“十余年未完旧案皆获究查明白。”[28]

但事实上，代捐除了准许银米互易外，参与者并非只有地方的官员和监生等，还有京城的皇亲国戚。两江总督阿山说：“查西安救饥例，其捐纳官生亏空米石，历年未查明。故皇帝恩施，着亲谊宗族人等代捐，银米并收，不久全完。”[29]

康熙四十六年（1707）六月，在陕西巡抚鄂海奏折中再次提到：这次“代捐”,“未在原州县捐纳，俱准在布政使司代捐，即按照亏空数额另行招捐于官员、监生等。米折价取银六十万余两，其中户部移文拨银十七万余两为兵丁钱粮，现余银四十三万余两，如数存于布政使库内，于此并无亏欠项。又省城仓收取代捐米共十三万八千余石，其中拨给十一万余石为兵丁口米，又余二万八千余石，仍将列为兵丁口米给讫。州县钱粮内所欠者，不在捐纳项内”[30]。四十七年（1708），鄂海又有奏报：“前亏空捐纳米，经奏明代捐，照数全完，已收入库银六十万三千八百余两，入仓米十三万八千石。经由户部咨文，于四十五年将此银列为兵饷。”米支给官兵口粮。[31]

但在这项捐纳中，还出现了一些额外的报捐者，华阴县盈余米63万石一事，奏准代捐，已收完米32万余石，造册送部。其逾限未完米31万石，由川陕总督博霁以筹集甘肃四川兵饷请展限一年，但部议未准。是以注销该项未完米31万余石各官、监生名姓。但博霁坚持认为，此项捐纳可得银四五十万余两。徒然丢弃，甚力可惜。并具疏奏请，再赐限期六个月代捐。[32]随后又“蒙准在京城捐纳”,“京城替西安捐纳”[33]。

这次的京城替西安捐纳，是否即为前面两江总督阿山说的“着亲谊宗族人等代捐”，尚不清楚，但地方官一再请求以代捐的方式补捐，甚至不放过已经溢额的捐纳，说明捐纳对地方财政抑或对其个人的利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授尹泰为西宁总兵，以尹泰由穷兵而升，着令西北的满洲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捐送银两给尹泰。于是，总督博霁捐银二千两，陕西巡抚鄂海捐二千两，布政使鄂罗捐银二千两，按察使赫嘏捐银一千两，计共银七千两。[3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北地区的财政严重不足，且不断亏空，但官员个人却财力充足。

而且这起官生捐纳亏空案的原因依然没有查明。前面已经说到，经华显、博霁、鄂海等督抚的努力，最终以易地代捐的形式弥补了陕西十几年前出现的捐纳亏空。其中鄂海的任期最久。鄂海由笔帖式出身，任内阁中书、宗人府郎中兼佐领。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征噶尔丹时奉命赴宁夏办军需，后留任陕西，历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35]是西北最久任的地方大员之一，应该对地方钱粮事务清楚。但他并未奏明亏空的原因，而朝廷也未追究。也就是说，亏空是指报捐者未完政府所定捐额，还是政府收捐之后出现了捐纳钱粮的不明流失，对此并未指明。此外，该项捐纳亏空案，除了报捐人等拖欠之外，其他导致亏空的原因，以何种方式完补、代捐进行的过程，以及以米代银一石一两八千的高比价是如何被报捐者接收而又顺利完成的，都没有揭示出来。

对于西北地方大员不断以满足西北官兵军粮为由而奏请开捐，康熙帝也很是疑惑。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二十五日，他明确表示：“捐纳事例断不可行。如果行捐纳，亦止捐米石则可，若捐银补布政司之库，仍属无益。若令户部酌量将附近盐课银两拨解即可速至，倘爱惜钱粮，令捐补数只应准其在京捐纳，何故又令捐于陕西？其陕西捐纳事例迄今未清楚，以此而革职坐斩者甚多，事端百出，至今若仍于不清楚之中又复开一事例，使二事相混，愈至难明矣。此特欲借此以盖前项未完之空耳。今户部库中所贮钱粮四千万两有余，挽运此米用价不过用至四五十万，为拯济灾黎，而用四五十万亦不为多费。朕每岁节省之银亦足充此用矣。此项即算朕支用，其捐纳事例断不可行。”[36]康熙四十六年（1707）六月，康熙帝在给川陕总督博霁奏请加征捐纳的朱批中有这样的话：“西安、甘肃等地捐纳、代捐等事不断，乱了许多年，众论不一，甚是发愁。今又恐允准捐纳后，以河西地方遥远，捐纳人少，复奏请在近处捐纳。这大概原捐纳之米不清所致，不能没有疑虑。”[37]命暂停增加捐纳银两数额。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请开常平仓捐纳之例，斟酌捐贡生、监生等项。康熙帝的朱批是：此捐纳不可轻开之，应仔细[38]。

然西北尤其是陕西、甘肃，由于战事频仍、军需浩繁，其钱粮始终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状况之堪忧甚至令督抚大员也心生畏惧。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川陕总督华显就提出调入内地的请求，康熙帝令其明白回奏求调的原因。次年三月，华显回奏其请调的理由之一，就是甘肃地方民穷兵多，钱粮事务繁剧。“查布政使送来档册，一年追补银二十余万两不等，加之买价应补银，两项合计共银百万余两。此乃甘肃钱粮内之疑团所在。此等大事，甘肃巡抚（齐世武）不能察办，日以参劾为正直，凡事毫不承担，而推他人。”[39]可见，华显的顾虑在于他对甘肃省每年需要百万银两方能满足地方财政补给的真实性持有怀疑，对隐藏其中的官场陋习与痼疾已预感到有承担责任的风险。

可见，捐纳一旦开启，其过程中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亏空，所谓有捐纳则有亏空，这在康熙后期已非个别现象。特别是西北三省频繁开启的捐纳几乎无不亏空，康熙帝虽明知“亏空事源皆由捐纳所致”[40]，但却阻止不了捐纳对地方财政应急的客观需求，以至于亏空之后，官员再度报捐，以捐纳弥补亏空，甚或借捐纳掩盖亏空，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康熙朝以筹备西北军需开启捐纳的诸种后遗弊症，雍正元年（1723）二月，刑科给事中赵殿最有过总结，他说：“西陲用兵，暂开捐纳以济军需，此诚国家不得已之计，乃经收捐纳之各官与包揽捐纳之光棍，罔知顾忌，恣意侵渔。或虚出实收，认定得官之后加倍还项，或将现收在库之银为其子弟捐官，甚有捏造虚名冒捐知州知县，陆续贩卖与人，令其人在部具呈、改姓公然出仕者，此即亏空之原，百弊丛生。”[41]官场腐败恰恰是在地方财政的刚性需求中得以滋生并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