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朝到访元廷的欧洲人

元朝，以驿站为纽带的交通网络，缩短了欧洲与元廷的距离，到访元廷的欧洲人逐渐增多。其中有欧洲商人、传教士，法国人威廉·鲁不鲁乞、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意大利人约翰·马黎诺里等人，到访元廷的欧洲人把西方文化带到东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如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中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中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2]

一 欧洲商人、传教士的上都之行

蒙古的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欧交往空前发展。欧洲的商人、贡使、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还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追随派往大汗朝廷的欧洲特使的脚步，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踏上东方的土地。”[3]元政府扶持和鼓励外商经营活动的政策，促使西域人在商业中占重要地位，欧洲人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从而东西方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早在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时，派方济各会修士普兰诺·卡尔平尼东来，翌年七月到达哈拉和林，且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十一月，带着贵由致教皇书信回国复命。1249年，路易九世又派使者安德鲁东来，了解到蒙古人是优待教士的，1253年，即派修士卢布鲁光一行谒见蒙古蒙哥汗，受到友好接待，在元廷将近十个月才回国。对于往来的传教士、使者，元廷的回赐极为优厚，从此，使者、教士不绝于道。

与传教士相比，商人显得更为活跃。欧洲人来泉州经商，货物堆积如山。1340年出版的《通商指南》，是佛罗伦萨巴尔底公司经理裴哥罗梯写的，书中对到中国经商的情况写得很详细具体，详尽介绍了丝绸价格和交通工具，足以证明该欧洲商人可在内地到处进行商业活动，也反映了西方人对到中国经商的向往之心。上都和大都不仅是欧洲商人向往的丝绸之路重要城市，也是亚洲、非洲商人常来的地方，各国商贾云集的上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此外，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约在至元二年（1265年）两名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和其弟马泰奥来到上都，忽必烈热情接见，细询欧洲情况，并决定派一使臣和他们一起出使罗马教廷，且在给教皇诏书中，请选送百名精教律、通七艺的教士前来。这是元朝第一次主动遣使与罗马教廷通好。

总之，欧洲商人、传教士到访上都，不仅是元朝丝绸之路繁荣的体现，也是中欧文化交流、经济交流频繁的表现。

二 以马可·波罗为首的意大利到访者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和父亲东游是元朝的一件大事。他的父亲与叔父曾从君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经商。并东行至不花剌城，随后到达上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派遣使者出使罗马教廷，欲请教皇派熟知基督教教义、通晓艺术者百人来元廷，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兄弟被封为副使随行。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与教皇派遣的两名宣教士一同东来，但宣教士惧怕危险不前行，只有马可·波罗与其父、叔三人行走三年，在公元1275年抵达上都。他们路经的线路是东西贸易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他把旅途和居留元廷时的所见所闻整理、出版成著称于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影响之大，不仅限于地理范围，对当时的外交影响更深。马可·波罗西行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利用中国印刷术来印制纸币，最初是在13世纪由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传到西方，并引起欧洲人对于中国印刷术的浓厚兴趣，带给他们很大的启迪。

到访元廷的意大利人不限于马可·波罗父叔三人，还有和德理和鄂多立克等人。14世纪有意大利人和德理（Odoricda Pordenone）之来华游记，汉译为《真福和德里传》，也是元朝欧洲人东游的一部著作。

鄂多立克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元代东来的欧洲旅行家中，他是知名的一个。“他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哥罗·康蒂一起，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4]鄂多立克14世纪初来华传教，他取道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印度，再经海道历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到广州，然后他到泉州、福州，再沿钱塘江去杭州，然后由南京，扬州溯运河北上大都。在大都留居三年后返回威尼斯，他回国后将自己的见闻整理成书，名为《东游录》。此游录中，鄂多立克记述了丝绸之路沿边繁荣城市的贸易概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路途所见所闻，并对杭州、广州等地均进行了颇为生动的描绘。

三 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行的法国人

元朝是东西方文化汇集的时代，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coedes）所编著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囊括了从公元前4世纪至14世纪关于中国、印度、南海、中亚的一些地区的90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此外，研究8—18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经济、社会的一部资料汇编——法国东方学家费琅（Gariel Ferrand）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也是元朝时期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行的法国人的所见所闻。

1253年，法国王路易九世派方济各会教士鲁不鲁乞（Williamof Rubruck）前往哈拉和林。是年5月，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入黑海，经苏尔地亚，抵拔都的儿子撒里答住所，前往伏尔加河畔觐见拔都，12月抵达哈拉和林。鲁不鲁乞在哈拉和林遇见服务于元朝的俄国人、英国人、日耳曼和匈牙利人。随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复信返回欧洲，鲁不鲁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他将沿丝绸之路东行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著名的《东行记》，它是一部关于蒙古和中亚的重要资料，对东西交通史、丝绸之路贸易具有史料价值。他是比意大利到访者马可·波罗早半个世纪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法国人，对中欧经济与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到访蒙古王廷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1254年奉拔都之命，入朝觐见蒙古大汗，历时一年，路途所见所闻用亚美尼亚语写成了《行记》。这篇行记后被收录在《亚美尼亚史》中，该《行记》分别以俄文、法文、英文、中文译著，它既是元朝史、中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13世纪东西交通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资料。

海屯所行的路线是天山北道，成吉思汗西行和丘处机西行、耶律楚材和史家志费尼走的均是此道。他沿路记下了59个地名，这些地名目前得到逐一确认。

《行记》不长，但吸引了中世纪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关注，并对此行记的评价颇高，“一部就价值和意义来说，绝不低于其他行记的书，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尤其如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