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説明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别號一匏道人、梼杌外史等。他曾居湘西石船山，故以船山先生名世。船山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壽七十四。自晚清以來，船山以‘明末三大家’之一而爲士人所推崇，其思想對近代影響巨大，在中國哲學發展過程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慮到本叢書的體例，我們就在本書的點校説明中對船山的著作和生平作簡單介紹，周易内傳的前言對此便不再重複。
一 船山的生平和著作
船山早年從事舉業，主要以朱子學爲主。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張獻忠攻陷衡州，逼迫船山的父親王朝聘入輔。船山爲救父而自殘肢體面皮，示以不屈，後經友人營救得脱。是年十二月，明軍收復衡州。然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緊接著，清軍入關，大順軍西退。在此年五月到一六四六年短短不到三年時間内，南明先後有福王、潞王、唐王等幾個政權旋立即滅。一六四六年十一月，桂王立於肇慶，明年改元永曆。在這個時期，戰事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衡州相對穩定，船山一方面上書章曠、何騰蛟、堵胤錫等人，陳述對時局的看法；一方面痛定思痛，往經典中尋求撥亂反正的道理。丙戌（一六四六年），他正式研究周易，同時開始編春秋家説。
丁亥（一六四七年）五月，清軍下衡州，船山家人逃兵難，王朝聘病亡。戊子（一六四七年），金聲恒、李成棟先後在江西、廣東反正，再加上農民軍餘部的配合，産生了抗清的一個小高潮。不過，由於力量分散、指揮不當，局面又陷入被動。船山也曾組織小部分的武裝起義，以失敗告終。他本來産生了奉老母歸隱的志向，但還是不甘心淪亡，渴望有一番作爲：‘此非嚴光、魏野時也。違母遠出，以奉君命，死生以之耳。’我們在船山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批判嚴光之類的‘高士’是他的重點之一。永曆四年庚寅（一六五〇），船山前往梧州投靠永曆政權，拜行人司行人。其間他多次彈劾王化澄，王氏忌恨在心，將興大獄以陷害；船山憤激咯血，經由高必正説解，得休假離朝，往桂林依瞿式耜。是年八月，船山罹母憂；明年，船山返鄉。
永曆六年壬辰（一六五二）春，張獻忠部將孫可望將永曆帝安置在安隆，形同軟禁。秋，李定國東征，由廣州而入衡州，有好友招船山偕往投奔。船山筮得睽之歸妹，知事不可爲，遂立定幽隱之志，作章靈賦。因孫可望從中作梗，李定國力難獨支，節節敗退，衡州復爲清軍占領。此後，船山一直流離各地，躲避清軍搜索。
船山幽隱，不再躬自參加抗清鬥争，並不意味著他從此灰心放任。政治生涯的終結，正是學術生命的新開始。爲了保存文脈道統，船山開始閲讀、講解、注釋經典。永曆九年（一六五五），船山三十七歲，在晋寧山寺作周易外傳，而後成老子衍。此後一段時期内，船山遍注群經，先後作了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説、春秋家説、春秋世論、詩廣傳、禮記章句等。當然，在此期間，永曆帝於辛丑（一六六一年）冬被執，南明正朔最終滅亡，船山十分悲痛。而戊午歲（一六七八年），吴三桂於衡州稱帝，其黨屬船山作勸進表，船山逃入深山，作袚禊賦以明志。
三藩之亂，吴三桂與清軍在衡州相持，民不聊生，很久纔穩定下來。船山於己未（一六七九年）還居湘西草堂，一方面修訂舊作，一方面收徒設科。其學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除了詩文之外，船山有幾部非常重要的經典解釋著作，即己未（一六七九年）的四書訓義，乙丑（一六八五年）的張子正蒙注（庚午重訂）、周易内傳，丁卯（一六八七年）的讀通鑒論，辛未（一六九一年）的宋論。
壬申（一六九二年）正月初二，船山正衾而終。他自題墓石曰：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横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兹丘，固銜恤以永世。
綜觀船山一生，前半生匍匐救世，赴湯蹈火；後半生埋首經籍，以守道自任。要言之，其正大剛健之章姿、卓絶特立之制行，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追往而無負於先聖，思後且有啟乎來哲。
船山精力旺盛，著述非常豐富。他對於四書五經都有自己的注釋，於周易有周易外傳、周易稗疏、周易大象解、周易内傳，於尚書有尚書稗疏、尚書引義，於詩經有詩經稗疏、詩廣傳，於禮學有禮記章句，於春秋有春秋稗疏、春秋世論、春秋家説、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於四書學有讀四書大全説、四書箋解、四書訓義等。
除了經部之外，他於史、子、集皆有重要著作。史學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讀通鑒論、宋論；子部儒家類有張子正蒙注、思問録、俟解，道家類有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道教類有愚鼓詞，佛教類有相宗絡索；集部有楚辭通釋等。其他著作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他博涉四部、融攝三教，是中國古典思想和學術的一座高峰。
二 周易外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船山早歲從事舉業，受朱子學影響比較大；而後確立自己的學術思想，批評陽明，同時對朱子學亦加以規正；而後他發現自己與張載、周敦頤最相契合。嵇文甫先生總結説他‘宗師横渠，修正程朱，反對陸王’[1]，是比較中肯的。
船山的主要學術著作，自周易外傳始，以周易内傳終。可以説，易學是貫穿船山一生的學術。他論易與他經的關係説：
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之儀，樂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統會其理。
在船山看來，易爲諸經之本。至於易學與理學的關係，船山曾説易是‘性學之統宗，聖功之要領’，也就是理學所依止的最核心經典。其周易内傳發例嘗自述治易經歷曰：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於讀易。
戊子，避戎於蓮花峰，益講求之。初得觀卦之義，服膺其理，以出入於險阻而自靖；乃深有感於聖人畫象繫辭，
精義安身之至道，告於易簡以知險阻，非異端竊盈虚消長之機，
翕張雌黑之術，所得與於學易之旨者也。
乙未，於晉寧山寺，始
外傳。
丙辰，始
大象傳。亡國孤臣，寄身於穢土，志無可酬，業無可廣，唯易之
道則未嘗旦夕敢忘於心，而擬議之難，又未敢輕言也。
歲在乙丑，從游諸生
之解説。形枯氣索，暢論
難，於是乃於病中勉
作傳。
由上可見，船山的幾部易學著作皆與他的出處進退、哲學思考密切相關。上面這段話没有提到周易稗疏的著作時間，筆者經過考訂，認爲至少在外傳之後，而與内傳時間較相近。至於船山易學的宗旨，其周易内傳發例嘗總結道：
大略以乾坤並建
宗；錯綜合一
象；彖爻一致、四聖一揆
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
義；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
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訓，辟京房、陳摶、日者黄冠之圖説
防。
詳細的解説，可以參考本叢書所收周易内傳箋釋的整理説明部分。周易外傳是他的早年著作，未必包含以上所説的全部内容，但很多思想已可在外傳中見到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外傳’‘内傳’這樣一個詮釋系統。它自然與古代注經傳統‘内—外’的區分有關，比如韓詩外傳與韓詩内傳。‘外’意味著對於經典比較自由的解釋。在船山那裏，外傳是以問題爲中心，經書成了發揮問題的憑藉；内傳則謹守體例，依經文立注。‘外傳’與‘（詩）廣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春秋家）説’明顯爲一類的注經體式。外傳不是依經立注，而是由許多單篇小論文構成，每一篇就卦爻中的某一個話題展開討論。論述的内容，則包括治國、教民、用兵、理財、君臣關係、君子小人關係、出處、生死、修養工夫、形上學等各類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緊貼著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的精神。因此，外傳更展示了那個時代士人的思想風貌，以及船山剛正、博大的精神氣象。
不少學者認爲，周易外傳晦澀難讀，不易理解。困難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義理的艱深，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其修辭風格。船山十分重視修辭。如果仔細分析其修辭，那麼他文中很多寫作的方法和段落結構也就容易理解了。總體而言，外傳的風格類似經義文，這應該與他從事舉業有關係。當然，他的經義文不同於那種僵化的、程式化的八股。他認爲：‘經義之設，本以揚搉大義，剔發微言；或且推廣事理，以宣昭實用。’[2]外傳每一篇皆有一個主題，許多篇章都能看到起承轉合。它對周易卦爻辭的引證，多是拈爲己用，服從於文章的中心思想；而不是遵照古代注解，以訓詁字詞爲目的。
周易外傳是船山比較早的一部著作，相較於周易内傳的中和含蓄，外傳顯得更加宏肆，甚至有一些‘狂狷’的精神。其實狂狷的境界已經是許多人難以企及的了。外傳對於道家、佛教、陽明學都有尖鋭的批評，甚至製造話題來引出批判。這些批評，固然見仁見智，許多研究佛、道和陽明學的學者也可以辯護和反批評。但有趣的是，船山於佛教有相宗絡索，於道家有莊子解，於丹道有愚鼓詞、楚辭通釋。這些都説明，船山對於他所批評的對象有深入的了解，而且並非完全拒斥佛、道、陽明學。那麼外傳的一些批評，就可以理解爲針對末流的棒喝和遮詮，其措辭雖然激烈，但只要能接通船山的所指，這些言辭，便能如冰之將釋了。
綜言之，周易外傳是以發揮周易的道理爲主，不在於解釋周易自身的文本。但他的這種發揮，恰恰是大易精神的淋漓展現。此書的論述崇有、崇實，反對凌空蹈虚。在人生觀上，船山既反對消極頹廢的枯寂隱遁，淡漠一切功利；也反對一味追求功利和貪圖享樂。在政治上，他既反對無爲而治，也反對慘苛寡恩。通過兩方否定，他的追求也可以推知，那便是儒家的中道。這種中道，是以敦實的品格、以剛健昂揚的精神奮發有爲，不因時局衰亂而沮喪放棄，不因繁榮太平而流連忘返。這種力量，不是忽然之間的爆發，一冲之後便没有了力氣；而是一步一脚印地踏在大地上，堅實地前行。唯有如此，纔没有什麼能使他有所畏懼和氣餒。中華民族至今猶能自立於世界，也是這種精神在起作用。
三 外傳的流傳及版本情況
船山幽居僻壤，所論又犯當政之忌諱，故著作未能在清代前中期廣爲流傳，只有幾種考證性的著作如周易稗疏等曾選入四庫全書，因而船山被當作考證學中的一員。清後期，經過鄧顯鶴、曾國藩等人的刊刻表章，船山的著作纔大行於世，且對中國近代許多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如譚嗣同、熊十力、青年毛澤東等産生了重要影響。特别是曾國藩同治間在金陵節署所刻船山遺書，搜訪遺稿不遺餘力，又延請著名學者劉毓崧主持校勘，在近代以來比較通行。此書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後來太平洋書店重印，亦主要以此本爲底本。
鄧、曾等在刊刻遺書時，主要依據的是船山後人的抄本。當遺書刊刻完成之後，這些抄本頗有散佚。一九四九年後，經過周調陽等先生的整理、研究，許多抄本的抄寫人、抄寫年代、與刻本關係等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在彙集各種抄本的基礎上，嶽麓書社於一九九六年出版了船山全書的點校本，此書依據多種抄本，對傳世各種刻本的一些錯誤予以了訂正，對於船山研究的文獻學基礎有極重要的意義，主持者楊堅先生可以説厥功至偉。當然，校書如掃落葉，此書在點校中也出現了一些標點的失誤；還有些誤字，不知是抄本原有的錯誤還是印本新增的。二〇一一年，嶽麓書社再版了此書，對初版做了有限的改動。
此外，王孝魚先生曾取曾國藩刻船山遺書本周易外傳加以點校，又參考了周調陽據抄本所作的校記，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六二年出版。一九七六年，中華書局又出了修訂版，改爲簡體。
該書的注本方面，王孝魚先生有周易外傳選要譯解，著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華書局于二〇一三年出版。孝魚先生學殖深厚，是船山學研究的專家，吾輩楷模。譯解一書亦頗得體要。作注釋的話，自己不明白可以偷懶不注，但翻譯却是偷不了懶的。譯解不但翻譯得很認真，而且把船山隱藏的意思也都補足，與王文錦先生譯禮記同妙。可惜此書只選了外傳的一小部分。日本學者高田淳有王船山易學述義，煌煌兩巨册，以周易外傳爲中心，附帶處理了周易内傳發例、周易大象解。其論述的方式，先列船山文字的訓讀，而後加以解釋，因此主要是述解性的工作。在述解中，高田淳比較了船山易學與以往易學的異同，並涉及了船山易學在其哲學以及歷代易學史中的地位等問題。惜筆者淺陋不通日語，此書又無中譯，故無法參考。另外陳寶森、陳獻猷兩先生著有周易外傳鏡詮，對其中的字義、典故、文句等皆作了注解，還附有翻譯，用了很大的功夫。只可惜注者對於易學知識、理學思想以及那個時代的思想狀况不十分瞭解，故錯謬時見。鑒於此，筆者在撰寫研究船山易學的博士論文時，便取周易外傳、内傳加以校訂、箋釋，力求能更準確地解讀船山。二〇一六年，筆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船山周易外傳箋疏一書。當時校訂倉促，書中有一些錯别字，還有一些注釋不完整。時過數年，我對於外傳文本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故此次對舊稿重新做了整理，除全部改爲傳統標點和版式，改正錯字之外，還增補了許多注釋，改寫了不少表述，某些費解的段落也增加了一些白話譯解。不作説解的地方，應該是我認爲容易明白的。但文句的明白，並不意味著義理的最終領會。在船山面前，我是小學生；在國内外衆多船山研究重鎮面前，我也只是一個學習者，還是真誠地請求各位方家不吝指正。
四 整理凡例
（一）本校注以曾國藩在金陵節署所刻船山遺書本爲底本（文中簡稱‘底本’或‘金陵本’），以嶽麓書社二〇一一年船山全書本爲對校本（文中簡稱‘嶽麓本’），以中華書局所出版繁體字和簡體字點校本爲參校本。嶽麓本據抄本點校，又比勘諸本，其校記十分詳備。但仍有一些與金陵本不同的文字没有出校，不知是嶽麓本新增加的，還是抄本原有的。此次整理吸取嶽麓本校記的成果，並進一步就異文之是非作斷定，同時將嶽麓本與金陵本的異文校出。斷定爲金陵本誤的，以（）表示删字，以[]表示補字。嶽麓本的異文，本書校記直接稱作‘嶽麓本作某某’，如果涉及異文的判斷，則偶爾引用嶽麓本的校記。
（二）本書的校勘和注釋以脚注的形式列出，注釋分爲以下幾類：一是注釋難字、典故，二是講解相關的易學知識背景，三是點明船山想表達的意思，四是對某些複雜或費解的語句直接加以翻譯。我們秉持‘以船山釋船山’的原則，深入船山的時代背景、思想和學術資源、船山根本的哲學觀點等進行注釋。在解釋一些典故時，盡量援引船山有可能看到或用到的典籍。本注釋亦間或採擇王孝魚先生周易外傳選要譯解，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説法。
（三）本書分章、標題也一仍底本，但對一卦下的多個篇章，則加‘一’‘二’等加以區别。正文用宋體字，原書正文間的小注用楷體字，以示區别。
（四）本書標點中，對於六十四卦名，除了在引用卦爻辭的時候加書名號（波浪綫）之外，其他情况一概不加；‘易’字只是作爲典籍意義的時候才加書名號。
（五）本書在進行注釋時，還或多或少參考了嵇文甫、張岱年、朱伯崑、蕭萐父、蕭漢明、陳來、張立文、張學智、許蘇民、吴根友、汪學群、陳贇、鄧輝、劉梁劍、曾昭旭、林安梧、杜寶瑞、林亨錫等先生的説法，因整理體例，書末不再列出相關參考文獻。
谷繼明
二〇一八年六月
[1] 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六二年版，頁一〇九。
[2] 夕堂永日緒論，見船山全書第十五册，嶽麓書社二〇一一年版，頁八六七。