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朝东西方人口的迁徙流动

蒙古西征导致东西方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蒙古人出于对财富的追求和战争的需要，将大量的西域商人、工匠、军士签发东来。蒙古第一次西征后，签发的商人、工匠、军士多达10万余人，他们随着西征的军队抵达中亚、西亚、欧洲，并将大部人留在领区镇守。与此同时，随着蒙古远征军的东归，大批中亚人、西亚人、斡罗斯人、钦察人也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东方。元朝建立后，仍有大批王公、贵族、商人、使臣、传教士、学者等西域人士千里迢迢抵达东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人口的双向迁徙加深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交融。

一 人口的双向迁徙

元朝之前，也有人口迁徙，但主要是单向迁徙，主要以北亚的游牧民族西迁为主。而元朝的东西方人口迁徙则为双向迁徙，而且迁徙规模和范围远远超过之前的时代。有研究指出，“元代人口迁徙形式主要包括俘虏、戍守、流徙、出仕和经商”[6]。

随着蒙古大军的东征西讨，大批的随军人员，包括蒙古人、突厥人、唐兀人、契丹人、汉人等，随着战争的推进迁徙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并定居下来，他们精通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技术。

与此同时，被签发、征调、虏获的大批西域商人、军士、工匠被迫留居东方。经蒙古的第一次西征，西域诸部族许多首领纷纷率部来降。据元史记载，太宗元年（1229年），“西域伊思八剌纳城酋长来降”[7]。蒙古第一次西征后，被强迫东迁的西域诸部军士、工匠、驱口等高达数十万。西方的商人和使节，经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到达玉龙杰赤，翻越不花剌、撒马尔罕等地，到达天山北路东西交通要冲阿力麻里，再北行至阿尔泰山南驿道抵达蒙古都城哈拉和林，再沿丝绸之路古道抵达中原。按照蒙古惯例，凡归降者，当蒙古出征时，必须发兵助战。由阿剌里那颜所率的蒙古军攻陷巴纳克忒时，“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马尔罕及别的城市、村落，取得援兵，这样，该地集中了五万签军（由被征服的西域人组成）和两万蒙古兵，全部人马都编成了十人、百人的分队”[8]。由此可见，通过第一次西征，东迁的西域人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而随着第二次西征归降的西域军民数量猛增。“当拔都、蒙哥所率蒙古军于1235年继而西征时，为保全所属生民免遭涂炭，凡蒙古铁蹄所至，西域诸部族首领纷纷率众来降。”[9]通过第二次西征，亚述、钦察、斡罗斯等地的西域人迁至东方。随着旭烈兀的第三次西征，西域不少被征服的居民签发东来。蒙古大将拜住在奉命征讨巴格达途中，“掠杀阿布里斯廷（Aboulistin），杀居民七千人，虏童男女而去”[10]。旭烈兀大军攻破巴格达和叙利亚各城池时，被掠东去的人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大批的波斯人因为向往中土，携家人前来，后留居东方。居葱岭以西的大量回族人、钦察人、康里人、哈喇鲁人、阿尔浑人、亚述人、斡罗斯人、术忽、也力可温等西域人迁至东方。可见，当时东迁的西域人分为三种，即向往中土自愿迁徙至东方、被征服归降的西域诸部和军民、经常往来于两地的流动人口。前者为极少数，大部分东迁者具有被强迫的性质。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东迁，均将西域文化带入东方。

“蒙古人的精英集团中，则包括了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他们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贵族，充当管理人、包税人和中间人的角色。”[11]随着大范围的双向人口迁徙，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因此，人口的双向大迁徙，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促进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经济交流。

二 人口大迁徙促进了经济交流与发展

蒙古三次西征，将西方的工匠、商人、社会上层等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包括钦察人、斡罗斯人、亚述人、康里人、波斯、叙利亚、阿拉伯和欧洲基督教各国人士，等等。“成吉思汗攻陷撒马尔罕后，掠去工匠3万名，分赏给蒙古贵族。许多俄罗斯人迁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军兵，有的被贬为奴。”[12]元朝虏获的大量西域能工巧匠、军士进入元廷进行官营手工业生产和屯田，使元朝手工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商品交换分为民族内部的分工和交换以及民族间的分工和交换，民族内部的分工和交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民族间的分工和交换大多是基于自然环境的自然分工，而不是专业化的社会分工。”[13]东西人口双向迁徙，使西域各地能工巧匠、商人纷纷涌入和林、上都、大都等中心城市，使民族间的分工和交换随着城市的修建，以城市为依托，进行生产和交换。

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是西征中被虏获的能工巧匠最集中的地方，“仅和林一地就曾发现过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品”[14]。蒙古西征后，哈拉和林、上都、大都成为被俘的能工巧匠与商人的目的地，从契丹和中亚迁徙的工匠和商人定居上述城市，致使这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迅速发展为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中哈拉和林成为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首都。有研究认为：“随着蒙古对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这个历来被农耕社会视为荒野之区的地方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物产和操着不同语言的各类人物，一时成为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汇地。”[15]

1260年开平府被改为上都，政治中心由哈拉和林南移至上都。上都在忽必烈的建设下，很快发展为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域使臣、能工巧匠、教士、商人纷纷涌入上都，其繁盛程度超过哈拉和林。上都的交通发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哈拉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经丰州、宁夏、河西走廊通中亚。四通八达的驿道，使上都成为漠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上都城有很多手工业作坊，商业非常繁荣。有马市、牛市、羊市等，东西方大量商人云集于上都，进行贸易和长途贩运。

由于历代蒙古大汗重视和鼓励商业，优待各国各地区商人，蒙古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聚集了许多专为蒙古经济发展服务的回族商人，有一些成为专为王室服务的斡脱商人，从事官本贸易和高利贷经营。另一些回族商人专为蒙古汗庭贩运织品、珍宝、香料等奢侈品。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曾颁发“禁西北边回回诸人越境为商”[16]的禁令。该史料可见，元初，涌入元朝从商的西域商人数量很大，以致朝廷专门下令禁止其东来从商。从蒙古在草原修建城市之日起，西亚、中亚之回族商人就成为这些城镇的常客和居民，他们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路上，并跟随蒙古人，成为哈拉和林、大都、上都等元朝北方城市的主要商人，为这些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西征导致的人口大迁徙，促使西域能工巧匠与商人以自愿或被强制的形式涌入哈拉和林、上都、大都等蒙古重镇，无形中参与城镇建设，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

三 人口大迁徙促进了民族融合

蒙古西征，推动了东西方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打破了民族隔阂，打通了东西交通，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亚欧民族关系和民族结构发生了改变。元朝，西域东迁而来的诸多民族与东方本土民族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影响，增强彼此文化认同，实现民族融合。中国的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的形成便是元朝东迁的西域民族与本土民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民族。

13世纪蒙古大军的远征，使一部分蒙古人陆续离开蒙古高原，来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政权把蒙古人像种子一样撒向了欧亚大陆……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主导作用，他们的部落融合了当地民族、部落文化，由于互相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新的民族和国家。”

四大汗国的蒙古人大部分移至中亚、西亚和欧洲，而元朝的蒙古人留在了今天中国和蒙古国。四大汗国的蒙古后裔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哈扎拉人、卡尔梅克人、阿尔泰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等不同的民族。此次移民中，部分蒙古人留在了欧亚大陆的各个主要国家。

在成吉思汗时代，畏吾儿商人就贩卖粮食出入蒙古地区，“面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人贾胡以橐驼负至”，尤其是田姓畏吾儿商人，他们甚至出没于中原各省，所谓“且回鹘（即畏吾儿）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山东、河北”。这些贸易活动也促进了汉族与畏吾儿族的物资交流，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17]元朝大量蒙古人、色目人内迁，大批汉族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赴边，为各族人民交流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交流科学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友好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当时蒙古地区的上都、应昌、肇州等地，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在市者则四方之商贾与百工之事为多”。

迁徙人口传播各自文化，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的双向迁徙，将东方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养蚕丝织技术、丝绸、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世界各地，把中亚、西亚、印度、欧洲等地的天文学、葡萄、棉花、乐器、烟草、汗血马等传入东方，从而使东西方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人口双向迁徙，使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空前密切，使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西方的理算、朴买、商业斡脱组织、医学、天文学等均对元朝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原和蒙古文化也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

元朝的丝绸之路不仅具有经济和军事的功能，而且促进沿线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他们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伸向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双向迁徙，使中国与亚、欧、非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俗文化的民族，更加广泛和深度地交往。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队和伊利汗国的移民是现今阿富汗的哈喇扎人。鞑靼人是金帐汗国移民至东方的后裔，鞑靼人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它的文化是欧亚文明交汇的产物。

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不仅是中国文化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甚至是向世界传播的过程。文化与宗教的传播，促使民族融合，回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元朝以前就有相当数量的回族人自海路来到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经商居住，但回族人大批来到中国则是在蒙古几次西征之后。此外，元朝鼓励商业的政策使大批中亚、西亚擅于经商的穆斯林迁徙至东方，并到有利可图之地经营商业，这些都扩大了回族先民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回族商人跨地域的频繁活动也加速了他们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民族整合过程，并在元末明初最终形成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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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国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求是》2019年第1期。

[2] 李国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求是》2019年第1期。

[3]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4] [意]鄂多立克等著：《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5] [意]鄂多立克等著：《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6]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426页。

[7] 《元史·太宗本纪》卷2。

[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9]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0] [瑞典]多桑诸：《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

[11]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2] 张来义：《试论蒙元时期东西方人员的往来》，《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104页。

[13] 黄健英：《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14] 泰亦赤兀惕·满昌：《蒙古族通史》（第四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12月，第111页。

[15] 屈文军：《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6] 《元史·世祖本纪》卷11。

[17] 白钢：《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民族》196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